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河，向北驶去，穿过拥挤的普什图广场，从前爸爸常带我到那儿的开伯尔餐馆吃烤肉。那屋宇依然挺立，只是大门上了挂锁，窗户破裂，招牌上不见了“K”和“R”两个字母。

    在餐馆附近，我见到一具尸体。那儿行过绞刑，有个年轻人被吊起来，绳索末端绑在横梁上，他脸庞青肿，寿终那日，他穿着残破的衣服，染着血迹。人们对他视而不见。

    我们默默驶过广场，直奔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我目光所及，见到的总是一座尘雾笼罩的城市，还有生砖垒成的建筑。在普什图广场往北几条街，法里德指着两个男人，他们在繁忙的街角相谈甚欢。其中有个金鸡独立，他另外那条腿从膝盖以下不见了，怀里抱着一根义肢。“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就那条腿讨价还价呢。”

    “他要卖掉他的腿？”

    法里德点头：“在黑市可以卖个好价钱，足以喂饱你的孩子好几个星期。”

    让我意外的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多数依然有屋顶，墙壁依然完整。实际上，它们保存完好。墙头仍有树枝伸出来，街道也不像卡德察区那样，到处是废墟垃圾。褪色的指路牌虽说偶有弯曲和弹孔，仍指引着方向。

    “这儿不算太糟。”我评论说。

    “别奇怪，现在多数重要人物住在这里。”

    “塔利班？”

    “他们也是。”法里德说。

    “还有谁？”

    我们驶上一条宽广的街道，两边是相当干净的人行道，还有高墙耸立的住宅。“塔利班背后的人，政府的真正首脑，你也可以这么叫他们：阿拉伯人，车臣人，巴基斯坦人。”法里德说，他指着西北方向：“那边的十五号街叫迎宾大道。他们在这儿的尊号就是这个，宾客。我想有朝一日，这些贵宾会在地毯上到处撒尿。”

    “我想就是它！”我说，“在那边！”我指着一处地标，小时候，我常靠着它认路。如果你迷路了，爸爸过去说，记得在我们街道的尽头，有一座粉红色的房子。从前，附近只有这座屋顶高耸的房子是粉红色的。现在还是这样。

    法里德转上那条街。我立即看到爸爸的房子。

    我们在院子里的蔷薇花丛后面找到那只小乌龟。我们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里，而我们太高兴了，顾不上关心这个。我们把它涂成鲜红色，哈桑的主意，也是个好主意：这样，我们永远不会在灌木丛中找不到它。我们扮成两个孤胆英雄，在某处遥远的丛林，发现一只巨大的史前怪兽，我们将它带回来，让世人开开眼界。去年冬天，阿里造了一辆木车，送给哈桑当生日礼物。我们假装它是巨大的铁笼，将乌龟放在上面。抓住那只喷火的怪兽了！我们在草丛中游行，背后拖着木车，周围是苹果树和樱桃树，它们变成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人头从成千上万的窗户探出来，争睹楼下的奇观。我们走过爸爸在无花果树林边上搭建的那座小拱桥，它变成连接城市的巨大吊桥；而它下面的小水塘则是波涛汹涌的大海。烟花在壮观的桥塔上方绽放，两边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朝我们敬礼，还有巨大的桥索射向天空。小乌龟在车上颠来颠去，我们拖着木车，沿红砖车道穿出锻铁大门，全世界的领导人起立鼓掌，我们报以敬礼。我们是哈桑和阿米尔，著名的冒险家，无人可以匹敌的探险家，正要接受一枚表彰我们丰功伟绩的勋章……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那条车道，太阳晒得砖块色泽黯淡，砖缝之间杂草丛生。我站在我爸爸房子的大门外面，形同路人。我把手放在锈蚀的铁栅上，回忆起儿童年代，为了一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当时觉得至关重要的事情，我曾成千上万次跑过这扇大门。我望进去。

    车道从大门伸进院子，当年夏天，我和哈桑就在这里轮流学骑自行车，先后摔倒，它看起来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宽。柏油路裂开闪电状的缝隙，从中长出更多的野草。多数白杨树已经被伐倒——过去哈桑和我常常爬上那些树，用镜子将光线照进邻居家，那些仍伫立着的树如今叶子稀疏。病玉米之墙仍在那儿，然而我没有看到玉米，无论病的还是健康的。油漆已经开始剥落，有数处已然整块掉下。草坪变成棕色，跟弥漫在这座城市上空的尘雾一样，点缀着几处裸露的泥土，上面根本没有东西生长。

