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也拉拢了三个孩子做他的同党，那是哀斯白闲家的两个女孩子和华德莱先生的义女。他已经跟她们做了朋友，看她们那末孤独非常同情。他对她们中间每个人讲着她不认识的小朋友，久而久之引起了她们相见的愿望。她们互相在窗子里做手势，在楼梯上偷偷的交换一言半语。她们渴想交朋友的表示，再加上克利斯朵夫的帮助，居然使双方的家长答应她们在卢森堡公园相会。克利斯朵夫因为计划成功很高兴，在她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去看她们：发觉她们又窘又笨拙，不知道怎么对付这桩快乐事儿。他却是一下子就把她们的窘态给赶跑了，想出玩艺儿来，提议大家奔跑，追逐；他自己也混在里头，仿佛只有十岁。公园里散步的人看着这大孩子一边嚷一边跑，被三个小姑娘追着，在树木中间绕来绕去。她们的父母却始终抱着猜疑的心思，不大乐意让卢森堡公园的集会多来几次，——因为在那种情形之下不容易监督孩子。——克利斯朵夫便设法教住在底层的夏勃朗少校请她们就在屋子下面的花园里玩。

    一个碰巧的机会已经使克利斯朵夫和军官有了往来。——（碰巧的机会自会找到能够利用它的人。）——克利斯朵夫的书桌摆在近窗的地位。有一天，几页乐谱被风吹到下面的花园里去了。克利斯朵夫下楼去捡，照例秃着头，敞开着衣服。他以为只要跟仆人交涉一下就行了，不料开门的是军官的女儿。他略微愣了一愣，说明来意。她笑了笑，把他带进门去，一同到园子里。他捡起了纸张，由她送出来的时候，恰好军官从外边回来，好不惊奇的望着这古怪的客人。女儿笑着把他们介绍了。

    “啊！原来就是楼上的音乐家？好极了！咱们是同行。”

    他说着，握着他的手。两人用一种友善的说笑的口气，谈着他们互相供应的音乐会，就是说克利斯朵夫的琴声和少校的笛声。克利斯朵夫想走了；可是军官留着他，越扯越远的谈着音乐问题。突然之间他停下来，说：“来看我的加农。”

    克利斯朵夫跟着他，心里想，要他克利斯朵夫来对法国炮队发表意见有什么用。但军官得意扬扬拿给他看的是音乐上的加农，是他费尽心血写成的乐曲，可以从末尾看起，等①于一种回文体；或者两人同时看：一个在正面看，一个在反面看。这位少校是多艺学校出身，一向有音乐嗜好；但他所爱于音乐的特别是那些难题；他觉得音乐——（有一部分的确如此）——是一种奇妙的思想的游戏；他竭力想出并且解决音乐结构上的谜，都是愈来愈古怪，愈来愈无用的玩艺。他服务军中的时代，当然无暇培养这个癖；但自从退休之后，他全部的热情都放在这方面了；他为此所花的精力，不下于当年在非洲大沙漠中为追逐黑人或躲避他们的陷阱所花的精力。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谜很好玩，便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军官欢喜极了；他们互相比赛巧妙：你来一个我来一个的搞出了一大堆音乐谜。两人直玩得尽兴之后，克利斯朵夫才上楼。可是第二天清早，邻居已经送来一个新的难题，那是他费了半夜的功夫想出来的；克利斯朵夫拿来解答了。两人这样的继续比赛，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厌倦之极而认输了方始罢休：这一下，军官可乐死了。他认为这个胜利等于把德国打败了。他请克利斯朵夫去吃饭。克利斯朵夫老实不客气说他的音乐作品恶劣之至，而一听他在风琴上呜呜的奏着海顿的行板，又高声嚷着说受不了。克利斯朵夫这种率直的态度居然博得了夏勃朗的欢心。从此他们常常在一块儿谈天，但不再提到音乐了。克利斯朵夫对于这方面的废话完全不感兴趣，宁可把话题转到军队方面。那正是军官求之不得的。音乐对这个可怜的人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遣；他心里其实非常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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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加农（Ｃａｎｏｎ）为近代的大炮，同时亦是一音乐术语，是一种轮唱曲（通译作quot;卡农quot;）。此处用谐音作双关语。

