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文言与白话有别

    一本书或一部书，一段话或一篇文章，甚至短到一句话，是文言还是白话，一般说，常识是容易分辨的。例如：

    （1）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欧阳修《丰乐亭记》）

    （2）话说大宋高宗绍兴年间，温州府东清县有一秀才，姓陈名义，字可常，年方二十四岁。生得眉目清秀，且是聪明，无书不读，无史不通。绍兴年间，三举不第，就于临安府众安桥命铺，算看本身造化。那先生言：“命有华盖，却无官星，只好出家。”陈秀才自小听得母亲说，生下他时，梦见一尊金身罗汉投胎，今日功名蹭蹬之际，又闻星家此言，忿一口气，回店歇了一夜，早起算还了房宿钱，雇人挑了行李，迳来灵隐寺投奔印铁牛长老出家，做了行者。（《京本通俗小说·菩萨蛮》）

    （3）然而言者，犹风波也，激荡既已，余踪杳然，独恃口耳之传，殊不足以行远或垂后。（鲁迅《汉文字史纲要》）

    （4）迎神赛会这一天出巡的神，如果是掌握生杀之权的，——不，这生杀之权四个字不大妥，凡是神，在中国仿佛都有些随意杀人的权柄似的。（鲁迅《朝花夕拾·无常》）

    例（1）（2）都是宋代作品，例（3）（4）是现代并且是同一个人的作品，可是稍有看文经验的人都能够知道，（1）（3）是文言，（2）（4）是白话，而且不会有人不同意。这样断定的根据是什么？是文言和白话，各有各的行文习惯，或说得具体些，一部分词汇和句法有独占性，不通用。例如词汇方面，“按其图记”的“按”，白话不用，“还了房宿钱”的“还”，文言不用；更明显的是虚词，表完成，文言不用“了”，白话不用“矣”。句法方面也有这种情况，如“何可胜数”的说法，白话不用，“姓陈名义”的说法，文言不用。这类不通用的说法好像京剧角色的穿戴，有表现主人身分的作用，主人是什么人物，常看京剧的人可以一望而知。因此，我们可以说，就通常的情况说，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总是泾渭分明的。但这是通常，不是处处如此。吕叔湘先生于1944年写了一篇论文，题目也是（刊于《国文杂志》3卷1期，后收入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吕叔湘语文论集》），在文章第二部分的开头，他举古籍中的十二段文字为例，说明有时候，文言和白话的界限并不清楚。这十二段文字，哪些应该算文言，哪些应该算白话，请他的一些朋友看，意见不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初看和再看，对于有些段，意见也不一致。以下是十二段文字中的（5）和（6）。

    （5）臣以今月七日预皇太子正会，会毕车去，并猥臣停门待阙。有何人乘马当臣车前，收捕驱遣命去。何人骂詈，收捕谘审欲录。每有公事，臣常虑有纷纭，语令勿问，而何人独骂不止，臣乃使录。何人不肯下马，连叫大唤。有两威仪走来击臣收捕。尚书令省事倪宗又牵威仪手力击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录令公人？

    凡是中丞收捕，威仪悉皆缚取。’臣敕下人，一不得斗。凶势辀张，有顷乃散。（宋书·孔琳之传，奏劾徐羡之）

    （6）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

    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梁书·曹景宗传）

    像这样的文字，我们看了，印象会是半文半白，不文不白，也就是算文言算白话都有困难。但是，文言和白话终归是不同的语言，应该能够分作两个集团。分，要有标准，或说是，所分的类都应该有明确的定义。关于定义，白话的容易，是已经有文言的时候，照或基本上照当时口语写的文字。文言的不那么容易，因为不能单纯地靠有时间性的口语解决问题。

    2.2文言难于定义

    有不少事物，常常是看来清楚，一思就出现问题，再思就问题更多。文言就属于这类事物，它指什么，具有什么性质，好像都清清楚楚，可是想用一两句话说明它，也就是给它下个定义，却很不容易。不容易，是因为有些路看来可以通行，细想却又是布满荆棘。

