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彼特罗维奇与杜涅奇卡以及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作了那次决定他命运的解释以后，第二天的那个早晨对彼得·彼特罗维奇也起了使他头脑清醒的作用。昨天他还觉得那件事几乎是幻想的产物，虽然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可仍然好像是不可能的，现在，尽管他感到极为不快，却不得不渐渐地把它看作木已成舟、无法挽回的事实了。受了伤害的自尊心好似一条毒蛇，整夜在咬噬着他的心。彼得·彼特罗维奇一起床，立刻照了照镜子。他担心，一夜之间是不是会害了黄疸病？然而暂时这方面还没出什么问题，彼得·彼特罗维奇看了看自己轮廓优美、白皙，最近稍有点儿发胖的脸，有一会儿工夫感到宽慰，满怀信心，相信一定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另找一个未婚妻，大概，还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可是他立刻清醒了过来，坚决地往一边吐了口唾沫，这使得与他同住一间房间的年轻朋友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脸上露出了无声的、然而是讥讽的微笑。彼得·彼特罗维奇看到了这个微笑，心里立刻认为，他的年轻朋友这样笑是很不对的。最近他已经发现这个年轻朋友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他突然明白了，昨天不该把昨天那件事的结果告诉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这样一想，心里感到加倍恼怒。这是他昨天一时冲动，太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太容易动怒而犯下的第二个错误……随后，好像故意为难似的，这天早晨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就连他在参政院里为之多方奔走的那个案件，等待着他的也似乎是败诉。特别惹他生气的是他的房东，为了不久即将结婚，他向这个人租了一套房子，还自己花钱装修了一番；这个房东，这个发了财的德国工匠，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废除刚刚签订的租约，要求按写进租约的条款，支付全部违约金，尽管彼得·彼特罗维奇交还给他的房子几乎是重新装修过的。家具店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虽然定购的家具还没有搬到住宅里去，却无论如何也不肯退还一个卢布的定金。“我可不会为了家具而特意结婚！”彼得·彼特罗维奇咬牙切齿地暗暗地想，同时那个显然已经无望的希望又在他脑子里忽然一闪：“难道这一切真的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灭了，结束了吗？难道不能再试一试吗？”一想到杜涅奇卡，这想法再一次诱人地刺痛了他的心。这时他心中痛苦极了，当然，如果现在只要他希望让拉斯科利尼科夫死于非命，就能把他置于死地，那么彼得·彼特罗维奇一定会立刻表示这样的愿望。
“除此而外，我的错误还在于，我根本没给过她们钱，”他边想，边闷闷不乐地走回列别贾特尼科夫的那间小屋去，“见鬼，我为什么这样吝啬？这甚至毫无益处！我想对待她们先苛刻一些，让她们把我看作神明，可她们竟然这样！……呸！……不，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譬如说吧，给她们一千五百卢布，在克诺普公司①和英国商店里置办些嫁妆，买些礼物，各式各样的首饰，化妆品、光玉髓，衣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事情就会好一些……我们的关系也就牢固一些了！现在她们也就不那么容易拒绝我了！她们就是这样一种人，如果拒绝的话，一定认为有义务把礼物和钱都退还给我；可是要退还是很难的，而且也舍不得！良心也会感到不安，心里会想：怎么，就这样突然把一个直到现在如此慷慨、相当客气的人赶走吗？……嗯哼！我失算了！”彼得·彼特罗维奇又一次咬牙切齿，立刻骂自己是傻瓜——当然是暗自责骂。
①彼得堡的一家服饰用品商店。
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他回到家里，比出去的时候加倍凶恶，加倍恼怒。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屋里准备酬客宴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还在昨天他就听说要办酬客宴了；甚至记起，好像也邀请了他；可是由于自己有一大堆麻烦事，别的事情他都没去注意。他赶紧去向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打听；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在家（现在她在墓地上），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正在摆开的桌子旁边张罗着；他得知，酬客宴将会办得十分隆重，几乎所有房客都受到了邀请，就连和死者不认识的人也不例外，甚至连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也受到了邀请，尽管以前他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争吵过，最后，还有他，彼得·彼特罗维奇，不但被邀请了，而且甚至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因为他几乎是所有房客中一位最重要的客人。阿玛莉娅·伊万诺夫娜①本人也受到十分尊敬的邀请，尽管以前有过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因此现在她在料理一切，忙着张罗，几乎觉得这是一种享乐，而且，她虽然穿着一身丧服，可全都是崭新的绸衣，打扮得既漂亮，又阔气，并为此感到自豪。这些消息和事实提醒了彼得·彼特罗维奇，使他产生了某种想法，于是他回到自己屋里，也就是回到了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的屋里，不知在想什么心事。问题在于，他也得知，邀请的客人当中也有拉斯科利尼科夫。
