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位大学时代的朋友曾住在纽约，住处位于某栋大楼的第十九层。在他刚搬去的时候，隔壁邻居是一对养狗的年轻夫妻。我记得那时去他那里，当我们坐在阳台上喝酒聊天待到很晚时，便会看见隔壁那位少妇带她的哈巴狗到阳台溜达。这户人家在阳台四周的栏杆间加上了细铁丝网，好让这只狗能安全地在阳台上乱窜，不致有钻过栏杆坠落的危险。
我朋友在那里大约住了一年后，有天晚上，隔壁的那位年轻丈夫爬过阳台栏杆一跃而下。当时大概是凌晨一点左右，我朋友躺在床上，只隐约听见一声尖叫，之后便没有其他声音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当他照例把音乐开得震天响，结果被隔壁一名前来致哀的亲属过来敲门，请他把音乐关掉时，他才知道前一晚他听见的那声叫喊所代表的意义。
那时我在城里住了一个月，就睡在这位朋友家的沙发上―――那是我年轻时代的事，有某人的沙发可睡就很不错了。每当我们在阳台上喝酒时，总会忍不住谈起这件事。这个事件一直挥之不去，不管我们聊什么话题，最后总是又回到这个跳楼事件上。有天深夜，在我们喝了不少酒后，聊天内容已不再感叹这名陌生男人的遭遇，而是开起他的玩笑来了。我们俯身从阳台高处往下看，想象这个男人当时是怎么掉下去的，计算他坠落时可能的轨迹。这个阳台的正下方是另一栋建筑的屋顶，大约有十层楼高，但我们认为他不会掉在那上面，而是会被风吹偏位置，摔落在人行道上。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讲得声音太大了，而那位年轻寡妇的卧室就紧邻在我们阳台旁边。我永远也不知道她是否听见那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我猜也许没有，因为她在一个月之后搬走时还特地向我朋友道谢，感激他在这段时间中的体谅。然而，一想到那天我们的谈话也许已被她听见了，便让我觉得惊骇莫名。如果我能再遇到这位女士的话（虽然事隔多年，我完全没把握能从人群中认出她来)，我一定会当着她面前下跪，恳求她原谅；我会向她坦承，到今天我才明白，那时我对她做了多么残忍的事。无论她当时有没有听见，这都是我这一生中所做过的最狠毒的事。
遇到露西那年，我三十九岁。在那之前，我有过一段维持了好几年的婚姻。莫拉，她是我第一任妻子。她的声音像厚厚的灰泥塞满房里的每道缝隙和角落，她总是说得太多，有意义的又太少，让我总有种淹没在她制造出的话语泥淖中的感觉。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点点琐事，她也必须剖开来谨慎处理；和她说话，我必须谨慎挑选使用的字眼，因为一些对我而言毫无恶意的话语，却会让她和我彻夜争辩，逼我澄清使用这些字眼的动机。我总觉得，莫拉永远都陷在焦虑的情绪中，担忧那些她觉得自己没做好的事，而她所采取的应对方法就是不断分析它，直到有一天这事在她生命中已不再存有任何意义为止。有时，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她偶尔会有沉默的状况出现。当我转头瞄她，会发现她脸上出现罕有的无防卫状态的表情。“你刚刚在忧心什么事？”我这么问时，她永远会立刻给我一个答案。
到后来，在我拒绝参与这种对话后，她开始留字条给我。起初还很正常，像“请买牛奶回来”或“别忘了晚上要和迈克、珍妮吃饭”之类的，但随着时间过去，这些字条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敌意也渐渐增加。
这段婚姻关系是这么结束的―――有天我很晚回家，一回家便发现一张字条，上面写道：“我已经告诉过你好几次了，出门上班前一定要把早餐的盘子放进洗碗机里，但是我今天回家又看到你的咖啡杯还留在餐桌上。我以为我能指望你，以为你既然是我丈夫，就会好好倾听我所说的话，用细心和尊重的态度对待我的要求，但我想是我看错人了。我们的确需要好好谈谈，越快越好。”最后这四个字她特别强调，在下面用力画了两条线。
我得承认，那时我的心情并不太好。我立刻抓起笔，在这张字条上写下“去你的！我受够你他妈的这些字条了”，然后贴在冰箱上好让她一早就能看见。隔天，我们就分手了，虽然在最后一刻她还想拦住我跟我说话，我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事隔不到一年，我便认识了露西。从我们一开始谈话，我便知道她是个说话简洁又干净利落的人，绝对不会像莫拉一样用拜占庭式的复杂修辞和转折让我直坠云里雾中。
我和她是因为旧货出售活动认识的，那时我照着她亲手绘制的路线，从大路循指示找到她的住处。在离婚后，我便经常去逛这种在自家庭院或车库中摆摊的跳蚤市场，喜欢开着车子到邻近一些我从未去过的街区，以狩猎的心态寻宝，并窥探那些我所遇到的人们生活中的一点点神秘，研究他们通过这些物品（浴室用的收音机、装饰华丽的水瓶、手工钩织的婴儿毛衣和限量版的超级可乐空罐），构筑出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同时也猜想他们生活中究竟出了什么转变，才让他们决定这些物品已没必要再留在自己的家中。尽管漫无目的，但也许可以找到某个已寻找多年的物品，这种期待总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近乎孩子气的兴奋。每当我从事这种活动，总会感到稍稍宽心，或得到某种程度的安慰，知道其他人的生活也会和我一样裂成碎片，甚至还散布在自家庭院草地上供人检视。
