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帕格镇的熟食店九点半才会开门，不过霍华德·莫里森早就到了。他是一个六十四岁的男人，胖得离谱。围裙垂下来，离腿十万八千里远。人们第一眼看到他，想到的总是他的胯下之物：他最后一次看见它是什么时候？怎么洗？日常功能都如何行使？一半是因为他的体型如此惹人遐想，一半是因为他说起玩笑话来还挺起劲，所以霍华德一方面令人感觉颇不舒服，一方面又能让人轻松缴械。这样一来，头一回进店的顾客往往会多买不少本不准备要的东西。他一边干活，一边嘴里说个不停。长着五根短手指的手握着切肉刀前后挥舞，薄如绸布的火腿便纷纷落在下面铺好的玻璃纸上。他圆圆的蓝眼睛里永远闪着亮晶晶的光，一笑，下巴上的肉就跟着晃个不停。

    霍华德为自己设计了一套工作装：白色袖套，硬邦邦的深绿色帆布围裙，灯芯绒长裤，配上一顶猎鹿帽，上头还插了好几根装饰用的鱼饵虫。这顶猎鹿帽很久以前曾经是个笑话，不过现在早已没人笑了。每天早晨店铺开门时他都对着员工专用洗手间里的镜子，郑重其事地把帽子往浓密的灰色卷发上某个位置精确地一扣。

    早晨准备开门的这段时光让霍华德欢喜，多年不变。他喜欢在店里走来走去，耳边只有冷柜的低沉嗡嗡声，喜欢唤醒店里万物——轻触开关，打开灯光，卷起百叶窗，揭开盖子，让冷冻柜台里的宝藏重见天日：浅灰绿色的朝鲜蓟，缟玛瑙色的橄榄，洒了香草的油里还泡着番茄干，它们蜷起身体，好像一只只红宝石色的海马。

    可是今天早上，霍华德的好心情笼罩上了一层急躁。合伙人莫琳已经迟到了，跟之前迈尔斯一样，霍华德生怕别人抢先告诉她这一惊人的消息，因为她没有手机。

    他在熟食店和老鞋店之间新凿出的拱门前站住，鞋店就快变成帕格镇的新咖啡馆了。他细细查看防止灰尘飘进熟食店的透明塑料门帘，这东西真是代表工业时代的厉害呀。他们计划让咖啡馆在复活节前开张，正好吸引来西南部旅游的游客。为了迎接这批客人，霍华德每年都会在橱窗里摆上当地的苹果酒、奶酪和稻草人做装饰。

    门铃叮咚一响，他转过身来，开过刀后又强劲如初的心脏因为激动而加快了跳动。

    莫琳是个六十二岁的老太太，个子小小、肩膀圆圆，是霍华德以前合伙人的遗孀。含胸低头的姿态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尽管她想方设法留住青春：头发染成乌黑，穿颜色鲜亮的衣服，高跟鞋高得不像话，穿上连路也走不稳，进店以后立马得换上爽健牌的便鞋。

    “早啊，小莫。”霍华德说。

    他本来已经想好，不要把消息一股脑儿倒出来，免得浪费这难得的机会，可是顾客就快来了，而要说的又那么多！

    “听说了吗？”

    她皱起眉头，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巴里·菲尔布拉泽死了。”

    她张大了嘴。

    “不会吧！怎么死的？”

    霍华德拍拍自己的脑袋。

    “这里面。生了什么东西。当时迈尔斯在场，全过程都看见了。在高尔夫俱乐部的停车场。”

    “不会吧！”她又叫了一声。

    “死得跟块石头一样。”霍华德说，好像死亡还分程度，而巴里·菲尔布拉泽买的那种死亡尤其可鄙可怜。

    莫琳在胸前画着十字，涂得亮红的嘴唇耷拉下来，显得很松弛。她的天主教信仰常常让这种时刻变得特别像一幅画。

    “迈尔斯也在场？”她嘶哑着嗓子问。从她以往抽烟遗留下的低沉嗓音中，他捕捉到信号，知道每个细节她都想听。

    “你去把水烧上好吗，小莫？”

