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我设法逃离这座感化院已是春天了，那还是因为命运的巧妙安排。有一天卡尔打电报通知我“楼上”腾出了一个空位置。他说如果我打算接受这个工作他就寄路费来。我马上拍了回电，钱一寄到我就直奔火车站，跟勒普罗维西厄或其他人什么都没有说。正如人们所说，我是不辞而别了。

    我一下车便立刻来到一号乙的那家旅馆，卡尔就住在这儿。

    他一丝不挂来开门，这天他是晚上休息，同往常一样床上有个女人。他说，“别管她，她睡着了。假如你想睡女人就睡她好了，她还不坏。”他拉开被子让我看看她的容貌，可是我还不想马上睡女人。我太激动了，像一个刚刚从狱中逃出的犯人。我只是想看、想听。从车站一路走来，像是做了一场大梦，我觉得自己已离开了很多年。

    直到坐下来好好打量了一番这间屋子后，我才悟到自己又回到了巴黎。这是卡尔的房间，一点儿不错，像一个松鼠笼和厕所的结合。桌上几乎找不到一块能放他的袖珍打字机的地方，而且总是这副样子，无论他是否和一个女人同居。一本词典总是打开压在一卷涂了金边的《浮士德》上面，总摆着一只装烟草的袋子、一顶贝雷帽、一瓶红酒、信件、手槁、旧报纸、水彩、茶壶、脏袜子、牙签、克鲁什深嗅盐、避孕套，等等。洗身盆里扔着桔子皮和吃剩的火腿三明治残渣。

    卡尔说，“食品橱里有吃的，自己拿吧！刚才我正要给自己打一针呢。”

    我找到了他说的那个三明治和三明治旁他啃过的一块奶酪。他坐在床边给自己注射弱蛋白银，与此同时，我吃光了三明治和奶酪，还有一点甜酒。

    他用一条脏裤头擦擦自己的阴茎说，“我喜欢你写来的那封谈歌德的信。”

    “我马上就给你看我的答复，我要把它写进我的书里。你的问题在于你不是德国人，要理解歌德你必须是德国人。得了，我现在不打算给你解释了，我已经把它全写进书里……顺便说说，我现在又新弄到一个女人——不是这一个——这一个是个傻瓜。我是几天前才把她弄到手的，我说不上她还会不会来。你不在时她一直跟我一起住，那天她爹妈来把她领走了。他们说她才十五岁。你能想到吗？他们还把我吓得屁滚尿流……”我大笑起来，卡尔正是一个把自己置于这种狼狈境地的人。

    他说，“你笑什么，也许我会为这个坐牢的。还好，我没有叫她怀上孕。不过这也很奇怪，因为她从来不采取妥当的措施照顾自己。你知道是什么救了我？照我看，是《浮士德》。就是！

    她老子正巧看见它放在桌上，他问我懂不懂德文。事情这样一件件连下去，不等我省悟过来他已经瞧开我的书了。幸好我凑巧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也摊开了，这使他大力吃惊，说我显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那个姑娘呢？她怎么说？”

    “她吓得要死。你瞧，她来时戴着一块小手表，可慌乱中我们找不到这块表了。她老妈一定要叫我找到它，否则就叫警察。

    这你就明白当时的情形了。我把整个房间翻了个底朝天，可还是找不到那块见鬼的手表。那当妈的气疯了。尽管她对我很不客气，我还是喜欢她，她比她女儿长得还漂亮呢。瞧，我要给你看看我刚刚开头写给她的信，我爱上她了……”“爱上当妈的了？”

    “对了。为什么不行？假如我先看到的是她妈，我绝不会再瞧女儿一眼。我怎么知道她才只有十五岁？你睡一个女人之前总不会先问她多大了，对吗？”

    “乔，这件事情有点儿古怪。你不想哄我吧？”

    “哄你？瞧，瞧瞧这个！”说着他给我看了那个姑娘画的水彩画，画的是娇小可爱的物件——一把刀子和一条面包、桌子和茶壶，每一样东西部越画越高。卡尔又说，“她爱上我了。她像个孩子，我得告诉她什么时候刷牙、教她怎样戴帽子。瞧这儿，瞧瞧这些棒棒糖。我每天总要给她买几根棒棒糖，她喜欢棒棒糖。”

    “那么她爹妈来带她走时她怎么样，大吵大闹了吗？”

    “哭了几声就完了。她能干什么？不到法定自立年龄……我不得不保证不再见她，也不写信。我现在等着瞧的就是——她会不会躲着不露面。她来这儿那会儿还是处女。关键在于，她不跟男人睡能熬多久？在这儿时她怎么也睡不够，差点儿把我累趴下了。”

    这时床上那个姑娘醒了，正揉眼睛呢。照我看她也挺小的，长得不丑，不过蠢得要命，想马上知道我们在谈什么。

    卡尔说，“她就住在这个旅馆里，二楼，你想到她的房间去吗？我替你安排。”

    不就是她从前常挨揍，你是了解这些法国娘儿们的，她们一恋爱就会失去理智。”

    很明显，我不在这儿期间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听说了菲尔莫的不幸我很难过，他从前对我好得要命。同范诺登分手后，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径直来到医院。

    我估计他们还没有认定菲尔莫是否完全神经错乱了，因为我在楼上一个单人病房里找到了他，他仍享有正常病人的一切自由。我去时他刚刚洗完澡，一看到我他便失声痛哭起来。他立刻说，“全完了，他们说我疯了，也许还得了梅毒。他们说我有夸大妄想。”他倒在床上轻声啜泣，哭了一阵又抬起头来微笑了——真像一只刚刚睡醒的小鸟儿。他说，“他们为什么不把我安排在普通病房里，或疯人院里？我可付不起这笔钱，我只剩下最后五百美元了。”

    我说，“这正是他们留你住在这儿的原因，等你的钱花光了他们会很快叫你搬走的。你不用操心。”