①前面，马尔梅拉多夫曾说，她的父名是“费多罗芙娜”。
不知为什么，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整整一早上一直坐在家里。彼得·彼特罗维奇与这位先生建立了某种奇怪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当自然的关系：几乎从一住到这儿来的那天起，彼得·彼特罗维奇就瞧不起他，恨他，而且恨得简直太过分了，可是同时又好像有点儿怕他。彼得·彼特罗维奇一来到彼得堡就住到他这里，并不单单是由于吝啬，想省几个钱，虽说这几乎是主要原因，不过还有另外的原因。还在外省的时候，他就听说，这个由他抚养成人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现在是最进步的青年之一，甚至是一个在某些他很感兴趣的、神话般的小团体里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这使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非常惊讶。这些十分强大、无所不知、蔑视和揭露一切人的小团体，早就使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恐惧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恐惧，不过，也完全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当然，还在外省的时候，对这类事情他不可能形成哪怕是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概念。他像大家一样，听说有这么一些进步分子，虚无主义者，揭发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在彼得堡，这种人特别多，不过和许多人一样，他也把这些名称的涵义和性质夸大和歪曲到了荒谬的程度。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最怕的就是揭发，这也就是使他经常感到过分惶恐不安的最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在他梦想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彼得堡来的时候。在这方面，他是所谓受过惊吓的，就像小孩子有时受了惊吓一样。几年前，他在外省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遇到过两起无情揭发的事件，所揭发的都是省里相当有威望的大人物，而在他们被揭发以前，他一直依靠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靠山。一次揭发的结果，是被揭发者特别丢脸，另一次的结果，几乎是引起很大的麻烦。这就是彼得·彼特罗维奇一到彼得堡，决定立刻摸清情况的原因，如有必要，他就要抢先一步，讨好“我们的年轻一代”，以防万一。在这方面，他把希望寄托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身上，而且，譬如说吧，他去探望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勉强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别人的意见了……
当然，不久他就看出，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极其庸俗、而且有点儿傻头傻脑的人。但这丝毫没有打消彼得·彼特罗维奇的顾虑，也没有使他受到鼓舞。即使他相信，所有进步分子都是这样的傻瓜，他的不安也不会消失。说实在的，对这些学说、思想和制度（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正是用这些东西猛烈地责难他）他丝毫也不关心。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只需要尽快、立刻弄清：这儿发生过什么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些人有势力，还是没有势力？如果他着手做某一件事，他们是揭发他呢，还是不揭发他？如果揭发，那么是为什么揭发，现在到底是要揭发些什么？不仅如此，而且要弄清：如果他们当真有能耐的话，能不能设法博得他们的好感，而且立刻稍微欺骗他们一下？该不该这样做？譬如说，能不能通过他们使自己的事业进展得顺利一些？总之，他面前有成百上千的问题。
