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形式方面还是从内容方面而论，都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它突破了早期作品中流浪汉体（thepicaresque）的影响，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人物、一个主导观念来展开故事，在狄更斯的小说中是第一部结构严谨的代表作。作者在序言、书信中多次提到，在写时，他时刻注意“扣紧该书的一般目的与设计，并以此严格束缚自己”。形式上的新特点是跟内容方面的发展相联系的。在这以前，狄更斯在小说中曾抨击了负债人监狱、新的济贫法、地方上的所谓慈善事业以及大城市底层的罪恶与黑暗，多多少少把它们当作孤立的现象。却试图在更严谨的形式中以现代城市为背景，通过一个资产者的典型形象表达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观，而不复在个别社会弊病上做文章。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作者的小说艺术向着更高级阶段发展——结构的严谨在美学上不一定比流浪汉体小说的松散更优越，它们可以各有各自的美，但无论如何，代表了作者思想的深化，表现了他对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英国19世纪小说专家凯瑟琳·蒂洛逊在她的学术名著《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一书中把列为40年代的代表作不是偶然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在这里表现一个新时代——40年代工业发达的英国社会。小说中的伦敦是一个金融和商业中心、一个大港口，又是上流社会社交中心。董贝就是处在这样生活漩涡中的巨商。用不少篇幅描写一个破落的航海仪器商所罗门·吉尔斯；他的小店铺里摆着些过时的仪器，从来没有人光顾，除非是进来问路或兑换零钱。吉尔斯悲叹道：“竞争、不停的竞争——新发明、层出不穷的新发明……世界把我抛在后边了”。时代的落伍者所罗门·吉尔斯和他的小店铺在小说中与董贝先生和他的大公司形成对比，愈加突出了内容题材的时代特色。

    狄更斯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上塑造了一个资产者的典型形象。关于的创作意图，狄更斯曾说，在这里他要处理的是“傲慢”问题，正如前一部小说《马丁·柴则尔维持》里要着重描写“自私自利”。的确，在董贝形象的塑造上，作者是从傲慢入手的。小说一开始就写到，在董贝先生看来，“世界是为了董贝父子经商而创造的，太阳和月亮是为了给他们光亮而创造的。河川和海洋是为了让他们航船而构成的；虹霓使他们有逢到好天气的希望；风的顺逆影响他们实业的成败；星辰在他们的轨道内运行，保持以他们为中心的一种不能侵犯的系统”。董贝公司称霸四海，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于是董贝先生就自认是世界的中心，他的傲慢由此而来。他的傲慢不是由于作为一个人有任何优越于他人的地方，而是由于他的公司的地位、他的资本力量。在董贝的形象中，狄更斯不把问题局限于一般的自私贪婪，事实上在私德方面，董贝基本上是恩格斯说的那种“具有各种私德的可敬人物”。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A·t·杰克逊所指出的，“董贝的傲慢是他作为一家大公司的头目的地位带给他的品质”。因此，傲慢只是其表，而根本问题在于董贝作为人，与资本同一了。他失去了人的本质，只是资本的化身，亦如某些西方评论所说的，是“19世纪企业精神”的象征，“一种制度、竞争心理和冷酷无情”的典范。以连载形式问世以后，当时便有评论指出：“描绘董贝这类的人物简直是当务之急——伦敦的世界里充满了冷漠的、装模作样的、僵硬的、炫耀金钱的人物，想法跟董贝一模一样……”可见董贝的形象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是具有代表性的。

    首先狄更斯强调了董贝作为一个资产者的非人性。他把感情完全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董贝父子一向跟皮货打交道，而不跟感情打交道”。实际上很少涉及具体的商业活动，它其实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通过家庭关系，表现了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董贝，唯其如此，更加烘托了他的冷酷无情。