    至少也得再吊她几分钟胃口吧。她烧好茶，急着走回他旁边，结果滚烫的茶泼出来把手都给烫到了。两人在柜台边的高脚木凳上坐好，木凳是霍华德专门放在那儿，在顾客不多的时候坐坐的。莫琳从橄榄旁边抓了一捧冰，给烫伤的手降温。他们先是叽叽喳喳地议论起这事儿该有多悲惨：寡妇（“真不知道还有什么盼头，她一生都是为巴里而活的”），孤儿（“四个十几岁的孩子，没了爸爸，这负担可重了”），亡者不大的年纪（“他没比迈尔斯大几岁，是不是？”），寻常话说尽，最后终于进入正题——与之相比，之前的一切都只不过是闲聊。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莫琳紧追着霍华德问。

    “啊，”霍华德说，“嗯，接下来。问题就在这儿，对吧？我们赢得了一个偶发空缺。小莫，这下就可能改天换地了。”

    “我们赢得了一个……？”莫琳问，似乎害怕听漏了什么关键信息。

    “偶发空缺，”霍华德重复道，“就是有人死了之后空出来的议席。是个专业词汇。”带着好为人师的口气。

    霍华德是教区议会主席，帕格镇的第一公民。就任时他被授予了一根镀金的珐琅勋链，现在正躺在家里内嵌式衣柜底下他和雪莉特意安放的保险箱里。如果帕格地区能获准升为自治市镇的话，他满可以称市长了。不过实际上他也跟个市长差不多。在议会网站的页面上，雪莉已经把这一点表明得再清楚不过了：霍华德戴勋链的照片，笑眯眯，红润润，下面写着他乐意受邀参加本地各项民间和商务仪式。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他还在当地小学为学生颁发了自行车骑车证呢。

    霍华德喝了一口茶，脸上浮现出微笑，好缓和一下气氛。“菲尔布拉泽可是个坏家伙，别忘了，小莫。他真有可能坏了事呢。”

    “哦，我知道，”她说，“我知道。”

    “我还得跟他摊牌呢，假使他没死的话。你问雪莉好了。他真可能使阴招坏事儿的。”

    “哦，我知道。”

    “嗯，我们拭目以待吧，拭目以待。应该就这样了结了。你知道，我当然没想以这种方式赢他，”他深深叹一口气，补充道，“但是对帕格镇……对全体居民而言……并非全是坏事……”

    霍华德看了看表。

    “马上九点半了，小莫。”

    他们开门从不晚点，关门也从不提早，按神庙的礼制与规范来经营着生意。

    莫琳蹒跚地走去打开门，卷起百叶窗。百叶窗叶片收起，广场猛然跃入眼帘。广场美丽如画，一看便知是精心打理的。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周围房屋主人的齐心协力：这些面朝广场的房子上星星点点地缀着花箱，挂着花篮，摆着花盆，每年种花的颜色都是大家一同商量好的。黑典（英格兰历史最悠久的酒馆之一）就在广场另一头，正对着莫里森和洛伊的店。

    霍华德从里屋进进出出，端出盛新鲜肉糜酱的长方形盘子，肉酱上洒了柑橘末和红莓，闪闪发光。他把盘子摆在玻璃柜台里，排得整整齐齐。一大早说了这么大一通话，又干了这么多活儿，他简直要骄傲起来了。霍华德放好最后一个盘子，站着歇了一会儿，望向广场中央的战争纪念碑。

    帕格镇每天都那么可爱，今天早晨也一样。在霍华德看来，无论他自己，还是这座身心所系的小镇，今早都跃动着生命的脉搏，洋溢着庄严与欢欣。他就在这里，如同啜饮琼浆一般品味一切——光滑可鉴的黑色长椅，姹紫嫣红的花朵，掠过十字尖顶的阳光——而巴里·菲尔布拉泽已经不在了。多年来被霍华德视为他与巴里兵戎相见之地的战场忽然改换了模样，不由得让人感到上天自有更宏大的安排。

    “霍华德，”莫琳尖声叫道，“霍华德。”

    一个女人穿过广场大步走来，这是一个黑发棕肤的女人，瘦瘦的，穿一件防雨短上衣。走路时，皱着眉往下看着自己的靴子。

    “你觉得她……？她听说了吗？”莫琳小声问。

    “不知道。”霍华德答。

    莫琳还没来得及换上爽健牌便鞋，急急离开窗边时差点扭伤了脚踝。她赶紧站到柜台后头。霍华德则像一名奔赴战斗的炮兵，气派十足地缓步走到放钱的柜子后面，把那地方占得满满当当。