    车道上停了一辆吉普，看上去全然错了：爸爸的黑色野马属于那儿。很多年前，野马的八个气缸每天早晨轰轰作响，将我唤醒。我看见吉普下面漏着油，滴在车道上，活像一块大大的墨渍。吉普车后面，一辆空空的独轮车侧倾倒地。车道左边，我看不到爸爸和阿里所种的蔷薇花丛，只有溅上柏油的泥土和杂草。

    法里德在我背后揿了两次喇叭。“我们该走了，老爷。我们会惹人疑心。”他喊道。

    “再给我一分钟就好。”我说。

    房子本身远不是我自童年起便熟悉的宽敞白色房子。它看上去变小了，屋顶塌陷，泥灰龟裂。客厅、门廊，还有楼顶客房的浴室，这些地方的窗户统统破裂，被人漫不经心地补上透明的塑料片，或者用木板钉满窗框。曾经光鲜的白漆如今黯淡成阴森的灰色，有些已经蜕落，露出下面层层砖块，前面的台阶已经倾颓。和喀布尔其他地方如此相似，我爸爸的房子一派繁华不再的景象。

    我看到自己那间旧卧房的窗户，在二楼，房间的主楼梯以南第三个窗户。我踮起脚，除了阴影，看不见窗户后面有任何东西。二十五年前，我曾站在同一扇窗户后面，大雨敲打窗片，我呼出的气在玻璃上结成雾。我目睹哈桑和阿里将他们的行囊放进爸爸轿车的后厢。

    “阿米尔老爷。”法里德又喊了。

    “我来了。”我回他一句。

    发疯似的，我想进去。想踏上前门的台阶，过去阿里经常在那儿，要我和哈桑脱掉雪靴。我想走进门廊，闻闻橙皮的香味，阿里总是将它们扔到炉里，跟锯屑一起燃烧。我想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喝茶，吃一片馕饼，听哈桑唱古老的哈扎拉歌谣。

    又是一声喇叭。我走回停在路边的陆地巡洋舰。法里德在车里吸烟。

    “我得再去看一件东西。”我跟他说。

    “你能快点吗？”

    “给我十分钟。”

    “那么，去吧。”接着，我正要转身离开，“都忘了吧，让它容易一些。”

    “让什么容易一些？”

    “活下去。”法里德说，他将烟蒂弹出车窗，“你还要看多少东西？让我替你省下麻烦吧。你记得的东西，没有一件存下来。最好都忘了。”

    “我不想再遗忘了，”我说，“等我十分钟。”

    当我们爬上爸爸房子北边那座山的时候，我们，我和哈桑，几乎一点汗都没出。我们在山顶奔走嬉闹，彼此追逐，或者坐在倾斜的山脊上，在那儿可以将远处的机场尽收眼底。我们看着飞机起降，又嬉闹起来。

    如今，当我爬上崎岖的山顶，气息粗重，仿佛要喷出火来，脸上汗水直流。我站着喘了好一会，身子一阵刺痛。然后我去看那废弃的墓园，没费多少时间就找到了，它仍在那儿，那株苍老的石榴树也在。

    我再次倚着墓园的灰色石门，哈桑就在里面埋葬了他母亲。过去那扇折叶松脱的铁门已经不见了，浓密的杂草已经占领这片土地，几乎将墓碑全然掩埋。两只乌鸦栖息在墓园低矮的围墙上。

    哈桑在信中提到，石榴树已经多年没有结果实了。看着那枯萎凋零的树木，我怀疑它是否能够再次开花结果。我站在它下面，想起我们无数次爬上去，坐在枝桠上，双腿摇晃，斑驳的阳光穿越过树叶，在我们脸上投射出交错的光和影。我嘴里涌起强烈的石榴味道。

    我屈膝蹲下，双手抚摸着树干。我见到我所要找的，刻痕模糊，几乎全然消退，但它仍在：“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我用手指顺着每个字母的笔画，从那些细微的裂缝刮下一点点树皮。