    有两处描写了董贝先生竟然流露了一种天然感情。第一次是在他太太生了男孩之后，他到卧室去看望，“对董贝太太居然也加上了一个亲密的称呼（虽然不是没有一些犹豫，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不惯于叫出那种称呼的人），叫道：‘董贝太太，我的——我的亲爱的’。”在他们夫妻之间这一称呼是那样生疏，以至“那位生病的太太抬起眼睛朝他望去的时候，顿时间脸上涨满了微感惊讶的红晕”。其实即使这一次难得的感情流露，也不是与公司无关的。董贝先生想到自己得了儿子，从此以后“咱们的公司，不但名义上，而且事实上，又该叫做‘董贝父子’啦，董——贝父子！”他是在品尝这几个字的甜美滋味时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我的亲爱的”！从他的内心感情来说，我们无从判断这“亲爱的”是指他的太太还是更多指他的公司。同样，在一书中我们始终无法判断这“董贝父子”是指公司还是指这爷儿俩的关系。这种有意无意的含混自然是意味深长的。

    董贝先生第二次感情流露是在看着刚出生的儿子时，他想到“他得成就一番命中注定的事业哪。命中注定的事业，小家伙！”接着“把孩子的一只手举到自己的嘴唇上吻了一下，然后，好像深怕这种举动有损他的尊严似的，他非常不自然地走开了”。总之，就是这两次不可多得的感情流露，董贝先生也感到“犹豫”，“不习惯”，“有损尊严”，总之是“不自然”，即不合乎他那“资本化”了的本性。

    在对董贝的描写中，作者把他比作“雕像”、“木头人”，“全身直挺挺的不会打弯”，或是“刮得光光、剪裁整齐的阔绅士，光溜利索，像刚印出来的钞票”。作者用一系列冰、霜、雪之类的形象来渲染董贝的特点，他的住宅阴冷，他的办公室凄凉。在保罗受洗礼的那一天，不仅教堂里寒气逼人，而且在董贝随后举行的宴会上摆着的食物都是冰冷的，与席上的整个气氛一致，作者还说，坐在首席上的董贝本人犹如一个“冰冻绅士”的标本。总之，作者通过夸张的细节描写，把董贝置于一层层冰霜的包裹之中，把他描写成一位十足的没有人性的冷血动物。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除了快快发财以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快乐”一样，继承人意味着资本的延续，也就是资产阶级理想中通向“永恒”与“不朽”的唯一道路，本质上还是发财的快乐。一书的主线和总的设计都是围绕着董贝先生为自己，也是为公司，寻找继承人的故事。如果按19世纪小说专家史蒂芬·马科斯的划分，把作品划分成四个部分，那么可以看出，第一部分以继承人小保罗的诞生开始，以他的死亡告终；第二部分描写了董贝先生的悲痛以及他的第二次结婚，亦即再次要得到继承人；第三部分表现了董贝先生婚后夫妻不睦，终于导致他的夫人私奔；第四部分描写了董贝先生精神瓦解、企业倒闭，最后被他赶出家门的女儿弗洛伦斯用自己的爱给他以安慰和力量，使老年的董贝在失去资本、失去继承人之后恢复了自己的人性。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董贝父子”，如书中一个人物说的“归根结蒂是董贝父女”！但开始时，董贝先生哪里能猜到等待他的命运！他把自己的感情全部倾注在公司的继承人、刚刚诞生的儿子身上，至于女儿，既然不是继承人，对董贝公司没有意义，对他本人也就没有意义，相当于“不能投资的一块劣币”。其实，就是对于他的儿子小保罗，董贝先生也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爱。这是一种异化了的感情。他只把保罗当作继承人来对待，当作“董贝父子公司”中的“子”而不是作为一个有独立生存权利的人、一个有权过快乐童年的儿童。董贝把保罗从降生到成人的时期都看作是难熬的过渡时期，“他急于进入未来，恨不得快点打发掉这中间的时光”。董贝对儿子的感情是那样的独占，他不信任奶娘波利·图德尔，生怕儿子会对她有感情，从而受到“下等人”的沾染，后来董贝还是因为她擅自把保罗带回家而把这个好心的女人打发掉，致使婴儿突然断奶，从此体弱多病。董贝先生“望子成龙”心切，他把幼小的保罗送往布林伯博士学院。这是一座以填塞死知识著称的住宿学校。在那里，孩子们白天被逼得背诵天书一样的古代典籍，晚上做梦都说希腊文！“那是一座大暖房，一架不停地移动的拔苗助长的机器，所有的孩子都提前‘开花’，但是不足三个礼拜就枯萎凋谢”。在那里，可怜的小保罗的头脑被塞满了一大堆希腊罗马的古董，他哭着说，“我要当儿童”，可那在董贝培养继承人的计划里是不允许的。保罗在这些催化剂的作用下精神备受摧残，不久以后便死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解雇奶娘到提前送进学校的整个过程来看，不是别人，正是董贝先生自己一手促成了儿子的死亡。他完全按照自己性格的逻辑，按照他的“异化”了的感情行事，不可能有其他做法。这不能不说是董贝的悲剧。值得注意的还有，董贝不仅在儿子活着的时候对儿子的感情是“异化”的，而且在儿子死亡以后，他的反应也是“异化”的，那与其说是失去亲骨肉的切肤之痛，倒更像是他的“自我”受到打击、傲慢受到挫折而引起的痛苦。当老奶娘图德尔的丈夫向董贝表示哀悼时，董贝不仅不为之感动，反而因为不相干的人（与公司不相干）妄想分担他的痛苦而感到气愤，好像自己受了污辱。这不是被资本“异化”了的感情又是什么呢？

