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顾问官①

    一八七○年四月初，我母亲克拉芙季雅·阿尔希波芙娜，一个中尉的遗孀，收到她弟弟，枢密顾问官伊凡，从彼得堡寄来的一封信，信上除了别的话以外，还写道：“我的肝病使我每年夏天不得不到国外生活，可是我目前没有多余的钱到马利恩斯克温泉②去疗养，因此我今年夏天很可能到你的柯楚耶甫卡村去住，亲爱的姐姐。……”读完这封信后，我母亲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后来脸上现出又要笑又要哭的神情。果然，她哭起来，而且笑起来了。

    这种哭和笑的搏斗总使我联想到一支点亮的蜡烛被人泼上一 点水而火光摇闪、火星乱爆的光景。我母亲把那封信又读了一遍，然后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激动得嗓音若断若续，向我们说明，公达索夫家一共有弟兄四个：头一个公达索夫还在婴儿时期就死了；第二个去打仗，阵亡了；第三个，……说出来请他不要见怪，做了戏子；至于那第四个，……“那第四个爬上高枝儿了，”母亲呜咽着说。“我的亲兄弟啊，我是跟他一块儿长大的。可是我浑身发抖，浑身发抖呀。

    ……要知道，他做了枢密顾问官，成了将军！我怎么跟他，我的天使，见面呢？我这个没受过教育的傻女人，跟他谈些什么呢？我有十五年没跟他见面了！安德留宪卡，“母亲转过脸来对我说，”你高兴吧，小傻瓜！上帝是为了叫你交好运才把他打发来的！“

    我们听完公达索夫家族极为详尽的家史以后，庄园里就忙乱起来，象那样的忙乱我往常只有在圣诞节前才会见到。只有天空和河水幸免于难，其余的东西一概遭到清理、刷洗和涂饰。假如天空低一点，小一点，河水流得不那么急，他们也会用砖块把它们刮洗一番，用树皮纤维擦个干净呢。墙壁本来就白得象雪，可是仍然要用石灰来粉刷一通。地板油光发亮，可是每天都要擦洗一遍。一只叫秃尾巴的猫（我小时候用一把切糖块的小刀把它的尾巴割掉整整四分之一，因此它得了秃尾巴的绰号）从正房的敞廊上给移到厨房里去，交给阿尼西雅管束。费季科受到叮嘱，如果有狗走到门廊跟前来，“上帝就会惩罚”他。不过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可怜的长沙发、圈椅、地毯更倒霉的了！它们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过象目前恭候客人光临期间那么厉害的敲打。我的那些鸽子听到棍棒的敲打声而惶惶不安，不时飞上天空。

    裁缝师傅斯皮利东从诺沃斯特罗耶甫卡村来了，全县敢于给上流人家做衣服的裁缝师傅只有他一个。这个人从不喝酒，工作勤恳，颇有本领，也不缺少造型艺术方面的某些想象和感觉，然而做出来的衣服却难看得很。他的整个工作给犹豫糟蹋了。……他常常认为他做出来的衣服不够时髦，这就逼得他把每件衣服都改做五次，而且步行到城里去研究花花公子的装束，到最后，他做好的衣服穿到我们身上，就连漫画家看了都会说稀奇古怪，过分漫画化。我们往往穿着窄得不成样的裤子和短得无可再短的上衣，害得我们在小姐们面前老是觉得怪难为情的。

    这位斯皮利东费很大的功夫给我量尺寸。他把我横里竖里量个够，好象要给我做一道紧箍似的。他用了不少时间，拿粗铅笔在一张纸上记下尺寸，而且在所有尺寸上都打上三角记号。他替我量过以后，又动手量我的家庭教师叶果尔·阿历克寒耶维奇·波别季姆斯基。我终生难忘的这位教师正当青年人关心自己唇髭的生长、对自己的衣服十分挑剔的年纪，因此，您可以想象斯皮利东是带着多么诚惶诚恐的心情走到我教师跟前的！叶果尔·阿历克塞耶维奇不得不把头往后仰，叉开两条腿，近似倒过来的字母“Ｖ”。他时而得举起胳膊，时而又得放下来。斯皮利东给他量了好几次，为此在他身旁绕来绕去，就象一只动了春情的公鸽绕着母鸽打转儿。他一忽儿屈下膝头跪着，一忽儿弯下身子，象个钩子。……我的母亲操劳过度，累到极点，周身无力，又被熨斗的烟火熏得难受，瞧着这一套冗长的手续，说：“当心啊，斯皮利东，要是你糟蹋了这些呢料子，上帝就要惩罚你！要是你做得叫人不称心，那你可交不着好运！”

