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雪浪花》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杨早杨匡汉 本章:1961《雪浪花》

    体裁:散文

    作者:杨朔

    原发刊物:《红旗》

    发表时间:1961年第20期

    翻阅三卷《杨朔文集》,我注意到:散文在杨朔的作品中只占一小部分,小说占大头;而且,杨朔本来志不在散文,而是在小说,在以散文名世之前,已经发表《三千里江山》等中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通讯报道,当时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然而,时代更青睐的,却是他的散文,这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形别有一番滋味。然而,真正使杨朔的散文非同寻常的,却是他的“诗”。杨朔是一位诗人,一位天真的诗人。

    曾几何时,杨朔散文风靡大江南北,与之同时,杨朔式的散文也广泛流行,经久不衰,在中国大地上演了一幕蔚为大观的“杨式团体操”。据《散文》1984年第10期发表的《散文现状纵横观》一文对某一天来稿的统计,“百件中竟有十一篇是写小溪的,八篇是写日出的,五篇是写贝壳的。这些作者所在地域不同,职业年龄各异,但却如此不谋而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联想引申的路数也大致相同,最后‘升华’的路数也别无二致。”由此可以窥见杨朔散文的影响力。

    《雪浪花》是杨朔散文的代表作,叙述“我”在海滨休养时,遇到的一位人称“老泰山”的神奇老渔民,缘起是海边的一块相貌怪异的礁石,此礁石满身沟窝,坑坑坎坎,状如面团。就在几个好奇的姑娘议论纷纷、感到不解时,一个欢乐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是叫浪花咬的。”发出这个声音的,是一位刚出海打渔归来的老渔民,身材高大结实,一把苍白胡子,眉目神气宛如秋天的高空,清朗而深沉。老渔民随后这样开导姑娘们:“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这番饱含人情世故的妙语吸引了“我”,使“我”了解了“老泰山”身世及其称呼的来历:他从小走南闯北,经得多,见得广,是生产队的智多星、主心骨,天长日久,成了大伙们依靠的泰山。几天后雨后初霁,“我”又见到老泰山,这次是手推独轮车,出来帮人磨剪刀,从他的谈吐中,劳动者的高风亮节,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还有对美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尽显无遗。不经意间,剪刀磨好了,老泰山高声地对“我”说:“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上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动。”随后,老人收拾好家什,跟我道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然后“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写到这里,“我”发起议论:“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花,激起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作者犹觉不足,另起一行,继续写道:“老泰山姓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笑笑说:‘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诉我。”

    今天的读者读《雪浪花》,难免会产生一种怪异感。说它是散文,又像诗;说是诗,又像寓言;说是寓言,又有几分神话的味道。尤其是老泰山这个人物,总让人觉得装模作样,言谈举止与他的身份多不符合,头上带着光环。明眼人知道,装模作样的,其实并不是老泰山,而是作者杨朔。不过,在那个艺术“高于生活”的革命浪漫主义时代,这一切都很自然,谁也不会觉得奇怪;成为问题,那是后来的事。

    杨朔的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学评价史上经历了两起两落的命运。1961年杨朔的代表性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出版不久,好评如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相继刊发评论文章,老作家冰心、曹禺、周立波纷纷撰文予以肯定;高歌今认为杨朔的散文“最可贵的特点在于,通过优美的艺术形式,深刻地表现了我们的时代和生活的诗意”。(《光明日报》1962年3月1日)林志浩认为“他的散文很像诗,精致玲珑,给予读者以美的情思与美的享受”。(《人民日报》1962年3月14日)洁泯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万字长文,对杨朔的散文作了全面论述,认为:杨朔近年来的作品,“出现了一种前所少有的诗的意境,文章闪发着新的光彩”,“在艺术上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的风格”。(《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杨朔的散文在当时声誉鹊起,不是没有原因的。其时,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时刻,经过“反右”、“大跃进”的折腾,中国元气大伤,亟需休养生息,这时中共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与文艺政策,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催生出一个久违了的“文艺小阳春”。杨朔的散文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然而,杨朔能够成为那个时代散文的艺术高峰,还有个人的原因:诗人的气质,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加上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摸索;其成功的秘密则在于:杨朔将诗歌的比兴手法融入散文,创造了一个似真似幻、神话般的人间极乐世界,为饱受苦难、渴望幸福安定、“大团圆”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人调制了一道美味的“心灵鸡汤”。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文革”狂飙降临,杨朔的作品被打成“修正主义毒草”,扫进历史垃圾箱,本人受到残酷的迫害,不久饮恨离世。