    对董贝来说，更可悲的是，由于他的古板、冷漠、没有人情味，他的儿子与他感情疏远而衷心喜爱那些董贝所厌恶、鄙视的人——姐姐弗洛伦斯、奶娘波利·图德尔，还有公司里的小雇员沃尔特·盖伊，在自己幼小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他们恋恋不舍而把自己的父亲排除在外。在思想上父子二人更是格格不入；董贝是那样急切盼望儿子成长为精明的生意人，而幼小的保罗却问“钱能干什么？”，当父亲说钱可以办到一切，他并不信服，说“它不能救活我妈妈”。“它不是残酷的吗？”狄更斯通过儿童的眼光批判了董贝所代表的价值观。

    保罗虽然年纪幼小，却总像是生活在一个彼岸世界，他“可以在糊墙纸上看出微型的老虎和狮子……看见一些人影冲着地板上的方块和棱形图案作怪脸，而别人却什么也看不见”。他像个老人似的长时间坐在海边上，面对着一片天水茫茫沉思不语。他纳闷“它没结没完地说些什么呀？”——“我知道他们一直是在说些什么的。说的总是同样的事情。那儿是什么地方呀？”他热切地凝望那天水之际，在大海的喧腾中，听到了时间老人的召唤，感到了死亡的预兆，最后在海涛声中他安然与世长辞……。可以说，小保罗在任何意义上也不是董贝的继承人。的第一部分，也是最精采部分，便以董贝在培育继承人方面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最初连载发表时，保罗·罗贝夭亡的一章在当时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举国上下，共同哀悼”，仅次于“自己家里办丧事”。当时许多人，包括政界文化界著名人物都毫不隐讳自己为小保罗的死而痛哭流涕。这当然与当时盛行的感伤主义阅读趣味分不开。小保罗的死，与《老古玩店》中小耐儿的死一样，都是19世纪小说中公认的感伤主义的典范。但是，不可否认，保罗之死的著名篇章充满了晶莹的诗意——“小船在波上的飘荡已经引得他要去安眠了。河岸多么葱翠，长在河岸上的花草多么明艳，那芦苇又是多么婷婷袅袅！这时小船已经驶到海里，可是还在平静地向前滑去”。小保罗去了，好像得到了他的天然归宿。他不属于公司，更远离“货币、通货、钞票、外汇率”所构成的那个他命中要成就的“事业”。在那个孜孜名利的浮华世界上，保罗的死显出了超尘拔俗的光彩，在默默无言之中对以“董贝父子公司”为代表的金钱利欲做出了最有力的批判。