    我的话一定说动了他，我话音未落他就把他的表、表链、钱夹、兄弟会证章等东西全交给我。他说，“把这些收好。这伙王八蛋想抢光我的所有东西。”突然他又大笑起来，这种古怪、郁郁寡欢的笑声会使你坚信这个笑的人愚不可及，不论他是不是真的蠢，他说，“我知道你会认为我疯了，可我想弥补我做的事情，我想结婚。你瞧，我并不知道自己有性病，我把病传染给她，又叫她怀了孕。我对医生说了，我不在乎自己会怎样，可是我要他准许我先结婚。他说是要我等好一点了再说，可我知道永远不会好了。我这就完蛋了。”

    听他这么说我忍不住也笑了，我不明白他这是怎么了。总之我只得答应去看看那个姑娘，向她解释解释这些事情。他要我支持她、安慰她，还说了他可以信赖我之类的话。为了宽他我自己也说不上想不想去，看到卡尔又同她调起情来，我才决定去。我先问她是不是大累。这是一个没有用处的问题，一个婊子永远不会累得分不开她的两条腿，尽管有些人会在你趴在她们身上折腾时睡着。总之我们商定到她的房间去，这样这一夜我就不用给旅馆老板付钱了。

    到了早上我租了一个俯瞰底下小庭院的房间，背着夹板广告牌做广告的人总到这个小院子里来吃午饭。中午我叫卡尔一同去吃早饭，我不在期间他和范诺登新近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去库波勒饭店吃早饭。我问，“为什么非去库波勒？”卡尔答道，“为什么非去库波勒？因为库波勒全天都上麦片粥，麦片粥是叫你吃了拉屎的。”我说，“明白了。”

    于是生活又像以前一样，我们三人步行上下班，常发生小口角、小争斗。范诺登仍为了他的女人、为了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冲洗出来而发牢骚，只是现在发现了一种新消遣，他发现手淫不那么令人烦恼。他把这个新闻告诉我后，我着实诧异了一阵，我认为像他这样一个家伙不可能在自慰中得到乐趣。他又向我描绘他是如何弄的，这就更使我十分诧异不已了。用他的话说，他“发明”了一种新技艺。他说，“你拿一个苹果，挖掉果心，然后在里面抹一些冷奶油，这样它就不会化得太快了。哪一天试试看！一开始会叫你神魂颠倒的。不管怎样，这个办法很便宜，也不用费多少时间。”

    他换了一个话题，又说，“对了，你的那位朋友菲尔莫住进了医院。我想他是疯了，反正这是他的姑娘告诉我的。你不在时他找了一个法国姑娘，他俩一度打架打得很厉害。女的是一个大块头、很壮实的婊子，是那种粗蛮的女人。我倒不在乎跟她睡一回，只是怕她会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菲尔莫经常脸上、手上带着抓破的伤痕走来走去，有时她也显得被人揍肿了，要的心，我答应了他提出的一切。我并不觉得他确实疯了。只是有点儿灰心丧气。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理危机，是道德准则的突然萌发。我对这个姑娘抱有很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整个事情的内幕。

    第二天我找到了她，她住在拉丁区。一弄明白我是谁她便变得非常友好，她自称叫吉乃特，块头很大、消瘦、健康，有一颗门牙崩落了一半，是那种农家女的外貌。她精力充沛，眼神中流露出狂躁的意味。她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哭，然后，想起我是她的“乔乔”的老朋友——她就是这样叫他的——她便跑下楼去拿来几瓶白葡萄酒。她要我留下同她一道吃饭，她执意要这样。喝了酒后她一阵高兴，一阵伤感。根本什么也不用问，她自己就像一部自动上发条的机器一样说开了。最使她担忧的是——待他们放他出院后，他能重新去工作吗？她说她父母很有钱，不过生她的气，不赞成她放纵无忌的行为。他们尤其不喜欢菲尔莫，他没有礼貌，又是一个美国人。她恳求我宽她的心，说他仍能回去工作的，我便毫不犹豫地照办了。然后她又恳求我讲讲她能否信他的话，即他要娶她。现在肚子里有个孩子，又得了性病，她已不可能再嫁给一个法国人了。这是显而易见的，是不是？当然，我宽慰她道。这一切我都清楚极了，只是有一点，菲尔莫怎么居然会爱上了她。不过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我的职责是安慰她，于是我就给她讲了一大通胡说八道的话，说一切都会好的，而且我还要作他们孩子的教父呢，等等。这时我才猛地想起这件事很古怪——她竟还要这个孩子，尤其是他可能一生下来就是瞎子。我尽量委婉地告诉她这话，她却说，“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我要一个跟他生的孩子。”

    “哪怕他是瞎子？”我又问。

    “我的天呀，别说这些了！”她呻吟道，“别说这些了！”

    我仍然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我的职责，她便像一头海象一样猛哭开了，又倒了一些酒。过了才几分钟她又纵情大笑，她笑是因为想起了他俩上床后常常打架。她说，“他喜欢我跟他打架，他是个野人。”

    我们坐下来正吃饭，吉乃特的一个朋友进来了。她是一个小婊子，住在大厅顶端。吉乃特马上打发我下楼再去取些酒，待我回来，她俩已经把该谈的都谈到了。她的朋友——这位伊韦特——在警察局工作。据我推测，她是一个向警方提供情况的线民，至少她试图叫我相信是这样的。显然她不过是一个小婊子，只是对警方和他们的工作很着迷罢了。吃饭时她俩一直竭力劝我陪她们去参加一场风笛舞会，她们想快活一下——“乔乔”住进了医院，吉乃特很寂寞。我告诉她们我得去上班，不过晚上不当班时我会来带她们出去玩的。同时也讲明了，我没有钱可花在她们身上。吉乃特一听这个大为惊愕，不过假意说那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只是为了显示她是一个多么讲交情的人，她竟执意要雇一部车子送我去上班，她这样做是因为我是“乔乔”的朋友，那么也就是她的朋友啦。我暗想，“还有呢，一旦你的‘乔乔’出了什么问题，你就会飞快地跑来找我。那时候你就会明白我是一个怎样的朋友了！”我对她殷勤备至，我们在办公室前下车后，我还听任她们劝我一起又喝了最后一杯茴香酒。伊韦特问我，她能否在我下班后来找我，她说有很多事情要同我私下谈，但是我设法在不伤害她感情的前提下拒绝了，遗憾的是我不够警惕，还是把住址告诉她了。

