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罗．卡尔维诺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除掉些许短篇小说不算，这本长篇小说几乎可以算是我的第一份写作成果。当我重读这部长篇小说时，此时的我作何感想呢？（注 1）这本书与其说是出于我自己不如说是出于时代的群体氛围、出于道德张力──至于作者是谁，并不重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了时刻，我们的世代在这种文学品味中指认自己。

    在那个时代，意大利的文学狂潮与其说是艺术事件，还不如说是肉体的事件、存在主义事件、群众事件。那时我们才经历了战争，我们年轻一辈的人（在大战时，我们太年轻，未能加入游击队）并不觉得失败、挫折、虚脱。恰好相反，我们是胜利者，才刚结束的战争驱动了我们，我们得天独厚拥有战争留下来的宝藏。然而，我们并非轻易乐观，也并不无端亢奋——事实正好相反。我们觉得自己所持有的宝藏，是相信生命得以从伤痕重生的信念、是对诸多问题的通盘关切，甚至是我们足以熬过折磨绝望的内在能力——此外，我们还多具备了一些大胆的欢愉。许多事物就从这样的氛围中滋生出来——我处理最早的一批短篇小说以及第一本长篇小说的写作态度，也是当时的产物。

    时至今日，这种特色尢其触动我们：时代的音量比写作者发声来得强大，比仍未确定的个人式转音来得有力。当时的经验、大战与内战无人得以幸免，作者和读者都一概受苦过，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沟通也就格外顺畅了。大家面对面，势均力敌，各有好多故事要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歧路、高潮与冒险；我们从彼此的嘴角摘下词语。重获说话的自由之后，我们立刻感受到叙述故事的热望：在恢复行驶的火车上，在塞满乘客、面粉袋、橄榄油桶的车厢中，每一位乘客都对陌生人述说似真半假的故事；廉价饭馆餐桌前的每一位食客以及商店外排队购物的每一位妇女也都有故事要说。日常生活的灰黯彷佛属于另一个时代，而我们却得以走入七彩故事的国度。

    于是，在那年头开始写作的人就会发现：自己处理故事素材的时候，就像是没没无名的口传叙述者（注 2）。我们亲身经历或目睹的故事和我们曾经听来的寓言混杂合一，揉入了嗓音、腔调、模仿的表情。在游击战场中所经历的故事，都遭扭曲变形，化为黑夜里炉火边的闲谈——这些故事增生出风格、语言、虚张声势的气味、追求痛苦骇怖特效的企图。我的部份短篇小说以及这本长篇小说的部份章节，就是从这种新生的口传传统、从这些事件、从这般语言之中孕生出来。

    可是……可是，在那时，写作方式的奥妙并非只在于写作内容的基本性、普遍性；写作内容并不是写作成品的主要来源（我着手写下这篇序的时候，一开始就回忆当时的群众情绪──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忘记自己其实是在谈论一册书，一种以字句写在白色纸页上的东西……）。反而在许久之后，我们才发现：那时候的故事，只不过是生而不熟的材料──当时激发年轻作家的自由爆发力，并不见得是作家急于记实、报导的愿望，反而该是作家急于「表达」的欲望。表达什么呢？表达我们自己，表达我们才刚体会的生命苦味，表达当时我们「自以为懂」或「自以为是」的人事物──或许在那时节，我们真的「懂」，也真的「是」。角色、风景、射杀行动、政治宣言、行话、诅咒、诗心、军火、性爱，这一切都只是调色盘上的颜料，只是乐谱上的音符；我们都很明白，歌剧的音乐总是比歌剧的台词重要。虽然按理来说，我们应该多加关心作品的内容，可是我们却正是最死硬派的形式主义者；我们理当扮演客观冷静的记者，但是我们却比抒情诗人还要滥情。

    对当时揭杆而起的我们来说，这就是「新写实主义」了。这本书就是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型录，展示了「新写实主义」的优缺点。产出这本书的动力，就是开创文学的青猛欲望；这种欲望，就是此一「流派」的特色之一。时至今日，有些人记忆中的「新写实主义」仍然大抵是文学遭受的一种污染，或是文学之外的因素（注 3）施加在文学上头的包袱──不过，这种看法并不尽然正确。实际上，文学之外的元素屹立不摇，无庸置疑，看起来简直就是天生的事实。对我们来说，一切的问题就是文学的问题；我们只想要将这个世界转化成文学作品──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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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写实主义」并不是一个流派。（我们必须试着准确地陈述事实。）「新写实主义」是多种声音的组合；这些声音大致上都是边陲的。「新写实主义」大规模发现了意大利的多种地方风貌，甚至──或者该说，尢其──许多意大利的地方风貌都不曾在既往的文学中呈现过。正因为彼此未曾往来（或，误以为彼此未曾往来）的意大利各地风土是多彩多姿的、正因为繁异的方言和术语可以揉捏合为文学语言，所以才有了「新写实主义」。不过，「新写实主义」并非只局限于地方风情── 19 世纪的「写实主义」（注 4）才着眼于区域性格。在「新写实主义」风潮下，作家借着刻画地方风情来为他们的作品增添真实的风味，他们作品的关注焦点并不是地方风情本身，而是这整个世界：就像1930年代作家笔下的美国乡野一样──许多批评家就曾指称，我们是这些美国作家直接或间接的徒子徒孙。于是，语言、风格、步调对当时的我们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写实主义」会和「自然主义」越离越远（注 5）。我们为自己画出一条阵线，或者该说是一个黄金三角──威尔加（注 6）、维多里尼（注 7）、帕维瑟（注 8）──我们从此展现，每个人各自以自己的地方语汇和风景为写作基础。（我总是说「我们」而非单一的「我」，彷佛我所谈的运动组织完善，经过熟虑。但我要解释，当时的实情正好相反。多轻易呀──当人在讨论文学的时候，就算身置最为严肃、最实事求是的讨论场合中，也会不知不觉地捏造事实…… 也因此，文学的讨论越来越让我感觉恼怒──无论是别人的或我自己的文学议论，都让我烦厌。）