这个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体质虚弱、害淋巴结核的人，个子矮小，在某处任职，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颜色淡得出奇，留着肉饼状的连鬓胡子，并为这胡子感到非常自豪。此外，他几乎经常害眼病。他的心肠相当软，可是说话很自以为是，有时甚至极端傲慢，——如果与他的体形相对照，这几乎总是显得十分好笑。不过，在阿玛莉娅·伊万诺夫娜这儿，他却被看作相当受尊敬的房客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他不酗酒，而且按时缴房租。尽管有这些优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却当真有点儿傻里傻气。他赞成进步思想，加入“我们的年轻一代”，——这是由于年轻人的热情。这是那些多得不可数计的形形色色的庸人、思想极其幼稚、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却又刚愎自用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他们转眼之间一定会附和最时髦的流行思想，为的是立刻把它庸俗化，为的是把他们有时的确是以最真诚的方式为之效力的一切漫画化。
然而，列别贾特尼科夫虽然心地十分善良，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对和他同住的这个人，也就是他从前的监护人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无法忍受了。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从双方来说，都有点儿偶然，不过却是相互的。不管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多么单纯而又轻信，可还是开始渐渐看出，彼得·彼特罗维奇在欺骗他，心里暗暗地瞧不起他，看出，“这不完全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人”。他曾试图向他讲述傅立叶的体系和达尔文的学说，但是彼得·彼特罗维奇，特别是近来，不知为什么，听他讲述的时候，已经带着过于明显的讥讽神情，而最近，甚至骂起人来了。问题在于，他本能地开始看透了，列别贾特尼科夫不仅是个庸俗和有点儿傻气的人，而且也许还是个撒谎的家伙，就是在他自己那个小团体里，他也没有建立任何比较重要的关系，而只不过是多少听到过一些几经转述的东西；不仅如此：也许就连他该做的宣传工作，他也不甚了了，因为他太糊涂，他怎么能做什么揭发者呢！我们顺带说一声，在这一个半星期里，彼得·彼特罗维奇很乐于接受（特别是最初）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甚至是非常奇怪的赞扬，也就是，譬如说吧，如果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说，他打算赞助不久即将在小市民街某处成立的新“公社”①；或者，譬如说吧，认为如果杜涅奇卡在婚后头一个月就想找一个情夫，他也不会干涉；或者，说他不会让自己未来的孩子们受洗礼，等等，等等，对这一类的赞扬，他总是不予否认，而是默不作声。对别人加在他身上的这样一些优点，按照自己的习惯，彼得·彼特罗维奇都不予否认，甚至容许人家这样赞扬他，——不管是什么赞扬，他听着都感到有点儿飘飘然。
由于某些原因，彼得·彼特罗维奇今天早上把一些五厘债券②换成了现钞，现在正坐在桌边点一叠叠钞票和连号的公债券。几乎经常没有钱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在屋里走来走去，装出对这些钱不感兴趣、甚至鄙视的样子。彼得·彼特罗维奇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譬如说吧，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真的会对这么多的钱不感兴趣；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也苦恼地想，彼得·彼特罗维奇也许真的会认为，他的漠然态度是故意装出来的，而且，大概还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用摆在桌子上的这一叠叠钞票来刺激和撩拨自己这位年轻的朋友，提醒他，让他记住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仿佛他们之间存在真正的差别。
①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做什么？》的影响下，彼得堡的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些公社，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建立了集体经济。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和民主主义者斯列普措夫（一八三六—一八七八）在旗帜街（现在的“起义街”）上成立的旗帜公社。
小市民街（现在的“公民街”）上的公社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罪与罚）时所住的房子不远。
②利率为五厘的公债券。
这一次他发觉他异乎寻常地容易激动和心不在焉，尽管他，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又在他面前谈起自己心爱的话题，说什么就要成立一个特殊的新“公社”，还对此大加发挥。彼得·彼特罗维奇正在打算盘，在算盘珠子的响声暂时停顿下来的间歇里，他不时提出简短的反驳，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流露出十分明显、故意无礼嘲讽的讥笑神情。但是“富有人情味”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把彼得·彼特罗维奇的情绪归咎于他昨天与杜涅奇卡的决裂，并热切地想要尽快谈谈这个话题：关于这个进步的、宣传性的话题，他是有话可谈的，这可能会给他这位尊敬的朋友带来安慰，而且“无疑”会对他今后提高觉悟有所裨益。
