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有人摇我的肩膀。最先感觉到的是沙发气味。接着那人开始为我的迟迟不醒感到焦躁。任何人都想剥夺我犹如秋日蝗虫般恬适的睡眠。

    不过，我体内也有某种东西强行要我起来，告诉我已无暇再睡，并用铁花瓶打我的头。

    “起来，求你起来！”她说。

    我从沙发坐起，睁开眼睛。我身穿橙色浴衣。她穿男式白色t 恤，几乎扑在我身上摇我肩膀。她那只穿白t 恤和白内裤的苗条身段，宛似站不稳的小孩，仿佛只消一阵强风便可将她吹为委地的尘埃。我所吞食的一大堆意大利风味消失到何处去了呢？我的手表又去哪里了呢？四周还一片黑暗。若非眼睛出了问题，便是天还未亮。

    “看那茶几！”女孩说。

    我往茶几看去。上面放着小圣诞树样的东西。却又不是圣诞树。作为圣诞树未免太小，况且现在刚交十月。不可能是圣诞树。我依然双手压住浴衣底襟，目不转睛地看着茶几上的物体。原来是我放的头骨！不，也可能是她放的。这点我已记不起。谁放的都无所谓。反正茶几上如圣诞树一般闪闪烁烁的是我带来的独角兽头骨。光在头骨顶端一闪一灭。一个个光点非常细小，光本身并不强，小小的光点如满天星斗缀满头骨。光色莹白，微弱柔和。每个光点周围都仿佛包宠着模模糊糊的光膜，轮廓绵软，扑朔迷离。或许由于这个缘故，那光看起来与其说是头骨表面闪烁，莫如说连片浮出于头骨之上。我们并坐在沙发上，默不作声，久久凝视小小的光之海。她双手轻轻握住我的胳膊，我的双手仍放在浴衣底襟。夜半更深，四下阒无声息。

    “这里有什么机关不成？”

    我摇摇头。我曾同头骨过了一夜，那时它根本没有发光，倘若那光是由某种夜光漆或光苔一类东西发出的，肯定不至于有时亮有时不亮。暗下来必有光亮现出才是。更何况两人睡前头骨并未发光。不会是什么机关。而是某种超越人力的特殊物所使然。任何人为的努力都不可能制造出如此柔和如此怡然的光。

    我悄悄拿开她抓在我右臂的手，把手伸向茶几上的头骨，静静拿起放在膝头。

    “不怕的？”她低声询问。

    “不怕。”我说。何怕之有。这玩艺儿说不定在某处连着我自身。谁都不会害怕自己本身。

    我用手心罩住头骨，手心生出残火般微弱的温煦感。甚至指尖也好像包笼在淡淡的光膜中。我闭目合眼，将十指浸入这柔弱的余温。于是纷纭的昔日回忆如遥远的云絮浮现在我心头。

    “不像复制品。”她说，“莫不是真的头骨？带着远古的记忆而来……”

    我默默颔首。可我能知道什么呢？无论它是什么，反正现在它在发光，光在我手中。我所知道的，只是那光在朝我倾诉什么。这点我可以直接感觉出来。它恐怕在向我暗示什么。那既像是应该到来的新天地，又似乎是留在我身后的旧世界。我还不能充分领悟。

    我睁开眼，再次审视染白手指的光。我虽然难以把握光的含义，但可以清楚看出其中并无恶意和敌对因素。它收敛于我的掌心，并对此显得心满意足。我用指尖轻轻跟踪其中浮现的光。根本无需害怕，我想。全然没有理由惧怕自己本身。

    我把头骨放回茶几，用指尖触摸女孩的脸颊。

    “暖乎乎的。”她说。

    “光暖和嘛。”

    “我摸摸也不要紧？”

    “没问题。”

    女孩将双手置于头骨上面，闭起眼睛。她的手指也和我同样被镀上一层莹白的光膜。

    “有所感觉。”她说，“是什么倒说不清，总之像是过去在什么地方感觉过的：空气、光线、声音等等。表达不好。”

    “我也表达不好。”我说，“嗓子渴了。”

    “啤酒可以么？还是喝水？”

    “啤酒可以。”