    虽说遗憾，可实际上后来想起来我倒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因为紧接着第二天就出事了。第二天，我还没有起床她俩就来了。“乔乔”被人移出了医院，他们把他囚禁在乡下一所邪庄园”里了，离巴黎只有几英里。他们叫它“庄园”，这是“疯人院”的一种礼貌说法。她俩叫我马上穿好衣服跟她们走，她们惊恐不安。

    也许我本可以独自一人去的，可我只是拿不定主意是否要跟这两个女人一起去。我叫她们在楼下等我穿好衣服就来，心想这样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找一个不去的借口。可是她们不肯离开房间，她们坐着看我洗脸穿衣，就像天天都是如此似的。正穿了一半，卡尔闯进来了。我把情况用英语简单告诉了他，然后我们编造出一个借口，说我有要紧的工作要做。为了蒙混过关，我们端进来一些甜酒，并给她们看一本有淫秽图画的书解闷。伊韦特早已完全放弃了去庄园的想法，她同卡尔处得非常好，到了动身的时候，卡尔便决定陪她们一起去。他认为看看菲尔莫同一大群疯子一起走来走去很好玩，他还想看看疯人院里是什么样子的，于是他们走了，带着几分醉意，情绪非常高昂。

    菲尔莫住在庄园里时我自始至终没有去看过他。这没有必要，因为吉乃特定期去看他，也就把情况全转告我了。据她说，医生们认为有希望在几个月内使他恢复理智，他们认为他是酒精中毒，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当然，他有性病，不过那并不难治。就他们所知，他并没有染上梅毒，这还算不错。于是他们先从使用洗胃器着手，把他体内彻底清洗了一遍。有一阵子他身体太弱，无法起床。他的心情也很沮丧，他说并不想治愈，他想死。他执拗地不断重复这番废话，后来他们都惊慌起来。我想，假如他自杀了，对他们医院的名声可并不好。总之他们开始给他采用精神治疗，还利用治疗间歇期间拔他的牙齿，越拔越多，直到他口中一颗牙也没有了。他们原指望此后他会感觉好些，可是奇怪的是他竟不觉得好，反倒比以往更加消沉，还开始掉头发。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偏执狂，指责他们做了种种坏事，质问他们有什么权利把他扣留起来、他究竟做了什么竟被关起来，等等。经过一段可怕的消沉之后他会突然变得精力充沛，威胁说他们如果还不放了他，他就要炸掉这个地方。对吉乃特来说，更糟的是他已完全摆脱了要娶她的念头。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他不想娶她，假如她疯了，去生下一个孩子来，那么她自己就应该能养活他。

    医生们解释说，这一切都是好迹象，他们说他快好了。当然，吉乃特却认为他比以往更疯癫了，不过她在为他祈祷，希望他快出院，这样她就能带他到乡下去走走，那儿闲适、宁静，会使他恢复理智。与此同时，吉乃特的父母来到巴黎看女儿，他们还到庄园来看望了未来的女婿。他们以自己的狡黠方式大概也算计出女儿嫁一个疯丈夫也总比没有丈夫好，当爹的认为他能替菲尔莫在农场里找点儿活干，他说菲尔莫毕竟还不算坏。等他从吉乃特那儿听说菲尔莫的父母有钱，便更加宽容、更加通情达理了。

    事情发展得十分顺利。吉乃特同她父母一起回到外省住了一阵，伊韦特则定期到旅馆来看望卡尔。她以为卡尔是这家报纸的编辑，后来一点点地吐露了很多秘密。有一天她玩痛快了，喝醉了，便告诉我们吉乃特从来不过只是一个婊子，一个吸血鬼，还说吉乃特从未怀过孕，而且现在也未曾怀孕。对于其他指责我和卡尔不大怀疑，不过对于吉乃特没有怀孕这一说我们不大有把握。

    卡尔问，“那么她的肚子怎么会那么大？”

    伊韦特笑了，“也许用自行车打气筒打气来着。”她又补充道，“真的没有怀孕，大肚子是喝酒喝出来的。吉乃特喝起酒来简直是牛饮，等她从乡下回来你们会看到她会更肥。她父亲是酒鬼，她也是酒鬼。也许她会得上淋病，不过并没有怀孕。”

    “可是她为什么想嫁给菲尔莫？是不是真爱上他了？”

    “爱！呸！吉乃特毫无心肝，她只想找个人照看她。没有一个法国人会娶她，她在警察局里挂了号。她想嫁给他是因为他太蠢，没有去查查她的底细。她的父母不想再要她了，她给他们丢尽了人。不过若是她能嫁给一个有钱的美国人，一切都妥了……你们以为也许她有点儿爱他，嗯？你们不了解她，他们在旅馆里同居的时候，她就乘他去上班之际带别的男人到她房间里去。他吝啬，她穿的那件皮衣——她告诉他是她父母送给她的，对吗？天真的傻瓜！哼，我曾看到她带一个男人到旅馆里来，当时菲尔莫还正在旅馆里。她带这个男人去了下面一层，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那是怎样一个男人啊！一个老流浪汉，已不可能勃起了！”

    如果菲尔莫从庄园里放出来后回到巴黎，或许我会给他通通有关吉乃特的消息。在他仍处于医生的观察下时，我认为用伊韦特的诽谤毒化他的脑筋、使他不愉快是不妥的。结果，他从庄园直接去了吉乃特父母的家。在那里，尽管他不太愿意，还是受骗公布了他的订婚。当地的报纸都登载了结婚预告，还为女方家的朋友们举行了招待会。菲尔莫利用这个机会采取各种办法逃避，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却装出仍有点痴呆的样子。

    比如说，他会借来岳父的汽车，独自一个在乡间到处乱闯。若是看到一个他喜欢的镇子便住下尽情玩乐一番，直到吉乃特来找他。有时他也同岳父一起出去，也许是钓鱼，然后就一连好几天听不到他们的行踪。他变得任性而又难以讨好，真叫人恼火。我猜他是算计着也许仍能从中尽量捞一把。