    于是他姊姊不倦的叙述出征非洲的经过。伟大的事迹，可以和比查尔跟高丹士的故事媲美。克利斯朵夫不胜惊愕的①听着这篇奇妙而野蛮的史诗，不但在他是闻所未闻，便是在法国也差不多没人知道：二十年中间，少数的法国征略者在黑色的大陆上，被黑人的军队包围着，连最简单的行动工具都没有，他们消耗了多少英勇的精神，巧妙而大胆的行动，超人的毅力，跟胆怯的舆论和政府奋斗，违反了法国的志愿替法国征服了一片比它本身更广大的疆土。这件行动里头有一阵强烈的欢乐气息和血腥味道，让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一批现代冒险家的面貌。他们生在今日的法国不但是出人意料，并且也是今日的法国羞于承认的：政府为了自己的面子关系，特意把一重帷幕盖在他们身上。少校提高着嗓子讲到这些往事，兴高采烈的叙述大规模的围剿，以人为目标的行猎：在那个没有侥幸可图的国土里，他时而追逐土人，时而被土人追逐。他还在悲壮的故事中穿插一些有关地质的描写。克利斯朵夫听着他，望着他，眼看这样的壮士放弃了活动，成日搞着些可笑的玩艺，觉得非常同情，心里想他怎么能过这种日子。他提出这一点问他。少校先是不大愿意向一个外国人解释心里的怨恨。但法国人大半是多嘴的，尤其在责备别人的时候：“象他们现在这样的军队，教我去干什么？当水兵的搞着文学。当步兵的搞着社会学。他们无所不干，只除了打仗。他们连准备也不准备，只准备不打仗；他们把战争变成哲学问题……战争的哲学，嘿！……谈天说地，废话连起，那可不是我的事。还不如回家写我的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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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比查尔与高丹士均十六世纪时西班牙冒险家：前者征服秘鲁，后者征服墨西哥。

    他还有最大的苦闷不好意思说出来：特务使军官们互相猜忌，愚昧而凶恶的政客发些专横的命令，军队不得不干些卑鄙的警察工作，清理教堂，弹压罢工，被当权的政党——那些急进派的反对教会的小布尔乔亚——用来争权夺利，向全国的人民泄忿。这老非洲人也讨厌现在那个殖民地部队，大部分都是招的一批最要不得的分子，因为要满足别人的自私，——他们不愿意分担保卫quot;大法兰西quot;，保护海外的法兰西的荣誉和危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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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国陆军中的殖民地部队，主要是招募壮丁编成的，因普通人都不愿意到国外去当兵。

    克利斯朵夫当然用不着参与这些法国人的争执：那跟他毫不相干；但他对这个老军官很表同情。不论自己对战争是怎么看法，他总认为一个军队应当造成兵士，就象苹果树应当结苹果一样，也认为把政客、美学家、社会学家移植到军中去的确是荒唐的。可是他始终不明白这个刚强的人怎么会这样的退让。一个人不去制服他的敌人，便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一切比较有价值的法国人都是往后退的。——克利斯朵夫在军官的女儿身上也发见这种退让的精神，而且更令人感动。

    她名字叫赛丽纳。细腻的头发梳得很讲究，把她的高爽的圆额角和尖尖的耳朵露在外面；脸很清瘦，下巴长得妩媚大方；美丽的黑眼睛神气很聪明，没有一点猜忌心，非常柔和，是那种近视的眼睛；鼻子稍微大了一些；上嘴唇角有颗小痣；沉静的笑容使她有点虚肿的下嘴唇怪可爱的望前突着。她天性仁厚，人也活泼，风雅，但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她很少看书，新出的作品是完全不知道的，从来不上戏院，不出去旅行，——（那是当年旅行太多的父亲讨厌的），——不参加上流社会的慈善事业，——（那是父亲批评得一文不值的），——绝对不想研究什么，——（父亲嘲笑那些博学的女子），——难得离开那个围在高墙里头的象口大井般的园子。她并不怎么烦闷，尽量的找些事消磨日子，快快活活的忍受她的命运。在她身上和她周围的气氛中间（女人到处都会无意识的创造自己的气氛），颇有夏邓画上的气息。那是一种和暖的静寂的境界，是面貌与态度之间的安详，迷迷忽忽的关切着例行工作；——也是家常生活中的诗意，对于每天按时按刻的思想与举动，始终那么深切的爱好；——还有布尔乔亚的那种平凡的恬静，奉公守法，诚实不欺，安静的工作，安静的娱乐，可是照旧富有诗意。大方，健全，清白，纯洁，象面包，象香草；一派的正直与善良。人物的和气，旧屋的和气，笑盈盈的心灵的和气……

    克利斯朵夫对人的亲切与信赖也博得了她的信赖，做了她的好朋友；他们的谈话毫无拘束；她常常奇怪自己怎么会答复他某些问题；她对他说了许多对谁也没说过的事。

    “那是因为你并不怕我的缘故，quot;克利斯朵夫跟她解释。“咱们没有谈恋爱的危险：咱们朋友太好了，不会走上这条路的。”

    “你多好！quot;她笑着回答。

    那种带着恋爱意味的友谊，最配一般暧昧的，喜欢玩弄感情的人的胃口，但对于性格健全的她，好象对于克利斯朵夫一样是可厌的。他们只是亲切的伴侣。

    有一天他问她，有些下午她坐在园子里的凳上，膝上放着活计，几小时的呆着不动的时候做些什么。她红着脸分辩，说并没有几小时，不过偶尔有几分钟，quot;继续讲她的故事quot;罢了。