    经过第一个打击，董贝并没有总结教训、达到自我认识。不久以后，他又处心积虑地为得到继承人而设法。他跟年轻美貌的寡妇伊迪丝·格兰杰结婚了。这纯粹是一笔交易，董贝就像在骡马市上相马似地观察伊迪丝的才华与教养，最后决定买下。伊迪丝愤然对她母亲说“十年以来，奴隶市场上的奴隶和集市上的马都没有像我这样被展览出售，炫耀给看客。”在这第二次婚姻中，董贝又失败了。在伊迪丝身上，他碰到了对手，跟他一样傲慢，跟他一样强硬。两下里冲突的结果，伊迪丝为报复丈夫而与公司的经理卡克私奔，造成了伦敦上流社会的头号丑闻。此外，董贝刚愎自用，在卡克的纵恿下投资不当，在家庭危机的同时，他的商船“子嗣”号在海上遇难，他的公司倒闭，他本人宣告破产。昔日富丽堂皇的宅第被债仅人剥得一干二净，连老鼠都不愿逗留，只剩下一个董贝像个幽灵似地在空楼中游荡。在他举刀自杀的那一刹那，女儿弗洛伦斯赶到他跟前，用自己的爱感化了他，使董贝终于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需要得到宽恕”。董贝那违背天理人性的傲慢被弗洛伦斯的爱克服了。在老年，他终于开始过上一种合乎人性的生活。董贝的命运，并不取决于外部事态的发展；是董贝自己性格的内在逻辑导致他的全面崩溃。他是在自己惩罚自己，并在一重一重的惩罚中一层一层地暴露出资产阶级本性中那些违反天理人情的因素。

    若只看故事情节，我们也不能否认的结局是浅薄无力的。法国著名批评家泰纳说董贝的“转变”毁了一本出色的小说。一位当代评论家用不屑的口气问道：难道要把董贝父子公司的世界贸易交给眼泪汪汪的弗洛伦斯去经营吗？在这里，我们又回到小说的时代特色问题。像弗洛伦斯那类的“安琪儿”是按照当时盛行的公式描写的，本来就不现实，而董贝先生在铁路四通八达国际贸易发达的时代是个真实的形象、一个阶级的代表。弗洛伦斯怎么可能用自己的眼泪去感化董贝的铁石心肠呢？一书的价值不在于作者虚构出怎么样的方案去解决矛盾，而在于他在四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历史时期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关于那个阶级的真理。

    也是在一书中，狄更斯第一次采用了一个象征来贯穿全书，以传达出一个总的世界图景、一种对时代、对社会的理解。他曾用过雾、浊流、垃圾等形象作为这种象征，而在这里是铁路。铁路——火车、铁轨——的形象在书中出现多次，往往在关键时刻渲染气氛，烘托主题。用铁路的形象来概括四十年代工业化的英国，当然是最恰当不过的，在19世纪上半叶，铁路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据统计，1825年还只有25英里的铁路线，到了1845年就发展成2200多公里，即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便增加了一百倍。处在火车、电报时代的董贝比起乘驿车的匹克威克先生简直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铁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概念，还产生了一支新的劳动队伍：铁路工人。铁路意味着力量、运动和速度，意味着更快的生活节奏。这时，铁路是社会变革的象征，它给破烂不堪的旧址带来了新的生命。书中写到，由于铁路的建设，波利·图德尔一家原来住的贫民区“斯塔格斯花园”已不复存在——“它从地面上消失了，原来一些朽烂的凉亭残存的地方，现在耸立着高大的宫殿；大理石的圆柱两边开道，通向铁路的新世界”。书中还写到，原先堆放垃圾的空地已被吞没，代之而起的是“一层层库房，里面装满了丰富的物资和贵重的商品”。而原是荒无人烟的地方现在修起了花园、别墅、教堂和令人心旷神怡的林荫大道。过去以掘煤为生的图德尔，现在也在新建设起来的铁路上当上了一名司炉工。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狄更斯是站在赞赏的立场去看以铁路为象征的工业化对社会物质发展的积极意义。

    但是，另一方面，铁路、火车在狄更斯笔下又充满了威胁，它力大无穷而又难以控制，它在急驰中似有自己的目的而把人的意愿置于不顾。当保罗将要死去时，书中描写了火车的运动：“日日夜夜，往返不停，翻腾的热浪犹如生命的血流”。保罗在父亲的培养下正在悄悄死去，而车声隆隆正以雷霆万钧之势驶来，显得那样冷酷无情。保罗死后，董贝乘火车旅行，火车的机械运动与董贝的沉重心情互相衬托，后来，董贝去追赶拐骗他妻子私奔的卡克，他们一个在逃，一个紧追，这时火车像个可怕的怪兽，“混身冒火的魔鬼”，愤怒地奔腾咆哮，活像个复仇神，终于非常戏剧性地把卡克碾死。

