1956《贾桂香》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杨早杨匡汉 本章:1956《贾桂香》

    体裁:诗歌

    作者:邵燕祥

    原发刊物:《人民日报》

    发表时间:1956年11月29日

    当代文学家往往与历史吊诡和风雨人生为伴。

    少年作诗、早慧成名的邵燕祥,一个花甲轮回,也是与欢乐而悲苦的时代同行。

    在《献给历史的情歌·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中,邵燕祥写道:“我对自己的诗,若说有所偏爱,那就是1956年11月的《贾桂香》。这首诗写得不够深刻,也还有失真之处,但确是从我的血管中流出的血,真诚的血。诗中所哀挽的死者的尸骨,二十多年该已化作尘泥了吧,而这首诗却和我一道经历了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初期一次又一次的批判。”

    这里的“有所偏爱”,并非这首诗在思想上有多么深刻或在艺术上有多么高超,而是指从诗人血管中流出的第一滴真诚的血。仅仅是这一滴血,邵燕祥在那个不允许“清醒”的年代遭到了严厉批判,却也因悸动的灵魂而留下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页。

    这首诗写成于1956年11月17日。十二天后发表于《人民日报》。诗作的缘起,见篇尾的一则“附白”:

    佳木斯园艺示范农场青年女工贾桂香,受不住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围剿,在7月27日自杀。《黑龙江日报》记者王戈写有调查记,登在10月11日《黑龙江日报》上。读之心怦怦然,因写这首诗呼吁:不许再有第二个贾桂香!

    贾桂香在诗人笔下,是一个“天上的白云像头巾飘荡,地上疾走着快活的姑娘”,共青团员,生产小队长,在她面前,“生活比这原野还要辽阔,幻想比这大路还要宽广”。然而,只因为师傅“孔大叔”像关心自己的女儿一样在晚上散会后骑车载着她回家,只因为自己加班加点而无暇顾及家务,就引来了“师徒关系不正常”、“还不给爱人做饭”等等旧礼教的流言蜚语,团支部叫她写思想检讨,向上级申诉被拍桌子打回,怀孕了还勒令她抬大箩筐……陈腐的观念,主观的独断,官僚的作风,“墙倒众人推”的群体暴力,迫使贾桂香最终走上绝路。诗人义愤地天问:

    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

    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

    何其芳当年有首题为《花环放在一个小坟上》的小诗:“你有珍珠似的少女的泪/常流着没有名字的悲伤/你有美丽得使你忧愁的日子/你有更美丽的夭亡”(1932年9月)。在新中国的早春,邵燕祥不能不就贾桂香之死发出异议:“我不忍落下这最后一笔/中国不该有这样的夭亡。”

    邵燕祥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内部工业组副组长。诗人自道:“我所从事的新闻工作,使我必须面对当前迫切的主题。”(《给同志们·后记》,1956)他像那个时代所有年轻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向新生活,歌唱新事物,写出了《到远方去》、《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在夜晚的公路上》、《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在大伙房水库工地上》等等与时代共振、与青春合拍的诗,成为许多朗诵会上的保留节目。诗人对年轻朋友们说:作为刘胡兰的同龄人,“你要唱她没有唱完的歌/你走她没有走完的路程”。邵燕祥诗歌中的核心意象是“远方”。“远方”不仅是诗人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想象方式,更是那个时代普适的文化心理。

    《贾桂香》成了诗人“面对当前迫切主题”的一个例外。它是诗人直面人生的使然。在一场风暴中,却因为这首诗,加上访苏回来说过的一句话“赫鲁晓夫太毛糙”,以及所谓“搜集阴暗面材料”等等,1957年9月3日被划定为“右派分子”。于是,《贾桂香》被列为扫荡之列。

    批判调子最高、下笔最狠的,当数洪永固《邵燕祥创作的歧途》(《诗刊》1958年第3期)一文。文中这样斥责:

    《贾桂香》一诗里,作者射出更为恶毒的子弹。他打着攻击官僚主义的幌子,实际上把我们党团基层组织描写成漆黑一团,对社会主义制度倾泄了深刻的仇恨。

    作者不仅把新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了恶毒的歪曲,一切都是畸形的,病态的,黑暗的;并且还无中生有地大肆捏造。例如,贾桂香去找王禄场长(按:诗中并无“王禄”之名),可是“只许场长批评”,“不听小贾半点情况”,“场长把桌子拍得山响”,她受了场长训斥,又去找上级时,却被“团支书拦在门坎上”,直到贾桂香被折磨到死。作者把我们的基层党团组织描写成地狱一般,邵燕祥并不就此罢休,他进一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出了反动的叫嚣:“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这里,作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他的感情思想,真是昭然若揭,不打自招了。