    2.2.1以脱离当时口语为标准有例外

    最容易想到的一条路是“脱离口语”。这同“文言”一名的意义相合，文是文诌诌，是只见于文章，都表明它不同于口语。可是口语有时间性，以脱离口语为定义，我们必须先确定口语的时间性。一种最合情理的想法是指当时的口语。但这会碰到两个困难。其一，请看下面的文字：

    （1）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汤誓》）

    （2）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两段都是记言，前一段，即使不全是商初的言，也总是周早期的言；后一段，即使不全是春秋末的言，也总是战国初的言。看语气，又都是描摹说话，不是作文章。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推断，这和当时的口语，即使未必合一，也总是很接近。如果我们以“脱离当时口语”为文言的定义，显然，我们只好说这两例的文字是白话。但这就必须放弃我们千百年来死抱住不放的旧看法——说这是文言。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其结果就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有的文言并不脱离当时的口语。有人也许会说，这样定义即使有少量例外，但大体上是对的。情况也确是这样，因为在我们的文献库存里，中古以前，不脱离当时口语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不过我们这里是说定义，定义的内容要无往而不适用，只是“大体上”，容许例外，那就不成其为定义。其二，假定我们为了维护定义的完美性，连千百年来死抱住不放的旧看法（即说《尚书》之类是文言）也放弃，那就还有个困难，也不容易克服，就是，给古白话和文言在时间上划个界限。例如说不是文言，也是记言体的《孟子》呢？这里最麻烦的是，我们只知道，书面上的文字，从商周下传，同口语的距离逐渐由近而远，而不能确切知道，某一时期（如写《左传》的时候）远到什么程度，以及远到什么强度才可以算作文白分家。不能确知，这个脱离当时口语的定义就苦于是尺而有时（如战国时期）量不准。

    2.2.2以不同于现代语为标准有例外

    近年来，我们常常把文言和现代语看作对立的两种语言；有时用带点学术味道的名称，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那对立性就更为明显。这样对立并举，意思大概是，现代汉语是现代人用的，古代汉语是古人用的，两者迥然不同。“不同”有程度深浅的分别：深可以深到全不通，如汉语和外语；浅的只是不全通。显然，文言和现代汉语的差别只是不全通。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想到一些文献材料，如：

    （1）正见慈母独坐空堂，不知儿来，遂叹言曰：“秋胡汝当游学，元期三周，何为去今九载？为当命化零落？为当身化黄泉，命从风化？为当逐乐不归？”语未到头，遂见其子，身着紫袍，在娘前立。恐娘不识，走入堂中，跪拜阿娘：“识儿以不？儿是秋胡。今得事达，报娘乳哺之恩。”其母闻儿此语，唤言秋胡：“我念子不以为言，言作隔生，何其面叙。娘乐子黄金缯彩，不是恋汝官荣，愧汝新妇，九年孤眠独宿。汝今得贵，不是汝学问勤劳，是我孝顺新妇功课。”使人往诣桑林中，唤其新妇。未及行至路傍，正见采桑而回，村人报曰：“夫婿见至，奉婆处分，令遣唤来。”含笑即归，向家与夫相见。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秋胡变文》）

    （2）莫道今日谩诸人好扼理，不得已向诸人道，遮里作一场狼藉。忽遇明眼人见，谓之一场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问你诸人，从上来有什么事，欠少什么，向你道无事，亦是谩你也。须到遮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头，问自己心里，黑漫漫地，明朝后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迟回，且向古人建化门庭，东觑西觑，看是个什么道理。汝欲得会么，都缘是汝自家无量劫来，妄想浓厚，一期间人说着，便生疑心。问佛问祖，向上向下，求觅解会，转没交涉。拟心即差，况复有言？莫是不拟心么，更有什么事？珍重。（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九，云门山文偃禅师语录）

    一般通文的人如果不研究中古语，念念，一定会感到生疏，有些地方不能确知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不全通。可是我们都承认这是白话，不是文言。可见给文言下定义，光是以不同于现代语为标准也不行。

