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日本野心不可谓不大，但一般不表现出来，他们只是埋头努力，条件成熟，野心自然显现。中日两国的民族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说到底，民族性格与个人性格是一样的，都要受到环境及文化的影响。
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昌盛和先进的国家，稳居世界中央，中国之名或许来源于此。自古以来，中国的内部展开过反反复复的惨烈争斗，王朝一个又一个频繁更替，历史一遍遍被刷新改写。由此，中国人更像老子的太极图中所体现的，虚虚实实，老于世故，处变不惊。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曾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描述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无论人们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都会发现，中国人是而且肯定一直是一个谜。
中国人与日本人相比是“缺乏紧张”感，日本这个民族从小就是在忧患中长大，由于饱受风霜磨砺，他养成了坚忍不拔的性格。众所周知，日本列岛面积狭小，土地贫瘠，自然环境相当恶劣，而且时时刻刻处在地震、海啸、火山的威胁之中。和地大物博的中国相比，日本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全靠白手起家。所以，日本人的物质生活向来十分节俭。
在历史上，日本从来也没有像朝鲜、越南那样，心甘情愿地以小事大。他对中国从来都是心怀叵测的。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国家元首都知趣地自称“国王”，唯有日本自称“天皇”，不但僭越了中央帝国“皇帝”的名号，而且比“皇帝”还要高一级。日本和中国一样，自称“神州”，而且自称是“日出之国”，在写给中央帝国的第一封国书中，开头写道：“日出之国君主致日落之国君主”。这个弹丸小国自尊心之强十分引人注目，事实上，正是由于他的自卑才导致他的高度自尊。生活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先进国家身边，日本没法不为自己的体型瘦小文化落后感到深深的自卑。他们把自己和中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理解成是自己先天不足。所以，日本人有着强烈的唯意志论，超越并战胜中国一直是日本的目标。
2000年8月15日，在日本的石川县，突然多了这么一块碑，高达12米，上书“大东亚圣战大碑”。纪念碑每个字都有一个人高，显得巨大壮观。这座耗资1亿日元的纪念碑据称由旧关东军作战参谋以及日本的战友会、遗族会的400个团体共同建立。发起建设这座碑的有关人士透露，要以此告诉日本后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出征并非错误。他们更扬言“大东亚战争”是一场解放亚洲的圣战。
二战结束已经一甲子有余，今天二十岁上下的日本年轻人，已经是战后第三代了。比起战前、跨战争时期以及战后出生的第一代、第二代，他们这一代，在思想意识方面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他们在想什么？如何看待与中国的交往？对历史的认知情况如何？
手上沾有中国以及亚洲人民的鲜血的日本军人，绝大多数都已过世了，如果让今天的日本年轻人上溯两三代为祖上去反省谢罪，是否可能？
中国历史上，两三百年改朝换代一次。后代绝不会为前朝的“罪行”负任何责任，正因为前朝有“罪”，才要取而代之。但日本，如果从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公元前六七世纪）开始算，“万世一系”，至今已有125代天皇了，有“换代”而从未“改朝”。时过境迁，根据中日双方调查，现在的日本年轻人脑子里，传统的历史观和欧美的现代思想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他们心目中，即使老一代有罪，也轮不到他们来赔罪、道歉——爷爷、太爷爷的作为与我何干？而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历史问题”，在他们看来却成了是在动辄拎起“上辈子问题”敲打日本。
《国际先驱导报》分析称，究日本人“厌华”缘由，往往是所谓“中华思想”——主要是指自秦汉以来，中国自以为世界之中心，中国人又惯于强烈表达自己的主张。日本人一般隐藏得很深，从不说出来，而是藏在心里，但到了压不住的时候，就会以很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日本战败投降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内始终不认真道歉和认错，并不断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极右势力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日本自身的原因之外，二战结束前后美国的对日政策难辞其咎。
日本投降后，美国从其称霸全球的战略利益出发，在日本投降问题上，在开罗宣言所要求的“无条件投降”的强硬立场上不断退步，同日本作了一笔不光彩的交易，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对战犯的惩治也极不彻底，这为战后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保留了孽根。