    门铃清脆一响，帕明德·贾瓦德医生推开熟食店的门走了进来，依然眉头紧锁。她没跟霍华德和莫琳打招呼，而是径自走到放油的货架前。莫琳的眼睛一直尾随着她，一眨不眨，就像一只老鹰全神贯注地盯着地上的田鼠。

    “早上好。”帕明德拿起一瓶油走到柜台前，这时霍华德说。

    贾瓦德医生几乎从来不看他的眼睛，不管是在教区议会开会，还是在教堂会厅外边碰上。她对他的厌恶之情从来不加掩饰，这一点叫霍华德觉得非常有趣，他因此对她特别殷勤，也特别谦恭。

    “今天不上班？”

    “不上。”帕明德一边翻钱包一边答道。

    莫琳忍不住了。

    “可怕的消息，”她沙哑的声音响起，“巴里·菲尔布拉泽。”

    “唔，”帕明德只应了一声，可是接下来又问，“怎么了？”

    “巴里·菲尔布拉泽。”莫琳重复道。

    “他怎么了？”

    帕明德虽然在帕格镇住了六年，却仍然不改浓重的伯明翰口音。两眉之间一道深深的竖纹让她看起来永远有一副相当较真的神情，有时显得固执，有时显得聚精会神。

    “他死了，”莫琳说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眉头紧锁的脸，急不可待，“昨晚。霍华德刚刚正在跟我说。”

    帕明德呆住了，手还插在钱包里。她转眼去看霍华德。

    “突然倒下死的，在高尔夫俱乐部的停车场，”霍华德说，“迈尔斯正好在那儿，看到了。”

    又是几秒钟。

    “不是开玩笑吧？”帕明德追问，嗓音变得高而尖利了。

    “当然不是笑话，”莫琳强压心头怒火，回答，“谁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帕明德的一声把油瓶放在玻璃柜面上，转身走出商店。

    “好啊！”莫琳不以为然地简直乐坏了，“‘不是开玩笑吧？’太迷人了！”

    “震惊啊。”霍华德以一副智者的口吻说，目送帕明德疾步穿过广场，短上衣在身后鼓起。“她会跟那寡妇一样伤心的，这个女人。等着瞧吧，会有趣得很，”他去挠肚子上的肉褶子，这里老是很痒，又加了一句，“等着瞧她会做出……”

    他话没说完，但不要紧，莫琳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望着贾瓦德议员的身影转过一个拐角消失了，两个人都在想着偶发空缺。这可不单单是空出一个位子，而是如同魔术师的口袋，充满一万种可能。

    8

    教区牧师老宅是教堂街上维多利亚式楼房里最大、最华美的一幢。它伫立在坡底的街尾，被一座街角花园环抱，正对着街对面的圣弥格尔及众圣徒教堂。

    沿街而下的最后几码，帕明德是小跑过来的。她哆哆嗦嗦地打开硬邦邦的锁，进了家门。在从别的人那儿再次听说之前——随便是谁——她是不会相信的，可是厨房里的电话已经在响了，带着不祥的预兆。

    “喂？”

    “是我，维克拉姆。”

    帕明德的丈夫是心外科医生。他在亚维尔的西南综合医院工作，平时从来不会在上班时候打电话回家。帕明德紧紧握住听筒，手指都握得发痛了。

    “我也是偶然听说的。听上去像动脉瘤。我叫休·杰弗里斯把尸检往前排一排。能让玛丽知道死因也是好的。他们可能现在就在做了。”

    “是的。”帕明德低低地说。

    “特莎·沃尔当时在场，”他告诉她，“给她打个电话吧。”

    “好，”帕明德说，“就打。”

    可是挂上电话，她却跌坐在一张餐椅上，视若无睹地往窗外黑漆漆的花园望去，她伸出手指压在嘴唇上。

    一切都碎了。墙还在，椅子还在，孩子们挂在墙上的照片还在，可是没有任何意义。一瞬间，所有的原子都被炸开、重新排列，所谓的永恒与坚固显得可笑之极。仿佛一伸手就会全部溶掉，因为一切都突然变得薄如纸巾，不堪一击。

    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思绪四分五裂，记忆的碎片随机地浮起，又随机地淡去：与巴里在沃尔家的新年派对上共舞，上次教区议会散会后两人一同走回家，路上那些没心没肺的聊天。

    “你家的房子长着一张奶牛的脸。”她对他说。

    “奶牛的脸？什么意思？”