    我笔下的风景，是让别人嫉妒的，我自己的私有物（我可以从这里为自序开头：将「一个文学世代的自述」这个命题加以压缩精简，一开头就谈论和我自己直接相关的事物，或许我可以因此避免空泛笼统的弊病……），以前都没有人将这般风景真切写在纸上。（只有诗人蒙塔列（注 9）例外──虽然他来自里古利亚的里维拉那边。在阅读蒙塔列的时候，我觉得从他的意象和语言，可以读出我们共同家园的记忆。）我自己则是波南提的里维拉人，我的家乡是圣雷莫。我偏激地将观光味浓重的海岸从圣雷莫的风景中抹去──那样的海岸，充斥着棕榈树、赌场、饭店和别墅──我似乎以这观光景致为耻。我从旧城的窄巷下手，爬上河床，避开几何形状的康乃馨花床，我偏爱葡萄园阶地以及围墙古老干枯几欲颓圮的橄榄树林，我在苔草蔓蔓的山丘骡径探险，抵达森林的起点，近处先是松树，再过去就是栗树，然后我看见海──从高处总是可以清楚看见海，那是一条夹在两翼绿荫之间的蓝带。我一路从海平面来到里古利亚阿尔卑斯山低处的迂回山谷。

    我拥有风景。可是，如果要描绘这片风景，风景只会具有次要地位：人民、故事，会比风景更重要。抗战时期即呈现了风景和人民的交融。这，就是我的小说了，我没有办法用别的方式将它写出来。我整个人生的日常景致，已经全然变得特殊、惊险：这个故事从旧城的幽暗拱门开展，一路延伸到森林。这个故事追寻、藏匿武备的人们。我发现当时的别墅都已经被征收、改建为禁闭室和监狱，于是我在小说里重绘别墅当年风貌；康乃馨的花田早已是无人管理的废地，无法横越，甚至还自然生出一场火灾，而我也将昔日花事写下了。因为作者可以将人间故事嵌入风景之中，所以「新写实主义」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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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本小说里（我最好言归正传。现在就为「新写实主义」写下辩护状，是言之过早了些；甚至，在今日分析我们为何和「新写实主义」决裂，都还比较贴合我们的情绪），那个文学时期的陈迹和作者少年时代的刻痕交织一起。在小说末尾，暴力和性的主题都被激化，而这样的手法看起来是太过天真的（而今日的读者则可以适应更加火辣的口味），也太过勉强了（作者后来的作品中，暴力和性都只是外围的、暂时的主题，而此可知作者无心于此）。

    这本小说塞入了意识型态的论点。这种手法看来真是太天真、太勉强了，更何况像这样的一个故事根本就建立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基础上：在语言和意象方面，都是直接呈现、客观叙述的风格。为了要满足意识型态的需求，我使出一招权宜之计：我将所有的理论思考全放在第九章之中；在风格上，这特别的一章和书中其它章节有很大的差异。第九章收纳了政治委员金姆的思维，这一整章简直就像插在一本小说中腰的序文。果然，这样的权宜之计惨遭我的早期读者全面批评，他们进而劝我将这一整章砍去。我明白，这本书并没有完好的一统性格（在那年头，风格的统一性是美学的少数评断准则之一；不同风格和语言交杂并置的手法在今天虽然风光，但是在早年却还没有流行），但我坚持不改：这本书就是这副德性了，充满综合的、不规矩的元素。

    后来文学批评的另一个焦点，就是语言－方言的主题。在此，这个主题的面貌还处于初步阶段：方言凝结成为色块（然而在我较晚的作品中，我试着将方言完全吸收在语言中，宛如重要却隐形的血浆）；有时候好像很可贵、有时又流溢而来的，质地不均匀的文字，则全都用来呈现直接的描述；俗民文化（俗谚、歌谣）详列出来，像纪录片一般，简直达到民俗研究的水平……。动词的时态是个问题：因为方言中并没有「简单过去式」，此外光用「完成式」又太单调了，于是我便决定以「现在式」写下这整本小说……。

