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哥德巴赫猜想》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杨早杨匡汉 本章:1978《哥德巴赫猜想》

    体裁:报告文学

    作者:徐迟

    原发刊物:《人民文学》

    发表时间:1978年第1期

    1978年第1期《人民文学》刊发了一篇两万字左右的报告文学,即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文学价值较高的纪实性作品中,能以不长的篇幅引起巨大反响和普遍共鸣的,除了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就是徐迟的这篇作品了。

    《哥德巴赫猜想》虽是应《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约请而写的,虽然属于“社会订货”性质的写作,但却是一篇不同凡响的作品,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应和着“新时期”拨乱反正、除旧布新的时代精神,传达出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强烈吁求,发出了热爱科学、研究科学的热情呼唤。对于经过了漫长的蒙昧主义之冬的中国科学家来讲,它是传递春消息的第一只北归燕;对于受尽“仇智主义”歧视和迫害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讲,它是吹面不寒的第一缕南来风。它虽然只写了陈景润一个人,实际却是唱给所有科学家、所有知识分子的赞歌。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以后,《光明日报》反应最为迅速,1978年2月16日便全文转载,随即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一个月来,读者纷纷投函本报”;1978年3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四篇题为《让科学插上翅膀飞翔》、《继往开来,前程似锦》、《苦战不息,攻关不止》和《巨大的鼓舞,深刻的启发》的读者来信。事实上,这样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个别地区和个别领域,而是波及到全国的几乎所有地区和所有领域。1978年3月19日,《黑龙江日报》上发表的题为《时代需要这样的壮丽诗篇》的评论文章,就向人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情形的准确信息:“大气洋洋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了!人们争相传阅,互相推荐,霎时成了舆论的中心!多少外行人也对极度抽象的数学定理表现了神奇的兴趣,这是近几年广大读者多么少有的情景啊!”1978年3月26日,《四川日报》发表的题为《一首向科学高峰攀登的鼓动诗》的署名文章,也描述着同样的情形:“《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在报刊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抢着看。不管在学校,在工厂,甚至在公共汽车上,都可以听到人们在议论着这篇出色的文章,在传颂着一个动人的名字——陈景润!”张炯也在一篇文章中说:“描写数学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一经发表,就震动了文坛,震动了全国。人们奔走传告,争相阅读。多年来,很少有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像它那样,在广大读者中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博得如此众多的赞叹,引动如此宽泛的议论。”(《报告文学的新开拓——读〈哥德巴赫猜想〉》,《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贵州日报》、《大众日报》、《福建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河北日报》、《人民日报》以及《文学评论》、《长江文艺》、《新疆大学学报》等杂志,都发表了读后感或评论文章。全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年无分老少,为了一篇赞美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而如此激动,如此兴奋,今天看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对一个经历了仇智主义的漫长冬季的时代来讲,却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那么,徐迟的这篇报告文学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为什么会引发那么多人的强烈共鸣?

    20世纪70年代末期,既是一个旧的历史时期的终结,又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端。人们一方面“犹有余悸”地向可怕的“蒙昧主义”时代告别,一方面又怀着热切的期待迎接崭新的“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在此前的数十年的时间里,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一直陷入混乱而盲目的“自在状态”,主观任性的“空想主义”和急于事功的“盲动主义”大行其道,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损失。经历过一系列“浩劫”和灾难洗礼的中华民族,终于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一个社会如果想健康发展,就必须尊重科学,必须热爱知识,必须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把自己的公民培养成理性的现代公民。徐迟的报告文学写作,顺应了破除迷信、摆脱愚昧的时代要求,热情地肯定了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充满了呼唤科学的人文主义激情。徐迟的包括《哥德巴赫猜想》在内的报告文学,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以肯定知识和科学的价值为主题,表现出对时代情绪的敏锐感知,对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极大地满足了“思想解放时代”的强烈需要——这是它们获得人们认同、引起巨大反响的根本原因。

    文学必须以人为叙写对象,只有写出了令人心痛或喜爱的人物,一部作品才能被读者接受。徐迟这篇报告文学真实地揭示了陈景润的艰难、屈辱的生活状况,把他从被妖魔化的毫无尊严的“牛鬼蛇神”,还原为有个性、懂感情的真实的人,还原为有抱负、有追求的与众不同的科学家,塑造出了一个此前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未曾有过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是,由于严重的偏见和不信任,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被打入了另册,不仅失去了工作和研究的条件,失去了向社会贡献才智的机会,而且被当做“改造”的对象,备受凌辱和迫害,普遍沦入丧失尊严的可悲境地,许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世无争的陈景润也未能幸免,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虽然几次提到他遭受了“恶毒的诽谤”和“恶意的污蔑”,但并没有细致具体地叙述他因为遭受“残酷迫害”而从三楼跳楼自杀的情节,只是在一篇谈《哥德巴赫猜想》创作经过的文章中,才简单地讲述了陈景润被打的情形以及跳楼的经过。徐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了陈景润对于科学的热爱,对于科学研究的执著,写出了一种近乎纯粹的科学精神和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