“这个……寡妇家在办什么酬客宴啊？”彼得·彼特罗维奇问，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正谈到最有意思的地方的时候，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好像您还不知道似的；昨天我不是跟您谈起过这个话题，还对所有这些仪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了，她不是也请了您吗，我听见的。昨天您还跟她说过话呢……”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一贫如洗的傻女人会把从另一个傻瓜……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儿得来的钱，全都花在酬客宴上。刚才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甚至感到惊讶：那儿准备得多丰盛啊，还有酒呢！……还叫了几个人来——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彼得·彼特罗维奇接着说下去，详细地询问着，好像怀着什么目的，故意把话题转到这上面去。“怎么？您说，也邀请了我吗？”他突然抬起头来，补上一句。“什么时候邀请的？我记不得了。不过，我是不会去的。我去那里干什么？昨天我只不过是顺便告诉她，作为一个官吏的贫寒的遣孀，她有可能得到他一年的薪俸，作为一次性的补助。她是不是为了这才邀请我呢？嘿—嘿！”
“我也不想去，”列别贾特尼科夫说。
“那还用说！亲手打过嘛。您问心有愧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嘿——嘿——嘿！”
“谁打过？打过谁？”列别贾特尼科夫突然惊慌起来，甚至脸红了。
“就是您嘛，您打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约是在一个月前，是吗！要知道，我听说了，昨天……原来这就是您的信念！……妇女问题处理得也不好嘛。嘿——嘿——嘿！”
彼得·彼特罗维奇好像得到了安慰，又啪啪地打起算盘来。
“这都是胡说和诽谤！”列别贾特尼科夫羞得面红耳赤，他总是害怕别人提起这件事，“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这是另一回事……您听说的话不符合实际；这是造谣！当时我只不过是自卫。是她首先张牙舞爪地向我扑了过来……她把我的连鬓胡子全拔光了……我认为，人人都可以自卫。而且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对我使用暴力……这是原则。因为这几乎就是专横霸道。我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在她面前站着吗？我只不过是推开了她。”
“嘿——嘿——嘿！”卢任继续恶意地讥笑他。
“您想惹我发火，是因为你自己让人给惹恼了，心里有气……而这是胡说八道，与妇女问题完全、完全无关！您理解得不对；我甚至认为，如果假定妇女在各方面，就连体力上也和男人一样（已经有人坚决这样主张了），那么可见，在这方面也应该是平等的。当然，后来我考虑，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打架是不应该的，在未来的社会里，打架这种事是不可思议的……在打架中寻求平等，当然是奇怪的。我并不是那么蠢……不过打架还是常有的事，……也就是说，以后不会有了，可是现在还有……呸！见鬼！跟您说话，会把人搞得糊里糊涂！我不去参加酬客宴，倒不是因为有过这么一件不愉快的事。我不去，只不过是按原则办事，不助长像酬客宴这样的陋习，就是这么回事！不过，也可以去看看，只不过是为了去嘲笑它……不过可惜，神甫不会来。不然我一定要去。”
“也就是说，坐在人家的酒席筵前，却蔑视它，同样也蔑视那些请您的人。是这样吗？”
“根本不是蔑视，而是抗议。我抱着有益的目的。我可以间接促进觉悟的提高，并作些宣传。人人都应该提高觉悟，进行宣传，也许，宣传得越激烈越好。我可以传播思想，播下种子……由这粒种子里就会长出事实来。我哪会侮辱他们呢？一开始他们是会见怪的，可是以后自己就会明白，我是给他们带来了好处。您瞧，我们的杰列比耶娃曾经受人指责（现在她在公社里），因为她从家里出走……委身于一个男人的时候，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她不愿生活在成见之中，不按宗教仪式结婚，就和人同居，似乎她这样对待父母，是太粗暴了，认为她本应怜惜他们，写得委婉一些。照我看，这全都是胡说八道，根本不需要委婉些，恰恰相反，这儿需要的是抗议。瓦莲茨跟丈夫在一起过了七年，丢下了两个孩子，写了封信，和丈夫一刀两断了，信上说：‘我认识到，和您在一起我不会幸福。您欺骗了我，向我隐瞒，通过公社这种形式，还存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为了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原谅您。不久前我从一个慷慨的人那里知道了这一切，已经委身于他，要和他一同创办公社。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您，因为我认为，欺骗您是不正直的。您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不要对我回去存什么希望，您已经太迟了。希望您幸福。’这一类的信就该像这样写才对！”
“这个杰列比耶娃，不就是您跟我说过，已经是第三次自由结婚的那个人吗？”
“如果认真的说，总共只有两次！即使是第四次，即使是第十五次，那也算不了什么！如果说我有什么时候为我的父母已经去世而感到遗憾的话，那么当然就是现在了。我甚至幻想过好多次，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我准会以自己的抗议让他们感到万分痛苦！我会故意让他们感到为难……这就是‘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人’，呸！我一定要让他们瞧瞧！我要让他们大吃一惊！真的，可惜我什么人也没有！”