    我盘膝坐在树下，朝南眺望这座我童年的城市。曾几何时，家家户户的围墙都有树梢探出来，天空广袤而澄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晾衣线挂满衣物。如果你仔细听，兴许你甚至能听到来自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叫卖声，兜售水果的小贩高喊：樱桃！杏子！葡萄！日暮时分，你还可以听到钟声，来自沙里诺区的清真寺，召唤人们前去祷告。

    我听见喇叭声，看到法里德朝我招手。是该走的时候了。

    我们又朝南驶去，回到普什图广场。我们和好几辆红色的皮卡擦身而过，车斗上挤满荷枪实弹、留着大胡子的年轻人。每次遇到他们，法里德都会低声咒骂。

    我付钱住进了普什图广场附近一间小旅馆。三个小女孩穿着统一的黑色服装，戴着白色头巾，紧贴着柜台后面那个瘦小的四眼佬。他索价75美元，那地方相当破落，这个价格简直匪夷所思，但我并不在乎。为了给夏威夷海边的房子付款漫天要价是一回事，为了养活孩子这么做又是一回事。

    房间没有热水，破旧的厕所无法冲水。只有一张铁床，一张破褥子，一条旧毛毯，角落摆着只木椅。正对广场的窗户破了，还没修补。我放下行李箱，发现床后的墙壁上有块干了的血迹。

    我给法里德钱，让他出去买吃的。他带回四串热得响的烤肉，刚出炉的馕饼，还有一碗白米饭。我们坐在床上，埋头大吃。毕竟，喀布尔还有一样没有改变的事情：烤肉依然如我记忆中那般丰腴美味。

    那天晚上，我睡床，法里德睡地板，我额外付了钱，让老板取来一条毛毯，给法里德裹上。除了月色从破窗倾泻进来，再无其他光线。法里德说老板告诉过他，喀布尔停电两天了，而他的发电机需要修理。我们谈了一会。他告诉我他在马扎里沙里夫长大的故事，在贾拉拉巴特的故事。他告诉我说，在他和他爸爸加入圣战者组织，在潘杰希尔峡谷抗击俄国佬之后不久，他们粮草告罄，只好吃蝗虫充饥。他跟我说起那天直升机的炮火打死了他父亲，说起那天地雷索走他两个女儿的命。他问我美国的情况。我告诉他，在美国，你可以走进杂货店，随意选购十五或者二十种不同的麦片。羔羊肉永远是新鲜的，牛奶永远是冰冻的，有大量的水果，自来水很干净。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每个电视都有遥控器，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安装卫星接收器，能看到超过五百个电视台。

    “五百个？”法里德惊叹。

    “五百个。”

    我们沉默了一会。我刚以为他睡着，法里德笑起来。“老爷，你听过纳斯鲁丁毛拉的故事吗？他女儿回家，抱怨丈夫打了他，你知道纳斯鲁丁怎么做吗？”我能感到他在黑暗中脸带微笑，而我脸上也泛起笑容。关于那个装腔作势的毛拉有很多笑话，世界各地的每个阿富汗人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他怎么说？”

    “他也揍了她，然后让她回家告诉她丈夫，说毛拉可不是蠢货：如果哪个混蛋胆敢揍他的女儿，毛拉会揍他的妻子以示报复。”

    我大笑。部分是因为这个笑话，部分是由于阿富汗人的幽默从不改变。战争发动了，因特网发明了，机器人在火星的表面上行走，而在阿富汗，我们仍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有一次毛拉骑着他的驴子，肩膀上扛着一个重重的袋子。”我说。

    “没有。”

    “有个路人问，你为什么不把袋子放在驴背上呢？他说：‘那太残忍了，我已经压得这可怜的东西不堪重负。’”

    我们轮流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全都讲完之后，我们再次陷入了沉默。

    “阿米尔老爷？”法里德说，惊醒睡意蒙的我。

    “怎么？”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是说，你为什么真的到这里来呢？”

    “我告诉过你。”

    “为了那个男孩？”

    “为了那个男孩。”

    法里德在地上翻身，“真叫人难以相信。”

    “有时候，我也无法相信自己竟然来到这里。”

    “不……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是那个男孩？你从美国漂洋过海，就为了……一个什叶派信徒？”