    他同吉乃特回到巴黎时又有了一衣柜簇新的衣服和一袋钱，他显得又开心又健康，皮肤也晒黑了。我觉得他显得十分健壮，可是我们一离开吉乃特他便开口了。他的工作丢了，钱也花光了，他们大约在一个月内结婚，在这段时间内由女方父母给他们钱花。菲尔莫说，“一旦他们牢牢控制住我，我就只能成为他们的奴隶了。她爹打算为我开一家文具店，吉乃特应付顾客，干收钱这类事，我坐在店后面写东西或干别的。你能想象得出我坐在一家文具店后面度过余生的情景吗？吉乃特认为这个主意妙极了，她喜欢经手钱，我倒宁愿回到庄园里去也不想听从这种安排。”

    当然，他眼下不得不假装对一切都十分满意。我试着劝他回美国去，可他不听，说不能被一群无知的乡巴佬从法国赶走。

    他有一个想法，想溜走一段时间，然后再在巴黎某个偏僻的地方住下来，在那儿他不大可能会遇见她。但是我们很快就认为那不可能，在法国无法像在美国那样藏起来。

    我提议说，“你可以到比利时去呆一段时间。”

    他马上反驳说，“我干什么挣钱呢？在那些鬼国家里是找不到工作的。”

    我又问，“那么你干吗不先跟她结婚，然后再离婚？”

    “她马上就要养孩子了。谁来照料孩子呢，嗯？”

    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要生孩子了？”我觉得道出这个秘密的时机现在已成熟。

    “我怎么会知道？”他似乎并不很明白我在暗示什么。

    我把伊韦特说的向他透露了一点儿，他略有几分惊慌地听我说，最后打断了我的话。他说，“再说也无益，我知道她要生孩子了。没错，我摸到他在她肚子里踢腾呢。伊韦特是个卑鄙的小娼妇，你瞧，我并不想告诉你这个，不过直到去住院之前我仍给伊韦特钱。后来出了那件事，我便无法再为她做什么了。

    我觉得自己已经为她俩做得够多的了……我要先照顾自己。这使伊韦特很恼火，她告诉吉乃特说她要跟我算帐……不，我希望她说的是真的，那样我就能比较容易地从这件事情中脱身了。

    现在我已中了圈套，我许诺要娶她，也就只好走完这个过程了。

    此后我也不知道会怎样，他们现在已经牢牢掌握住我了。”

    由于菲尔莫在我住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我不得不经常见到他们，不管是不是想见。我几乎每天晚上同他们一道吃饭，当然饭前少不了喝几杯茵香酒。吃饭时他们不断大声吵，这很令人尴尬，因为有时我得站在这一方，有时又得站在另一方。比如说，在一个星期日下午，一起吃完午饭后我们来到埃德加一基内林荫道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这一回异常顺利，我们三人并排坐在里面一张小桌子边，背对着一面镜子。吉乃特准是动了感情还是怎么的，因为她突然变得十分多情，当着众人的面爱抚、亲吻起菲尔莫来，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做得很自然。他们刚刚长久地拥抱完，菲尔莫说了她父母一句什么，她认为这是侮辱，马上气红了脸。我们想叫她平静下来，便说她误解了那句话，然后菲尔莫又低声用英语对我说了句什么——似乎是说要我奉承她几句。这足以使她彻底大动肝火，她说我们在取笑她。我又说了一句不太好听的，更使她气得不得了。菲尔莫便想说句话，他说，“你的性子太急。”说完他想拍拍她的脸蛋，她却以为菲尔莫举起手来是要扇她耳光，便用她那只乡巴佬的大手朝他下颚上响亮地抽了一记。菲尔莫一时惊呆了，他没有料到会挨这么狠的一巴掌，这一下很痛。我看到他的脸变得惨白，接着他从长椅上站起来“叭”地狠狠扇了她一巴掌，差点儿把她从椅子上揍下来。“给你一下！这一下叫你放规矩些！”他用不连贯的法语说。一阵死一样的沉默，然后她像暴风雨一样爆发了，抓起眼前的白兰地酒杯狠命朝他掷来。杯子砸在身后的镜子上，碎了。这时菲尔莫已经抓住了她的胳膊，但她又用另一只手抓起咖啡杯摔在地上。她像一个疯子一样乱扭乱动，我们用尽力气抓住她。这时店老板当然跑来了，叫我们快滚。“流浪汉！”他这样叫我们，吉乃特尖叫道，“对了，流浪汉，就是流浪汉！脏外国佬！恶棍！土匪！居然打一个怀孕的女人！”周围的人都在怒视着我们，一个可怜的法国女人和两个美国流氓、匪徒。当时我想不打一架恐怕是逃不出那地方了，这时菲尔莫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吉乃特冲出门，留下我们去挨人骂。临出门时她转过身来举起拳头嚷道，“我会找你算帐的，你这个野人！等着瞧吧！没有哪一个外国人敢这样对待一个体面的法国女人！哼，不行！这样就是不行！”

    这时我们已经给老板付了酒钱和打破的杯子钱，听到吉乃恃这番话他便觉得自己有义务向吉乃特这样一个法国母亲的杰出代表表现一下他的勇敢无畏，于是他毫不费力地朝我们脚下啐了一口，把我们推出门去。“吃屎去吧，你们这些肮脏的流浪汉！”他这样说或是说了一句别的什么诙谐话。

    到了街上，而且并没有人向我们投掷东西，我这才悟到这件事有趣的一面。我自己暗想，说不定把这整个事件恰如其分地扬到法庭上倒是一个很妙的主意呢。整个事件！把伊韦特的小故事当作小菜端出去！法国人毕竟是有幽默感的，兴许法官听了菲尔莫的陈述后还会解除他们的婚约呢。

    这时吉乃特正站在街对面向我们挥舞拳头，还使足了劲大骂。行人站下听她骂，分成两派，一遇到街上吵架他们总会这样。菲尔莫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撇下她走掉还是过去哄她。他站在街中央，两只胳膊伸出来，企图插嘴。吉乃特还在喊，“土匪！野人！你们看，下流胚！”还有一些别的恭维话。后来菲尔莫朝她走去，大概她以为他要再好好揍她一下，便飞快地沿着街溜了。菲尔莫回到我站的地方说，“走，咱们悄悄跟着她。”我们出发了。身后跟着一小群人。她走一段路便回头朝我们晃晃拳头，我们也不想追上她，只是不紧不慢地跟着她走过那条街，看她打算干什么。后来她放慢了脚步，我们便穿过马路来到街道另一侧。现在她不喊叫了，我们仍跟着她，距离越来越近。现在我们身后只剩十来个人了，其他人都已失去了兴趣。待我们快走到街角时她突然站住了，等我们走近。菲尔莫说，“让我来说，我知道怎样对付她。”