“为了让他们大吃一惊吗！嘿—嘿！好吧，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悉听尊便，”彼得·彼特罗维奇打断了他的话，“不过请您告诉我：您认识死者的这个女儿，不是吗，就是那个那么瘦弱的姑娘！人们对她的议论全都是真的，是吗？”
“这有什么呢？照我看，也就是根据我个人的信念，这是女人的最正常的状态。为什么不是呢？也就是说distinZguons①。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这当然不完全正常，因为是被迫的，而在未来的社会里，却是完全正常的，因为那是自由的。就是现在，她也有权这样做，因为她受过苦，而这就是她的基金，也可以说是资本，她有充分权利支配的资本。当然，在未来的社会里，基金就不需要了；但是她的作用将会在另一种意义上表现出来，将受到合乎罗辑而且合理的制约。至于说到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本人，在目前，我把她的行动看作对社会制度坚决而又具体的抗议，并为此深深地尊敬她；
就连看着她也觉得高兴！”
①法文，“我们要区别开来”之意。
“可人家告诉我，是您逼着她从这儿搬出去的！”
列别贾特尼科夫甚至勃然大怒。
“这又是谣言！”他高声叫嚷。“根本，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这样！这全都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当时冤枉我，因为她什么也不懂！我根本没有俟机接近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想要获得什么好处！我只不过是想提高她的觉悟，完全是无私的，竭力激发她的反抗精神……我需要的只是反抗，而且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本人也已经不能再住在这幢房子里了！”
“您是不是叫她去参加公社呢？”
“您总是讥笑我，可是笑得很不恰当，请允许我向您指出这一点来。您什么也不懂！公社里没有这样的角色。所以要成立公社，也就是为了让社会上不再有这种角色。在公社里，这样的角色将完全改变他现在的性质，在这里，这是愚蠢的，在那里，这就是聪明的，在这里，在现在的环境里，这是不正常的，在那里就变得完全正常了。一切取决于人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和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一切取决于环境，人本身却微不足道。我和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现在也是和睦相处，这足以向您证明，她从来也没把我当作敌人，从来也没把我当作欺侮她的人。对了！现在我竭力劝她参加公社，不过这个公社完全，完全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您干吗发笑！我们想建立自己的公社，一种特殊的公社，不过基础比以前的更为广泛。我们从我们的信念更前进了一步。我们否定得更多了！如果杜勃罗留波夫从棺材里站出来，我就要和他争论一番。我一定会在争论中驳倒别林斯基！目前我在继续提高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觉悟，这是一个天性十分优美、十分美好的姑娘！”
“哈，于是您就利用这个十分优美的天性，是吗？嘿——
嘿！”
“不，不！啊，不！恰恰相反！”
“哼，可不是恰恰相反吗！嘿—嘿—嘿！瞧您说的！”
“请您相信！我有什么理由要在您面前隐瞒呢，请您说说看！恰恰相反，就连我自己也觉得这很奇怪：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她显得胆怯和格外纯洁，而且很不好意思！”
“于是您，当然啦，就提高她的觉悟……嘿——嘿！向她证明，这些羞耻心什么的全都是胡说八道？……”
“根本不是！根本不是！噢，您对觉悟这个词的理解是多么粗野，甚至是多么愚蠢啊——请您原谅！您什—么也不懂！噢，天哪，您还多么……不成熟啊！我们是在寻求妇女的自由，可您心里只在转那个念头……完全避而不谈贞洁和女性的羞耻心问题，也就和避而不谈本身毫无用处、甚至是属于偏见的事物一样，但与此同时，我完全、完全同意，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可以保持自己的贞操，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她有她的意志，她的权利。当然啦，如果她自己对我说：‘我想占有你’，我会认为那是我巨大的成功，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姑娘；但现在，至少是现在，当然啦，从来没有任何人比我待她更有礼貌，更尊敬她，从来没有任何人比我更尊重她的人格……我等待着，并抱有希望——仅此而已！”
“您最好送给她点儿什么东西。我敢打赌，这一点您可没想到过。”