    听了我母亲的话，斯皮利东一忽儿周身发烧，一忽儿大汗淋漓，因为他相信他是不会做得使人称心的。他给我做一 身衣服收工钱一卢布零二十戈比，给波别季姆斯基做一身衣服收两卢布，而呢料、衬里、纽扣，都是我们的。这点工钱不能算贵，特别因为诺沃斯特罗耶甫卡村离我们这儿有十俄里③远，这位裁缝师傅为了试衣服却要来四次。每逢我们试衣服，勉强套上那些绷满活络线的瘦裤子和短上衣，我母亲见了总是厌恶地皱起眉头，诧异地说：“上帝才知道如今的时髦样式是怎么回事！就连瞧一眼都叫人害臊。要不是为了我那住在京城里的弟弟，说真的，我才不会给你们做这种时髦的衣服呢！”

    斯皮利东暗暗高兴，因为挨骂的不是他，而是时髦的样式。他就耸起肩膀，叹口气，仿佛想说：“这是没办法的：这是时代的风尚啊！”

    我们等候客人光临的那种激动心情，只有召魂术者一分一秒地等着阴魂出现的紧张心情才能相比。我母亲成天闹偏头痛，却还跑来跑去，随时都在掉泪。我吃饭不香，睡觉不稳，不肯上课读书。我那种急于见到将军的愿望就连在梦中也没有离开过我，换句话说，我急于见到一个戴着带穗的肩章的人，绣花的衣领一直竖到耳根，手里举着一把出鞘的军刀，就跟我们大厅里长沙发上方挂着的那幅肖像一样，画上的人瞪起一对可怕的黑眼睛，凝神瞧着每一个敢于抬头看他的人。只有波别季姆斯基满不在乎，逍遥自在。他不害怕，不高兴，只是在倾听母亲讲公达索夫家族历史的时候，偶尔说一句：“有个新人来谈谈话，倒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们庄园上的人都把我的教师看成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青年人，年纪二十岁上下，脸上生着粉刺，头发蓬松，额头很小，鼻子却特别长。那个鼻子实在大，每逢我的教师要仔细瞧什么东西，就得歪着头，象鸟似的。按照我们的看法，全省再也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聪明、有教养、彬彬有礼的了。他在中学校读完六年级，然后考进兽医学院，在那儿没有读满半年就被开除了。至于开除的原因，他却一直瞒得很紧，这就使每个有意体谅的人都把我的教育者看成一个受难者，一 个有点神秘的人物了。他很少讲话，要讲也只讲些文绉绉的题目，在持斋期间仍然吃荤腥，对周围的生活老是抱着高傲轻蔑的态度，然而这倒没有妨碍他接受我母亲送给他的衣服之类的礼物，也没有妨碍他在我的风筝上画些长着红牙的蠢脸。我母亲不喜欢他的“骄傲”，不过对他的聪明才智却是极其佩服的。

    客人没有使我们久等。五月初，从火车站驶来两辆大车，上面载满大皮箱。这些皮箱看上去那么堂皇，车夫把它们搬下车来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脱掉了帽子。

    “大概，”我想，“这些箱子里都是军服和火药吧。……”为什么有火药呢？多半在我脑子里，将军的概念是同大炮和火药紧密相连的。

    五月十日早晨我醒过来，我的保姆就小声通知我说：“你的亲舅舅来了。”我赶紧穿上衣服，好歹漱洗一下，没有祷告上帝就飞出卧室门外去了。在前厅，我碰见一位高大壮实的先生，留着体面的络腮胡子，穿着讲究的大衣。我诚惶诚恐，吓得要死，走到他跟前，想起母亲规定的礼节，就在他面前把脚跟并拢，深深一鞠躬，再探出身子要吻他的手，可是那位先生不让我吻他的手，而且声明说他不是我的舅舅，而是舅舅的听差彼得。这个彼得的装束远比我和波别季姆斯基阔绰，他这种外貌使我极其吃惊，而且说实话，直到今天也还使我吃惊呢。难道这样庄重可敬的人，面容如此聪明严峻，竟然会是个仆役？那是为什么呢？

