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继续着，大约从那场战争的中途直到……嗯，直到有一天我陷入困境。我真正绝望地想要一个工作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我需要工作，刻不容缓。我马上决定，哪怕是世界上最差的工作，比如送信人之类的工作，我也要。快下班时，我走进了电报公司——北美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人事部，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我刚从公共图书馆来，腋下夹着一摞有关经济与形而上学的书。令我十分吃惊的是，我被拒绝了做这项工作。

    拒绝我的那个家伙是一个管电话交换机的小矮人。他大概把我当成了大学生，尽管从我的申请表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早就离开了学校。在申请表上我甚至填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给自己增添几分光彩。很显然，这一点并未受到注意，要不然，就是这个拒绝我的小矮人怀疑这一点。我愤怒了，因为我一生中就认真了这一次，我格外感到愤怒。不仅认真，我还忍气吞声，压下了我的傲气，这种傲气在以特有方式表现出来时是很盛气凌人的。我妻子当然像往常一样，斜眼看人，冷嘲热讽。她说，我这是做做样子的。我上床睡觉时一直懊恼这件事，整夜不能入眠，愤恨不已。我有妻小要养活，这个事实并不怎么使我心烦；人们并不因为你有一个家庭要养活，就给你工作，这些我都再清楚不过了。不，使我恼火的是他们拒绝了我亨利·米勒，一个有能力的优秀个人，他只是请求得到世界上最下等的工作。这使我怒火中烧，无法自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刮好胡子，穿上最好的衣服，急匆匆去赶地铁。我径直去了电报公司的总部办公室……直奔二十五层或总裁、副总裁有他们小办公室的某个什么地方。我要求见总裁。当然，总裁不是不在城里，就是太忙而不能见我，但是我并不介意见副总裁或者他的秘书。我见到了副总裁的秘书，一个聪明而替人着想的小伙子。我给他耳朵里灌了一大堆话，表现得很机灵，不过分激烈，但是始终让他明白，我不是那么容易像皮球一样被踢出去的。

    当他拿起电话要总经理的时候，我想，他只是在哄我，还是以老一套来把我从这里踢到那里，直到我自己受够了为止。不过，我一听到他谈话，便改变了看法。当我来到设在非商业区另一幢楼内的总经理办公室时，他们正在等我。我坐到舒适的皮椅子里，接受了递过来的一支大雪茄。这个人似乎马上就对事情十分关心。他要我把一切都告诉他，直至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他竖起毛茸茸的大耳朵，来抓住一点一滴信息，以便有助于他在头脑里形成对这事那事的看法。我明白，我已经有点偶然地真正成为一种工具，在为他服务。我让他哄得按他的设想来为他服务，随时都在窥测风向。随着谈话的进行，我注意到他对我越来越兴奋。终于有人对我流露出一点儿信任啦！这便是我开始干我最喜爱的行当之一时所要求的一切。因为，在寻找了多年工作以后，我自然变得很老练；我不仅知道不该说什么，而且也知道影射什么，暗示什么。一会儿，总经理助理便被叫进来，让他听听我的故事。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故事是什么。我明白了，海迈——总经理称他为“那个小犹太”——没有权力假装他是人事部经理。显然，海迈篡夺了特权。还有一点也很清楚，海迈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在总经理那里声名狼藉，而且在同总经理作对的副总裁忒利格先生那里也名声不佳。

    也许“小脏犹太”海迈应该为送信人员中犹太人所占的高百分比负责。也许海迈实际上就是在人事部——他们称之为“落日处”——负责雇人的那个人。我猜想，现在对于总经理克兰西先生来说，是把某个彭斯先生拿下来的大好机会。他告诉我，彭斯先生现在已当了大约三十年的人事部经理，显然正在变得懒于干这项工作。

