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曾公开宣称过：“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引起舆论大哗。其实早在此前日本泡沫经济鼎盛的时候，前首相中曾根就发表过类似的意思：“日本种族是杰出的，因为自天照大神时代以来，日本人就像最好的纯酒那样纯洁。”他将日本人与西方人比较，认为日本人在西方与法国人最接近，但优于法国人；美国人不如日本人聪明，美国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降低了美国的总体文化水平。

    日本政客以“失言”的方式吐露的真音其实并没有多少新意。早在三百多年前，日本民族主义学者山鹿素行就称日本为“中央之国”“本朝当天地之正，得地之中枢。”“虽然四海广大而国家众多，但无堪与本朝相比之国土，即使大唐，亦不如本朝之完美。”时过境迁，日本已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神国”观念依然幽灵般地纠缠着日本人，这是为什么？

    尽管在日本历史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天皇都没有掌握实权，不问人间世事。日本的历史是动荡的，充满了野心勃勃的惨烈战争，让外国人最为惊奇的是，天皇家族却从未因此中断过，虽然也不是没有被臣子废弃、谋害的天皇，可中国历史上那种“今天李姓人当皇，明天朱家人称皇”的情况却始终未曾出现过。

    本居宣长（1730-1801），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国学大师之一，他的学说对日本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而“天皇统治，万世一系”的说法，也由他正式提出。本居宣长不满中国的朱子学在日本大行其道，希望重新确立日本文化的自主性，他认为日本有完全不受佛教和儒教浸染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才是日本文化的“真心”。

    和本居宣长同时代的一些学者，比如上田秋成、津田左右吉等都先后指出了本居学说中的漏洞。从表面上看，日本天皇确实是“万世一系”，菊花王朝堪称世界上历史最长的王朝，从建立至今，拥有着125位天皇，虽经过不少坎坷，却从没有被其他王朝取代过，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深究起来，就会发现，“万世一系”不过徒有其表罢了，天皇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不是国家权力的中心。

    在日本大化改新之后至明治维新的1200年间，天皇能够亲政的不过屈指可数的几年。天皇虽然拥有了连中国皇帝难以比拟的“神权”，却丢失了中国皇帝手里望而生畏的实权。历代天皇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过起了“非人”的日子，为扮演“神”的角色舍弃人世间的快乐和权利。

    与天皇相比，操控了实权的幕府、将军和武士则必须为争夺兵权而奋力厮杀，因为他们没有“神权”作为护身符，手中的军刀便成为唯一能说话的依靠。与中国走马灯般的朝代更替不同，从唐朝后期至清朝的一千多年间，日本的历史只是单线条地被划分为两个时代：一是在权臣藤原氏家族把持政权的“院政时代”，几任天皇被迫退隐寺院，与青灯古佛为伴。二是在由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幕府时代”，国家大权更是掌握在武士们手中，他们为国家制法，还将朝内的敌对大臣驱逐出去，他们拥有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军权。从战国时代开始，直到江户时代，将军都是日本实际权力的象征，这一时期的天皇根本没有政治权力。由此可见，由于中日古代史很早就分道扬镳了，所以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其实从一千年前就已经铸成了。

    从日本自身的历史来看，日本引进和模仿中国大唐制度的时期，其实到了“奈良时代”就大致上终结了。而奈良时代主要从大唐帝国主要引进两个东西：一是天皇治下、以太政大臣为宰相的“紫微中台”儒教文官官僚制度，并颁布了“大宝律令”；另外一个其实就是佛教的传入和隆盛。但是，这两个引进的东西一开始在日本社会内部就严重“水土不服”，陷入剧烈的互相冲突、尖锐斗争。其实也正是它们之间的冲突，才导致了日本历史上的“奈良盛世”的瓦解。

    据中国学者韩毓海考证：公元764年，日本的女天皇醇仁因不满太政大臣藤原氏的政策，转而任用她十分宠爱的道镜禅师担任太政大臣，主理国政，藤原氏皇亲贵族集团随即被镇压，这一事件从而开启了日本历史上佛教干政的局面。

    奈良时代的终结其实就是与这种贵族官僚和佛教僧侣之间的剧烈冲突有关。而随后的“平安朝时代”（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唐宋之间），日本的政治中心之所以要从奈良迁都于京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摆脱佛教僧侣对于奈良政权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平安朝时代”是以原来被和尚们镇压的藤原氏皇亲贵族复辟，及皇亲对于政治的控制达到高潮为标志的。