    爱因斯坦在一篇谈普朗克的文章说:科学家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总是想逃避个人生活中的丑恶难堪的粗俗;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段话既符合陈景润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也启发了徐迟的写作。徐迟在这篇报告文学中突出刻画的,就是陈景润身上的真正的科学家性格,是他为追求科学而之死矢靡他的执著精神。他没有朋友,独来独往,孤独而寂寞,“自从升入高中以后,他越发孤独了。同学们嫌他古怪,嫌他脏,嫌他多病的样子,都不理睬他。他们用蔑视的和讥讽的眼神瞅着他。他成了一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的畸零人。长空里,一只孤雁。”这是一个几乎纯粹生活在科学世界的人。他的心中日思夜想的,只是那些让他寝食难安的数学问题。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用大量典型的细节描写揭示了这一点:“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思考,探测精蕴,进行了大量的运算。一心一意地搞数学,搞得他发呆了。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他把全部心智和理性统统奉献给这道难题的解题上了,他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的两眼窝凹陷了。他的面颊带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头炎严重,他咳嗽不停。腹胀、腹痛,难以忍受。有时已人事不知了,却还记挂着数字和符号。”一个民族倘若想进步,想成为一个有教养的、让人尊敬的民族,就不能没有这样的纯粹的、以追求科学真理为务的知识分子;一个民族如果是理智的、有远见的,就不能不尊重并保护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在物质上给他们提供可靠的生活保障,而且要让他们在精神上享受到充分的自由感和安全感。

    然而,陈景润置身其中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生存境况。他的房间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小小房间,只有六平方米大小。这房间还缺了一只角。原来下面二楼是个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三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房间是刀把形的。显然它的主人刚刚打扫过清理过这间房了。但还是不太整洁。窗子三槅,糊了报纸,糊得很严实。尽管秋天的阳光非常明丽,屋内光线暗淡得很。纱窗之上,是羊尾巴似的卷起来的窗纱。窗上缠着绳子,关不严。虫子可以飞出飞进。”与物质上的贫困结伴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恐惧和折磨。“总有一些人不肯放过了他。每天,他们来敲敲门,来查查户口,弄得他心惊肉跳,不得安身。有一次,带来了克丝钳子;存心不让他看书,把他房间里的电灯铰了下来,拿走了。还不够,把开关拉线也剪断了。于是黑暗降临他的心房。但是他还得在黑暗中活下去呵,他买了一只煤油灯。又深怕煤油灯光外露,就在窗子上糊了报纸。他挣扎着生活,简直不成样子。对搞工作的,扣他们工资;搞打砸抢的,反而有补贴。过了这样久心惊肉跳的生活,动辄得咎,他的神经极度衰弱了。工作不能做,书又不敢读。工宣队来问:为什么要搞1+1=2以及1+2=3呢?他哭笑不得,张皇失措了。他语无伦次,不知道怎样对师傅们解说才能解释清楚。工人同志觉得这个人奇怪。”他活得极度卑微,见了什么人都毕恭毕敬,“见人就谢”,挂在嘴上的两句话是“谢谢你”和“很高兴”。读这样的细节,仿佛在读契诃夫的小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哀感——正是这样的令人揪心的细节,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引起了他们的同情和共鸣。

    清英雅秀、诗意盎然的语言,则是《哥德巴赫猜想》吸引读者的另一个因素。徐迟是一个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修养都很高的作家。他的语言古雅而又清新,句式灵活但又敢于采用对称严整的骈体,且能点石成金地引用古语,从而创造出一种别有韵味的修辞效果。例如,“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风靡云蒸,阵容齐整。”就巧妙而自然地将曹植《与杨徳祖书》中的话挪借了过来,强化了作品的文采和美感。例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发生了一场内战,到处是有组织的激动,有领导的对战,有秩序的混乱,只见一个一个的场景,闪来闪去,风驰电掣,惊天动地。一台一台的戏剧,排演出来,喜怒哀乐,淋漓尽致;悲欢离合,动人心扉。一个一个的人物,登上场了。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谢得好快呵。乃有青松翠柏,虽死犹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有的是国杰豪英,人杰地灵;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在这段备受赞誉的文字里,作者将气势劲健的排比与“高下相须、自然成对”的“丽辞”,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从而达到了刘勰所肯定的“玉润双流,如彼珩珮”的修辞境界。当然,另一方面,过于浓烈的抒情有时显得缺乏理性的节制,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刘勰所批评的“露锋文外”、“篇中乏隐”的不足。

    正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徐迟有诗人的激情,但缺乏成熟的思想;他更多的是按照外在的尺度简单地表现生活,而不是按照自己高度自觉的理性认知来发现和揭示生活。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缺乏深刻的理性认知,对人物置身其中的社会也缺乏深刻的了解,例如,他对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对“个人崇拜”的危害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就缺乏应有的认识,这样,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一方面控诉“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一方面却对“文革”大唱赞歌:“无产阶级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政治大革命。狡诈多变的资产阶级不得不负隅顽抗,作垂死的挣扎。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整个人类的四分之一,不分男女老少,一齐动员起来。壮丽的大革命,把工、农、兵,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还有圣徒和魔鬼,一古脑儿卷了进去。检举和被检举,揭发和被揭发,批评和反批评,批判和自我批判。人人触及了灵魂;三千年积污要涤荡。我们的生活朝气蓬勃了;生活中大量的阴暗东西就自行暴露了。渣滓浮上表面了;驱除它们就容易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方面,光明面,毫光四射了;阴暗东西的危害之大,也就越加明显了。”由于在写作《哥德巴赫猜想》的时候,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决议还没有公布,所以,徐迟仍然习惯性地歌颂“文革”。他关于“文革”的议论看上去似乎是辩证的,实在是含混的、矛盾的,与实际的情形是不相符的。这显然属于旧时代留给这篇作品的“伤痕”。这是应该指出的问题和缺陷。

    (李建军撰)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徐迟:《江南小镇》,1990年第2期

    张炯:《报告文学的新开拓——读〈哥德巴赫猜想〉》,《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

    雷茂奎:《试论〈哥德巴赫猜想〉及其他》,《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1-2期

    江新:《徐迟报告文学的创作历程与艺术风格》,《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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