    会议开了好几个小时。结束前，克兰西先生把我拽到一边，告诉我，他打算让我当劳动部门的头，但是在就职以前，他打算请我先当一名特别信使，这既是一种特殊的帮忙，又是一种学徒期，这对我是有好处的。我将领取人事部经理的薪水，但是是从一个单立的帐户上付钱给我。总之，是要我从这个办公室游荡到那个办公室，来看看所有人进行的事情在如何运转。关于这个问题我得经常打一个小报告。他还提议，过上一子阵就私下到他家里去一次，聊一聊宇宙精灵电报公司在纽约市的许多分支机构的状况。换句话说，就是要我当几个月密探，然后我才可以到任。也许有一天他们还会让我当总经理，或者副总裁。这是一个诱人的机会，尽管它被裹在大量马粪中间。我说行。

    几个月以后，我坐在“落日处”，像恶魔一样把人雇来，又把人开除。老天爷作证，这是一个屠场这玩艺儿从根本上讲是没有意义的，是对人力、物力、精力的浪费，是汗臭与不幸的背景之下的一部丑陋的滑稽戏。但是，正像我接受密探工作一样，我也接受了雇用人、解雇人的工作，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我对一切都说行。如果副总裁规定，不许雇瘸子，我就不雇瘸子。如果副总裁说，四十五岁以上的送信人不必预先通知，统统解雇，我就不预先通知，把他们解雇掉。他们指示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是以一种他们必须为之而付钱的方式。什么时候出现罢工，我就袖手旁观，等着这阵风刮过去，但是我首先要保证他们为此而付出一大笔钱。整个体制都腐烂了，它违背人性，卑鄙下流，腐败到了极点，也繁琐到了极点，没有一个天才，便不可能使它变得合理而有秩序，更不用说使它具有仁爱与体贴之人情了。我面临着整个腐朽的美国劳动制度，它已经从头烂到脚了。我是多余的人，两边都不需要我，除非是利用我。事实上，在整个机构的周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每个人都在被利用——总裁及其一伙被无形的强权所利用，雇员被高级职员所利用，等等，等等。从我在“落日处”的小小位置上，可以鸟瞰整个美国社会。这就像电话簿里的一页纸。按字母顺序、号码、统计资料看，它是有意义的，但是当你进一步细看时，当你单独研究各页、各个部分时；当你研究一个单独个人以及构成他的那些东西，研究他呼吸的空气、他过的生活、他冒险抓住的机会时，你就看到了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如此下贱、如此可悲、如此绝望、如此愚蠢的东西，甚至比在一座火山里看到的东西还要可怕。你可以看到全部美国生活——经济、政治、道德、宗教、艺术、统计、病理学等各个方面。这看上去就像一只蔫鸡巴上长着杨梅大疮，说真的，看上去比这还糟糕，因为你再也看不到任何像鸡巴的东西了。也许过去这玩艺儿有生命，产生过什么东西，至少给人以片刻的快感，片刻的震颤，但是从我坐的地方来看它，简直比虫子四处爬的奶酪还要腐烂不堪。奇怪的是，它的恶臭竟然没有把人熏死过去……我一直用的是过去时，当然现在也一样，也许还更糟一点儿。至少我们现在正闻到它臭气冲天。