    我们一走过去她便泪如泉涌了。至于我自己，我不知道她这是要搞什么名堂，所以后来我有点儿吃惊——菲尔莫走上前去用委屈的声调说，“那样做象话吗？你为什么要那样呢？”一听这话她便张开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像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称他是她的小这个、小那个，然后她转向我恳切他说，“你看见他怎样打我了。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合适吗？”我正要脱口说很合适，菲尔莫抓住她的胳膊领她走了。他说，“别再说了，你若再闹我就在大街上揍你。”

    我原以为又要重新吵起来了。她眼中仍有怒火。不过她也有点儿怕了，很快怒气就平息下去了，但是在咖啡馆里坐下时她轻声冷酷地说，他别以为她这么快就会忘掉这件事，过一阵他还会听到的……也许是今天晚上。

    果然她没有食言，第二天早上我碰到菲尔莫，他的脸和双手全被抓破了。看来她一直等到他去睡了才一言不发走到衣柜那儿，把他的衣服全掏出来扔在地上，一件件全撕成了一条条的。以前这类事情也发生过几次，事后她又把它们补好了，所以菲尔莫没有表示什么。这种态度更使她怒不可遏，她要用指甲抓破他的肉，这一点她尽力去做了。由于怀孕了，她在某种程度上占了上风。

    可怜的菲尔莫！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吉乃特把他吓坏了。假如他威胁说要逃走，她便针锋相对地威胁要杀了他，而且她全是当真说的。她说，“如果你去美国我就跟去！你逃不出我的手心，一个法国姑娘总是知道如何报仇的。”接着她马上又哄他“放明白点儿”、“明智些”，等等。一旦他们有了那间文具店，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美好。他连手都不用抬，她会把全部活儿都包下来。他可以呆在铺子后面写作，干他想干的事情。

    这件事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大约几个星期，像玩跷跷板似的忽起忽落。我尽可能躲着他们，我对这件事早已厌恶了，对他俩都很反感。后来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我正从里昂信贷公司门前走过，从台阶上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菲尔莫。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因为我躲着他躲了这么久，多少总有点儿内疚。我以比一般的好奇更关切的口吻问他事情怎么样了，他很含糊他说了两句，话音里有一种绝望情绪。

    他以一种古怪、不连贯、可怜巴巴的调子说，“她只允许我去一趟银行。我只有大约半小时，不能久了，她记着我出来的时间呢。”说完他捏住我的胳膊，似乎是要带我赶快离开那儿。

    我们沿着里沃利街往前走，这是很美的一天，暖和、晴朗、阳光明媚——是一年里巴黎最漂亮的几天之一。一阵和煦的微风吹来，刚好能吹走你鼻孔里滞留的气味。菲尔莫没有戴帽子，从外表看他很健康，像一位低着头走路的普通美国游客，口袋里的钱叮当乱响。

    他平静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得帮我一把，我没有法子，我掌握不了自己。只要能离开她一段时间，或许我会好起来的。可是她不让我走开，只许我上一趟银行，我得取些钱。我跟你走一段，然后就得赶回去，她会做好午饭等我的。”

    我静静地听他讲，心里暗想他的确很需要有人把他从这个深渊中拉出来。他已经完全陷进去了，他的勇气完全丧失殆尽了。他真像一个孩子，像一个天天挨揍仍不知道如何做才好的孩子，只会畏缩和发抖。我们在里沃利街的柱廊下拐弯时，他开始长篇大论地破口大骂法国。法国人叫他受够了。他说，“我以前常称赞法国和法国人，不过那都是文学作品中的事。现在我才算是了解他们了……我了解他们究竟如何了。他们残酷、贪财。起初法国显得妙极了，因为你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过一段它就会叫你生厌，其实它骨子里全死了，没有感情，没有同情心，没有友谊。他们自私到了极点，是世界上最最自私的民族！他们什么也不想，只想钱、钱、钱，而且他妈的那么文雅、那么中产阶级化！正是这一点使我气得发疯，一看见她补我的衬衣我就恨不得用棍子揍她。总是补、补，节俭、节俭。

    ‘要节俭！’我听见她整天只说这一句话。到处都能听见人们说，‘理智些，亲爱的！理智些！’可我不想理智，也不想符合逻辑。

    我恨这个！我想摆脱束缚，我想享受人生。我想干点儿事情，不愿成天到晚坐在一家咖啡馆里闲扯。老天，我们有错，可我们还有热情，犯错误也比什么事都不干强些。我宁愿在美国做一个无业游民也不愿再舒舒服服坐在这里了，也许这是因为我是美国佬的缘故吧。我出生在新英格兰，我想我是属于那儿的。一夜之间你变不成欧洲人，你的血液里有种使你与众不同的东西。

    那是气候，还有一切，我们看问题的眼光不同，不论多么羡慕法国人，我们也无法变成他们。我们是美国人，而且只好一辈子作美国人了。当然，我恨国内那伙拘谨的家伙，我打心里恨他们。不过，我自个儿也是他们中的一个。我不是这儿的人，我讨厌这儿。”