    “文革”结束,否极泰来,经历十年打压之后,杨朔的散文迎来一轮强劲的反弹,艺术声誉于此时达到巅峰。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这样评价:“在我国当代散文发展中,杨朔是有重大开拓与贡献的作家。他自觉地把诗与散文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散文的美学价值。其影响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而在由全国十所高等院校18位专家参与编写的、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中,杨朔已被视为中国当代散文第一人,全书的章节安排上,魏巍、刘白羽、秦牧、巴金与冰心、吴伯箫与曹靖华等同处一章,各自仅占一节,只有杨朔一人独立成章,共占三节,如此特殊的“待遇”,表明杨朔散文在“十七年”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书中认为:在杨朔多方面的文学创作中,散文成就最高,“他是建国以来人们公认的第一流的散文作家”,“从1956的《香山红叶》起,杨朔进入了散文创作的成熟期,形成了以浓郁的诗意为主要特色的个人风格,大大开拓了抒情散文创作的新天地”。

    杨朔散文的东山再起,有“文革”后“拨乱反正”的背景。所谓拨乱,就是清算“文革”的错误;反正,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正确,杨朔散文作为十七年散文公认的杰作,受到推崇,被“正典化”是顺理成章的。然而这种将“十七年”与“文革”截然分开的观点,无论于事实上,还是于逻辑上,都无法成立。历史业已证明:“十七年”已为“文革”做了充分的铺垫,“文革”是“十七年”合乎逻辑的、也是极端的发展;“十七年”的文学在“文革”中被当做“封、资、修”毒草铲除,是“不断革命”的文化激进主义自我吞噬的结果。唯其如此,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对“十七年”的质疑也开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杨朔散文受到重新审视和评价。

    梁衡是最早对杨朔散文提出质疑的人之一,他的《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批评家》1987年第2期)一文,对杨朔模式做了全面的研究和批判,阐释了杨朔模式的形态、产生的背景;概括了杨朔模式的两个特点:内容上的虚幻性与象征性,结构上的稳定性,即“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指出杨朔模式的本质是假,是一个叫人“忘记自我、为空头政治服务的假模式”,造成的流弊是模式化、僵硬化,使散文的艺术之路越走越窄。随着时间推移,对杨式散文的批判也逐步地升级,马俊山在《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在反思中国现代新文学、新文化发展悖论的背景下,对杨朔散文做了激烈的批判,认为杨朔散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散文,而是“神话”,是一种新的八股时文,杨朔散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变质,创作心理非个性化时期的产物,它表述的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一种群体的或者“美”的幻想。马文依据西方“现代性”的理论观念和西方个性主义美学对杨朔散文的批判,应当说非常的犀利,无可辩驳,只可惜缺少一种“同情的理解,理解的批判”,陷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

    到上世纪末,随着新一轮的“重写文学史”尘埃落定,杨朔散文从云端降到平地。在陈思和主编的(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中,关于杨朔散文的论述,仅仅是“时代的抒情”概述下几句对“杨朔模式”的简单交代。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这样写道:“在杨朔的年月,寻常事物,日常生活在写作中已不具独立价值,只有寄寓、或从中发现宏大的意义,才有抒写的价值。这种‘象征化’,其实是个体生活、情感‘空洞化’的艺术表征。自然,杨朔的散文在实施这种从一切事物中提取宏大政治性主题的‘诗意’模式时,靠某种带有‘个人性’特征的取材,也靠与古典散文建立的联系,增加了一些‘弹性’,使观念的表达不致那么直接、简单。这种‘弹性’,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赞扬。”这是对杨朔散文中肯的评价。而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在对杨朔散文做一定程度的肯定之后,重点分析了杨朔散文在思想上艺术上的缺憾,认为杨朔散文存在“为诗意而诗意”的局限性,也就是为了追求诗意,作者往往将日常语言与场景烙上自己非常单一的“诗人”的色彩,因此而给人矫揉造作的感觉;同样,作者对意境的经营也有模式化乃至僵化的倾向,值得反思:“杨朔所谓的‘意’基本上是一套既定而僵化的‘时代理念’或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境’则是作者于浮光掠影中截取的所谓新人新事、新变化、新面貌等,其所谓‘意境’则是将上述两者生硬拼凑起来。”庄周认为:“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齐人物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