    “什么故事？”

    “自己编的故事。”

    “你自己编的？噢！讲些给我听罢！”

    她说他太好奇了。她只告诉他，她并不把自己做故事的主角。

    那他可奇怪了：“既然编故事，那末替自己编些美丽的故事，想象一种更幸福的生活，不是挺自然的吗？”

    “要是我这样做了，我会绝望的。”

    她因为泄漏了一些秘密的心事，脸红了；接着她又说：“我在园子里吹到一阵风就很快活。园子仿佛有了生气。而且倘使那阵风强劲峭厉，从远地方吹来的话，它给你带来多少消息！”

    克利斯朵夫在她矜持的态度之下，咂摸到一种凄凉哀怨的心绪，为她平时用快活的性情以及她明知是无聊的活动遮盖着的。为什么她不把自己解放出来呢？象她这样的人不是极配过一种活动的，有益的生活吗？——她推说父亲疼她，舍不得她离开。克利斯朵夫说她父亲精神饱满，不需要她支持，这种性格的男人很可以自个儿过活，没有权利把她牺牲。她可替父亲辩护，为了孝心而扯谎，说并非他强留她在家里，而是她不忍心离开他。——这句话有一部分也是实在的。对于她，对于她的父亲，对于一切她周围的人，仿佛现状得永远继续下去，决不能有所变更。她有一个哥哥，已经结了婚，认为她代替他侍奉父亲是极自然的。他自己也只关心孩子。他疼爱他们的程度是绝对不让他们自主。为他，尤其是为他的妻子，这种爱变成一种自愿的枷锁，束缚自己的生命，限制自己的活动：似乎有了孩子以后，个人的生活就完了，应当永远放弃自己的发展。那个活泼，聪明，年轻的男子，已经在计算退休之前还得做多少年工作。——这一般好人甘心情愿让家人父子的感情把自己的志气消磨净尽；而重视家庭的空气在法国是那么浓厚，简直教人喘不过气来，尤其因为家庭已经减缩到最小限度：除了父母以外，只有一二个孩子。所谓感情只是一种畏缩的，一把死抓的爱，好似一个吝啬鬼紧紧抓着手里的黄金一样。

    一件使克利斯朵夫对赛丽纳更感兴趣的偶然的事，让他看到了法国人这种感情的狭窄，对于生活的畏缩，连自己分内的东西都不敢拿下来。

    哀斯白闲有一个年纪小十岁的兄弟，也是工程师。象不少中产阶级的人一样，他一方面很希望研究艺术，一方面又怕影响他布尔乔亚的前途。其实这也算不了难题，现在多数的艺术家都把这问题解决了，并没冒什么危险。可是一个人总得有志愿，而这一点毅力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第一，他们先不敢肯定自己的志愿；而小康的生活慢慢的稳定之后，他们也就毫无反抗毫无声息的听其自然了。当然我们不责备他们，倘使本来可以成为安分守己的布尔乔亚，那自然不必做一个不入流的艺术家。不幸他们的幻灭往往在胸中留下一点愤懑的情绪：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在我身上死了！平时一①个人用所谓quot;达观quot;勉强把这种情绪遮盖着，但生活的确是给破坏了，直要到时间的磨蚀和新的烦恼把旧恨抹掉为止。这便是安特莱·哀斯白闲的情形。他很想从事于文学；但他的哥哥思想很固执，要他象自己一样投身于科学界。安特莱人很聪明，对于科学——或者文学——都还有中等的天分；他没有把握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的确有把握能成为一个布尔乔亚；于是他让步了，先是暂时的（大家该明白所谓暂时是什么意思）顺从了哥哥的意志，进了中央工程学校；考进去的名次不高，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从此他就干着工程师这一行，很认真，但毫无兴趣。当然，经过了这一番，他的一些艺术天分都丧失完了；所以他提到这事老带着自嘲自讽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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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系古罗马尼罗皇帝自杀前语。

    “而且，quot;他说——（克利斯朵夫一听就听出奥里维的悲观气息），——quot;人生也不值得你为了错失一个前程而烦恼。多一个或少一个不高明的诗人有什么相干！”

