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曹雪芹新传》

    我也算是和西方一些著名的汉学家接触过的人，如果再算上学汉学的西方学生和不通汉学但热爱中国文化的西洋人，那交谈过的已不能算是一个小数目，以我个人的经验，他们对于我们自己推崇备至的、堪称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最高峰与集精华于一炉的，大体总是表现出三点态度：一、他们当然都知道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代表性，而且会告诉

    你，从他们的前辈起，就不仅重视而且动手翻译了这本中国古典名著，他们自己或通读过或至少是翻阅过译本；对于你同他们谈，他们总是肃然而敬，很愿倾听。二、他们一般却又都坦率地告诉你，他们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部作品，仅就中国古典小说而言，他们更喜欢的可能是、、；比如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他已将、译为瑞典文，但并无翻译的打算，他说瑞典的知识分子都能读英文或法文、德文的，而一般只能读瑞典文书籍的瑞典人，你就是给他们译出来他们恐怕也不能欣赏，说到底他个人对把译成瑞典文缺乏充分的激赏以为动力。再如一位意大利女记者前不久对我说，她读时，觉得那叙述实在繁琐难耐，她很虔诚地当作一桩加强东方文化修养的事来做，却只意识到“必要”而并无多少审美的快感，因此她宁愿通过看电视剧的录像带来“速成”对的了解；这令我联想起我对西班牙古典名著《堂·吉诃德》的态度，尽管杨绛女士的译笔极佳，我也还是不能逐页细读这部名著的全译本，而更乐于看据其改编的电影乃至于芭蕾舞剧。三、当你问到中国的在他们西方民间中的影响时，那回答就更会让你尴尬，他们往往会说，作为一般西方人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类书籍而言，也许排在最前面的是、《肉蒲团》和、《唐宋传奇》、的选本，然后可能便是；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家他们可能一个也说不出来，非问，细想想，也许会有人说出施耐庵，说出蒲松龄，其至说出李渔（他写的小说《十二楼》在西方早有译本），能说出曹雪芹的，必是凤毛麟角。

    西方人之难以进入的艺术世界，恰恰说明了在展示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度、深度、高度方面达到了何等峻伟的地步。的确，一个西方人如果能像一个普通的喜爱的中国读者（不必是“红学”家或大知识分子）那样，比如说在读到第四十回中贾母畅谈“软烟罗”和“霞影纱”时，会感到津津有味，那么，他就真是跨入中国文化宫殿的内层了。可惜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最具中国文化底蕴的，至今未能引出西方首先是汉学家们的巨大而执著的热情。我们都知道西方汉学界对学问抠得非常之细，比如对老子和，其研究之多之琐之频，光看论著存目，便会目眩心惊。就是研究李渔的专著也很有几本；但有没有研究和曹雪芹的专著呢？在西方大学里教书或搞研究的华裔用中文写的另说，直接用西文写的，竟非常之少，写关于曹雪芹的专著，据有人查目，居然是零，倒是有位汉学家写过一本关于曹寅的专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自己，确实有必要专门写出至少一本给关心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看的介绍曹雪芹这位伟大的中国古典作家的书，现在外文出版社出了这样一本书，是他们特请从青春期起，即把自己的心血完全投入了对曹雪芹研究的艰难事业中，并至今钻研不倦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写成的——《曹雪芹新传》。

    请周先生来写这本书，我以为并不是出版社的编辑在“红学”（这里主要是其分支“曹学”）的论争中，偏向于周先生的学术见解。其实无论请哪位“红学”家来操觚他们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学术见解而持一种“公论”。由于关于曹雪芹身世的纷争是如此之多，从曹家的祖籍究竟是丰润还是辽阳，他究竟是曹寅的孙子还是侄子，又究竟是曹颙的遗腹子还是曹的儿子，他究竟是哪年生的，在没在南京生活过，生活过多久，他究竟有没有科举的功名，是怎样的功名，他家在南京被抄没迁往北京后，缘何一度微苏后又成覆巢之卵，经历了家庭的更惨烈变故后他究竟如何谋生，他后来究竟有否回游江南之行，当没当过尹继善的幕僚……一直到他究竟是１７６３年还是１７６４年逝去的，那位批书的脂砚斋究竟是谁，是相当于书中的那位史湘云的一位后来与他相依为命的女士，还是笔者的叔叔，或竟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等等，等等，任是谁来下笔，也不能炖出一锅“公论”，而必得端出自己的菜碟，至少他总得在几种主要的见解中拣出可认同者。周先生是极有学术个性的人，他也不可能跳出自己一贯的学术立场而去平等地罗列有关的材料与见解。但出版社请他出马来写这么一本书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就专攻“曹传”而言，周先生的学术观点或许不能为一些人“苟同”，而他的深入、认真、不断调整与修正认识到的差池的治学精神，却是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当然，其他的“红学”家也还可以写另外的这种角度的“曹传”。

    如果按西方罗兰·巴特他们一派的观点，那作品一写成，作家也就“死”了，批评家要做的事，只是研究“本文”，管他是张三还是李四写的呢，为作者写传，简直完全多余。但对于西方汉学家来说，欲解读的本文，那不仅不能绕过对作者的了解，而且，还必须迈进好几道门槛，才能登堂入室，初悟其妙。对于西方一般读者来说，很难想像，当他们拿到的西文译本时，会完全不看译者所写的序引，完全不参照译者提供的附注，便能在本文中自由翱翔。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当代读者，完全抛开对本文以外的