    2.2.3以口语为标准随机应变不妥

    但是，脱离口语偏偏是文言的最重要的性质，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文言是现代人必需用视觉去了解的。”（）重要，难41文言和白话于割舍，似乎就不如设法调停，用个就事论事的办法，说文言是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所谓脱离，或者是脱离当时的口语（也就必致脱离现代的口语），如《史记》《汉书》之类；或者是脱离现代的口语，如《尚书》之类。这办法近于对症下药，由功效方面看相当好，它使我们能够断定，《史记》《汉书》之类是文言，《尚书》之类也是文言。不过这样东食西宿，理论上有问题。其一，我们怎么知道，对付《史记》《汉书》之类可以用“当时的口语”，对付《尚书》之类不能用“当时的口语”？很明显，那是因为先确诊了“症”，所以知道应该用什么药，就是说，因为早已认定《尚书》之类是文言，《史记》《汉书》之类也是文言，所以其后才决定用“现代的口语”对付前一个（不这样，《尚书》就可能成为白话），用“当时的口语”对付后一个。这是因果倒置，或先斩后奏。其二，作为定义，提出的本质属性不能适用于同类事物的全部，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2.2.4从时间方面分辨不明确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主张改用白话写，说文言是古人用的死语言，白话才是现代人用的活语言。这是从时间方面说明文言和白话的分别，错不能算错，可是意思不够周密，也没有触及要点。因为，一，古人写的不尽是文言；章太炎、王国维等不能算古人，可是写的仍旧是文言。二，死语言，就算早已死了，如果把它看作研讨的对象，总该说明它究竟是具有什么性质的语言，才能使人有个明确的认识，只是从时间方面说它已成过去是不够的。

    2.3.1要依常识先认定文言

    从与口语的关系方面下手，有困难；从时间的早晚方面下手，也有困难。剩下的唯一的路是商店印广告的办法，大道理不讲，只说铺面里卖的是什么货。这像是也有点因果倒置，因为就文言说，这是暂不管它是怎么回事，而先辨认哪些文献是文言写的。这自然是不得已，——其实也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不能不接受常识，根据常识，我们的文献库存，哪些是文言，哪些不是，绝大部分是清清楚楚的。还可以加深一步说，这方面的常识有坚实的客观基础（大量的文献资料），有植根于基础上的相当一致的认识（即使没有表现为明确的定义），我们是可以甚至应该看作不误的。因此，我们想知道文言是什么，最好是，也只能是把这些资料集在一起，看看都有哪些共同的性质；这共同的性质不是非文言的作品所具有，所以就成为文言的本质属性，或说可以用这些组成定义。

    2.3.2战国两汉作品可以充当标本

    有些小的困难是，文言，就时间说，大同之中有小异（如《尚书》与《史记》）；就一部书或一篇文章说，性质有时不很纯（如和公安派的小品文）。所以聚集资料，用作标本，还要取重舍轻，或取一般而舍特殊。重要的是时间方面的，由甲骨文、金文到章太炎、王国维，我们要取哪一段为标本？幸而有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已经为我们选定了，是“文必秦汉”。我们还可以说得明确一些，是战国到两汉这一段，不只可以当作标本，而且是过去都承认是标本。以前，如金文、《尚书》，当然没有人敢说不足为训，可是下笔写，就不用那些为猫，照样画虎。还不只如此，如袁宗道在《论文上》中所指出，《史记》引用《尚书》，曾改“畴”为“谁”，“俾”为“使”，“格”为“至”，“厥”为“其”。这是因为，在司马迁眼里，《尚书》的有些词语已经同他的笔下有距离。时间方面标本有定，后一种小的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因为有了标本，用文言表意，不管一个人的笔下怎么不纯，我们总可以分辨哪部分是文言，哪部分忽然跑了野马，成为白话。（如郑燮《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是用文言写的，末尾说：“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亦板桥之家法也。哥哥字。”“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和“哥哥”是跑了野马，成为白话。）