    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死在火车轮下的卡克是罪有应得。重要的是，在这里，火车的形象狰狞可怕；它的来临“伴随着大地的震响，在耳边颤抖的声浪，以及遥远的尖叫声；一片暗光由远而近，刹那间变成两支火红的眼睛和一团烈火，一路上掉着燃烧的煤块；接着，一个庞然大物咆哮着、扩展着，以不可抗拒的气势压过来”。这个形象远远超脱了卡克命运的区区小事，而提出了更大的问题：机械的物质运动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对于人类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里，狄更斯表现了一个真正大作家的气魄。他透过现象去捕捉本质，通过铁路的象征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这奔腾向前的力量将把人类社会带往何处？这怀疑与忧虑是跟作者通过董贝的形象所提出的问题完全一致的，它们都汇为一个总的对时代的疑问：资本主义的工业——铁路——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但它将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变化？一个董贝先生是被女儿的泪水感化了，但以铁路为标志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会产生更多的董贝吗？

    不是社会学论文。狄更斯的魔力就在于，他提出了当时社会最本质的问题，同时又写出了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情调多变的一部五光十色的小说巨著。在这里，以董贝渴望子嗣的故事为中心，演出了那么多扣人心弦的悲喜剧。社会地位有天壤之别的人物，命运却那么曲折地交织在一起：第二任董贝夫人伊迪丝跟被流放的娼妓爱丽丝不仅是同父异母的姐妹，而且也是被同一个男性——卡克经理——欺辱的女性。这种情节性的背后不正是微妙地暗示着伊迪丝与董贝的婚姻的实质？还充满了阴谋和悬念。卡克经理像个蜘蛛一样坐在他编织的阴谋纲络的中心，为董贝先生、伊迪丝，为弗洛伦斯和沃尔特，甚至为老实巴结的卡特尔船长都设下了圈套，派了钉哨。

    可是到头来，正是他这个心腹——不争气的少年罗伯——出卖了他，导致他粉身碎骨在车轮之下，可谓事件本身的嘲讽。在中，与正剧的主线平行，总有喜剧闹剧的副线，甚至形成一环扣一环的命运的锁链。如在董贝先生物色第二位夫人的时候，溜须拍马但又可怜可笑的托克斯小姐觊觎董贝夫人的宝座，冷落了有意于她的白格斯托克少校，而老奸巨猾的白格斯托克为了挫败托克斯小姐的野心，把伊迪丝引见给董贝，导致了他的第二次灾难性的婚姻。

    在一书中，狄更斯还描写了许多小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破落小商人所罗门·吉尔斯、保罗的奶娘图德尔一家、弗洛伦斯的贴身女仆苏珊等在各方面都与董贝形成对比。我们在书中看到，一方面是董贝的华贵府邸，另一方面是图德尔一家住的破烂不堪的贫民窟。尽管如此，前者冷若冰窖，后者热气腾腾，充满友爱与欢乐。在那冷酷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小人物身上体现了人情和人性中善良美好的本能。波利·图德尔那兴旺的家族——她那丰富的乳汁和众多的孩子都描写的十分夸张、富于象征意义，体现了生的欢乐和对未来的希望。有趣的是，在作者的巧妙安排之下，这些地位低贱的小人物又不断跟董贝“遭遇”。如所罗门·吉尔斯的好友、落魄的船长内德·卡特尔竟跑去与董贝先生称兄道弟，还以自己的糖侠子等可笑的“传家宝”来当抵押，要董贝借款给他。这在董贝看来简直是骇人听闻。他摆出最威风凛凛的架势，但最没有现实感的卡特尔船长对此毫无察觉，弄得董贝反而手足无措。后来，女仆苏珊又乘董贝卧病的当儿公然向他挑战，指着他的鼻子数落他的不是，气得董贝先生目瞪口呆。这些喜剧性场面烘托出了劳动人民生动活泼的形象；是他们戳破了董贝的傲慢，使他露出了底里的空虚与软弱。在四十年代描写劳动人民形象的作品中，这种喜剧化的处理是别具一格的。

    总之，穿插于故事中的众多的陪衬人物都天真无邪，不是傻得可爱就是“狡猾”得可笑。他们不仅推动情节发展，而且为全书带来了欢乐气氛和幽默情趣，使成为狄更斯小说中既有深度又饶有趣味的代表作。还在连载的时候，不识字的老百姓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就要聚在一起听人朗读，直至今天，它还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