    必要信息的了解，恐怕也是难以进入那种独特的艺术世界和文化空间的。

    但为曹雪芹写传，关于他本人的资料之匮乏及互相抵牾，还不是惟一的困难，问题是如以他为圆心，则半径首先必须延及他的家族，而曹氏家族的福祸荣枯，又与清朝康、雍、乾三朝皇室的权力斗争息息相关，于是叙述的半径又要再延及相关的历史，这段历史的文化当然还是大中华汉唐文化的延续，可是又有其阶段性的特点，便是满族文化和汉文化的相激荡和相融合，于是又要再次延长半径，涉及那一代中国文人的总体生存方式、群体素质、心理定势与习尚、修养、趣味及他们的分流。这也还不是半径的顶端，因为的哲学内涵、其终极追求的力度和向彼岸靠近的热诚（这是许多西方人最感兴趣的所没有的），又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发展到那一阶段的有根之木、有花之果，于是写传者又把半径再伸向李贽、汤显祖等先贤及其思想。又由于是中华古典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前人早就指出：“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爰书戏曲，以及对联扁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草、养蓄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宫闱仪制、庆吊盛衰……事事皆全；……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所以那半径又不能不随机抖动，涉及有关的话题。偏又是一部并未完全竣工而且只传下八十回的残书，它并没有一个绝对无可争议的本文，推测其失传部分内容的主要根据又是脂砚评语，所以在半径的旋转中又不得不提及有关它的版本、脂批及程、高补入后四十回后竟得以公开化，“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的原因……《曹雪芹新传》从曹雪芹这个“圆心”出发，不断伸出半径，辐射旋动，又不时由远点回缩“圆心”，浓化对曹雪芹思想、人格和艺术追求的皴染，导引读者层层迈进一书以“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大情怀，以“沁芳”之笔，所营造出的远非一般“爱情悲剧”或“大家族黑幕”式的作品所能望其项背的艺术空间，读来却有深入浅出、丝丝入扣、云龙蟠舞、汁浓味醇之感。

    周汝昌先生１９６４年所出的《曹雪芹》和１９８０年所出的《曹雪芹小传》，基本上是纵向叙述的方法，这本《曹雪芹新传》取用了“画圆”的手法，围绕曹雪芹这个“圆心”画出了许多个同心圆，这虽很可能是面对外国汉学界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这些特殊读者，急中生智，逼出来的招数却构成了一大特色——它不再仅是对一个中国文化巨人的描述，它成为了通过这位巨人将你吸入伟大的中国文化磁场的马蹄铁，而且，这样的写法，对于无“学术性前提”准备的中国读者，也颇有吸引力和教益。

    但画圆的风险在于，半径伸得越长，其圆周接触的未知面或混沌面争议面便越大，因而派生出的疑窦和讼案便可能越多。而周先生在把握笔法时，“稍稍运用上一点儿推想和文学手法”，为的是“使内容变得生动一些”，用心良苦，却犯了西方汉学家做学问的大忌。这些本拟显瑜之处，很可能倒成了他们眼中的瑕疵。第三十五章代曹雪芹拟的长歌，绝非即兴之作，凝聚着周先生多年来在曹雪芹精神世界里掘进的心得，因曹翁的满溢奇气胆魄的诗作除两个残句外竟毫无所传，为显现其大诗人本色，作传时这样延臂求髓，我很理解，也颇赞赏，但似宜于放在《小传》的增订本中，那不失为供读者参考以加深对传主理解的一种尝试，在这主要是对外的《新传》中，我以为恐怕不能为西方读者理解（能读中文的亦未见得能品味，译成西文则更“隔”），甚或会伤及他们对此书学术价值的充分评估，所以不如不放。

    不知为什么，当我掩上《曹雪芹新传》的时候，心上总粘着曹雪芹好友张宜泉《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的收句：“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不禁鼻酸。曹雪芹究竟是谁？如梦如烟！他本应像莎士比亚一样，成为全世界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耳熟能详并能进入其艺术世界的作家，却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强势入差，特别是他身世资料的极度匮乏，因而到目前为止，情形仍极不如人意。不错，在国外已有二十余种文字的译本，英文的就有好几种，国际上也开过关于的研讨会，“红学”已是超国境的一界，但相对而言，日本、东南亚、外籍华人中的“红学”家较多，在西方汉学界中，“红学”还远不是显学，“人到罕”、“有谁过”？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无论还是曹雪芹，都还没能进入西方教育的常识符号系列，一个西方大学生不知道这本书和这个人不会被认为“无知”，而如果问一个中国大学生莎士比亚是谁他说不知道，并且也举不出一个莎翁剧本的名字来，我们中国人自己就会奚落他“没常识”，他自己也会脸红。这种不平衡是令人遗憾甚至惆怅的。因之，挖掘爬梳新的史料，深化这方面的研讨，写出更多更好的面对内外不同层次的“曹传”，使曹雪芹的伟大与莎士比亚的伟大并帜于东西方所有有知者的脑海中，成为不争的常识，应是中国“红学”界不懈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