    衷全倒出来，搬掉压在胸口的重负对他是有好处的。我又想起一桩好笑的事：还是这个人，若是倒回去一年，准会像一只大猩猩那样拍着胸脯大喊，“多么美妙的一天！多么美的国家！多么好的人民！”若有哪一个正巧同行的美国人哪怕说一个对法国不恭敬的词儿，菲尔莫准会揍扁他的鼻子。一年前他会为法国去死。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像他这样深深迷恋一个国家，在一个外国的天空下过得如此幸福。这是不正常的，他说起“法国”时，这个词意味着甜酒、女人、衣袋里的钱、挣得容易花得快的钱，意味着作个坏小子、去度假。后来，等尽情玩够了，等帐篷顶被风刮走，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天空，他才明白这不仅是一个马戏团，也是一个竞技场，像各处一样，而且还是一个极冷酷的竞技场呢。过去一听他侈谈光荣的法国和自由之类的蠢话，我便常想一个法国工人听了会作何感想，他能否明白菲尔莫这些话。怪不得他们认为我们全疯了，在他们看来我们是疯了，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孩子、一帮老傻瓜。我们所谓的人生只是一篇廉价物品商店里听来的传奇故事。其中的热情又是什么呢？是使每个普通欧洲人感到恶心的、不值钱的乐观。这是错觉。不，用错觉这个词描绘它还太好了，错觉的意思是说还有点儿什么。不，不是错觉，是幻想，纯粹是幻想，就是这样。

    我们就像一群眼睛被蒙住的野马，我们狂奔、乱跑，呼的跃下了悬崖。前进！前进！向着助长暴力和迷惑的一切前进，不拘上哪儿。这时马的嘴角一直在冒白沫，口中喊着：“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为什么？上帝知道。这是由于血液，由于气候，由于许多因素，这也是终结。我们正在把整个世界拉倒，叫它压在我们头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干，这是命中注定的。其余的全是胡扯……到了王宫那儿，我提议停下喝一杯。菲尔莫犹豫了一下，我看出他在耽心吉乃特、耽心午饭、耽心会挨一顿臭骂。

    我说，“看在基督的份上，暂时忘掉她吧。我要叫点儿喝的，而巨要叫你喝。别担心，我要把你从这个鬼圈套里弄出来。”我叫了两杯烈性威士忌。

    看到威士忌端上来，他又像个孩子似的朝我笑了。

    我说，“把它干了！咱们再喝一杯，酒会对你有好处的。我不管医生怎么说，现在总没有关系了。来，把它干了。”

    他干脆地把它喝完了，侍者走开去拿酒时他用泪汪汪的眼睛看着我，似乎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朋友，他的嘴唇也在微微抽搐。他有话想对我说，可是又不知道如何启齿。我轻松地瞧着他，就像没有看到他乞求的目光一样。然后，我把茶托推到一边，用时撑着俯在桌上恳切地说，“我说，菲尔莫，你倒底想干什么？告诉我吧！”

    听到这话泪水从他眼眶里涌出，他脱口便说，“我想回家跟家人呆在一起，我想听见人们说英语。”热泪从他脸上流下来，他并不去擦，只是叫一切都涌泻出来。老天，我暗想，这样发泄一下倒也不错。一辈子至少作一回彻头彻尾的懦夫倒也不错，可以这样痛痛快快地发泄一下。太棒了！太棒了！看见他垂头丧气对我大有益处，于是我觉得自己可以解决任何难题，我觉得勇气倍增、果断坚毅，脑子里立即有了一千条妙计。

    我又凑近些说，“听着，如果你真的心口如一，为什么不干……为什么不走呢？假如我处在你的处置上，你知道我会怎么办？我今天就走。是的。老天在上，我说的是真的……我会马上走掉，甚至不跟她道别。实际上，这是你唯一的一条出路，她是永远不会放你走的。这一点你明白。”

    侍者端来了威士忌，我看到菲尔莫迫不急待地伸手接过酒杯送到唇边，我看到他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希望的光芒——遥远、狂暴、孤注一掷的光芒，也许他看到自己正在游过大西洋。在我看来这件事很容易，像滚动一根圆木那样简单。我脑子里很快便想出了这件事的计划，我知道每一步会怎样，我的脑子清楚极了。

    我问他，“银行里的钱是准的？是她爹的还是你的？”

    他嚷道，“是我的，是我妈寄给我的。我才不要她的一分臭钱呢。”

    我说，“妙极了！好，现在咱们搭出租车回到那儿，把钱全取光。然后咱们就去英国领事馆弄一份签证，今天下午你就坐火车去伦敦，再从伦敦乘最早一班船回美国。我建议你这样走是因为那样一来你就不必再担心她追你了，她绝不会疑心你是经伦敦走的。若要去找你，她自然会先去勒阿弗尔或瑟堡……还有一件事，你不要回去取东西。你得把一切都留在这儿，让她留着吧。她的法国人脑瓜永远也不会料到你不带包或行李就溜之大吉了，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法国人绝不会想到能这样做……除非他跟你一样疯癫。”

    菲尔莫嚷道，“你说的对！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再说，以后你还可以把东西寄给我——如果她肯给你的话，不过现在这无关紧要，可是，天啊！我连顶帽子都没有！”

    “你要帽子干什么？等到了伦敦，你可以买需要的一切。现在要紧的是要快，我们得了解清楚火车几点开。”

    他掏出钱包说，“喂，我把一切都交给你去办。拿着，拿着这个，该办什么就办吧。我太弱了……我头晕。”

    我接过钱包，把他刚从银行取出的钞票全倒出来。一辆出租车正停在路边，我们便坐上去。大约四点钟有一趟火车驶离北方车站，我在计算时间——银行、英国领事馆、美国捷运公司、火车站。行！差不多还来得及。

    我说，“振奋起来！保持冷静！哼，再过几个小时你就渡过英吉利海峡了。今天晚上你就会在伦敦逛了，听英语听个够。明天你就到了大海上，那时候你就是自由的人了，不必再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等你到达纽约，这一切不过只是一场恶梦而已。”

    这番话使他大为激动，双脚来回蹬了几下，像是想在汽车里就撒腿跑起来。在银行里，他的手抖得厉害，几乎签不了名。

    签名这件事我无法代劳，可我想若是有必要，我可以把他按在马桶上，替他擦屁股。我决意把他送上船弄走，哪怕得把他折起来塞进一只箱子也罢。

    赶到英国领事馆已是吃午饭的时间，那儿关门了。这意味着得等到两点钟，除了去吃饭，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消磨时间的方式。菲尔莫当然不饿，他主张吃一块三明治了事。我说，“去它的！你得请我吃一顿好饭，这是你在这儿吃的最后一顿丰盛的饭了，也许过很久才能再吃到呢。”我领他来到一家舒适的小餐馆，叫了一大桌菜。我叫了菜单上最好的甜酒，不管价钱多少，味道好坏。他的钱全在我的口袋里，我觉得钱很多。