    “前面比后面收得窄，这很吉利。可惜对着一个丁字路口，这个又不太吉利。”

    “这么说，就是扯平了。”巴里说。

    他脑袋里的动脉说不定那时候已经开始鼓胀起来了，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

    帕明德漫无目的地从厨房走进昏暗的客厅。客厅里光线永远昏暗，都是拜前面花园里那棵高高的欧洲赤松所赐。她不喜欢那棵树，但是维克拉姆和她都知道一旦砍倒，邻居会怎样大惊小怪，所以它便一直立在那里。

    她没法安静下来。穿过客厅又钻进厨房，抓起电话拨给特莎·沃尔。没人接。她肯定在上班。帕明德浑身发抖，坐回餐椅上。

    悲伤袭来得如此汹涌，如此狂野，令她自己都吓得措手不及。就像一头邪恶的野兽从地底以千钧之力挣脱而出。巴里，小个子、络腮胡的巴里，她的朋友，她的盟军。

    她父亲也是这样死的。那时她十五岁，他们从城里回来，发现他脸朝下倒在草地上，身边是割草机，后脑勺被太阳晒得发烫。帕明德恨极了突如其来的死亡。许多人害怕慢慢老死，这却是令她感到安心的图景：有时间安排后事，有时间道别。

    她的手指还紧紧按在嘴唇上，凝神看着软木板上钉着的那诺上师严肃又甜蜜的面容。

    （维克拉姆不喜欢这张画。

    “放在那儿做什么呢？”

    “我喜欢。”她挑衅似的说。）

    巴里，死了。

    她以一种近乎残忍的力量压住了想哭的巨大冲动。这种残忍曾经令她母亲伤心，尤其是在父亲死后，在母亲的另外几个女儿和姑姑以及表弟表妹都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时。“你还是他最宠爱的一个！”但是帕明德把未曾流出的泪水死死地锁在心底，泪水在那里好像发生了某种炼金术似的反应，再度返回时，变成了火山熔岩一般的愤怒，每隔一段时间便对着她的孩子或者医院的前台接待员喷泻而出。

    霍华德和莫琳在柜台后的样子还历历在目，一个硕大无朋，一个骨瘦如柴。在她心里，他们宣布朋友的死讯时，似乎是站在高地朝下俯视着她。怒火掺杂着仇恨奔涌而来，她几乎要喜欢这种感觉了，心想：他们高兴了。他们以为自己这回赢定了。

    她一跃而起，大步走进客厅，从最顶上的架子取下一册《阿底格兰特》，她崭新的圣书。随手翻开一页，读到如下一句话。丝毫也不感到意外，而是如同从镜中看见自己满目疮痍的脸：

    噢，请记得，世界是暗黑的深渊。死亡从四壁撒下他的网。

    9

    温特登综合中学的教导处是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就在学校图书馆旁边。没有窗户，全靠一盏条形灯照明。

    特莎·沃尔是教导主任，也是副校长的妻子。十点半她走进办公室时，累得几乎麻木了，手上端着一杯浓浓的速溶咖啡，是从教工休息室带过来的。她是个矮胖结实的女人，脸宽宽的，谈不上有什么姿色。日渐斑白的头发是自己剪的，所以刘海总是显得生硬，而且左右不齐。衣服是手工织布、裁缝剪裁的那一种。戴首饰则偏爱珠子和木头材质的。今天身上这条长裙大概是粗麻布织的，上头配了件又厚又笨的开襟羊毛衫。特莎几乎从来不照全身镜，对进去了就避不开全身镜的商店，则是坚决抵制。

    为了让教导处看起来不那么像一间囚室，她在墙上挂了一幅尼泊尔壁挂，壁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她自己的学生时代，五彩缤纷的织物上缀着亮黄的太阳，还有一轮散发出波浪般光晕的月亮。墙上其余空白地方则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海报，有的是“增强自信心的有用小贴士”，有的是各色电话号码，不论身体还是精神出了毛病，都能对症下药似的拨通求助。校长上次到访时留下了一句稍带讥诮的评论：