    弟兄俩很相爱；他们性格相同，可是很不投机。过去两人都是德莱弗斯党。但安特莱受了工团运动的吸引，是个反军国主义者；而哀里却是爱国主义者。

    有时安特莱来看克利斯朵夫而不去探望他的哥哥，使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跟安特莱谈不到有什么好感。安特莱一开口只会怨天尤人，——那是够讨厌的了；同时他也不听克利斯朵夫说的话。因此克利斯朵夫老实表示他的访问是多余的；对方却并不介意，似乎根本没有发觉。终于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注意到客人靠在窗子上，一心一意的留神着楼下的花园而不大理会他的说话，才明白了这个谜。他当场揭穿了；安特莱也老实承认他是认识夏勃朗小姐的，他来看克利斯朵夫也的确是为了她。话一多，他又说出他们两人已经有长久的友谊，也许还不止是友谊。哀斯白闲一家跟少校他们是多年的旧交，一度非常亲密，后来为了政见而疏远了，从此不再往来。克利斯朵夫认为这是荒谬的。难道他们不能各有各的思想而继续相敬相爱吗？安特莱分辩说，他当然是胸襟宽大的，可是对于两三个问题他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跟他的相反，例如德莱弗斯事件。说到这儿，他就不讲理了。那是当时的风气。克利斯朵夫知道这种风气，也就不跟他争；但他追问这件事是不是没有完了的一天，或者他的恨意是不是要天长地久的保持下去，牵连到我们的曾孙玄孙。安特莱听着笑了；他不回答克利斯朵夫的问话，却转过话题来赞美赛丽纳·夏勃朗，指责那父亲的自私，说他不该把女儿为自己牺牲。

    “要是你爱她而她也爱你的话，你为什么不娶她呢？quot;克利斯朵夫问。

    于是安特莱抱怨赛丽纳是个教会派。克利斯朵夫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那是奉行宗教仪式，奴事上帝和上帝的僧侣。

    “那对你有什么相干？”

    “我不愿意我的妻子属于我以外的人。”

    “怎么！你甚至对妻子的思想都忌妒吗？那末你比那个少校更自私了。”

    “你这是唱高调。你自己会娶一个不喜欢音乐的太太吗，你？”

    “我已经有过这经验了！”

    “两人思想不同，怎么能一起过日子？”

    “丢开你的思想罢！我可怜的朋友，一个人恋爱的时候，什么思想都不在乎的。要我所爱的女人象我一样的爱音乐，对我有什么作用？为我，她本身就是音乐！一个人象你一样有机会爱上一个姑娘而她也爱你的时候，那末让她相信她的，你相信你的。不是挺好吗？归根结蒂，你们俩的思想都同样的有价值。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就是相爱。”

    “你这是说的诗人的话。你没看到人生。为了思想不同而痛苦的夫妇，我看得太多了。”

    “那表示他们相爱不深。一个人先得知道自己究竟要些什么。”

    “意志并不是万能的。我便是要跟夏勃朗小姐结婚也不能。”

    “让我听听你的理由行不行？”

    安特莱便说出他的顾虑：自己地位还没有稳固，没有财产，身体不好。他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权利结婚。那是多么重大的责任！……会不会造成你所爱的人的不幸？会不会使你自己痛苦？——何况将来还有儿女问题……最好还是等一等再说，——或者是根本放弃。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膀：“你的爱原来是这种方式的！如果她真有爱情，她一定很高兴为爱人鞠躬尽瘁。至于儿女，你们法国人真是可笑。你们要有把握使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不吃一点苦的时候，才肯把他们放到世界上来……见鬼！那跟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只要给他们生命，使他们爱生命，有保卫生命的勇气就得了。其余的……他们活也罢，死也罢……那是各人的命运。难道放弃人生倒比碰碰人生的运气更好吗？”

    克利斯朵夫这种健全的信心把安特莱感动了，可是不能使他下决心。他说：

    “是的，也许……”

    但他至此为止。象其余的人一样，他仿佛害上了不能有志愿不能有行动的软瘫病。

    克利斯朵夫竭力想扫荡这种麻痹状态，那是他在大多数的法国朋友身上见到的；而奇怪的是他们尽管无精打采，却照旧不辞劳苦的，甚至于很兴奋的，忙着自己的工作。他在各个不同的中产社会里遇到的几乎全是牢骚满腹的人，厌恶秉政的当局跟他们腐败的思想，对于他们民族精神的受到污辱都觉得愤懑。而这并非个人的怨望，并非某些人或某个阶级被剥夺了政权与活动而发的牢骚，例如精力无处发泄的免职的公务员，或是躲在田庄上，象受伤的狮子般坐以待毙的贵族阶级的苦闷。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反抗，潜在的，深刻的，普遍的：在军队里，司法界里，大学里，办公室里，在政府的一切重要机构中间，到处都有这种情绪。可是他们毫无动作。他们先就灰心了，老说着：“无法可想，无法可想。”

    于是他们战战兢兢的把自己的思想，谈话，回避着一切不愉快的事，努力在日常生活中找避难所。

    要是他们仅仅脱离政治活动倒也罢了。但就在日常行动的范围里，那些老实人也都不愿意有所行动。他们含羞忍辱，跟他们瞧不起的坏蛋来往，避免和这批人斗争，认为是没用的。譬如说，克利斯朵夫所认识的那些艺术家，音乐家，为什么一声不出的让舆论界的小丑教训他们呢？其中有的是愚蠢无比的家伙，闹过多少大众皆知的，不学无术的笑话，而仍被认为大众皆知的权威。他们的文章跟书连写都不是自己写的；他们雇着书记；而那些可怜的饿鬼，为了衣食连出卖灵魂都愿意，倘使他们有灵魂的话。这种情形在巴黎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坏蛋继续高高在上的统治着，傲慢不逊的对待艺术家。克利斯朵夫读到他们某些评论，简直气得直嚷：“噢！这股脓包！”