    女孩从电冰箱取出啤酒，连同杯子拿到客厅。趁这时间我拾起掉在沙发背后的手表看了眼时间：4 点16分。再过一个小时多一点天将放亮。我拎过电话机拨动自己住处的号码。还从来没有往自己房间打过电话，好一会才想起号码。无人接。等铃响到15次我放下话筒，再次拨通让铃响了15次。结果同样，无人接起。

    莫非胖女郎回到她那在地下等待的祖父那里去了？还是被来我房间的符号士或“组织”的人抓住带往什么地方了呢？不管怎样，我想她都一定临阵有余。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她的应变能力都是我的10倍，而年龄仅及我一半。实非等闲之辈！我放下话筒，想到此生再也见不到那女郎，不禁生出几分怅惘，就像观望一个个沙发和吊灯被从倒闭的宾馆中运出，一扇扇窗口被关合，一幅幅窗帘被卸下。

    我们坐在沙发上边喝啤酒，边注视头骨闪闪烁烁的白光。

    “头骨是同你发生感应才发光的不成？”女孩问。

    “不晓得。”我说，“不过有那个感觉。也可能不是我，而同别的什么发生感应。”

    我把剩下的啤酒全倒进杯里，从从容容地喝干。黎明前的世界万籁无声，同森林中无异。地毯上东一件西一件扔着我的衣服和她的衣服：我的轻便西服、衬衫、领带、长裤，她的连衣裙、长筒袜、小背心之类。地上的衣服摊，我觉得似乎是我这35载人生的一个总结。

    “看什么呢？”

    “衣服。”我回答。

    “干吗看什么衣服？”

    “刚才还是我的一部分来着，你的衣服也是你的一部分。现在则不然。活像别人的别的衣服。看不出是自己的。”

    “怕是交欢的关系吧？”她说，“交欢之后，人往往变得内省。”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手拿空杯说，“并非变得内省，只是注目于构成世界的许多琐碎部件而已。蜗牛、雨帘、五金店的商品阵列——对这类东西十分敏感。”

    “不收拾衣服？”

    “不必，那样蛮好，那样使人坦然。用不着收拾。”

    “再讲讲蜗牛。”

    “蜗牛是在洗衣店门前看见的。”我说，“没想到秋天里还有蜗牛。”

    “蜗牛一年到头都有的。”

    “想必。”

    “在欧洲，蜗牛具有神话意味。”她说，“外壳意味黑暗世界，蜗牛从壳中探头意味阳光普照。所以，人们一看见蜗牛，就本能地想打破外壳使它从里面亮相。这事可做过？”

    “没有。”我说，“你懂得的还真不少。”

    “在图书馆工作嘛，自然知道很多。”

    我从茶几拿起那盒七星烟，用啤酒屋的火柴点燃，再次眼望地毯上的衣服。她的淡蓝色长筒袜上压着我的衬衫袖。天鹅绒连衣裙腰部拧劲似的扭歪着，旁边薄薄的小背心如垂头丧气的旗。项链和手表扔在沙发上，黑皮挎包躺在屋角的咖啡桌。

    她脱掉的衣服看上去比她本身还像她。也许我的衣服看上去比我本身还像我。

    “干吗在图书馆工作？”我问。

    “喜欢图书馆。”她回答，“安静，到处是书，知识成堆。我不愿意在银行或贸易公司工作，也懒得当老师。”

    我朝天花板喷出一口烟，注视其行踪。

    “想了解我？”她问，“例如哪里出生，少女时代如何，读哪所大学，什么时候不再是处女等等。”

    “不，”我说，“现在不急。多少想了解一点。”

    “我也多少想了解一点你。”

    “在大海附近出生的。”我说，“每次台风过后的第二天早上跑去海滩，海滩都有许多许多东西。海浪打上来的。好些东西简直想象不到。从瓶子、拖鞋、帽子、眼镜盒到桌椅板凳，无所不有。为什么有这种东西打上来呢？叫人摸不着头脑。不过我喜欢物色这些，来台风是一大乐事。怕是别处海滩扔的东西被卷进海里，又被浪打上岸来。”

    我把烟在烟灰缸里熄掉，空杯放在茶几上，继续道：

    “奇怪的是，大凡被海水打上来的东西全都干干净净。虽说无一不是没用的垃圾，但一律洁净得很。没有一件脏乎乎的碰不得。海这东西也真是特殊。每当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总是想起海滩的垃圾。我的生活便总是这样：把垃圾收集起来，以自己的方式弄干净，再扔去其他地方。只是派不上用场，徒然朽化而已。”

