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民族精神内核是什么？如果允许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忍”。忍，不是单纯的，是需要伴随相当的心理操作和外在对应的“技术”的。自古以来，经受过千千万万自然灾害的日本民族，对应自然，相当娴熟。可以说，日本人的忍辱负重，能屈能申，即使是越王“勾践”也望尘莫及。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一文化现象和日本的气候特点密切相关。

    日本国土资源匮乏，矿产资源尤其短缺。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列岛没有原生的居民，都是移民，而且日本列岛直到近代才统一成日本国，产生了强烈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危机感。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流传着“日本岛沉没”、“日本人沉溺太平洋”等恐怖预言，日本人每天都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

    所以，日本民族的性格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根主线，那就是由强烈的危机感促成的“忍”，即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要生存便要不断“忍受”，直至成为强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都要拼命成为强者。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切都应由实力来说话。除了实力说话，日本人从不真正同情弱者，也不理会别的游戏规则。

    强者意识是了解日本民族的一条主线，而受强者意识的影响形成了许多衍生的观点和态度，如在日本人心中没有绝对的善恶标准，也没有绝对的正义和邪恶的分别，只有强弱之别、等级之别、贵贱之别等等。总之，通过力量的对比，日本人很快就能建立起规则——要么我听你的，要么你听我的，没有平等协商的余地。

    “忍”的上面，是一把刀，放在心上，有被迫的意思。而从语态上讲，也属于是被动行为，意思就是现在有危机逼迫着你，你没有办法，不得不去忍受。试想一下，把你放到一个四面环海的岛上，山多地少，还要经受时不时的地震，你的心情会如何？如果你能身临其境般的去感觉，你就能了解岛国日本人“忍”的根源。正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在日本人的心态里，埋下了“忍”的基因。“忍者”也是日本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这个称谓正式使用是在日本江户时代，但忍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加久远的年代。据说在日本首次派遣“忍者”完成任务的是圣德太子。在当时，忍者普遍被称为“忍”，同时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对忍者也有其特有的称谓：如飞鸟时代称为“志能便”，奈良时代称为“斥候”，战国时代叫法很多，其中流传最广是“乱波”，由武田信玄命名，而江户时代使用的就是和今天一样的“忍者”。

    江户时代是忍者这一名称正式确立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在德川家族统治下和平时期的开始，这导致忍者失去了活动的舞台，作用越来越小，终至于淡出人们的视野。许多忍术也因而失传。关于忍者活动的最后记载，是1637年的“岛原之乱”，忍者作为幕府的部下参与了这场战斗。

    忍者的特点，主要是为主君进行秘策、破坏、暗杀、收集敌方前线情报、搅乱敌方后援基地等种种背后的谍报活动。因此，日本关于忍者的历史记录寥寥无几，目前只发现忍术秘本中记录了圣德太子身边的一位忍者，忍者的起源也成为一个历史难题。

    目前，日本各地虽有无以计数的忍术流派，但追根究底，忍术的源头都要上溯到伊贺（三重县西北部）、甲贺（滋贺县南部）两地。两者祖出同缘，多有亲戚关系。但若彼此的雇主（主君）处于敌对关系，他们便不得不同室操戈，甚至兄弟阋墙。

    忍者世界中，有四项基本戒律：不准滥用忍术（只能用在公事上）、舍弃一切自尊（逃命要紧）、必须守口如瓶（即便为此失去性命）、绝对不能泄露身份（这条最为根本）。忍者在以下三个时代最为活跃：11世纪末至12世纪末的源平时代、13世纪的南北朝、14世纪中旬至15世纪末的战国时代。

    要做到“忍”字，必须隐藏起来，与黑暗为伍，也不能留下只言片语，以免日后东窗事发。阴谋、鬼祟都是其特征。日本人的军事才能，突出地表现在擅长奇袭上。中国抗日战争中，日本鬼子趁天黑夜深、偷偷袭击的情节，这些并非凭空杜撰。近代史上，日本几次对外战争的胜利，都是借助这种攻其不备、先发制人的手段，其中最典型的，要数1941年12月7日的偷袭珍珠港的成功。

    成功的奇袭，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忍耐”，就是不管如何艰险漫长也能忍耐的劲头儿，二是“突发”，就是时机成熟给对方以致命打击的爆发力。这两个条件日本军队都具备，日本人的“性格”，早已为此作了铺垫。

    偷袭珍珠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并且要冒极大的风险，日本55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必须横越太平洋，航行将近3000英里的路程，途中任何一个疏忽都有可能被美军侦察机发现，而前功尽弃。凭着高度的组织纪律和顽强的耐心，日本海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攻击目标，趁周末美军戒备最松懈之际，对停泊在珍珠港内的军舰和瓦湖岛上的飞机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袭击，于瞬间给对方以毁灭性的打击。

    从战术上看，奇袭的威力毋庸置疑，但也不是万能，假如对方防范严密，它就无机可乘。而从战略上看，它是一把两面刃，有可能带你走向胜利，也可能导致灭亡。

    1964年出版的麦克阿瑟回忆录中，麦克阿瑟说日本人还像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你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就跟你闹。为什么成年人怎么会像孩子般乱闹？事实上，与中国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同，日本的统治自古以来都是“密室政治”“阴谋政治”，他们喜欢玩“保密”，不希望“外人”看明白，就如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一幅微笑的面孔，对“琐事”的方式、方法，拐弯抹角的暗示，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敲打，其实可能隐藏着晦暗不明的其他企图……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也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当你用绝对的力量震慑他，获得尊重便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日本作家阿川宏之在《山本五十六》里这样描写，山本在华盛顿驻美大使馆工作时，和一位名叫法华律孝太的人下将棋——