    “你骂谁呀？quot;奥里维问。quot;老是骂节场上的那些鬼东西吗？”

    “不，我是骂老实人。坏蛋们扯谎，抢劫，盗窃，凶杀：那是他们的本行。可是其余的人，一方面鄙薄坏蛋，一方面让坏蛋作恶的人，我更瞧不起。如果舆论界的同事，如果正直而有学问的批评家，如果被那些小丑戏弄的人，不是因为胆怯，因为怕连累自己，或是因为存着可耻的心和敌人默契，免得受到攻击，——如果不是为了这些理由而不声不响的纵容那些丑类，如果不让他们假借自己的名义与友谊做护身符，那末这种无耻的势力自然站不住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同样的毛病。我碰到过几十个正派的人，提到某个人的时候都说：‘他是个混账东西。可是没有一个不称呼他亲爱的同行，不跟他握手。他们都说：这种人太多了！——是的，奴颜婢膝的人太多了。懦弱的好人太多了。”

    “唉！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自己去当警察呀！等什么？等老天来替你们处理吗？你瞧，这一回雪已经下了三天，把你们的街道壅塞了，把你们的巴黎弄成了一个泥洼。你们又干些什么？你们骂市政当局把你们丢在泥湫里。可是你们有没有试过想爬出来呢？真叫做天晓得！你们抱着胳膊发愣，连自扫门前雪的勇气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是尽责的，政府不尽政府的责任，私人不尽私人的责任：只互相推诿一阵了事。几百年君主制度的教育，养成了你们什么都不亲自动手的习惯，你们在等待奇迹出现之前，只会扯着脖子望着天。可是只有你们肯下决心行动，才是唯一可能的奇迹。你瞧，奥里维，你们的聪明跟品德尽够拿来转让给别人；可是你们缺少热血。第一应当由你来发动。你们的病既不在头脑，也不在心，而是在于你们的生机。它溜走了。”

    “那有什么办法？得等它回来啊。”

    “先要有志愿希望它回来！听见没有：要有志愿！为这一点，第一得吸收新鲜的空气。一个人既然不愿意走出家门，至少应当把他的屋子收拾干净。你们却是让节场上的乌烟瘴气把瘟疫带到家里来。你们的艺术跟思想三分之二被玷污了：你们却垂头丧气，连愤怒的情绪都鼓动不起来，差不多已经不以为奇了。这些荒唐的老实人中间，有几个吓坏了，甚至相信是自己错了，那般走江湖的倒是对的。你们《伊索》杂志的同人自命为不受任何事物的蒙蔽；我可在那儿碰到些可怜的青年，对于心里明明不喜欢的艺术，嘴上承认是喜欢的。他们因为象绵羊一般的懦弱，所以即使没有乐趣，也让自己麻醉了：结果他们在自骗自的情形之下烦闷得要死！”

    克利斯朵夫象一阵风摇着酣睡的森林似的，又闯进那般游移不决的人堆里去。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他们，只给他们一些毅力，要他们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说：

    “你们太谦卑了。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神经衰弱性的怀疑。宽容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决不能怀疑你所信为善与真的东西。凡是你相信的，你都应当保护。不问我们的力量怎么样，切不可退让。在这个世界上，最渺小的人和最强大的人同样有一种责任。而且——（那是他不知道的）——他也有他的威势。别以为单枪骑马的反抗是白费的！敢肯定自己的信念就是一种力量。你们近年来已经看到好几个例子，政府和舆论都不得不顾虑到一个正人君子的意见来处理一件事情，而这正人君子的唯一的武器只有他那种精神的力量，百折不回的，公开向世人昭示的……

    “如果你们问我，辛辛苦苦费这许多力量有什么用，奋斗有什么用……那末我告诉你们：——因为法兰西已经奄奄一息了——因为欧罗巴也奄奄一息了——因为我们的文明，人类以几千年的痛苦缔造起来的文明要崩溃了，要是我们不奋斗的话。国家遭了危险，欧罗巴这个大国遭了危险，——尤其是你们的，你们的法兰西小国，被你们的麻木不仁给扼杀了。它就死在你们每一股死去的精力中，死在你们每一缕隐忍的思想中，死在你们每一个人品弱的意志中，死在你们每一滴枯涸的血中……起来罢！应当生活！是的，要是你们非死不可，也得站起来死。”

