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随想录》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杨早杨匡汉 本章:1980《随想录》

    体裁:散文集

    作者:巴金

    首次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0年6月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巴金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他痛定思痛,写出了一大批朴实、深刻的杂文和随笔。

    《随想录》是一首悼亡的安魂曲。“文革”期间,巴金虽然九死一生,侥幸地活了下来,但是,他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却一个个被迫害致死,尤其是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萧珊,刚刚51岁,便因为恐惧和绝望赍恨而殁。这些朋友和亲人的死,给性格内向、天性敏感的巴金带来巨大的痛苦。巴金的《怀念萧珊》、《纪念雪峰》、《悼方之同志》、《怀念老舍同志》、《赵丹同志》、等文章长歌当哭,寄慨遥深,曾经感动了无数的读者。

    《随想录》的核心主题就是反思并揭示“文革”的封建主义特质;它的锋芒所向,就是反专制,反愚昧,反对压抑人性、践踏人类尊严的昏暴。“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人是怎样变成“兽”的?人们的心上留下了怎样的伤痕?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谁应该为这一切负责?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和灾难再次发生?巴金开始了痛苦而深刻的反思。

    如果说“仇智主义”必然导致谎言的流行,必然使很多人把“说假话”变成一种消极的习惯,那么,“启蒙主义”则强调真理的价值,必然把“说真话”当做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原则。“说真话”是巴金在《随想录》中反复涉及的话题,他曾经写过至少四篇专门谈论“说真话”的文章;“说真话”也是他“晚年奋斗的目标”,是在《随想录》写作过程中身体力行的写作伦理。他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提倡“说真话”,是因为经过了“文革”,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我挨了好几十次的批斗,把数不清的假话全吃进肚里。”那些“永远正确的人”更是把说假话当做家常便饭,“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不脸红。……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风信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着哪里。”然而,“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在他看来,“文革”本质上就是一场说假话、做假事的运动。

    从艺术上看,《随想录》属于高度自觉和成熟的写作。与“说真话”的精神姿态相应,巴金的《随想录》在叙述方式和语言形式上显示出一种很可宝贵的品质———洗尽铅华,去除雕饰,表现出一种质朴、清真的风格。在浮华侈丽的“纯文学”很受推崇的时代,在“为文造情”的写作大行其道的时代,巴金的这种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很容易被误解,甚至很容易被贬低。1980年香港的一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黎活仁《我们对巴金’就出现了47次之多。”一位李姓的学生说:“《随想录》的缺点正是忽略了文学技巧,以致文字意义太肤浅,太表面化。”一位苏姓的学生则说:“全书内容结构松散、缺乏张力,文字累赘,令人看得恹恹欲睡。”一位方姓的学生的判断更是斩钉截铁:“容我大胆下一个结论,就文学的观点而言,《随想录》是一本彻底失败的作品。”

    对于“港大”学生的批评,巴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并不为我那三十篇‘不通顺的’脸红,正相反,我倒高兴自己写了它们。从我闯进‘文坛’的时候起,我就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东京对日本读者讲话,我仍然重复这个老调。”巴金从来就不是一个“纯文学”论者,而是一个把写作的目的和目标看得很重要的作家,因此,他一直反对那种迷恋技巧的倾向,讨厌那些繁采寡情的写作:“有人得意地夸耀技巧,他们可能是幸运者。我承认别人的才华,我缺少这颗光芒四射的宝石,但我并不佩服、羡慕人们所谓的‘技巧’。当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笔抹杀,因为我没有权力干涉别人把自己装饰得更漂亮。每个人都有权随意化妆。但是对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红的这样一种文章我却十分讨厌。即使它们用技巧‘武装到牙齿’,它们不过是文章骗子或者骗子文章。这种文章我看得多了!”

    《随想录》是朴素的,但却并不苍白;它是温雅的,但却内蕴着庄严的愤怒。它是一杯上等的淡茶,细细品味,便觉得余香满口。这是一本说真话且包含着大爱的忧患之作,是值得人们认真阅读的一本书。

    读《随想录》的随想(杨彦成)

    巴金的魅力 巴金的含金量——读《随想录》手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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