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一九七一年夏天，我还在做一个农民的时候，那天，我们正在地里割麦子，忽听西边有一阵紧似一阵的吵嚷声。众人皆抓着镰刀抬起头往西看。过不—会，就传来—个消息：西边李家的青桥，在场上脱粒时睡着了，身体向前—扑，一只胳膊伸进脱粒机被打断了。
我扔下镰刀，斜穿麦地往路上跑。李青桥曾和我读一个中学，比我高一个年级，我们是一路去一路回的好同学。
地里的人也都扔掉了镰刀，往西边跑。
李青桥和我不在同—个大队。我们赶到那里时，他已被人抬到抽水机船上。我只看到了他—张苍白如死人的脸和到处洒落的血，抽水机船就开走了。
站在河边上的人见船已远，便回过头来往打麦场上走。
那台咬下李青桥胳膊的脱粒机，此时正无声地张着大口立在夏天的烈日下。
有人用手指着：“就是那台脱粒机。”
几个姑娘还在余悸里，—个在哭，却并无眼泪，其他两三个或神情木然，或如风中之叶在索索地抖，或失去节制—样不停地向涌到这里的人诉说：“他困得不行了，总打瞌睡，那么往前一栽，就听见他一声尖叫，脱粒机咚咚跳起来……
我低头看，只见地上的麦子被血染成红色，一粒—粒地让人惊心。
不少人倒在麦垛下或躺在队房的墙脚下睡着了。
一场的人，都瘦黑如柴，疲惫不堪的样子。他们就在这里站着、坐着或倚在场边的老树上，久久不散。偶尔听见有人说话，更多的人则目光呆滞地沉默着。
人群中有人喊：“八队的社员回去了，回去了，回去割麦了……”
我望了一眼地上的红麦子，走出人群，往回走。路上稀稀拉拉地走了—行人。—路上，我总想着李青桥——
李青桥不太像农村人，生得很白净，用古书里的话说是个“美少年”。李青桥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胳膊。他的胳膊似乎比通常人的长。夏天，他只穿—件背心时，两只胳膊就完全地袒露了出来。长长的，该粗的地方粗，该细的地方细，很精致亦很有力的一对胳膊。这对胳膊常引得女生偷偷地看，看罢脸一红，扭过脸去，可过不—会，又扭过头来偷偷地看。女生都喜欢李青桥，一半是因为那双好看的胳膊。李青桥是学校篮球队的，他篮球打得很好。他在场上跑，抢球、接球、送球，一双胳膊在人群里一闪一闪地，像本地水里的白跳鱼。投篮时，两只胳膊高高举在半空里，线条优美的两根，很迷人。他的手腕轻轻一磕，球飞—个弧度，刷—声入网，总要得到场内场外一片喝彩。我喜欢和他呆在—起。在—起时，就免不了要欣赏他的胳膊。他与你说话时，站着不动，两只胳膊自然地交叉着，放在胸前，样子很优雅。走路时，两只胳膊轻轻地很有节奏地摆动，让人有个幻想：倘若这对胳膊用力摆动起来，它们能像—对翅膀，将他带到空中。那天，我们走到一棵桑树下。其时，桑葚已红，一粒粒如奶头勾人。我仰望着，嘴里便津津地有了馋涎。“想吃？”他问我。我点点头，准备去找根竹竿来。“我能够着。”他一手抓住我，踮起脚，伸出右臂，居然就够到了一嘟噜—嘟噜的桑葚。他的手像雀喙—样，将桑葚一嘟噜一嘟噜地给我摘了下来。在他伸出右臂时，袖子便轻轻滑落了下来。前年，我参加一位朋友的雕塑展的开幕式，他的一件雕塑先是被—方银绸覆盖上，宣布开幕时，有人用手轻轻—拽，银绸滑落了下来，露出了那件雕塑，让人眼睛一亮。那时，我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了这只够桑葚时的胳膊。
而现在，他丢掉的就是这只当年帮我够桑葚的胳膊。回到地头，我无心干活，也实在无力干活。我再也不管今天能不能完成割麦任务，一头倒在了地头的楝树下——沉重如磐的疲惫。
高中毕业时，我虚岁仅十七（青桥大我—岁，也不过就是十八）。当时的劳动，实与劳役并无区别。我觉得课本中的那些对劳动所做的抒情文字、赞美之辞，是虚伪的，是—群不事稼穑或只是偶尔为之的浑蛋文人的胡说八道。若不是胡说八道，现在他们被发配到农村后，仅仅也就是像当地的农民一样干活，为什么就龇牙咧嘴地连连叫苦、痛不欲生了呢？还有那个“种豆南山下”怡然自得的淡泊之人陶潜先生，对田间劳作居然有那么一份雅趣与意境，大概八成是因为那劳作是随意的，是属于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的那种全凭兴致的劳作。若将他弄到我所在的正在学大寨的第八生产队或李青桥所在的第五生产队来试试看，不需多久，只给他三两天的磨难，看这位高蹈轻扬的雅士还能不能再“悠然见南山”？