那天是星期六，我把车子停在这栋门前草地上有一株遮荫巨树的绿色小房子前。露西那时就坐在门前阶梯上，低头读着一本平装书。她有一头深棕色头发，长度刚过下巴，身上穿的是一件印有藤蔓花朵的宽松棉布上衣。她还挺好看的，我不敢说我没注意到这一点，不过那时我只暗暗欣赏了一下这张脸，并没认真放在心上。从外表一看就知道她比我小八九岁，我只能立刻把她加入我随着年龄增长而日渐变长的“不可能对我感兴趣”的名单中。
当我下车后，她抬起头对我露出微笑。“嗨，”她说，“请随便看吧，有问题随时问我。”
我注意到草地上还趴着一只棕色的大狗。这只狗也抬头以浑圆眼睛好奇地打量我，好一会儿后才把头放回它那厚厚的脚掌上。
我浏览摆在几张桌子上的旧货，等待出售的有一些普通的书籍和CD、一台外观颇旧的烤箱，以及几个印有卡通图案的玻璃杯。这些东西都不怎么吸引我，我却不打算马上转身离开。在院子里面一点，靠近屋子的地方，我注意到一个衣架，上头吊满各式炫亮耀眼且造型奇特的伴娘礼服，衣架上还贴有一张告示，上头写着：“免费赠送想盛装出席正式场合的人，每名顾客限取一件。每件衣服另附有染色新婚鞋一双。”
“有人喜欢吗？”我问，伸手指向那排衣服。
“有两个小女生很认真地挑了一件，还有一个对这种花哨的无肩带礼服有癖好的男生，老实说，他穿起来的样子还真不错。我有时不免多想，这些伴娘礼服其实是为那些男扮女装的男人设计的。”
我笑了。“我前妻有个好友就是因为伴娘礼服，到现在都还不肯跟她说话。”此话一出，让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惊讶。我在挑逗她吗？想让她知道我目前处于单身状态？我不习惯对完全陌生的人透露太多隐私，而这句话暗藏的资讯已大大超出了限度。
我怕自己这句话会引她厌恶―――小心：又是个装可怜想伺机而动的寂寞男人！不过，她却露出了笑容。“什么颜色的？”她似乎很感兴趣。
“薰衣草色，袖子很宽，背后还有一个大蝴蝶结。”
“哦，又是背结式。为什么他们老是要伴娘穿这种礼服呢？”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接下来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便转身细看摆在另一张毯子上的其他货品。一个小盒子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个盒子上印有“方蛋压制器”的字样，盒面图案呈现的是一盘铺在荷兰芹叶片上的白色立方体，其中一个小立方体已被切成薄片，展现出里面的黄色部分以证明这是鸡蛋。我打开这个盒子，发现里面是一个有正方形底座的塑胶容器。根据说明书指示，你可以把一颗刚煮好的鸡蛋去壳，趁热放进正方形底座，套上塑胶盖子，再转动盖上的螺旋钮，便能以适当压力把这枚鸡蛋挤压成另一种完全违反自然形态的样子。
“这是干吗用的？”我转身问她。
“呃……”她瞄了盒子一眼，然后说，“很明显，是用来把普通的水煮蛋压成怪怪的正方形。”
“压得成吗？”我问。
“不瞒你，我从来没试过。”她回答，“这是我以前室友的东西，她搬走时没有带走。我猜，她大概也是从别的旧货拍卖买回来的。她在学校主修艺术史，写过一篇关于超现实主义的论文。”
“超现实，的确一语中的。”我说，“这东西你卖多少？”
“五十美分。”她说，同时接过这个盒子，在手中翻来覆去若有所思地看了好一会儿，露出有点纳闷的表情。“真奇怪，这东西摆了这么久，我居然从来没想过拿来压压看。”
“我想买它，但你不一定要卖给我，如果你还不想卖的话。”
她抛开脸上的纳闷表情，再度露出笑容。“不不，”她忙说，“这种东西转手次数越多越好。也许哪天你觉得自己用不到了，可以再卖给别人。”
“那当然。”我说。掏出钱付给她后，我在原地又愣了片刻。“那么，谢谢你了，祝你的旧货拍卖生意兴隆。”说完这句话，我转身朝车子走去。
“也谢谢你，”她喊道，“祝你成功压出方形鸡蛋。”
我开车离开，心中却涌起一股想笑的冲动。我已经好久没像现在这么快乐了，于是我马上回家，做了几颗正方形的水煮蛋。
傍晚的时候我又来到她的住处，此时她正在把没卖出的东西一一搬进屋里。当我把车子停下时，她正看别处，头发上映着夕阳余晖。我凝视着她，在车上坐了好一会儿，旁边的副驾驶座上就摆着那盘水煮蛋―――我完全按照盒子上的图片说明，把鸡蛋铺在荷兰芹的叶片上，并且把其中一颗切成了薄片。用这种行为示爱会不会太怪异？我心中暗忖，迟迟不敢下车。可就在这个时候，她转头过来看见我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把计划好的事情做下去。
我端着这盘奇怪的礼物向她走去。“我猜，你可能会想要尝尝看。”我说。
“方形鸡蛋！”她喊道，语气近乎崇敬，同时以惊讶的表情把盘子接过去。“真不敢相信，你居然做了方形鸡蛋拿来给我。”
她的目光从盘子上抬起，看着我的脸。接着，她慢慢绽出了微笑，这个笑容越来越强，让整张脸都因而灿烂起来。
“我想和你约会。”她说。
“那么，”我说，“我的回答是―――很乐意。”
我们就站在那里笑着，那个盘子就卡在我们之间，立方体的鸡蛋在渐渐黯淡的光线中闪动着苍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