“您什—么也不懂，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当然啦，她的处境是这样，不过这儿有另一个问题！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您简直是蔑视她。您看到了一件误认为理应受到蔑视的事实，于是就拒绝用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人了。您还不知道，这个人的天性是多么美！我只不过非常遗憾，不知为什么，最近她完全不再看我借给她的书，也不再来跟我借书了。可从前她常来借书。虽然她正以自己的全部毅力和决心进行反抗，——她已经证明过一次，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毅力和决心，——可她似乎还是缺少自主精神，也可以说是独立精神，否定得还不够彻底，还没能完全摆脱某些偏见和……糊涂观念，这也是让人感到遗憾的。尽管如此，对某些问题她却理解得十分透彻。譬如说，对吻手的问题，她就理解得十分正确，也就是说，如果男人吻女人的手，那就是男人以不平等的态度来侮辱女性。我们那儿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立刻就向她转述了我们的看法。关于法国工人联合会的事，她也很注意地听着。现在我正在给她讲在未来社会里可以自由进入别人房子里的问题。”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是最近正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公社的一个成员有没有进入另一成员房子里去的权利，去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那里，而且是在任何时候……嗯，问题已经解决了：有权利……”
“嗯，如果他或者她这时候正在大小便呢，嘿——嘿！”
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甚至生气了。
“您总是提这样的事，总是提这些该死的‘大小便’！”他憎恨地高声叫喊，“唉，我是多么气愤，多么懊悔，在讲制度的时候，竟过早地跟您提起这些该死的大小便来了！见鬼！对于所有像您这样的人，这是一个障碍，最糟糕的是——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嘲笑别人！就好像他们完全正确似的！就好像他们有什么可以感到自豪似的！呸！我有多少次坚决主张，对于那些新参加的人，一定得在最后，等到他对制度深信不疑，已经是一个具有高度觉悟而且有明确目的的人的时候，才能跟他们谈这个问题。请您说说看，即使是在污水坑里，你能找到这样可耻和卑鄙的东西吗？不管是多脏的污水坑，我都愿意头一个去消除它！这甚至谈不到什么自我牺牲！这只不过是工作，高尚的、对社会有益的活动，这种活动的价值不亚于任何其他活动，甚至，譬如说吧，比什么拉斐尔和普希金的活动还要崇高得多，因为它更为有益！”
“而且更为高尚，更为高尚，——嘿——嘿！”
“更为高尚是什么意思？就判断人类的活动来说，我不理解这类用语有何意义。‘更高尚’，‘更慷慨’——这全都是胡说八道，毫无道理，是我予以否定的、带有偏见的陈词滥调！凡是对人类有益的，也就是高尚的！我只理解一个词：有益的！您爱笑，就嘿嘿地笑吧，不过事实如此！”
彼得·彼特罗维奇起劲地笑着。他已经数完了钱，把钱藏起来了。不过有一部分钱不知为什么还留在桌子上。这个“污水坑的问题”已经有好几次成为彼得·彼特罗维奇和他这位年轻朋友关系破裂与不和的原因了，尽管这个问题本身是庸俗的。愚蠢的是，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真的生气了。卢任说这些话却是为了消愁解闷，而目前，他特别想惹列别贾特尼科夫发火。
“这是因为您昨天遭到了挫折，所以才这么恶毒，总是在找碴儿，”列别贾特尼科夫脱口而出，一般说，尽管他既有“独立精神”，又有“反抗精神”，可不知为什么总不敢反驳彼得·彼特罗维奇，而且一般说，对他还一直保持着某种已经习以为常的、从前那些年的尊敬态度。
“您最好还是说说，”彼得·彼特罗维奇傲慢而又遗憾地打断了他的话，“您是不是可以……或者不如说：您和刚才谈到的那个年轻女郎是不是当真十分亲密，是不是亲密到这种程度，可以现在，就是目前，请她来这儿，到这间房子里来一下？好像他们都已经从墓地回来了……我听到了一阵脚步声……我需要见见她，见见这个女人。”
“您为什么要见她？”列别贾特尼科夫惊奇地问。
“就是这样，需要。今天或者明天，我就要从这儿搬走了，所以想要通知她……不过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请您留在这儿。这样甚至会更好些。要不，您大概，天知道您会想些什么。”
“我根本什么也不会想……我不过这么问问，如果您找她有正经事，要叫她来，那是再容易也不过了。我这就去。请您相信，我决不会妨碍你们。”
真的，过了五分钟，列别贾特尼科夫就带着索尼娅回来了。她十分惊讶地走了进来，和往常一样，有点儿胆怯。在类似的情况下她总是胆怯，她很怕见生人，怕跟不认识的人交往，从前，从儿时起她就害怕，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彼得·彼特罗维奇接待她时，“态度和蔼，相当客气”，不过有点儿快活、亲昵的意味，然而照彼得·彼特罗维奇看，像他这样一个受人尊敬和上了年纪的人，对待一个这么年轻，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很有意思的女人，这种态度是很得体的。他急忙“鼓励”她，让她坐到桌旁，自己的对面。索尼娅坐下来，朝四下里看了看，——看了看列别贾特尼科夫，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钱，然后突然又看了看彼得·彼特罗维奇，目光就再没有从他身上挪开，好像全神贯注地盯住了他。列别贾特尼科夫本来已经往门口走去。彼得·彼特罗维奇站起来，示意让索尼娅继续坐着，在门口拦住了列别贾特尼科夫。
“这个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那儿吗？他来了吗？”他悄悄地问列别贾特尼科夫。
“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那里。怎么样？是啊，是在那里……
他刚进去，我看到了……那又怎样呢？”
“好吧，那么我特意请您留在这里，和我们待在一起，不要让我和这位……少女单独待在一起。事情嘛，是件无关重要的小事，可是天知道别人会说什么。我不想让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那儿跟人说……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啊，我懂，我懂！”列别贾特尼科夫突然领会了。“对，您有理由……当然，根据我个人的信念，我认为您的担心太过分了，不过，您还是有道理的。那好吧，我就留下来吧。我站到这儿窗子前面，不会妨碍你们的……照我看，您有理由……”