    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日本平安朝时代藤原家族的摄政，其实就是典型的“外戚专政”。这里还是有根本上不同的一点：中国历史上少数的外戚干政，如王莽和霍光的统治非常短暂，很快被推翻，而藤原家族的统治却长达一个多世纪，而且这种外戚专权还被充分地“制度化”了，这就指藤原家族创立的“摄关家”制度。根据这种特殊的制度：天皇由藤原家族生育、教养，天皇的舅舅、义父、外祖父都是藤原家族的家长。例如：其中藤原道长一人就将这三个角色集于一身，这位外戚贵族大权独揽，他一个人“摄政”就长达52年之久。

    “摄关家”制度自然导致了天皇与外戚的冲突，而恰恰又是天皇与外戚的长期尖锐冲突，最终才使得军事贵族集团崛起和寺院势力复活，它最终瓦解了奈良和平安朝时代确立的、类似于中国的“文官制度”。而日本历史的主角：军事贵族集团，这个时候终于“浮出了历史地表”。

    平安朝后期，天皇与外戚为了巩固自身，都力图借助军事贵族的力量在权力博弈中取胜，而双方冲突的结果却是：天皇和外戚在长期的冲突中两败俱伤，而被双方拉拢、利用的军事贵族集团却在冲突中得利、脱颖而出。平安朝后期，以太政大臣和“摄关家”面目出现的文官官僚制度被军事贵族集团所摧毁，而天皇随后被彻底虚位，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于京都，而日本的政权从此被一个极其强大的政治势力所垄断，这就是平安朝后期“军事贵族集团”崛起的历史根源。

    镰仓幕府时代其实也是日本与中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由于蒙古入主中原，所以镰仓幕府断绝了与中国的关系，并成功地在海上借助“台风”的力量，抵抗了无坚不摧的蒙古铁骑。击败蒙古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的幕府制度的合法性，也使得日本是“神国”的神话从此得以流行。只是当蒙古的威胁不在的时候，日本内部中央幕府、地方大名、武士三者之间的矛盾却尖锐地展开了。而三个军阀一台戏，幕府——大名——武士这三股军阀势力之间的这台“武戏”长演不衰，从此主导了日本的政治历史舞台。

    1333年，掌握军权的地方军阀（大名）足利尊氏奉幕府之命讨伐“天皇叛乱”，当时的醍醐天皇妄图“复位”惨遭失败，被幕府流放到歧隐小岛，而他却如拿破仑一般成功从岛上逃脱，在讨伐天皇的半路上，足利尊将军效法北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突然调转矛头，对镰仓幕府反戈一击，摧毁了镰仓幕府，进而在京都挟制天皇，建立了由地方大名主导的第二任幕府制度——室町幕府。

    为中国人所知的一休和尚也是出生在这一个时代，一休法名一休宗纯，真名“千菊丸”（因是天皇家族后代，而日本天皇自号神之后裔，故无姓），1394年1月1日生于京都，父亲是后小松天皇，母亲是日野中纳言的女儿伊予局，一说是藤原显纯的女儿藤侍从。

    当时的日本在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的统治下，结束了长达六十多年的南北对峙的局面，政权中心从镰仓转移到京都。由于一休的母亲是被击败的南朝权臣藤原氏人，足利义满逼迫后小松天皇将其逐出宫廷。足利义满令一休从小就在京都安国寺出家，据日本史料记载，一休公开声称自己“淫酒淫色亦淫诗”，而且在1471年78岁时，遇到一个名叫森的盲女，彼此产生爱情。在题为《梦闺夜话》的诗中，一休这样写道：“有时江海有时山，世外道人名利间。夜夜鸳鸯禅榻被，风流私语一身闲”。当时的日本佛教、禅僧和女人私通更是公开的秘密。也曾流行这样的谚语：“不为者佛，隐匿者上人”。

    室町幕府时代是日本政治上的乱世，但却是文化上的“盛世”。一方面，围绕着后醍醐天皇的名义上的任命，日本南北两个朝廷同时存在，并分别声称具有唯一的政治合法性，日本此时分裂为“南北朝”，进入到所谓的“战国时代”；不过另一方面，虽然这个时代政治上一塌糊涂，地方势力猖獗，因而在日本被称为“下克上”的时代，但城市和商人阶层却与地方势力同时发达起来。

    随着日本与中国明朝关系的恢复，中国的货币“永乐钱”传入日本，日本从此进入了货币经济时代，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座”（如今东京的“银座”即根源于此）和贸易场所“市”，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兴盛。乱世的风气往往是奢靡，而作为“乱世的哲学与美学”著名的京都金阁寺和银阁寺，也都出自这个时代的禅宗和尚之手。