    饭后，山本走到法华律面前说：“你会下将棋吧？”“会。”法华律的话音刚落，山本便马上要来了将棋，布好棋子儿，两个人下了起来。趁对方尚未摸清自己的棋路时，山本发动突然袭击，从中路飞“车”，法华律没料到他这一招，很快失了第一局。法华律头脑很冷静，他边下边仔细观察山本棋艺的特点。他发现，山本只注意猛烈的进攻，不注意退守，而且在进攻中主要利用突袭的方法，以求速战速决。法华律针锋相对，先是主动采取守势，以软克硬，顶住对方的猛烈进攻后，再转守为攻。这一招使山本进攻受阻，处于被动状态，结果连失三局。据说从那以后，山本再也没有主动要求同法华律下棋。

    这次下棋提醒了法华律，他深有体会地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如果稍微留心研究一下日本海军主要将领山本五十六个性的话，至少也能估计到他可能对夏威夷发动突然袭击。

    山本的性格，可以说是日本军人性格的典型代表，这种“性格”用于战争，确实有相当恐怖的一面，感觉迟钝的民族碰到这样的对手十之八九要吃亏，通常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打得一败涂地，失去还击能力。中国吃过这种亏，俄国吃过这种亏，美国也吃过这种亏，历史的教训太值得总结了。

    就日本而言，往往重战术，忽视战略，因小失大，不可避免地变成灾难的根源，短视把日本送上了失败之途。现在日本人研究发现，当时日本陆军只擅长培养旅团一级的主官和师团一级的副官。所以单个日本军的师团旅团行动起来，能打出很漂亮的仗来，但到了军或者方面军一级，则反而经常可见互相牵制、动弹不得的情形。另一方面，日本陆军的军官们从小学直到老死都在军队里混，完全不知政治、社会为何物，这群受了张良的教育，上着韩信的岗，还被给予了刘邦的权力，被大家尊为“民族精英”，会做出什么荒唐事情来呢？

    克劳塞维兹的军典《战争论》名闻遐迩，但日本帝国陆军虽少有人仔细拜读，但却视之为圣典般盲目的跟从。错误概念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本书只是一部谈及可能的战争及可预测性的战争的书，是部尚未完成的书。1806年，在克劳塞维兹26岁时，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在仔细检验后，他得到了一个假设，即战争的天性就是要制服敌人，且是用暴力去实现自身的意图。而且，军事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消灭敌人的抵抗能力。然而实现自身意图，常常被消灭敌人的抵抗能力所取代，后者反而成为战争的目的。根据绝对战争的哲学，这即成为歼灭型战争的理论。

    然而，随着拿破仑战争的进行，克劳塞维兹发现歼灭型战争只见于1805年、1806年，以及1809年的三场战争。其他战役则为有限战争，换句话说，仅只为肉搏战。所以，克劳塞维兹必须自我辩解说绝对战争论虽然逻辑严谨，但无法被用在现实上，而且他又说，“在战争中，实际经验比任何抽象的事实还有用”。

    克劳塞维兹也以现实战争论为基础称：“那种一旦战争发生就得把政治观点丢置一旁的说法，除非是纯粹的敌意使得每场战争都成为生死存亡的斗争，否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事实上，就像我们曾说的，那不过是政治本身的表示；将政治观点臣属于军事实在荒谬愚蠢，因为是政策制造了战争……”自其备忘录出版以来，克劳塞维兹转变了他对战争的观点，并宣告他将修订《战争论》。同时他采取预防措施，声称假如在他死前《战争论》的修订版尚未出版，而未修订的该书却出版了，它恐怕将引起误解与批评。事实是克劳塞维兹果真在他的《战争论》修订版出版前辞世……之后这部书被德国和日本引为军事圣典。

    所谓日本的军国主义，即军事绑架了国家，政府不能管军队，军队直接向天皇负责。反过来，军队却能管政府！当时有一条军部大臣现任武官制的规定，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出任。有了这条规定，内阁对军部就只能唯命是从。只要军部对内阁不满意，两个军人大臣辞职而且不派新大臣就行了。这样内阁只能垮台。

    平时日本军队的最高编制是师团（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师），师团以下单位分别是：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和分队，分别相当于中国军队的旅、团、营、连、排、班。所谓日本“小队长”，其实就是个排长。师团长直属天皇。战时若干个师团编成军，若干军再编成方面军，像什么“南方方面军”、“北支方面军”等。最高司令部称为“总军”，像太平洋战争时期就有“南方总军”之类的。另外还有一些“独立混成旅团”和“独立步兵大队”。

    大正末年（1920年代初）的裁军以后，日本的师团数是17个。到1945年战败时，包括那些已经“玉碎”了的师团，总数膨胀到了192个。

    战前的日本，相对于军事行政的“军政”，作战和用兵等有关具体事宜被称为“军令”。军政归陆军省、海军省管，军令则归参谋本部（陆军）和军令部（海军）管。也就是说，政府只管招兵和养兵，至于招来和养着的这些兵准备干什么，在干些什么，政府一概无权过问。而这些政府招来、政府养着的兵，指挥他们的是长官，师团长、大队长之类的。谁指挥长官呢？参谋们。照道理，参谋应该是为长官起草作战方案，再帮助其实施作战计划的。长官管参谋，这是各国军队的常识，但在日本军队，军政和军令是完全分离的两元系统，管参谋长的只能是上一级参谋长。

    全面陷于压服敌军的总体战观念的日本帝国陆军，其实并未认识战争的天性。不过，由于日本有一个平行于行政力量的古怪的“统帅权独立”系统，因此没能力准备一场总体战。由于这个条件的限制，日本栽进突然爆发的二次世界大战，也只有面对可怕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