彼得·彼特罗维奇回到沙发前，在索尼娅对面坐下，留神看了看她，突然作出一副异常庄重、甚至是严肃的样子，那意思就是说：“您可别想到那方面去，女士。”索尼娅完全不知所措了。
“索菲娅·谢苗诺芙娜，首先请代我向尊敬的令堂表示歉意……好像，是这样吧？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您的继母吧？”彼得·彼特罗维奇态度十分庄重，然而又相当和蔼地说。
看来，他怀有最友好的意愿。
“是这样，是这样的；她是我的继母，”索尼娅胆怯地急忙回答。
“嗯，那么请您向她转达我的歉意，由于不能由我作主的原因，我不能到府上去吃煎饼了……也就是不能去赴酬客宴了，尽管令堂好意邀请了我。”
“好的；我去说；这就去，”索涅奇卡急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还没说完呢，”彼得·彼特罗维奇留住了她，因为她这么天真，又不懂礼貌，微微一笑，“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如果您认为，为了这样一件仅仅与我个人有关的小事，就麻烦您，请一位像您这样的女孩子到我这里来，那您就不大了解我了。我还有别的目的。”
索尼娅又急忙坐下了。还没从桌子上拿走的那些钞票，有二十五卢布一张的，也有一百卢布一张的，又闯入她的眼帘，她赶快把脸转过去，抬起头来看着彼得·彼特罗维奇：她突然觉得，特别是她，看别人的钱是很不恰当的。她本来把目光转向彼得·彼特罗维奇用左手拿着的金色长柄眼镜，但与此同时也看到了戴在这只手中指上的戒指，那戒指很大，看样子沉甸甸的，镶着一块黄色的宝石，真漂亮极了，——但是她又突然把目光从戒指上挪开了，不知往哪里看才好，最后只好又凝神盯着彼得·彼特罗维奇的眼睛。他比刚才更加庄重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
“昨天我有机会顺便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了两句话，只说了两句话，就足以了解到，目前她正处于一种——
反常的状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是的……是反常的，”索尼娅急忙附和说。
“或者说得简单、明白一些，就是她有病。”
“是的，简单明白，……是的，她是有病。”
“的确如此！所以，出于人道感和——和——和，可以这么说吧，和恻隐之心，由于预见到她不可避免的不幸命运，我想做点儿对她有益的事情。看来，这个极端贫困的家庭现在只能完全倚靠您一个人了。”
“请问，”索尼娅突然站了起来，“昨天您不是跟她讲过，有可能得到一笔抚恤金吗？因为她昨天就对我说过，您已经着手为她奔走，设法给她领取抚恤金了。这是真的吗？”
“绝对不是，就某方面来说，这甚至是荒唐的。我只是暗示，作为一个在任职期间亡故的官吏的遗孀，有可能得到临时补助，——这还得有门路才行，——然而，已故的令尊好像不仅服务尚未期满，而且最近期间甚至完全没有任职。总之，即使有希望，希望也很渺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没有任何享受补助的权利，甚至恰恰相反……可她已经想领怃恤金了，嘿——嘿——嘿！这位太太想到哪里去了！”
“是的，她是想领抚恤金……因为她轻信，心地善良，由于心肠太好，什么她都相信，而且……而且……而且……她头脑不大……这个……是的……请原谅，”索尼娅说，又站起来要走。
“对不起，您还没听完我的话呢。”
“是的，是没听完。”索尼娅喃喃地说。
“那么，您坐啊。”
索尼娅很不好意思地又坐下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看到她这样的处境，还带着几个可怜的孩子，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有心聊尽绵薄，做点儿对她有益的事情，也就是所谓量力而为，仅此而已。譬如说，可以为她募捐筹款，或者，可以这么说吧，办一次抽彩……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在类似的情况下，亲友们，甚至是外人，总之，凡是愿意帮忙的人，往往都是这么做。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而这是可能的。”
“是的，好的……为了这，愿上帝保佑您……”索尼娅凝望着彼得·彼特罗维奇，含糊不清地低声说。
“这是可能的，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也就是说，今天就可以开始。晚上我们再见见面，商量一下，可以这么说吧，为这事打下基础。请您七点来钟的时候再来找我一趟。我希望，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也参加……不过……这儿有个情况，得事先详细地说说清楚。正是为了这件事，我才惊动您，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请您到我这里来。具体地说，我的意见是，不能把钱交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钱到了她手里也是危险的；今天的酬客宴就是证明。连明天吃的东西都没有，可以说连一块面包皮都没有……嗯，连鞋子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今天却买了牙买加糖酒①，甚至好像还买了马德拉酒②和——和——和咖啡。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看到了。明天却又把全部生活重担都压到您的身上，直到最后一片面包，都得靠您；这是毫无道理的。所以，募捐的时候，照我个人的看法，关于钱的情况应该瞒着这个，可以这样说吧，不幸的寡妇，而只有，譬如说，只有您一个人知道。我说得对吗？”