    室町幕府的统治阶级以禅宗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足利尊家族作为文化爱好者，推动了能乐、和歌和绘画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在造园方面成就卓著。室町幕府的附庸风雅助长了社会上层的奢靡之风，室町后期的大肆兴建银阁寺，更加重了社会经济负担，导致了内战加剧和四处造反。在战乱中，京都首先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而战乱的最终结果依然是，三个主要的地方军阀（“守护”）：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通过战争统一了日本，建立了由武士为主体的第三代幕府政权，这一次才最终使得日本从中世纪的战乱中走出。这个幕府政权以两个盛产武士的地区为标志，被称为“安土——桃山时代”。

    如果说镰仓时代是中央幕府独大的政权，室町时代是地方大名的政权，那么安土——桃山时代则是以武士为统治基础的政权。作为受家臣（武士）支持的政权，安土——桃山时代是“武士”的权力得到充分发挥的时代。其主要标志就是：武士道的形成以及成为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

    在这个时代，武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有了他固定的居所——城堡。而武士同时还有他特定的生活方式。例如：城堡里的武士通过一种特殊的仪式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并完成自我修养。作为日本特殊的武士意识形态的起源和武士生活方式的象征，日本的“茶室”和“茶道”就是这样产生的。

    武士特定的生活方式中，除了以茶道修身的方式以外，还格外强调“忠”的培养，不过，忠的思想虽然与儒教有关，但是这里的“忠”只是对于“主人”的忠，换句话说，儒教的诸范畴在日本既不能如茶道、禅宗那样仪式化，也不能如佛教与神道结合而普遍化，这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大不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坚信日本是神国，天皇是人与神的结合体，是日本人的祖先。受神道教影响颇深的日本，格外尊崇祖先，天皇对人们的统治是神圣的，为神庇佑治理的日本自然要肩负起统治世界的使命。在二战中，最能鼓舞日本士兵士气的口号莫过于“对天皇效忠”。为了天皇，这些士兵从不顾及自身生死，远离家乡的他们，时常会对着日本皇宫所在的方向叩拜，仿佛天皇就在眼前，他们以这样的礼节表达对天皇效忠的决心。而在绝大多数日本士兵眼里，由神圣的天皇宣布发起的战争，毫无疑问也是神圣正义的，不容怀疑。

    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日本国内很快便开始了对天皇以及天皇制的评价工作，为了了解日本国民对天皇的真实想法，日本《读卖新闻》特地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

    调查将“昭和”，也就是裕仁天皇在位的年代，以战争的结束为界，划分成“昭和初年到战败”和“战败到昭和结束”这两个年代，结果有13%的人认为“昭和初年到战败”是日本的“辉煌时代”，认为其是“晦暗年代”的占74%。同时，有89%的人认为“战败到昭和结束”这一时期是“辉煌的时代”，也只有9%的人认为战后的日本是晦暗的。

    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对战后的昭和时代表示认可，也并没有认同举国狂热的战争时代。调查又发现，大部分对战败前作出高评价的多是一些老人，而年轻人绝少有对那个时代作出“辉煌”评价的，另有20%的年轻人干脆表示自己对战败前的状况很不了解。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认为战前是“晦暗时代”。而从来都在政事上各抒己见的各个党派，在对战前战后的看法上并没有很大差别，大部分都认为战前的日本是晦暗的，认为战前“非常晦暗”的自民党人占总数的33%，社会党人占了41%，共产党则占了60%。

    几乎没有哪个阶层认为战后的日本不“辉煌”，无论人们年龄大小，学历高低，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大家都普遍认为战后是“辉煌时代”，亲身经历了残酷战争，并耳濡目染战争狂热气氛的70岁老人为83%，只受过中小学教育的人为86%。

    已故裕仁天皇的生日是4月29日，新登基的明仁天皇的生日是12月23日，在被调查者中，有82%的日本人都希望能将这两天作为节日，而反对把天皇生日当成国家节日的只有2.9%，令人惊讶的是，越是年轻人越希望定这两天为节日，在20岁的被调查者中有91%的人都赞成把这两天当成节日，这些从没有受过皇权教育的年轻人，对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天皇和皇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天皇不管是人是神，都是日本的象征。战后初期，国势衰微，日本人开始剥去了天皇神圣的外衣，对天皇制进行深刻的反思，正如他们对国家、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一样。而随着国力的恢复，日本人的民族感也被唤醒，埋藏于他们心底多年的天皇情结也一齐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