    “万一这些都不顶用，他们就打儿童热线，我明白。”她指着最显眼的那张海报说。

    特莎坐进椅子里，低低地吁了口气，把勒得有点太紧的手表取下放在桌上，旁边是一堆工作表格和笔记。她有点怀疑今天安排的各项工作能不能正常进行，她甚至疑心克里斯塔尔·威登到底会不会来。克里斯塔尔一不高兴，一生气，或者一觉得无聊，就常常溜出学校。有时还没走到校门就被逮住，按着头押回来，一路叫骂不停，有时成功逃脱，就一连好几天不见人影。十点四十了，铃声响起，特莎接着等。

    十点五十一，克里斯塔尔一阵风似的冲进来，重重摔上门。她在特莎面前一屁股坐下，双臂抱前，环住丰满的胸脯，廉价耳环晃来晃去。

    “你告诉你丈夫，”她的声音在颤抖，“我他妈根本没笑，行不行？”

    “请别对我说脏话，克里斯塔尔。”特莎说。

    “我根本就没笑，明白吗？”她尖叫道。

    一群捧着文件夹的六年级学生来到了图书馆。他们透过门上的玻璃往里望，其中一个看见克里斯塔尔的后脑勺，咧嘴笑了。特莎起身拉好百叶窗，回到月亮和太阳跟前的椅子上坐下。

    “好啦，克里斯塔尔。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吧！”

    “你丈夫说菲尔布拉泽先生什么什么的，没错吧，我没听清，没错吧，尼奇就跟我说了，我他妈简直不……”

    “克里斯塔尔！——”

    “不敢相信，没错吧，所以我就大叫了一声，但我没笑！我根本他妈的没——”

    “——克里斯塔尔——”

    “我根本没笑，听到了吧？”克里斯塔尔大吼一声，双臂紧紧抱在胸前，跷起二郎腿。

    “好，克里斯塔尔。”

    特莎见多了学生在教导处的怒气，也习惯了。他们大多连最普通的是非观也没有，撒谎、做坏事、作弊都是家常便饭，可是一旦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愤怒就会真心涌出，无边无际。特莎觉得克里斯塔尔这回是真的生气了，完全不同于她以往擅长的种种假意表演。再说，大会时特莎听到的那声大叫，也觉得是震惊和悲伤的喊叫，而非高兴取乐。科林当众判断那是一声大笑时，她心下觉得不妙。

    “我看见鸽笼子——”

    “克里斯塔尔！——”

    “我告诉过你那个死丈夫——”

    “克里斯塔尔，请不要说脏话，下不为例——”

    “我跟他说我没笑，跟他说了！他还他妈的放学把我留下来！”

    女孩描着浓重眼线的眼睛里，愤怒的泪光一闪一闪。血气上涌，脸红得如同一朵芍药。她瞪着特莎，好像随时准备夺门而出，破口大骂，或者对她也竖起中指。两年来费了大力气，好不容易在两人间织起了细如蛛丝的信任，这会儿似乎拉扯到了绷断的边缘。

    “我相信你，克里斯塔尔。我相信你没笑，但在我面前请还是别说脏话。”

    忽然之间，粗短的手指开始揉擦污迹斑斑的眼睛了。特莎从抽屉里抽出一叠纸巾，递给克里斯塔尔。她也不说一声谢谢便接了过去，先擦擦眼睛，再擤起鼻涕。克里斯塔尔身上最叫人心生怜悯的便是她的手：指甲又短又宽，指甲油涂得乱七八糟，手上所有动作都是莽撞又幼稚，完全像个小小孩。

    等克里斯塔尔喘着粗气的呼吸稍微平静了些，特莎说：“我看得出来，菲尔布拉泽先生去世，你很难过——”

    “是的，很难过，”克里斯塔尔还是气势汹汹，“那又怎样？”

    特莎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巴里的影子，他在听眼前这场对话。她看见他悲伤的笑脸，清清楚楚地听见他说“保佑她的心灵”。特莎闭起刺痛的双眼，说不出话来。她听见克里斯塔尔不耐烦地扭来扭去，在心里默数到十，睁开眼睛。克里斯塔尔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脸红红的，眼神里还是挑衅。

    “我也为菲尔布拉泽先生感到很难过，”特莎说，“其实我们跟他是老朋友了。正因为此，沃尔先生才……”

    “我跟他说了我没有……”

    “克里斯塔尔，请听我说完。沃尔先生今天非常难受，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他才……他才误会了你的举动。我会跟他说的。”

    “他才不会改变他那狗屁……”

    “克里斯塔尔！”

    “好吧，他才不会。”