    显然,批判者脑袋乱了,运用的是颠倒的逻辑:直接间接对贾桂香之死应负责的人,一律无罪;揭露和抨击这种现实生活中阴暗面的诗人,立场反动。如今历史已翻过一页,对于曾经操刀动笔的批判者,自然不必苛责,因为当时的文学批评浸泡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中: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文学批评可以随时变成“真理在手”的政治判决书。邵燕祥当时已被打入另册,失去了话语权,只有在心中慨叹:“这样的文章在一个全国性刊物上发表的时候,我没有发言。不是我没有什么可说,而是我已被置于剥夺了申辩权的被告的席位。”(《读书》1980年第4期)

    邵燕祥作为热血青年,作为理想主义者,一旦因诗获罪,便被投入了“思想改造”的炼狱。他承受着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心灵煎熬,也曾有过人格的分裂:一方面,为了摆脱“被告的地位”,他不停地检讨自己,扭曲自己,努力“改造思想”,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为社会“所用”;另一方面,又心存不满:“我亦革命者,你亦革命者,为什么你有权处置我,而我竟然无辩白余地?”“我也是一个人,跟你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天生也有做人的根本权利,你凭什么剥夺我的权利,让我屈辱地俯首听命?”(《找灵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在“驯服工具”与道德良知之间的挣扎,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这种痛苦并非发生在邵燕祥一个人身上,不少和他命运相似的作家,都有过整个人格蜕变以至丧失良知的轨迹。他们成了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

    这种罹难继续到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贾桂香》依然是不断要算的老账。在1969年7月10日的一次批斗会上,就有这样的简要记录:

    邵的《贾桂香》,血淋淋的控诉。等于说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制度。邵的诗中,这是最动感情的一首。动了哪个阶级的感情?控诉了哪个社会?

    “会上的批评组成一张网”,是说无中生有的批评,“人言可畏”。

    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描写,如怀孕还叫抬筐,不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从周围的人到团支部都让她检查。场长。团支书。漆黑一片,那样残酷。所有的人都不像她爱人那样关心她。作者的态度:控诉。

    拿到帝修反国家,香港、台湾,是最受欢迎的材料。

    ……邵不顾一切地撕破了自己的画皮,跳了出来,与社会上的右派结成同伙,上下配合,互相支持……还觉得配合得不过瘾。觉得煽风点火劲还不足。“贾”结论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扼杀了贾桂香。田汉还只为演员青春请命,邵以“贾”进行控诉。出格的、得力的干将。配合非常紧,心领神会,默契。邵。邓拓。王实味。

    (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贾桂香》标志了诗人使命和创作走向的转折。邵燕祥后来在编自选集时,从1959年到1977年整整18年间,没有一首诗入选。他写道:“在编年序列中发现空白,那空白也是无声的言语,诉说一段历史。”(《邵燕祥诗选·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的《五十弦》中,邵燕祥自称“春天夏天全都输给了岁月,换取一个失败的人生”。不过,成败毕竟要由历史来评说。事实上,《贾桂香》于80年代起得到了重新肯定,如王光明认为此诗“体现了一个现实主义诗人的血性”、“在生活道路上成熟的标志”(《在诗中寻找新的“自己”》,《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苗雨时确认此诗是“诗人真诚看取现实的正义之歌”(《一个不断寻绎灵魂的诗人旅程》,《诗探索》理论卷2007年第二辑)。更重要的是,邵燕祥像许多负责任、有思想的知识者一样,既有深刻的反思,其所指又移向明天:“时间啊,时间不会倒流/生活却能够重新开头/莫说失去了很多很多/我的伙伴,我的朋友——/明天比昨天更长久!”(《假如生活重新开头》)他创造了自己的二度青春,以清醒的审他与审己的兼具,以大量的诗歌和杂文,续写献给历史的精神性的“忧乐百篇”,构成当代知识分子的又一份心灵笔记。

    (杨匡汉撰)

    邵燕祥:《到远方去》,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

    《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邵燕祥:《忧乐百篇》,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诗探索》理论卷2007年第二辑

    《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杨匡汉:《当代人情绪的历史》,《文学评论丛刊》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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