    到瓦莱丝佳出现的时候，我已经雇了好几个军团的送信人了。我在“落日处”的办公室像一条没有遮盖的污水沟，臭烘烘的。我刚往里探了一下身子，就立即从四面八方闻到了这种味道。首先，我撵走的那个人在我到来的几周之后，便伤心而死。他硬挺的时间也够长了，正好等到我闯进来，他便呜呼哀哉了。事情来得如此神速，我都没有来得及感到内疚。从我到达办公室那一刻起，漫长的大混乱便开始了，从不间断。在我到达前一小时——我总是迟到——这地方就已经挤满了申请者。我得用胳膊肘开路，夺路走上楼梯，严格讲，是拼了命挤到那里去的。海迈的情况不如我，因为他被束缚在隔墙那儿。我还没来得及取下帽子，就得回答十几个电话。我桌上有三部电话机，都同时响起来。甚至在我坐下来办公以前，它们就吵得我尿都憋不住了。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得一直等到下午五六点钟。海迈的情况不如我，因为他被束缚在电话交换机那里。他从早上八点，一直坐到下午六点，指使“名单”们跑来跑去。“名单”就是从一个营业所借到另一个营业所去干一天或一天里干几个小时的送信人。许许多多营业所当中，没有一个的人员是满的；海迈不得不和“名单”们下棋玩，而我却忙得像个疯子一样，来堵缺口。如果我在一天里奇迹般地填满了所有的空缺，第二天早上，会发现一切还是老样子——或者更糟也许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手是稳定的，其余都是临时的。稳定的人手将新来的人手赶跑了。稳定的人手一星期挣四五十美元，有时候六十至七十五，有时候一星期挣一百美元之多，也就是说，他们远比职员挣得多，往往也比他们自己的经理挣得多。至于新来的人，他们发现一星期挣十美元都很难。有些人干了一小时就退出了，往往将一捆电报扔进垃圾箱或阴沟里。无论他们什么时候退出，都会要求立即付给他们报酬，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复杂的会计制度规定，至少得过十天以后，人们才能说出一个送信人挣了多少钱。开始，我请申请者坐在我旁边，详细地向他解释一切，直说到我嗓子沙哑。不久我就学会节省力气来用于必要的盘问。首先，每两个小伙子中就有一个是天生的说谎家，如果除此之外不是一个无赖的话。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被雇用又被开除了多次。有些人认为这是寻找另一份工作的绝妙方法，因为工作关系，他们有机会来到他们本不可能涉足的成百上千个办公室。幸好有个可靠的考麦克戈文，他看门、分发申请表格，并有照相机一般的眼力。还有我身后的那些大本子，里面有经受了考验的每一个申请者的履历。这些大本子很像一种警察局档案，画满了红色的墨迹，表明这样或那样的失职。从证明材料来判断，我的处境很麻烦。每两个名字中就有一个同偷窃、诈骗、吵架或痴呆、性反常、弱智等有关。“当心——某某人是癫瘟病患者！”“不要此人——他是黑鬼！”“小心——某人在丹纳摩罗呆过——要不就在新新监狱。”

    假如我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那就谁也休想被雇用了。我必须迅速根据经验，而不是根据档案或我周围那些人的话来了解情况。要鉴别一个申请者，有许许多多细节要考虑：我不得不一下子把他们全接受下来，而且要快，因为在短短一天中，即使你是杰克·鲁滨逊哪样的快手，你也只能雇这么些，不可能再多。而无论我雇多少，怎么也是不够的。第二天一切又从头开始。我知道，有些人只干一天，但我不得不照样雇他们。这个体制从头到尾都是错的，但我无权批评它。我的职责就是雇用和开除。我处于一个飞速旋转的转盘中心，没有东西能停下来不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技师，但是按照上级的逻辑是，机械部分没有毛病，一切都好极了，只是具体事情上暂时出了点儿问题。事情暂时出了问题，就造成癫痫、偷窃、破坏、痴呆、黑鬼、犹太人、妓女，等等——有时候还有罢工与封闭工厂，因此，根据这种逻辑，你就拿一把大扫帚，去把马厩打扫干净，要不就拿大棒与枪炮，打得那些可怜的白痴明白，再不要为那种认为事情从根本上出了毛病的幻想而痛苦。时常谈论一下上帝是件好事，或者让一个小团体唱唱歌——也许甚至时常发点儿奖金也是无可非议的，这是在事情正可怕地恶化，说好话已不起作用的时候。但是总体上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不断雇用与开除；只要有兵，有弹药，我们就要冲锋，就要不断扫荡各条战壕。这期间，海迈不停地吃泻药灵丸——足以把他的屁股撑破，假如他曾经有过屁股的话，但是他不再有一个屁股了，他只是想象他在上厕所，他只是想象他在坐着拉屎。实际上这个废物蛋是在发呆。有许多营业所要照料，每一个营业所都有一帮送信人，他们如果不是假设的也是虚幻的，但无论他们是真是假，确切还是不确切，海迈都得从早到晚把他们差来差去，而我则堵窟窿。其实这也是凭空想象的，因此当一名新手被派到一个营业所去，谁又能说他会今天到那里，还是明天到那里，或是永远也到不了。其中有些人在地铁里或摩天大楼底下的迷宫迷了路；有些人整天就在高架铁路线上乘来乘去，因为穿着制服是可以免费乘车的，也许他们还从未享受过整天在高架铁路线上乘来乘去的乐趣呢。其中有些人出发去斯塔膝岛，却到了卡纳尔西，要不就是在昏迷中由一个警察带回来。有些人忘记了他们住在哪里，彻底消失了。有些人我们雇用在纽约工作，却在一个月后出现在费城，好像这很正常，而且是天经地义的。有些人出发去目的地，却在中途决定，还是卖报纸更容易些，然后他们就会穿着我们发给他们的制服去卖报纸，直到被发现。有些人则受某种古怪的自我保护本能的驱使而径直去了观察病房。