    克里斯塔尔的脚尖踢起特莎的桌腿来，节奏飞快。特莎把手肘从桌上移开，免得被震到。她说：“我会跟沃尔先生谈谈的。”

    她摆出一副自认为公正不阿的表情，耐心等待克里斯塔尔扑向她。可克里斯塔尔坐着一声不吭，敌意满满，继续踢桌腿，时不时咽一口唾沫。

    “菲尔布拉泽先生是怎么死的？”她终于开口了。

    “他们认为是脑子里的一根动脉爆裂了。”

    “怎么会爆裂的？”

    “天生就有问题，只是他一直没发现。”特莎回答。

    特莎明白，对于突如其来的死亡，克里斯塔尔比她熟悉得多。克里斯塔尔妈妈那个圈子里常常有人年纪轻轻就暴毙，大概是他们当中进行着某种秘密的战争，只是世界上没有别的人知道。克里斯塔尔曾经跟特莎说过，她六岁时曾在妈妈的浴室里发现一具陌生青年男子的尸体。她后来多次被送给曾外祖母凯斯照顾，也都是由于这种事情。克里斯塔尔讲起自己童年的故事，里面隐隐约约总有凯斯的影子，似乎既是她的保护神，又是她苦难的源泉，两种角色奇怪地融合在一起。

    “我们队这下要操蛋了。”克里斯塔尔说。

    “不会的，”特莎说，“别说脏话，克里斯塔尔。”

    “就是会。”克里斯塔尔说。

    特莎还想反驳，但疲倦袭来，压住了反驳的本能。克里斯塔尔说得没错，特莎心里一处理性的角落想道。八人划艇队要完了。除了巴里，没有谁能让克里斯塔尔·威登加入哪个团体，并且留下不走。她会离开的，特莎清楚，克里斯塔尔自己大概也清楚。她们坐了好一会儿，谁也不说话，特莎已经累得没有力气说什么来改变这种气氛。她觉得浑身发抖，无法抵挡，冷入骨髓。她已经二十四小时没合眼了。

    （萨曼莎·莫里森十点钟从医院打来电话时，特莎刚刚从浴缸里湿漉漉地爬出来，准备看BBC的新闻节目。她匆匆忙忙穿好衣服，听见科林口齿不清地说了些什么，还跌跌撞撞地碰上了家具。他们往楼上喊了一声，告诉儿子他们要出去，便冲出门去开车。往亚维尔赶的路上，科林开得飞快，仿佛只要他能以开天辟地头一回的速度开到，就能超越现实，令它乖乖重来。）

    “你再不说话我就走了。”克里斯塔尔说。

    “请别这么粗鲁，克里斯塔尔，”特莎说，“今天早上我太累了。沃尔先生和我一整晚都在医院陪着菲尔布拉泽先生的妻子。他们夫妇俩是我们的好朋友。”

    （见到特莎时，玛丽已经彻底垮了。她伸开双臂抱住特莎，一声哭号，脸埋在特莎的脖颈间。特莎自己的眼泪也噼里啪啦落在玛丽瘦瘦的背上，可她清清楚楚地感受到玛丽发出的才真是悲恸的哀嚎。那具常让特莎艳羡的娇小身体此时在她的怀里颤抖，命运令它承受的悲伤，它几乎承受不起。

    特莎不太记得迈尔斯和萨曼莎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她跟他们不熟。她觉得他们应该挺高兴能走吧。）

    “我见过他妻子，”克里斯塔尔说，“金头发，她来看过我们比赛。”

    “是的。”特莎说。

    克里斯塔尔咬起指甲尖儿来。

    “他本来叫我跟报纸的人谈谈的。”她突然说。

    “什么？”特莎问，不知她在说什么。

    “菲尔布拉泽先生。他本来叫我接受采访的。就我一个人。”

    本地报纸曾经报道过温特登八人划艇队在地区总决赛中摘得桂冠的消息。识字不多的克里斯塔尔把报纸带来给特莎看，特莎大声朗读了全文，时不时停下来惊叹一番，或者赞赏几句。那是她最开心的一堂指导课了。

    “还是采访你划艇的事吗？”特莎问，“划艇队？”

    “不是，”克里斯塔尔回答，“别的事。”她又问，“什么时候举行葬礼？”

    “我们也还不知道。”特莎说。

    克里斯塔尔又咬起指甲来，特莎也没力气打破周围越来越明显的冷漠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