    以前我当然从来没有一次装过这么多钱，破开一张一千法郎的大钞真是一种享受，我先把它举到亮处观察它漂亮的透明花纹。

    好漂亮的钱！这是法国人大规模制造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而且造得很精美，仿佛他们对这种象征物也怀着深深的爱。

    吃完饭后我们来到一家咖啡馆，我要咖啡时一起叫了查尔特勒酒。为什么不？我又破开了一张钞票，这一回是一张五百法郎的票子，是一张干干净净的新票子，又硬又脆，摆弄这样的钱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侍者找给我一大堆肮脏的旧票子，是用一条条胶纸粘在一起的。我得到一大堆五法郎、十法郎的票子和一口袋零钱，像中间有孔的中国钱，我简直不知道该把钱装在哪一只衣袋里，我的裤袋里鼓鼓地塞满了硬币和钞票。在公共场所里掏出那么多钱来也略略使我有些不快，我怕我们会被人看作是两个贼。

    等我们来到美国捷运公司时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刚才英国人以他们一贯的笨手笨脚的混蛋方式叫我们等得心急如焚。

    而这儿人人脚下都像装了轮子似的在滑行，他们动作太快，结果每一道手续得过两遍。等所有的票据上都签了字、用一个小夹子整整齐齐夹好了，这才发现菲尔莫签名签的不是地方。没有别的法子，只好一切从头开始。我站着看他坐在那里一笔一笔地写，同时还盯着那只钟。把钱交出去真叫人不好受，谢天谢地，不用全交——可也交了一大笔。我口袋里大概装了两千五百法郎，我说的是大概，我已不再一法郎一法郎地数了，一百二百法郎左右的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至于菲尔莫，他昏昏沉沉办完了全部手续。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只知道他得为吉乃特留一点儿。他也说不上留多少，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要算一算。

    慌乱中我们竞忘了把所有的钱都兑换掉，现在已经上了出租车，再说也不能再耽搁时间了。现在要做的是看看究竟还有多少钱，我们很快掏空了衣袋，把钱分成几份。有些钱扔在地上，有些放在座位上，令人茫然不知所措。有法国钱、美国钱和英国钱，还有那些零钱。为了简单些，我极想拣起那些硬币扔到窗外去。最后我们把它全部清点了一遍，他拿着英国和美国钱，我拿着法国货币。

    我们必须快点决定拿吉乃特怎么办——给她多少钱、对她怎么说，等等。他企图编好一个故事叫我讲给她听，说他不想伤她的心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只有打断他。

    “别管怎么对她说，全交给我好了。问题是，你要给她多少钱？为什么还要给她钱？”

    这话像在他屁股底下放了一颗炸弹，他又哭开了。哭得这么凶！比刚才哭得还厉害，我以为他就要倒在我手上了。于是我不假思索他说，“好吧，把法国钱都给她好了。那可以叫她维持一阵子。”

    他无力地问，“有多少？”

    “不知道——大约两千法郎上下，反正比她应得的要多。”

    他乞求道，“老天！别这样说！不管怎么说，我这样一走就把她坑苦了，她家里人现在再也不会收留她了。不，给她吧，全部都给她……我不在乎多少。”

    他扯出一条手帕来擦眼泪，他说，“我忍不住，这叫我太难受了。”什么也没说。突然他直挺挺地躺倒了，我以为他昏过去了还是怎么的。他却说，“老天，我想我该回去，我该回去听她破口大骂。她若有个好歹，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这使我大吃一惊，“老天爷！你可不能这样做！现在不行，太迟了。你得去搭火车，我自己去对付她，我一离开你就去找她。唉，你这个可怜的傻瓜，一旦她猜到你曾经想甩下她逃走，她就会宰了你的。你想到这一层了吗？你再也回不去了，这事儿已经定了。”

    再说，能有什么“好歹”呢？我自问。自杀？那样更好。

    乘车来到火车站、我们还有十二分钟。我还不敢就同菲尔莫告别。我觉得，尽管迷糊了，到了最后一分钟他仍有可能跳下车跑回吉乃特身边去。任何事情都会叫他改变主意，哪怕是一恨稻草呢。于是我拽着他过了街来到一家酒馆里，我说，“现在你再喝一杯茵香酒——最后一杯，我来付钱……付你的钱。”

    听了这话他不安地瞧了我一眼，他喝了一大口茴香酒，然后像一条受伤的狗一样扭过头来。他说，“我也知道不该把那些钱都托付给你，可是……可是……唉，算了，你看着办吧。我不想让她自杀，就是这。”

    “自杀，她不是那种人！若相信这话，你就一定是自己想的太多了。至于钱。尽管我不愿意给她，我还是答应你直接去邮局电汇给她。我不会多装一分钟的。”正说着我瞅见一个旋转货架上摆着几张明信片，我抓了一张——是绘有埃菲尔铁塔的——叫他在上面写几个字。“告诉她你现在已经在航行中了。告诉她你爱她，一到美国就会打发人来接她……去邮局时我用气压传送把它发出，今晚我就去看她。你放心，一切都会好的。”

    一边说我们一边又过街来到火车站，还有两分钟就要开车了，我现在觉得保险了，在大门口我拍拍他的背，指指火车。我没有同他握手，他的口水会流我一身的。我只是说，“快点！车马上要开了！”说完我转身拔腿就走，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是否上了车。我不敢看。

    把他匆匆送走这一阵，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下我也就摆脱他了。我向他许诺了很多事情，可那只是为了叫他别再嚷嚷。说起去见吉乃特，我同他一样缺乏勇气，自己就先吓坏了。一切发生得这么迅捷，简直不可能完全把握住这局面的关键。我在甜蜜的昏沉中步行离开车站，手里捏着那张明信片。我靠在一根灯柱上读了上面的话，这封信写得有点荒谬。我又读了一遍，以便弄确实自己没有在做梦，然后就把它撕了，扔进了阴沟。