美国督促日本通过的和平宪法的内容是：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此，“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换句话说，就是规定日本无权对他国开战，也不得保有武装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宪法被称作“和平宪法”。
然而，就在美军对日本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改革的时候，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国的主要对手已经变成了苏联。
1948年5月26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劝告”，即所谓NSC13号文件。此后，在这份文件的基础上，于10月9日正式形成了NSC13.2号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美国军政两方经过协调后形成的，所以它大体上确定了新的美国对日占领的基本政策和目标。
可以说，以这个文件的形成为标志，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即1948年以后，美国已经不再想削弱和打击日本，而是要扶植日本，要把日本培养成美国在东亚的基地。
1948年10月，远东委员会同意美国关于结束甲级战犯审判的提案，东京审判仅仅进行了第一批战争嫌疑人的审判便草草收场。包括岸信介等重要战犯在内的其他在押的嫌疑人大多在此后陆续被释放，这些战犯在未对其战争罪行做任何反省和改造的情况下，很快就重返政坛。
关于赔偿。1948年3月21日，美国陆军部公布了“斯特瑞克报告书”，这个报告书强调恢复日本经济需要外部援助，因此，其规定的赔偿数量，比原鲍莱方案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副部长德雷珀（Draper）偕同斯特瑞克再次到日本，并于6月又发表了“德雷珀报告书”。这个报告书所规定的赔偿额又比“斯特瑞克报告书”大为减少。1949年5月，远东委员会的美国代表麦考埃发表声明，最后宣布停止实施赔偿计划。
与此同时，“冷战”仍在不断地激化。1950年6月，“冷战”终于演变为“热战”，朝鲜战争爆发。
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促使日美关系由“敌国”变成了“盟国”。在此期间，美国的政策在日本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将日本作为战争物资的供应地，并决定重新武装日本。违反战争结束前夕盟国约定的不得单独与日本媾和的协议，与日本单独媾和，并把日本纳入所谓“自由主义世界”，日本经济从此一跃而起。
1951年9月8日，日本在与美国等国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时，还与美国单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决定美军在媾和后长期驻扎日本，日美关系变成了同盟关系。
与联邦德国相比，即使是在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褫夺公职的处分也不十分彻底。战后初期，在盟国占领下的德国实施了非常严厉的“非纳粹化”政策。
例如，在美国占领区，对18岁以上的所有德国人都发放了询问表，调查其与纳粹的关系，其结果有占成年人人口四分之一的344万人受到了起诉，有78万人受到了各种处分。为了不使纳粹重要分子漏网，甚至不得不采取了轻罪重判的做法。
在法国占领区，至1945年末已经撤换了45%的官吏，其范围涉及从国境边上的小镇到曾经短时间参加纳粹党的最有名的大学教授。在英国占领区，则解散了所有曾经与英国有债权关系的商业公司。苏联占领区对纳粹分子的追究更加严厉。全德国有112万人受到了解除公职的处分。
在亚洲，由于苏联和中国被排除在对日占领和媾和条约之外，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如此监督和牵制美国。这也就更加深了在日本人的意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美国的战争、日本是败给了美国、日本人只对美国人负有战争责任的错误认识。
此外，美国对日本的占领还实行所谓“间接统治”，这种占领方式与盟国对德国的“直接统治”有很大的区别。在德国，占领军完全抛开德国政府，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在日本，则保留了日本政府，美军是通过日本政府行使统治权。
历史是连续的，在改革没有触及的角落，一旦国际国内条件成熟，还会沉渣泛起，造成影响。即使是在60多年后的今天，一部分日本人还是不肯就对外侵略的罪行诚心认罪，少数右翼分子甚至还从根本上否认日本发动过侵略战争；一些日本人依旧看不起亚洲人，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纠纷不断，亚洲各国人民对于日本的警惕和不安正在增加。所有这些，都是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给当今日本造成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