人们像—群羊被轰赶着，头上总悬着—根鞭子，耳畔总是响着：“起来！起来！”田埂是做了又做，仿佛那不是用来走路的，而仅仅是供人来观赏的。即便是你为已经做得很好了，还会被总在田野上转悠的干部们下令重做：“在后天检查组到来之前，必须重做出一条田埂来！”墒是修了又修，不过就是用来流水的墒，竟然直得像用一根巨尺划出的一般。这一切，不为别的，仅仅是为了那三天—次、五天一回的络绎不绝的各种等级的检查组。倘若那天检查组来，恰巧下起雨，路泥泞难走，人们就像蚂蚁—般稠密，—路忙着撒稻壳铺麦秸。施肥、锄草、罱泥、打冰草、搞绿肥塘……所有这—切，都不再是从前庄稼人的那种很经济的操作，而都被形式化了。它们成了—个个毫无实际意义的演示，使人们处在不停顿的旋转状态里。人们只有花费大量的劳力，通过精雕细琢，通过各种形式上的创造来一争高低。而在地里干活的人数以及干活时是否肯卖劲的样子，也都统统成为一方干部“政绩”的综合指数。许多活，只是做了拆，拆了再做，再拆，做—种循环往复、永无休止的折腾。春夏之交，四下里到处，总是催人干活的锣声。那锣声敲得人心惶惶的。地头、村头的高音喇叭总是在一声连一声地叫唤着：下地干活啦！下地干活啦！那些日子，人们每天只能睡上两三个钟头的觉。农忙结束后，人们依然不能得到休息，几乎全部的时间又早被各种安排填满了。你随处可见—个个疲惫不堪的情景。我亲眼看到一个社员在往稻囤里倒粮时，从高高的跳板上摔落了下来。我亲目睹到后村—户人家，因晚饭后懒得再去检查灶膛，结果引起火灾，将全部家当焚烧—尽。那天，我坐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上去镇上购买农药，竟然睡着了，从车上摔到路上，当场鼻血如注。
无边无际的疲惫笼罩着田野。
青桥就这样丢了一只胳膊。
我再见到青桥时，已是—个月以后，他从医院出来了。那天我去看他，只见他站在那儿，微风吹起时，他的一只空袖筒在风里怅然飘荡。
我们一起呆了好久，但没有说几句话。
两年后，我像摆脱噩梦—样摆脱了田野，到北京读书了。暑假回去时，母亲告诉我，青桥不学好了。我问她：“为什么说青桥不学好了？”母亲说：“他学会了喝酒，是个酒鬼了。家里的东西差不多都被他偷出去卖了。”“他为什么这样？”“他找不到老婆了。”他原先不是定亲了吗？“”人家毁亲了。“
过了两天，我去看他。我倒也没有见到他烂醉的样子，只是看到他一副很阴郁的神态。他已有了黄黄的胡子。脸色有点铁青。身体被那只空袖筒衬得异常的虚弱。
后来，许多年里，我再也没有去看他，但断断续续地从母亲的嘴里知道，他还是—个人生活着。有一天我去镇上看在医院里做医生的大妹妹，正在镇上走着，忽然有人说：“那不是文轩吗？”我掉头一看，竟是青桥。我连忙走过去。他也朝我跑过来，老远就将惟一的一只手伸过来，紧紧地抓住我：“文轩，是文轩，我没想到是你！”我问他：“你是到镇上来走—走？”他说：“不怕你笑话，我做了点小生意。”他抓住我的手，将我扯到路边，指着一只大木盆：“我卖鱼了。”我瞧见那木盆盛了半盆清水，一条条鲫鱼露着青黑色的脊背在水里游着。他说：“人家贩给我，我再卖给人家。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我们说了半天话。
到妹妹的医院，还要走一大段路。一路上，我瞧见这小镇上到处是—些闲荡的年轻人。路边不是摆着简陋的台球桌，就是—家挨一家的酒馆与茶铺。一些老者把麻将桌支到了路边的树荫下，在那里不知光阴流流转地玩着，桌上用茶杯压了些小钱……
走在小镇上，我心里便总想着一句老话：休养生息、休养生息……
—九九七年四月十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