    杨朔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命运沉浮,反映了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历史的混乱无序由此可见一斑。杨朔散文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只有回到产生它的语境中才能看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第一次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百年阴霾一扫而光,民族精神空前高昂。这是一个需要歌颂、值得歌颂的时代,甚至连胡风这样的特立独行、充满批判精神的人,都写出了《时间开始了》这样的长篇颂诗。然而,50年代初期的许多散文,沿袭解放区文学的路子,简单粗鄙,标语口号化严重,尽管很革命,却无法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于是,如何歌颂这个新时代,鼓舞人们的革命意志,成为文学创作必须解决的课题。杨朔的散文以明丽精致、含而不露的形式歌颂了那个时代,天衣无缝地迎合了时代的审美需要,在当时独占鳌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杨朔散文最为后人诟病的,是它的虚假。一边读着杨朔1956-1962年期间那些莺歌燕舞的作品,一边回味“反右”、“大跃进”所导致的天灾人祸,心里确实不是滋味。问题在于,当时人们并不觉得杨朔散文假,反而为之陶醉,这是什么道理呢?理由很简单:假作真时真亦假,当整个党、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陷于狂热,相信黄金的预约将要兑现,向着共产主义天堂狂奔时,有谁会觉得这是假?翻一翻当时的文学作品,有几篇能摆脱“虚假”的窠臼?当时又有谁怀疑过它的真实性?这就是历史潮流,沛然莫之能御的历史潮流,否则就不会闹出这么多匪夷所思的荒唐事来。从这个角度看,过分地指责杨朔“虚假”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也不公平,不如知人论世,还原历史,揭示“虚假”产生的根源。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重群轻个的心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有所依附。近代以降,在风雷激荡、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革漩涡中,许多人在选择革命与进步的同时,也放弃了独立性和主体意识。这一切在杨朔的《我的改造》(1949)一文中有相应的表述。这篇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主体意识、独立人格一步步丧失,归依于集体的心路历程,最后这样写道:“力量是从群众当中来的,离开群众,我是多么渺小,多么孤单啊!人民改造了我(虽然我改造的还很不够),我知道我是永远离不开他们了。”(《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更何况,杨朔是一位天真的诗人,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世道的凶险,历史的复杂,人性的丰富,几乎不在他的审察之中。正如石兴泽论述的那样:“杨朔不具备思想家的素质,他是个诗人,是个纯净善良的诗人。他长于诗意的发现而短于本质的揭示。尤其糟糕的是,他往往用诗人的良好愿望理解现实,并且在创作中做诗化处理。且不说走马观‘花’,看不到残柳败絮,即使看到,也不一定引起他的兴趣;即使引起注意,他也不一定去写,因为那时不允许暴露阴暗面;退一步说,即使允许写,杨朔也不一定写。20年间所受的革命教育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使他相信:写阴暗面便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他是那样热爱新社会,歌颂唯恐不及,岂能抹黑?”(《人物》1998年第11期)

    杨朔散文以自己的方式真实地演绎了那个时代单纯、乐观、狂热、夸饰的风貌。随着一个新时代到来,它的褪色是命中注定的。这不仅是杨朔的遗憾,也是那个时代的遗憾。

    (李兆忠撰)

    杨朔:《我的改造》,《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洁泯:《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梁衡:《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批评家》1987年第2期

    马俊山:《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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