    我忐忑不安地四下里望望，半心半意地预备看到吉乃特举着战斧朝我追来。没有人跟着我，我便懒洋洋地朝拉斐特广场走去。正如我早先说过的，这天很美。天上悬着一朵朵淡淡的松软白云，随风飘荡，帆布遮日篷也在啪啪扑动。巴黎在我眼里从来还没有像这天这么美，我几乎有点儿后悔把那个可怜的家伙送走了。在拉斐特广场，我面朝教堂坐下凝视着钟塔，它不是一座了不起的建筑，不过它蓝色的钟面总叫我为之着迷。今天它比以往更蓝，我简直无法把目光从上面移开。

    除非菲尔莫发疯发得厉害，给吉乃特写信说明一切，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她知道他留给她两千五百法郎，她也无法证明这一点，我始终可以说这是菲尔莫臆想出来的。一个不戴帽子就走掉的疯家伙也会编造出两千五百法郎和别的东西来。我在纳闷，到底有多少钱？我的衣袋都被钱的重量拉得坠下来了，我把它全掏出来细细数了一遍，一共是两干八百七十五法郎零三十五生丁，比我预计的还多。七十五法郎零三十五生丁必须花掉，我要一个整数，要整整两千八百法郎。正在这时我看到一部出租车开到了路边，一个女人双手抱着一只白狮子狗从车上下来，那狗在朝她的绸裙子上撒尿。带着一条狗去兜风这个主意使我大为恼怒，我暗暗对自己说，我一点儿不比她的狗差。我朝司机打个手势，叫他拉我穿过波伊思公园。他想知道确切的地址，我说，“随便哪儿。穿过波伊思，围着它兜一圈。不用快，我不急着上哪儿去。”我靠在后座上，让路边的房屋嗖嗖掠过，还有参差不齐的屋顶、烟囱顶、涂上颜色的墙、小便池、叫人头晕眼花的十字路口。路过“圆顶”时我想去撒泡尿，由于说不上下面会出现什么情况，我叫司机等着。我这还是平生头一回撒尿时叫出租车等着。这样会浪费多少钱？不太多。有了兜里那些钱，我能花得起钱叫两辆出租车等我。

    我仔细看看四周，可是没有看见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我要的是新鲜的、没有人动过的、来自阿拉斯加或维尔京群岛的、干净、新鲜、带股天然芳香的皮肤。不用说，走来走去的女人中没有这样的。我并不非常失望，也不大在乎是否找得到。要紧的是永远别太着急，到时一切自然都会有的。

    我们驶过凯旋门，几个游览者在无名英雄纪念墓附近游荡。

    穿过波伊思时我看着所有坐在高级轿车里出风头的阔娘儿们，她们呼啸而过，仿佛有一个目的地似的。毫无疑问，这样是要显得有身价，叫世人看看她们的罗尔斯一罗伊斯和希斯帕诺·苏扎斯高级轿车跑得多么平稳，而我心里却比任何一辆罗尔斯—罗伊斯更加平稳舒服，像天鹅绒一样平滑。天鹅绒的皮层，天鹅绒的脊柱，还有天鹅绒的轮轴润滑油。啊！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口袋里装着钱，像喝醉酒的水手一样半个小时就把它挥霍光。你会觉得这个世界都是你的，而最妙的是，你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你可以坐在车里让里程表疯了一样猛转，可以让风吹过头发，可以停下喝一杯，可以大方地付小费，还可以摆臭架子，好像天天都如此生活。不过你却无法酝酿一场革命，你也无法把肚子里的脏东西都冲洗出来。

    来到欧特伊门时我叫司机朝塞纳河开，我在德塞夫勒桥那儿下车沿河步行朝欧特伊高架桥走去。河流在这儿仅有一条小溪那么宽，树木都生长到河堤上了。河水是绿的，水面非常平静，尤其是在靠近彼岸处。不时有一只大平底船突突驶过，穿紧身游泳衣的人们站在草地上晒太阳。每一件物体都显得很近，都在颤动，都在同强烈的光线一起振动。

    经过一个设有座席、供应啤酒的花园时，我看到一群骑自行车的人围坐在一张桌子边。我在附近找了一个座位，叫了半升啤酒。听着他们喋喋不休的闲扯，我一刹那间又想到了吉乃特，仿佛看见她在屋里来回顿脚、扯自己的头发、像野兽一样又哭又嚎。我看见菲尔莫的帽子放在帽架上，心想不知我穿上他的衣服合适不合适，我尤其喜欢他那件插肩袖大衣。哈，现在他准上路了，再过一会儿船就会在他脚下晃动。英语！他想听到人们说英语。多么古怪的念头！

    我突然又想到，若是想走，我自己也可以回美国。这是扩头一次碰到这样一个天赐良机，我问自己，“你想走吗？”没有回答，我的思绪又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转向大海和大洋彼岸，离开它时我回头最后看了它一眼，看见摩天大楼在一片雪花中渐渐消失。现在我又看见这些摩天大楼赫然耸立在眼前，同我离开时一样，阴森森的。我看到光线从它们的肋骨间透出，看到从哈莱姆到炮台公园的整个纽约展现在眼前，看到被蚂蚁般的人群堵塞的街道，看到高架铁道上的车呼啸而过，看到人流涌到剧院。我隐约想到，不知我妻子现在怎样了。

    平静地想过这一切后，我变得非常安详了。塞纳河在这儿静静地绕过群山，它喜爱这片浸透往事的土地，因而不论一个人的思绪漫游到何处，他永远不会把这条河同人类的活动分开。

    天啊，黄金般的祥和气氛在我眼前闪现，只有一个患神经病的人才想掉头走开。塞纳河这样静悄悄地流淌，人们几乎注意不到它的存在。它一直躺在那儿，宁静而又谦和，像人身上流动的一条大动脉。在笼罩在身上的美妙祥和气氛中，我似乎已经爬上了一座高山的山顶，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我可以放眼四周，领略这番风景蕴涵的意义。

    人类是一些古怪的动植物。从远处看他们显得微不足道，走到近处他们又显得丑恶、刻毒。他们最需要的是周围有足够的空间——比时间更多的空间。

    太阳正在落下。我觉得这条河正从我身上流过——它的过去、它年代久远的土壤和多变的气候。群山轻柔地束缚着它，因而它的流向早已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