    这句话让我再也笑不出来，睡意全消。“我累了。”我说，“我们睡觉吧。”

    法里德的鼾声很快在空荡荡的房间响起。我睡不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透过那扇破窗，望着星光闪闪的夜空，想起人们对阿富汗的评论，也许那是对的。也许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我们走进伽兹体育馆入口通道的时候，喧哗的人群正在纷纷入座。阶梯状的水泥看台上挤满了几千人。儿童在过道嬉闹，上下追逐。空气中散发着辣酱鹰嘴豆的味道，还有动物粪便和汗水的臭味。法里德和我走过那些兜售香烟、松子和饼干的小贩。

    有个骨瘦如柴的男孩身穿斜纹呢夹克，抓住我的胳膊，在我耳边低语。他问我要不要买些“性感的图片”。

    “非常诱人，老爷。”他说，机警的眼睛四下扫视——让我想起一个女孩，早几年的时候，在旧金山田德龙区街头，她竭力劝我买毒品。那男孩拉开夹克的一边，让我匆匆看一眼他的性感图片：印度电影的明信片，上面是媚眼如丝的女演员，穿着全套衣服，躺在男人怀里。“多么性感。”他重复说。

    “不了，谢谢。”我说，把他推开，继续走。

    “他要是被抓住，他们会用鞭子打得他父亲从坟里醒过来。”法里德低声说。

    当然，票上没有座位号码，没有人礼貌地指引我们到哪一区、哪一排就座。从来就是这样，即使在旧时君主制的那些岁月。我们找到一个视线很好的位置坐下，就在中场左边，不过法里德那边有点挤，推推搡搡的。

    我记得在1970年代，爸爸常带我到这里看足球赛，那时球场上的草多么绿啊。现在则是一团糟。到处都是洞和弹坑，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南边球门门柱后面，地上有两个很深的洞，球场根本没有草，只有泥土。等到两支队伍各自入场——虽然天气很热，所有人都穿着长裤——开始比赛，球员踢起阵阵尘雾，很难看到球在哪里。年轻的塔利班挥舞着鞭子，在过道来回巡视，鞭打那些喊得太大声的观众。

    中场的哨声吹响之后，他们将球员清走。一对红色的皮卡开进来，跟我来这城市之后到处都看见的一样，它们从大门驶进体育馆。一个妇女穿着蓝色的蒙头长袍，坐在一辆皮卡的后斗上。另外一辆上面有个蒙住眼睛的男子。皮卡慢慢绕着场边的跑道开动，似乎想让观众看得清楚些。它收到了想要的效果：人们伸长脖子，指指点点，踮着脚站起。在我身旁，法里德低声祷告，喉结上下蠕动。

    红色卡车并排驶进球场，卷起两道尘雾，阳光在它们的轮毂上反射出来。在球场末端，它们和第三辆车相遇。这一辆的车斗载着的东西，让我突然明白了球门后面那两个洞究竟起何作用。他们将第三辆卡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意料之中，人群窃窃私语。

    “你想看下去吗？”法里德悲哀地说。

    “不。”我说，有生以来，我从未有过如此强烈地想离开一个地方的渴望，“但我们必须留下来。”

    两个塔利班肩头扛着俄制步枪，将第一辆车上蒙着眼的男子揪下来，另外两个去揪穿着长袍的妇女。那个女人双膝一软，跌倒在地。士兵将她拉起来，她又跌倒。他们试图抬起她，她又叫又踢。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永远不会忘记那声惨叫。那是跌进陷阱的动物试图把被夹住的脚挣脱出来的惨叫。又来两个塔利班，帮着将她塞进深没胸口的洞。另外一边，蒙着眼的男子安静地让他们将他放进那个为他而掘的洞里。现在，地面上只有那对被指控的躯体突出来。

    有个矮胖的男人站在球门附近，他胡子花白，穿着灰色教袍，对着麦克风清清喉咙。他身后那个埋在洞里的女人仍不停惨叫。他背诵了《可兰经》上某段长长的经文，体育馆里面的人群突然鸦雀无声，只有他鼻音甚重的声音抑扬顿挫。我记得很久以前，爸爸对我说过一段话：那些自以为是的猴子，应该在他们的胡子上撒尿。除了用拇指数念珠，背诵那本根本就看不懂的经书，他们什么也不会。要是阿富汗落在他们手里，我们全部人就得求真主保佑了。