    “不过那样做——就是说弄干净——要借助某种形式吧？”

    “可形式到底又有什么用呢？若说形式，蜗牛也同样具备。而我无非在海滩到处走来走去罢了。那期间发生的各种事固然清楚记得，但也仅限于记得，同现在的我毫不相干。仅仅记得，如此而已。洁净，然而无用。”

    女孩把手搭在我肩上从沙发站起，走进厨房打开电冰箱，取葡萄酒斟上，连同一瓶啤酒一起用盘子托来。

    “我喜欢黎明前的一段黑暗。”她说，“因为浩净而天用，肯定。”

    “但这段时间过得飞快。天一亮，就开始送报送奶，电车也投入运行。”

    她滑溜溜地钻到我身旁，把毛巾被拉到胸口，喝了口葡萄酒。我把新拿来的啤酒倒进杯子，拿在手里打量茶几上尚未失去光芒的头骨。头骨朝茶几上的啤酒瓶、烟灰缸和火柴盒投以淡淡的光。女孩把头靠在我肩上。

    “刚才看你从厨房往这边走来着。”

    “怎样？”

    “腿很迷人。”

    “中意？”

    “非常。”

    她把杯放在茶几上，往我耳下吻了一口。

    “嗯，知道么？”她说，“我，顶顶喜欢别人夸奖。”

    随着天光破晓，头骨的光像被阳光冲掉慢慢减弱下去，不久变回毫无奇异之处的光滑滑的白骨。我们在沙发上拥抱着观望窗帘外面的世界被晨光夺去黑暗的情景。她热辣辣的呼吸弄得我肩头潮乎乎的，乳房娇小柔软。

    喝罢葡萄酒，她利用这短暂时间蜷起身子静静地睡了。阳光明晃晃照亮了相邻人家的房脊，不知何处传来汽车发动的声响。我已再无睡意。我记不清自己到底睡了多少个小时。总之睡意全消，醉意也没剩下。我把她搭在自己肩上的头轻轻放下，离开沙发走去厨房，喝了几杯水，吸了支烟。然后关紧厨房和客厅之间的门，打开餐桌上的小收录机，调低音量听立体声广播。本想听鲍勃·迪伦的歌曲，遗憾的是没有播放，而代之以罗杰弹的《枯叶》。秋天了！

    她家的厨房同我的很相似。有冲洗台有换气扇有电冰箱有热水器。大小、功能、使用年头、用具数量也大同小异。不同之处是没有煤气烤炉，而以微波炉代替。还有电动咖啡豆粉碎机。菜刀也按不同用途准备好几种，不过磨法多少有点毛病。女的很少有人能磨好菜刀。烹调用的盘子清一色是容易在微波炉中使用的硼硅酸玻璃盘。长柄平底锅油光光地毫无污痕。冲洗台上的垃圾篓也清扫得一干二净。

    我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对别人家的厨房如此关心备至。其实我无意查看他人的生活细节，不过是厨房里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映入自己的眼帘。罗杰的《枯叶》放完，换成弗兰克管弦乐队的《纽约之秋》。我在秋日的晨光中出神地望着餐桌上排列的锅、碗和调味瓶等物。厨房俨然世界本身，一如莎士比亚那句台词：世界即厨房。

    乐曲放罢，主持人说了声：“已是秋天了。”随即谈起秋日初次所穿毛衣的气味，说阿珀达伊库的小说对这种气味做过出色的描写。下一支乐曲是乌迪·哈马的《昔日秋光》。餐桌上的钟已指向7 时25分。10月3 日，上午7 时25分，星期日。天空晴得如被尖刀深深剜开一般深邃而透彻。作为结束人生的最后一天，场景似乎不错。

    我用锅烧开水，从电冰箱拿出西红柿，又切了大蒜和手旁一点青菜做成西红柿酱汤，然后加进斯特拉斯堡香肠咕咕嘟嘟煮了一阵子。同时细细切了甘蓝和圆椒，做个色拉。又把咖啡放入咖啡壶，在法国式面包上淋了点水并用箔纸包住放入微波炉加热。准备妥当后，我叫醒女孩，撤下客厅茶几上的杯子和空瓶。