    2.3.3文言有相当严格的词汇句法系统

    战国到两汉这一段，流传到现在的文献不算少，时间有先后，地域有南北，内容包括各方面，作者的学派、性格、造诣等更是千差万别，因而笔下不可能如出一辙。于是，概括其性质，我们就不能不取其大同。幸而事实上是有大同。这大同表现在词汇和句法方面。词汇方面，数量太大，我们难于具体说。只举一点点例，如名词，既可以说“犬”，又可以说“狗”，可是只能说“豕”，不能说“猪”；动词，“走”的所指是跑，表示现在的“走”，要说“行”；形容词，没钱不能说“穷”，要说“贫”。语气词分别更显著，“的”“了”

    “吗”“啦”等都不能用，要用“之”“乎”“也”“矣”等。句法方面，分别虽然不像词汇那样明显，却是有些决不许逾越的鸿沟，如只能说“惟予马首是瞻”，不能说“惟瞻予马首”；只能说“未之有也”，不能说“未有之也”。总而言之，是表示某种意思，都要用那一套里的某种选词造句的习惯，念出来要是那个旧调调。旧习惯，旧调调，有约束力。魏晋以后，直到清末，有些人明白标榜学秦汉，更多的人学而不标榜。自然，由于时代变了，笔下难免因不得不新而出现一些小的违离（如“是”由指代词而渐渐兼系词），但就系统说，不管怎样变，它只能在系统之内变，不能闯到系统之外，所以仍然是以秦汉为标本的文言。

    2.3.4求美的子孙仍是文言

    文言以秦汉作品为标本，可是汉以后还产生一些非亦步亦趋的新形式。其中最显赫的是骈文、格律诗和词（曲是白话掺杂文言成分的作品）。详细情况留待第七章介绍，这里只提一下，这些爱美的子孙主要是在声音方面精雕细琢，说到词汇和句法，那仍是旧系统之内的，所以同样是文言。

    2.4.1文言与古汉语有别

    古汉语，如果求名实相副，所指应该是“古代汉民族的语言”。这几个字牵扯的问题很多，因为“古代”的下限难定（上限只能远到有文献可考），“汉民族”的内容太杂（尤其商周时期）。只有“语言”的问题像是比较简单，照理应该指口语，可是我们所能抓到的只是文字。意义不定，难确指，我们无妨来个差不多，给古汉语的外延拟个举要的名单，说早到汤武誓师，中到唐明皇和杨贵妃密语，晚到顾炎武坚拒征召，以及其间的数不清的情意交流，“说”的都是古汉语。这是就不同的时间说，古汉语作为类名，包容的个体非常多，而且，只要两者的距离不很近，一定各有各的特色。就不同的地域说，情况就更加复杂。《孟子·滕文公下》说：“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可见楚语和齐语很不同，可是我们找不出理由，说其中之一不是古汉语。古汉语这样千差万别，而文言却是个相当统一的系统，则两者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各种古汉语都不同于文言，二是只有一种古汉语同于或近于文言。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我们都可以论断，文言并不等于古汉语。

    2.4.2文言一名可用

    自然，我们也要承认，近来称文言为古汉语，是与“现代汉语”对比叫出来的。这所谓现代汉语，应该指书面的（口说的差别很大），也就是现代人所写。现代人所写是现代汉语，古代人所写当然是古代汉语了。命名，用定义形式规定它指什么，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名者，实之宾也，因而名实不副就会引来麻烦。其一，说是古代人所写，可是古代人也间或用白话写，怎么处理？算古汉语，就不能不放弃“文言”，不算，就不能不放弃“古代人所写”，两全之道是没有的。不得已，或者不得不给古汉语的所指加点限制，说是指脱离口语的。可是这样一来，真的古汉族（口说的）就全部被开除，道理上当然说不过去。其二，还会有个连带的麻烦，是真的古汉语不能不有个名称，叫什么呢？由此可见，与其绕个弯子，用古汉语代替文言，不如省点事，就称为文言。称为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只用于文的语言，名实相副，是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