    海迈早晨一到办公室，先是削铅笔；无论有多少电话打来，他都一丝不苟地削，他后来解释给我听，这是因为，如果他不是一下子马上把铅笔削好，那么就再也没有机会削了。其次是看一下窗外，了解天气如何，然后，用一支刚削好的铅笔，在他放在身边的用人名单的最上面，画一个小方框，在方框内写上天气预报。他还告诉我，这往往会成为不在犯罪现场的有用证明。如果雪有一尺深，或者地面被雨雪覆盖，即使魔鬼本人也会被原谅，没有更快地把“名单”们差来差去，而人事部经理亦会被原谅，没有人在这样的天气里填补空缺。不是吗？但是，他削完铅笔后，为什么不先去上厕所，却马上埋头于电话交换机，这对我来说是个谜。这一点，他后来也向我解释了。总之，一天以混乱、抱怨、便秘、空缺开始。它也是以响亮的臭屁、污浊的气味、错位的神经、癫痫并脑膜炎、低收入、拖欠工资、破鞋、鸡眼与脚并扁平足、失窃的袖珍书与钢笔、飘撒在阴沟中的电报纸、副总裁的威胁与经理们的忠告、口角与争论、大风暴冲击下的电报线、新的有效方法与被抛弃的旧方法、对好时光希望与口惠而实不至的奖金等等而开始的。新的送信人跳出战壕，便被机枪扫射而死；老手越挖越深，像奶酪中的耗子。无人满意，尤其是公众不满意。打电报十分钟就可以打到旧金山，但是也许要过一年，电报才能送到收报人手中——也许永远也送不到。

    基督教青年会迫切希望改善美国各地劳动青年的精神面貌，在中午的时间里举行会议，我何不派一些潇洒的年轻人去听听威廉·卡内吉·小亚斯台比尔特谈五分钟关于服务的问题呢？福利会的马洛礼先生很想知道，我是否在某个时候能拨冗听他谈谈被假释的模范囚犯，他们很愿意做任何工作，甚至当送信人。犹太慈善组织的古根霍弗尔夫人会非常感谢我，假如我帮助她维持几个破碎家庭的话。这些家庭之所以破碎，是因为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不是意志薄弱，就是瘸子或残废。逃亡男孩之家的哈吉尔蒂先生肯定，他完全有棒小伙给我，只要我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全都受到过后爹后妈的虐待。纽约市长则很希望我能对持信人专门关照一下，他可以以一切作担保——可是究竟为什么他自己不给那位持信人一个工作，这倒是个谜。

    有人凑近我肩膀，递给我一张他刚写好的纸条——“我什么都明白，但我耳朵不好使。”路德·维尼弗莱德站在他旁边，穿着的破烂上衣是用安全别针系在一起的。路德是七分之二的纯印第安人，七分之五的美籍德国人，他是这样说的。在印第安人方面，他是一个克劳人，来自蒙大拿州的克劳人之一。他上一个工作是安装遮光帘，但是他的裤权里没有屁股，太瘦，他羞于当着一位女士的面爬到梯子上去。他前两天刚出医院，仍然有点儿虚弱，但是他认为还不至于弱到不能送电报。