①一种用甘蔗酿制的烈酒。
②一种葡萄酒。
“我不知道。她只是今天才这样……一辈子就只有这一次……她很想办酬客宴，请大家来，悼念……她很懂事。不过，就照您的意思办好了，我非常，非常，我会非常……他们大家也都会感谢您……上帝会保佑您的……孤儿们也……”
索尼娅没有说完，就哭起来了。
“的确如此。嗯，那么请您记住；现在，为了亲人们的利益，作为开端，请接受我个人力所能及的一点儿心意。我非常、非常希望，千万不要提起我的名字。您瞧……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自己也有需要操心的事，再多，我就无能为力了……”
说着，彼得·彼特罗维奇细心地把一张摺着的十卢布的钞票打开，递给索尼娅。索尼娅接过了钱，脸刷地一下子红了，很快站起来，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赶快告辞。彼得·彼特罗维奇洋洋得意地把她送到门口。她终于从屋里跑了出去，心情激动，疲惫不堪，回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里，心里感到非常不安。
在这场戏演出的全部时间里，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一会儿站在窗前，一会儿在屋里走来走去，不愿打断他们的谈话；等索尼娅走后，他突然走到彼得·彼特罗维奇面前，郑重其事地向他伸出手去：
“我什么都听到了，什么都看见了，”他说，特别强调最后三个字。“这是高尚的，也就是，我想说，这是人道主义的！您不愿让别人感谢您，这我看见了！虽说，我得承认，按原则来讲，我不能赞同个人的慈善行为，因为它不仅不能彻底根除罪恶，反而会助长罪恶，然而我不能不承认，很高兴看到您的行为，——是的，是的，对这件事，我很喜欢。”
“嗳，这全都是胡扯！”彼得·彼特罗维奇含糊不清地说，心情有些激动，而且不知为什么细细地打量着列别贾特尼科夫。
“不，不是胡扯！一个像您这样，为昨天的事感到烦恼、受了很大委屈的人，同时还能关心别人的不幸，——一个这样的人，……虽然他的行为是犯了一个社会性的错误，——然而……还是应该受到尊敬的！我甚至没料到您会这样做，彼得·彼特罗维奇，何况，特别是根据您的见解来看，噢！您的见解还在妨碍您，非常妨碍！譬如说吧，昨天的挫折让您多么激动啊，”好心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感叹地说，又对彼得·彼特罗维奇产生了加倍的好感，“这门亲事，这个合法婚姻对您可有什么，有什么用处呢，最高尚、最亲爱的彼得·彼特罗维奇？您为什么一定要让婚姻合法？好，您要打我，那就打吧，不过我很高兴，为这门亲事没成感到高兴，为您没受婚姻约束，为了对于人类来说您还没有完全毁灭，我感到高兴……您要知道，我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了！”
“为了我不想在你们那种婚姻中戴绿帽子，不愿繁衍别人的孩子，这就是我需要合法婚姻的原因，”因为总得回答几句什么，卢任才这样说。他心里正在想着什么，陷入沉思。
“孩子吗？您提到了孩子吗？”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像一匹听到了军号声的战马，浑身颤动了一下，“孩子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这我同意；不过孩子问题必须按另一种方式来解决。有些人像否定一切含有家庭意义的迹象一样，连孩子也完全否定了。关于孩子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现在先来说说绿帽子！我坦白地对您说，对这个问题，我不在行。这是丑恶的、骠骑兵式的、普希金的用语①，在未来的辞典中，这样的用语甚至是不可思议的！而且绿帽子是什么呢？多么荒谬的见解！绿帽子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是绿帽子？多么荒诞！恰恰相反，在自由结合中，就不会有什么绿帽子了！绿帽子，这只是一切合法婚姻的自然结果，可以这么说吧，是对合法婚姻的改正，是对它的抗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甚至丝毫不含有侮辱性的意思……如果我在什么时候——做出这种荒唐事来，——合法地结了婚，那么我甚至会为您所诅咒的绿帽子感到高兴；那时候我会对我的妻子说：‘我的朋友，在这以前我只是爱你，现在我却尊敬你，因为你敢反抗！’您在笑？这是因为您不能摆脱偏见！见鬼，我理解，合法结婚而又受了欺骗，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感到不快：可是，要知道，这是卑鄙事实的卑鄙后果，双方同样都受到了侮辱。当大家自由结合，绿帽子公开戴在头上的时候，绿帽子也就不存在了，变得不可思议了，就连绿帽子这个名称也完全消失了。恰恰相反，您的妻子只不过是向您证明，她是多么尊敬您，认为您不会反对她的幸福，而且觉悟那么高，不会为了她有了新丈夫而向她报复。见鬼，有时我梦想，如果让我嫁了人，呸！如果我结了婚（自由结婚也罢，合法结婚也罢，反正一样），我就会自己给我妻子带一个情人来，如果她自己好久还没找到的话。‘我的朋友，’我会这样对她说，‘我爱你，但是也希望你尊敬我，——你看，我给你带来了！’我说得对吗，对吗？……”
①指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这几行诗句：
戴绿帽子的人可真神气，
他对自己总是那么满意，
满意午餐，也满意自己的妻子。
（第一章十二节）。
彼得·彼特罗维奇听着，在嘿嘿地笑，不过并没有特别的兴致。他甚至并没有怎么听。他当真是在考虑什么别的事情，就连列别贾特尼科夫也终于发觉了。彼得·彼特罗维奇甚至十分激动，搓着手，陷入沉思。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后来才弄明白，回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