    当祷告结束，教士清清喉咙。“各位兄弟姐妹！”他用法尔西语说，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今天，我们在这里执行伊斯兰教法。今天，我们在这里秉持正义。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出于安拉的意愿，也是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的指示，愿他安息，在阿富汗，我们深爱的家园，依然存在，得到弘扬。我们倾听真主的意旨，我们服从他，因为我们什么也不是，在伟大的真主面前，我们只是卑微的、无力的造物。而真主说过什么？我问你们！真主说过什么？真主说，对每种罪行，都应量刑，给予恰如其分的惩罚。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的兄弟说的。这是真主说的！”他那空出来的手指向天空。我脑里嗡嗡响，觉得阳光太过毒辣了。

    “对每种罪行，都应量刑，给予恰如其分的惩罚！”教士对着麦克风，放低声音，慢慢地、一字一句地、紧张地重复了一遍。“各位兄弟姐妹，对于通奸，应该处以什么样的刑罚？对于这些亵渎了婚姻的神圣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置？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些朝真主吐口水的人？若有人朝真主房间的窗丢石头，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我们应该把石头丢回去！”他关掉麦克风。低沉的议论声在人群中迅速传开。

    我身边的法里德摇摇头，“他们也配称穆斯林。”他低声说。

    接着，有个肩膀宽大的高个子男人从皮卡车走出来。他的出现在围观人群中引起了几声欢呼。这一次，没有人会用鞭子抽打喊得太大声的人。高个子男人穿着光鲜的白色服装，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的衬衣露在外面，下摆在和风中飘动。他像耶稣那样张开双臂，慢慢转身一圈，向人群致意。他的脸转向我们这边时，我看见他戴着黑色的太阳镜，很像约翰·列侬戴的那副。

    “他一定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法里德说。

    戴墨镜的高个子塔利班走过几堆石头，那是他们适才从第三辆车上卸载的。他举起一块石头，给人群看。喧闹声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阵阵嗡嗡声，在体育馆起伏。我看看身边的人，大家都啧啧有声。那个塔利班，很荒唐的，看上去像个站在球板上的棒球投手，把石头扔向埋在洞里那个蒙着眼的男子，击中了那人的头部，那个妇女又尖叫起来。人群发出一声“啊！”的怵叫。我闭上眼，用手掩着脸。每块投出的石头都伴随着人群的惊呼，持续了好一会。他们住口不喊了，我问法里德是不是结束了，法里德说还没。我猜想人们叫累了。我不知道自己掩着脸坐了多久，我只知道，当我听到身边人们问“死了吗？死了吗？”，这才重新睁开眼睛。

    洞里那个男子变成一团模糊的血肉和破布。他的头垂在前面，下巴抵在胸前。戴着约翰·列侬墨镜的塔利班看着蹲在洞边的另一个男子，手里一上一下抛掷石头。蹲下那个男子耳朵挂着听诊器，将另外一端压在洞里男子的胸前。他把听诊器摘离耳朵，朝戴墨镜的塔利班摇摇头。人群哀叹。

    “约翰·列侬”走回投球板。

    一切都结束之后，血肉淋漓的尸体各自被草草丢到红色皮卡车的后面，数个男人用铲子匆匆把洞填好。其中有个踢起尘土，盖在血迹上，勉强将其掩住。不消几分钟，球队回到场上。下半场开始了。

    我们的会见被安排在下午三点钟。这么快就得到接见，实在出乎我意料。我原以为会拖一段时间，至少盘问一番，也许还要检查我们的证件。但这提醒我，在阿富汗，直到今天，官方的事情仍是如此不正式：法里德所做的，不过是告诉一个手执鞭子的塔利班，说我们有些私人事情要跟那个穿白色衣服的男子谈谈。法里德和他说了几句。带鞭子那人点点头，用普什图语朝球场上某个年轻人大喊，那人跑到南边球门，戴太阳镜的塔利班在那儿跟刚才发言的教士聊天。他们三个交谈。我看见戴太阳镜那个家伙抬起头。他点点头，在传讯人耳边说话。那个年轻人把消息带给我们。

    就这么敲定。三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