    然后是费迪南·米什——我怎么会忘记他呢？他整个上午都排队等候着同我说句话。我从未回过他寄给我的信。这公正吗？他温和地问我。当然不。我模糊记得他从街心广场的宠物医院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在医院里当护理员。他说他后悔辞去了他的工作，但是这是由于他的父亲，他对他太严格，不给他任何娱乐或户外的乐趣。他写道，“我现在二十五岁，我认为我不应该再同父亲睡在一起，你说呢？我知道，人们说你是一个大好人，我现在自立了，所以我希望……”可靠的老家伙麦克戈文站在费迪南旁边，等我对他做出示意。他要把费迪南赶走——他五年前就记得他，当时他穿着制服躺在公司总部门前的人行道上，癫痫病发作。不，他妈的，我不能这样做！我要给他一个机会，这可怜的家伙。也许我会送他去中国城，那里的工作相当清闲。这时，费迪南到里屋去换制服，我又听一个孤儿给我唠唠叨叨地说他要“帮助公司成就大业”。他说，假如我给他一个机会，他就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为我祈祷，当然另外有些星期天他还得向负责他假释的官员报告近况。他似乎没做什么坏事。他只是把人推了一下，这人头撞在地上，死了。

    下一个：直布罗陀的前领事。写一笔好字——太好了。我请他傍晚来见我——他有些靠不住这时，费迪南在更衣室里旧病发作。好运气！如果此事发生在地铁里，让人看到他帽子上的号码等等，那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下一个：一个独臂的家伙，因为麦克戈文正请他出去，他气得发疯。“见他妈的鬼！我身强力壮，不是吗？”他大叫，为了加以证实，他用好胳膊抓起一把椅子，把它摔成碎片。我回到办公桌那里，看到一封给我的电报。我拆开一看，是乔治·布拉西尼打来的，他是S··营业所2459号前送信人。“我很遗憾我不得不这么快退出，但是这工作不适合我的懒散性格，我真的很爱好劳动与节俭，但是我们很多次都不能控制或克制我们个人的自尊。”

    开始，我热情很高，尽管上下都有压力。我有想法，就付诸实施，不管副总裁满意不满意。每隔十天左右，我就要受一通训斥，说我太“菩萨心肠”。我口袋里从来没有钱，可是我花别人的钱很大方。只要我是老板，我就有信用。我逢人便给钱；我给外衣、内衣、书，什么多余了，我就给什么。要是我有权，我会把公司都给那些可怜的废物蛋的，省得他们来烦我。要是有人问我要一角钱，我就给他半个美元；要是有人问我要一个美元，我就给他五个。我才不管给出去多少呢，因为借花献佛比拒绝那些可怜家伙要容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不幸集中在一起，我希望再也不要看见这些了。所有的人都很穷——他们一直穷，而且将永远穷。在可怕的贫穷底下，有一团火焰，通常很小，几乎看不见。但是它在那里，如果有人胆敢朝它吹口气，它就会蔓延成一场大火。我经常被敲打，让我不要太宽厚，不要太动感情，不要太慈悲。心要狠！不要讲情面！他们告诫我。我对我不能给他工作的人，我就给他钱，如果我没有钱，我就给他香烟，或者给他勇气。但是我给！其效果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没有人可以估量一件好事、一句好话的结果。我淹没在感激、良好祝愿、邀请及令人柔肠寸断的小礼品之中。如果我真正有权，而不是多余的人，天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我可以把北美宇宙精灵电报公司作为基地，来把一切人道带给上帝；我可以同样改变南北美洲，还有加拿大自治领。我手中掌握这个秘密：要慷慨，仁慈，耐心。我做五个人的工作，三年中几乎不睡觉。我没有一件完整的衬衣，我往往羞于向老婆借钱，或者挪用孩子的积蓄。为了早上能有车费去上班，只能在地铁站诈骗瞎眼的卖报人。我各处欠了这么多的钱，就是工作二十年也还不清。我掏富人的腰包补给穷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我今后处在同样的位置上，我还要这样做。