    最困难的还不在于要他们行动，而在于要他们共同行动。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绝对劝不醒的。他们互相抱怨。最优秀的人是最固执的。克利斯朵夫在自己那幢屋子里就看到这种例子。法列克斯·韦尔，工程师哀斯白闲，少校夏勃朗，三个人彼此都不声不响的抱着敌意。可是在不同的政党或不同的民族旗帜之下，他们所愿望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韦尔先生和少校有许多地方可以意见相投。那个埋头书本，终年在思想中过生活的韦尔先生，原来对军事问题兴趣非常浓厚：这种古怪的情形在一般思想家是常有的。书生本色的老人崇拜着拿破仑，把凡是能令人回想到帝政时代那首史诗的纪念物和书籍，都搜罗在家里。韦尔象同时代的多少人一样，被那颗煊赫的太阳的遥远的光芒照得眼花了。他一一追溯当年的战役，把它们重新排演一番，研究行军的步骤；他是学士院与大学里的那一派室内战略家，不是解释奥斯特利茨一仗，便是纠正滑铁卢一役的错误。对于这种拿破仑迷，他第一个会诙谑百出的取笑；可是他仍不免为这些美妙的故事入迷，好比玩着游戏的小孩子。有些轶事甚至会使他流眼泪：他一发觉自己这样的动感情，便笑弯了腰，把自己叫做蠢老儿。其实，他的迷拿破仑并非为了爱国，乃是为了爱好奇妙的故事，爱好空中楼阁的活动。他的确是个爱国分子，比许多纯血种的法国人更爱法国。法国的反犹太主义者常常猜疑定居法国的犹太人，打击他们对法国的感情：这种行为简直愚蠢透了。一个家庭过了两三代以后，必然爱它居住的乡土；而犹太人除此以外还有特殊的理由，爱好这个在西方代表思想最前进最自由的民族。因为他们近百年来就在帮助这个民族望那个方向走，而所谓自由。一部分也是他们的成绩。所以看到什么封建势力威胁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保卫它。破坏归化法国的民族与法国之间的感情，——有一群该死的疯子就希望这样，——等于帮助自己的敌人。

    夏勃朗少校便是这一类头脑不清的爱国主义者，受着报纸的恐吓，以为所有定居在法国的外国民族都是潜伏的敌人；而他们虽然天生的好客，也硬教自己猜疑，憎恨，否认自己的民族有兼收并蓄、同化外来民族的泱泱大国的气度。所以夏勃朗认为对于二层楼上的房客是不应当理睬的，尽管心里很愿意认识他。另一方面，韦尔先生也很高兴和军官谈谈；但他知道对方的那一套国家主义，也就有点儿瞧不其他。

    克利斯朵夫比少校更少理由对韦尔先生感到兴趣。但他看着不公平的态度受不了。所以夏勃朗一攻击韦尔，他就跟他争辩。

    有一天，少校照例叽叽咕咕的诅咒现状，克利斯朵夫和他说：“这得怪你们自己。你们全是望后退的。只要法国有什么事情不行，你们便逞着自己的脾气，吵吵嚷嚷的辞职了。仿佛你们把自己认输当做是有面子的。这样高兴打败仗的人，从来没见过。你是军人，请你告诉我，难道这能算一种作战的方式吗？”

    “不是作战的问题，quot;少校回答。quot;我们不能拿法国做牺牲皮面互相厮杀。但在这一类的斗争里头，就得说话，辩论，投票，跟多少无赖的人混在一起：那我是办不到的。”

    “你真是灰心透了！在非洲你不是见得多了吗？”

    “非洲的玩艺儿哪有这些事情丑恶！在那边我们可以砍掉他们的脑袋！并且要战斗，先得有兵。在非洲我有我的狙击手。这儿我是孤掌难鸣。”

    “可是好人并不少啊。”

    “在哪儿？”

    “到处都是。”

    “那末他们在干什么？”

    “跟你一样，他们一事不做，说是无法可想。”

    “至少举出一个人来。”

    “岂止一个，我随便就可以举出三个，而且都跟你住着一幢屋子。”

    克利斯朵夫说出韦尔先生，——少校听了直嚷，——哀斯白闲夫妇，——他简直跳起来了：

    “那个犹太人吗？那些德莱弗斯党吗？”

    “德莱弗斯党？那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们把法国断送了的。”

    “他们跟你一样的爱法国。”

    “要是真的，那末他们都是疯子，害人的疯子。”

    “一个人不能对敌人公平一点吗？”

    “跟那般明枪交战的，光明磊落的敌人，我当然能够。你瞧，现在我放在跟你这个德国人谈话。我看得起德国人，虽然心里很希们有朝一日能把我们吃的亏加利奉还他们。可是你说的那些内奸，情形就不同了：他们用的是暗箭，是不健全的观念，含有毒素的人道主义……”

    “对啦，你的思想好比中世纪的武士第一次遇到炮弹一样。那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在进化啊。”

    “好吧。那末别扯谎，咱们就说这个是战争。”

    “要是有个共同的敌人来威胁欧洲，难道你不跟德国人联盟吗？”