    另外（我继续罗列时代的符号，这些符号或属于我，或遍及众人。在此时写下的序文必需具有批判性，才会显得有意义），描述人物性格的方式也该留意：夸张怪诞的相貌，扭曲的面容，暧昧的、俗世的、群众的戏剧。意大利的文学和造型艺术错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表现主义」（注 10）盛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达至高峰。或许，意大利那段时期的标签应该是「新－表现主义」而不是「新写实主义」吧。

    「表现主义」风格镜头的扭曲表现，可以在这本书中的人物脸孔看见。这些脸孔本来都属于我的亲朋好友。我努力伪饰这些脸，让人看了认不出来，让这些脸变得「负面」──因为我觉得唯有在「负面」里头才存有文学意义。同时，我也对真实人生怀抱懊悔──真实人生是更繁异，更暖和，更不可定义的啊；我对真实的民众懊悔──我知道他们的人性是更丰富良善的啊；懊悔的心境伴我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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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我现在重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它在我身上产生了何种效果？（我这时已经找到一个好论点了：懊悔之心。我应该在序文开头就谈懊悔之心。）这部小说为我带来长期的不适──这些不适，有一部份已经稀释，有一部份却仍然残存。这种不适感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面对远比自己巨大许多的事物，是因为我所有同侪所纠缠的情绪，是因为悲剧，是因为英雄风度、慷慨作为、天才行径，是因为出自良心的黑暗剧。抗战：这本书在「抗战文学」中的位置在哪里？当我在书写这本书的时候，开创「抗战文学」似乎是种迫切的使命；解放才不过两个月不到，维多里尼的《人与非人》（注 11）就出现在书店橱窗里，散放我们死亡与欣悦的太初方言。米兰的都市游击队也马上有了他们的小说，尽数在城市的向心地图上快速进击；曾为山中游击队员的我们也想要自己的小说，小说里要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步调和律动……

    译注

    1. 本篇「作者自序」和《蛛巢小径》小说本文两者的写成时间相隔甚久。小说本文当初于1947年初版，而自序则写于1964年。值得留意的是，市面上《蛛巢小径》的版本不只一种，之间或有相当程度的差异。甚至连英文版的书名译法均未统一，不同的英译者对于内文也有不同的呈现。

    2. 昔日的口传叙述者——如吟游诗人之类——所说的故事并非叙述者自己发想，而采自长辈流传的寓言或民间传说。然而，作家的书写大抵上应是个人的创作。口语传播的叙述者和执笔的作家虽然都说故事，但照理来说两种角色通常是大异其趣的。

    3. 即政治风气，社会背景等等。

    4. 意大利的「写实主义」（verismo）并不尽然等同英美文学的「写实主义」（realism）。意大利的「写实主义」盛行于 19 世纪末以及 20 世纪初，企图客观呈现（下层阶级的）人间处境。「写实主义」习采直接而未加文饰的语言，细节鲜明，对话写实。「新写实主义」（neorealismo），意大利的文学、电影运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兴起，试图写实刻画战前事端以及战时、战后的社会问题。「新写实主义」大致上和先前的意大利「写实主义」近似──事实上「新写实主义」就是「写实主义」的延伸；不过，法西斯迫害以及大战伤痕等等经验为「新写实主义」灌注了新的关怀。当时诸多1930、40年代英美小说涌入意大利，这些作品的社会改革性格也在意大利文坛造成影响。

    5. 「自然主义」（naturalism）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文学、美术运动，由自然科学（尢其是达尔文的研究）所启发。在文学的领域里，「自然主义」是「写实主义」传统的延伸，追求更忠实客观的写实呈现，最好可以呈现「生活的横切片」。但「自然主义」又和「写实主义」不同：「自然主义」强调科学决定论，着重于文学角色的环境、生理面，而非角色的内里、心理面。后来「自然主义」作者遭受批评，因为他们的作品仍然含蕴偏见，根本不如他们声明的那般客观真实。 就时间脉络来看，应是较晚的「自然主义」向较早的「写实主义」求异，而非「写实主义」重审「自然主义」。不过卡尔维诺文中「我们的『写实主义』」并不是原先的「写实主义」，而应是修正版本的「新写实主义」──从上下文看来，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重点与其说是忠实客观，不如说是热血激情，和「自然主义」有所不同。

    6. 威尔加（Giovanni Verga, 1840-1922），小说家、剧作家，意大利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意大利作家，他的小说也被改拍为著名的新写实主义电影《大地动摇》（terra trema，导演为威斯康提〔Luci〕）。

    7. 维多里尼（Elio Vittorini, 1908-1966），小说家、翻译家，小说作品以意大利新写实主义风格著称。

    8. 帕维瑟（Cesare Pavese, 1908-1950），意大利诗人、批评家、小说家、翻译家。他和维多里尼一样，将许多现代英美文学引介至意大利。

    9. 蒙塔列（Eugenio Montale, 1896-1981），意大利诗人、散文名家，于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0. 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的重点并不在于客观现实，而在于艺术家的主观情绪。表现主义出于对物质主义、中产阶级优势、都市化、家庭主义等等保守倾向的反抗，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与战后的德国勃兴。表现主义在美术和电影的表现尢其可观。后来遭纳粹压制。

    11. 《人与非人》（Uomini e no, 1945），为维多里多在抗战时期的个人经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