    我甚至创造了奇迹，阻止了雇用人员的流动，没有人敢想过这样的事。可是，他们不但不支持我的努力，反而拆我的台。

    按照上级的逻辑，是工资太高了，人员才不流动。所以他们就削减工资。这就好比将桶底踢穿。整座大厦在我手上坍塌了，倾覆了。他们却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坚持要立即将缺口补上。为了将这打击缓和一点，他们明确表示，我甚至可以增加犹太人的百分比，可以不时雇用一个瘸子，只要他还行。我可以做这，可以做那，而所有这一切，他们以前告诉我，都是违反法规的。我怒不可遏，干脆照单全收。我还会雇用野马和大猩猩呢！只要我能唤起他们一点点必要的智能，足以送送电报就行。几天前，下班时只有五六个空缺。现在有三百、四百、五百个——他们像沙子一样流走。妙极了。我坐在那里，一个问题也不问，就大批雇用他们——黑鬼、犹太人、瘫子、瘸子、刑满释放分子、婊子、疯子、流氓、白痴，只要有两条腿，手里拿着电报，什么样的操蛋玩艺儿都行。各个营业所的经理吓坏了，我却乐不可支。想着我正在制造什么样一个臭气冲天的大杂烩，我整天乐呵呵的。投诉者从全市各地蜂拥而来。业务瘫痪了，阻塞了，窒息了。一头毛驴也会比某些被我套在制服里的白痴更早到达目的地。

    新的一天里有了最好的事情，这便是招收了女送信人。这改变了这儿的整个气氛。对海迈来说，这尤其是天赐良缘。他把他的交换台搬来搬去，为的是能够一边把那些“名单”们支使过来，支使过去，一边可以看着我。尽管工作增加，但他永远兴致勃勃。他笑眯眯地来上班，整天都笑眯眯的，如同在天堂里一般。一天结束时，我总有一张五六人的名单，值得一试。

    我们耍的花招就是让她们上钩，答应她们有工作，但是先要免费干一次。通常请她们吃顿饭是完全必要的，以便要她们夜里回到办公室来，让她们躺在更衣室的包锌桌面上。有时候，如果碰到她们有舒适的寓所，我们就把她们送回家，在床上干。如果她们喜欢喝点什么，海迈就带瓶酒来。如果她们很好，而且真的需要钱，海迈有时候就会亮出他的钞票，扔下一张五元或十元的票子。我想到他身上带的钱就垂涎欲滴。我从来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钱，因为他是这里收入最低的人。但他总是有钱，无论我要多少，我总能拿到手。有一次我们偶尔发了一次奖金，我就一分钱也不差地统统还清海迈的钱——他很惊喜，那天晚上就领我到戴尔莫尼哥去，在我身上花了一大笔钱。不仅如此，第二天他还坚持要给我买礼帽、衬衣和手套。他甚至暗示，只要我愿意，我还可以到他家去搞他老婆，但是他又警告我，她眼下卵巢有点儿问题。

    除了海迈和麦克戈文以外，我有两个漂亮的金发女郎做助理。她们经常晚上陪我们去吃饭。还有奥马拉，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刚从菲律宾回来，我让他当了总助理。还有斯蒂夫·罗美洛，一头大公牛，我把他留在身边，以防遇到麻烦。还有奥洛克，他是公司的侦探，每天结束时他来向我报到，然后开始工作。最后，我增加了另一个人员——克伦斯基，一位年轻的医科大学生，他对我们所拥有的大量病理学病例十分感兴趣。我们是一班快乐的人马，结合在一起，都不惜一切代价来操公司。

    一边操公司，一边操我们可以看见的一切，只有奥洛克除外，因为他要维护某种尊严，而且他前列腺有毛病，对下身运动已兴味索然。但是奥洛克是个好人，慷慨大方，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他经常邀请我们晚上去吃饭，我们遇到麻烦，首先就想到找他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