    “那我们在中国已经实行过了。quot;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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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你向四下里瞧瞧罢！你的国家，所有我们的国家，在民族的英勇的理想主义上，不是都受到威胁吗？它们不是都给抓在政治冒险家跟思想冒险家的手里吗？对付这个共同的敌人，你们不是应该和你们的有气力的敌人携手吗？象你这样的人怎么会看不见事情的真相？你所谓的敌人，无非是些拥护一种跟你的理想不同的理想的人！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这是你不能否认的；在最近一次的斗争中，是你们对手方面的理想把你们打败了。与其为了反对那个理想而浪费你们的精力，干吗不把那个理想跟你们的放在一起，去对付一切理想的公敌，对付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对付侵蚀欧洲文明的蠹虫？”

    “先得知道为了谁？为了促成我们敌人的胜利吗？”

    “你们在非洲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你们打仗是为了一个王还是为了共和国。我看你们之中好多人都没想到什么共和国吧？”

    “他们不管这些。”

    “好吧！可是法兰西已经沾了光。你们的征战是为了它，也是为了你们。现在你们也得这样干！扩大战斗的阵营。别为了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细故而互相倾轧。那是些无聊的事。你们的民族是教会的代表也罢，是理性的代表也罢，都无关紧要。第一得教你们的民族活着！凡是能激发生机的都是好的。敌人只有一个，便是贪图享乐的自私自利，是它把生命的泉源吸干了，搅溷了。你们得把力量，光明，丰满的爱，牺牲的欢乐，尽量激发起来。永远不能教别人代庖。你们得自己来干，干，你们得联合起来！……”

    他说着在钢琴上奏起《合唱交响乐》①中那段《降Ｂ调进行曲》的开头的几节。

    “你知道，quot;他停下来说，quot;如果我是你们的音乐家，或是夏邦蒂哀或者勃吕诺，我要替你们把《公民执戈前驱》，《国②际歌》，《亨利四世万岁》，《神估法兰西》等等，一起放在一阕合唱交响曲里，——（你听，就象这种派头），……——我要替你们做一盘大杂烩塞在你们嘴里！那当然是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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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贝多芬作的《第九交响曲》。

    ②夏邦蒂哀与勃吕诺均为法国近代音乐家。

    （也不见得比他们做的更怪）；——可是我敢担保，你们吃下去肚子里会热腾腾的冒出火气来；你们非有所行动不可！”

    他说着哈哈大笑。

    少校也跟着他笑了：“你是个好汉，克拉夫脱先生。可惜你不是我们这一边的人！”

    “怎么不是？到处是同一的战斗。咱们靠拢一些罢！”

    少校表示同意；但也至此而已。于是克利斯朵夫拿出固执的脾气，把话题又转到韦尔先生与哀斯白闲夫妇身上。军官跟他一样的死心眼儿，翻来覆去都是反对犹太人和德莱弗斯党的那套老调。

    克利斯朵夫因此很难过。奥里维和他说：“你别伤心，一个人不能一下子改变整个社会的思想的。那太理想了！可是你已经不知不觉的做了不少事了。”

    “做了些什么？quot;克利斯朵夫问。

    “你是克利斯朵夫。”

    “这对别人有什么好处？”

    “噢！很大的好处。亲爱的克利斯朵夫，你只要保持你的面目。别替我们操心。”

    可是克利斯朵夫决不肯罢休。他继续跟夏勃朗少校争辩，有时很激烈。赛丽纳看了觉得好玩。她听他们谈话，静静的做着活儿，并不加入辩论，但她似乎快活了些，眼睛更有光彩，四周的天地也扩大了。她开始看书，比较的肯往外走动了，感到兴趣的事也多了些。有一天克利斯朵夫为了哀斯白闲跟她的父亲大开论战的时候，少校看见她微微笑着，便问她作何感想；她安详的回答：“我觉得克利斯朵夫先生是对的。”

    少校不由得愣了一愣：“怎么！你也这样说？……好吧，不管谁是谁非，反正我们现在这样过得很好，不用看见这些人。可不是，孩子？”

    “不，爸爸，有些人来往来往，我觉得是愉快的。”

    少校不出声了，只装没听见女儿的话。他表面上不愿意露出来，其实对于克利斯朵夫给他的影响并不是毫无感受。他的狭窄的头脑和暴躁的性情还没压倒他的正直和豪侠的心肠。他喜欢克利斯朵夫，喜欢他的坦白与精神的健康，常常惋惜他是德国人。他虽然跟克利斯朵夫争得面红耳赤，却老是要找这种辩论的机会；克利斯朵夫的理由慢慢的在他心中发生作用了。他当然不肯承认。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发觉他躲躲闪闪的看着一本书。后来赛丽纳送克利斯朵夫出门的时候，说：“你知道他看的什么书吗？是韦尔先生的著作。”

    克利斯朵夫听了很高兴。

    “那末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畜生……可是他舍不得把书丢下。”