    “好味道！”她说。

    “可以穿衣服了吧？”我问。先于女孩穿衣服是我的一忌。文明社会称之为礼仪。

    “当然可以，请。”说着，女孩脱下自己的t 恤。晨光在她的乳房和腹部照出淡淡的阴影，汗毛闪着光泽。她以这样的姿势欣赏一会自己的身体。“不坏呀！”她说。

    “不坏。”

    “没有多余的肉，腹部不见皱纹，皮肤仍有弹性——还可风流一段时间。”说到这里，她双手拄在沙发上，转向我说，“不过这些会在某一天突然消失吧，是这样的吧？就像一条线断了，再也不能恢复。我总有这感觉。”

    “吃饭吧。”我提议。

    她去隔壁披上黄色运动衫，穿上旧得退色的牛仔裤。我穿上短裤。我们隔着餐桌面对面坐下，吃着面包、香肠、色拉，喝着咖啡。

    “你能马上这样习惯别人家的厨房？”她问。

    “本质上每家的厨房都大同小异。”我说，“做东西吃东西，不存在大的差别。”

    “一个人生活不厌烦？”

    “不太清楚，因为从来没这样考虑过。婚姻生活倒是持续了5 年，但如今已根本记不起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好像一直单身生活过来的。”

    “无意再婚？”

    “怎么都无所谓。”我说，“反正都一回事，就像有出口和入口的狗窗，从哪个口进去都差不多一样。”

    她笑笑，用纸巾擦去嘴角沾的西红柿汤汁：“把婚后生活比喻成狗窝的人，你是第一个。”

    吃完饭，我把壶里剩的咖啡热了热，各斟一杯。

    “西红柿酱汤非常可口。”她说。

    “要是有月桂树叶什么的，会做得更好。”我说，“煮的东西也差10分钟火候。”

    “不过已经很好吃了。好久都没吃过这么讲究的早餐。”她说，“今天往下怎么安排？”

    我看了看表：8 点半。

    “9 点离开这里。”我说，“找一处公园，两人晒太阳喝啤酒。10点半开车把你送去什么地方，之后就动身。你怎么办？”

    “回家洗衣服，清扫房间，独自沉浸在交欢的回忆里。不坏吧？”

    “不坏。”我说。是不坏。

    “跟你说，我可不是跟任何人都立刻上床的哟！”她补充似的说。

    “知道。”

    我在冲洗台洗餐具时间里，她一面淋浴一面哼唱。我用几乎不起泡的植物性油脂洗锅刷盘，用抹布擦干摆在餐桌上。然后洗洗手，借用厨房里的牙膏刷了牙，又去浴室问她有没有刮须用具。

    “打开上边右侧的壁柜看看，记得有他以前用过的。”

    壁柜里果然有柠檬香型刮脸膏和漂亮的刮须刀。刮脸膏已少了半盒，盒口沾有已干燥的白沫。所谓死，便是将刮脸膏剩下半盒。

    “有了？”她问。

    “有了。”我拿起刮须刀、刮脸膏和一条新毛巾折回厨房，烧水刮须。刮完须，把刀片和刀架冲洗干净。于是我的胡须同死者胡须在洗面盆里混在一起，沉入盆底。

    她穿衣服时，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翻阅晨报。出租小汽车司机开车途中心脏病发作，一头扎进高架桥栏杆，死了。乘客是一位32岁的女性和一个4 岁女孩，双双身负重伤。某市议会午间吃外购盒饭时因油炸牡蛎变质致使两人身亡。外务大臣对美国的高利率政策表示遗憾。美国银行家会议讨论对南美贷款的利息。秘鲁财政部长指责美国对南美实行经济侵略。西德外长强烈要求纠正对日贸易逆差。利比亚谴责以色列，以色列反唇相讥。还就18岁儿子向父亲行凶一事刊登了大家谈一类文章。报上刊载的，没有一样对我最后几小时有所裨益。女孩身穿驼色棉短裤加茶色开领衫，站在镜前用梳子梳理头发。我系好领带，穿上外衣。

    “独角兽骨头怎么处理？”她问。

    “送给你。”我说，“放在哪里算了。”<strike>ｈｔtｐ://ｗｗrike>

    “电视机上如何？”

    我拿起已不发光的头骨走到房间角落，放在电视机上。

    “怎么样？”

    “挺好的。”我回答。

    “还会发光？”

    “没问题。”说罢，我再次把她搂在怀里，将这温煦刻入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