    克利斯朵夫下次看到少校的时候绝口不提那件事。倒是他先问：“怎么你不再拿你的犹太人来跟我麻烦了？”

    “用不着了，quot;克利斯朵夫说。

    “为什么？quot;少校声势汹汹的追问。

    克利斯朵夫不回答他，一边笑一边走了。

    奥里维说得不错。一个人对于别人的影响，决非靠言语完成，而是靠精神来完成的。有一般人能够用目光，举动，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一种恬静的，令人苏慰的气氛。克利斯朵夫所散布的是活泼泼的生命。它慢慢的，慢慢的，仿佛春天的一般暖气似的，透过死气沉沉的屋子，透过古老的墙壁和紧闭的窗子，使那些被多少年的痛苦，病弱，孤独，磨得枯萎憔悴，差不多已经死了的心再生。这是心灵对心灵的力量，感受的和施与的双方都不知道的。可是宇宙万物的生命就靠这种潮涨潮落的运动，而支配这运动的便是那神秘的吸引人的力量。

    住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公寓的四层楼上的，便是上文提过的那个三十五岁的少妇，奚尔曼太太。她两年以前死了丈夫，一年以前又死了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她和婆婆住在一起，她们都不跟人往来。在整幢屋子的房客中间，和克利斯朵夫最生疏的便是她了。他们难得碰到，并且从来不搭讪。

    她是个高大，清瘦，身腰相当好看的女人：深色的眼睛没有光彩，没有表情，有时射出一道黯淡的阴沉沉的火焰，照着她蜡黄的扁平脸和瘪陷的嘴巴。老奚尔曼太太是个虔婆，成天呆在教堂里。媳妇却一心一意想着自己的悲伤，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周围放的全是亡女的遗物和照相等等；因为全神贯注着这些东西，她脑海里再也看不见孩子的形象；眼前那些死的形象把心中那个活的形象给毁掉了。她因为看不见孩子，便更固执的要看见孩子；她要想念她，要专心一意的想念她；结果是毫无办法。于是她冷冰冰的呆在那里，惘然若失，一滴眼泪都没有，生命枯涸了。宗教也无能为力。她奉行仪式，可并不爱宗教，因此也没有活泼泼的信仰；她在教堂里献捐，但不积极参加慈善事业；她所有的宗教都建筑在一个念头上，就是跟女儿再见。其余的都对她不相干。上帝？她跟上帝有什么关系？要能再见女儿才行呢！……但这一点就毫无把握。她只是心里要这么相信，固执的，拚命的要相信；但老是怀疑着……她最受不了看到别人的孩子，心里想：“为什么这些孩子倒没有死？”

    街坊上有个小姑娘，身段举动都象她死了的女儿。一朝瞧见她拖着小辫子的背影，她就浑身发抖，跟在后面；看到孩子回过头来而明明不是她的女儿的时候，她真想把她勒死。她抱怨哀斯白闲家的孩子在上一层楼吵闹；她们已经被父母管教得很安静了，但只要在屋子里迈着小步走几下，她立刻打发仆人上去要求静默。克利斯朵夫有一回带着那些小姑娘从外边回来碰到她，被她瞧孩子的那副凶狠的目光吓坏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这个活死人正靠近窗子，坐在暗中发愣，脑子里一片虚无，忽然听见克利斯朵夫的琴声。他惯于在这个时间一边弹琴一边幻想。她听到这音乐就恼，因为迷迷忽忽的境界被扰乱了。她愤愤的关上窗子；可是音乐直钻到房间里头，使她恨极了。她心里想禁止克利斯朵夫弹琴，但是没有这权利。从此，每天在同一个时间，她又愤怒又焦急的等琴声开始；倘若开场得迟了，她的怒气只有增加。她不由自主的要把音乐从头听到尾；等到音乐完了，她那个麻痹的境界再也找不到了。——有天晚上，她呆在黑魆魆的卧室的一角；从紧闭的窗子中透过来的遥远的音乐使她打了个寒噤，久已枯涸的眼泪居然淌了出来。她过去打开窗子，一边听一边哭。音乐好比雨水，一点一滴的渗透了她枯萎的心，它又活过来了。她重新见到了天空、明星、夏夜，觉得象一线黯淡的光似的，心中有了些对于生命的兴趣，对于人类的同情。夜里，几个月来第一次，她的孩子在梦中出现了。因为使我们接近亡人的最可靠的办法，是积极的参加生活，他们是跟着我们的生存而生存，跟着我们的死亡而死亡的。

    她并不想认识克利斯朵夫，但一听到他跟孩子们在楼梯上走过，不禁躲在门背后听几句儿童的唠叨，同时她的心忐忑的乱跳。

    有一天她正要出门，听见小小的脚步在楼梯上走下去，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些，有个孩子和她的妹妹说：“轻一点，吕赛德，你知道，克利斯朵夫说过的，别打搅那位伤心的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