    彼得对我说，舅舅和母亲到花园里去了。我就往花园跑去。

    自然景物不知道公达索夫家族的历史和我舅舅的官品，因而比我自由得多，也随便得多。花园里热闹得很，只有市集上才会有那样的光景。无数惊鸟从天而降，划破空气，在林荫道上蹦蹦跳跳，又叫又吵地追逐金龟子。丁香丛中有成群的麻雀，从那儿，温柔芬芳的花朵直扑到人脸上来。不管往哪儿走，到处都响着黄莺的歌声，戴胜鸟和青鹰的尖叫。换了在别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追逐蜻蜓，或者拿起石块在乌鸦身上扔过去，这时候正有一只乌鸦立在白杨树下不高的干草垛上，把它的宽嘴扭到一边。可是现在我没有心思玩耍。我的心正怦怦地跳，肚子里一阵阵发凉：我正准备去见一个戴着带穗的肩章、手拿明晃晃的军刀、瞪起一对可怕的眼睛的人！

    可是请您设想一下我的失望吧！跟我母亲一块儿在花园里散步的，原来是个瘦小的人，装束考究，穿一身白绸衣服，戴一顶白色帽子。他把两只手揣在衣袋里，头往后仰，不时跑到我母亲前面去，看样子完全象是个青年人。他周身有那么多的活力和生气，直到我走近他的身后，看一眼他帽子的边沿，发现他那剪短的头发已经银白，才识破他原来已到老年。庄严的气派也罢，将军的慢条斯理的动作也罢，我一概没看见，只是觉得他象孩子似的活泼好动。我没看到直竖到耳根的高衣领，只见到一个普通的淡蓝色领结。母亲和舅舅在林荫道上散步，谈话。我悄悄走到他们后面，等着他们当中哪一个回过头来看一眼。

    “你这个地方真是迷人啊，克拉嘉④！”舅舅说。“多么可爱，多么好！要是我早知道你这儿这样美，那么这些年来我说什么也不会到国外去了。”

    舅舅很快地弯下腰去，闻一下郁金香。不管他的眼睛往哪儿看，一切都在他心里引起痴迷和好奇，仿佛他有生以来没见过花园和阳光普照的白昼似的。这个奇怪的人不住动弹，就象身子底下安着弹簧似的，唠唠叨叨讲个不停，不容我母亲插一句嘴。忽然，在林荫道的拐角上，波别季姆斯基从一 丛接骨木后面闪出来。他的出现极其出人意外，弄得舅舅吓一跳，退后一步。这一次我的教师穿着他那件漂亮的带袖披风。他穿着这件披风，特别是从后面着上去，很象一架风车。

    他的模样庄严肃穆。他照西班牙人那样把帽子按在胸口上，往我舅舅跟前跨出一步，鞠个躬，活象小歌剧里的侯爵：身子往前弯而又略为偏向一边。

    “大人，我荣幸地向您介绍我自己，”他大声说，“我是您外甥的教员和导师，以前的兽医学院学生，贵族波别季姆斯基！”

    教师这样彬彬有礼，使我母亲很满意。她微微一笑，屏息不动，热切地巴望他再说出一些文绉绉的话来，可是我的教师正等舅舅对他的庄严问候作出庄严的回答，就是说，照将军那样说一声“嗯”，对他伸出两个手指头去，不料舅舅和蔼地笑起来，用力握一下他的手，我的教师就心慌意乱，胆怯了。他叽叽咕咕说了句不连贯的话，嗽着喉咙，退到一旁去了。

    “嗯，这不是很有意思吗？”舅舅笑道。“你瞧，他穿上那件披风，自以为是个很聪明的人呢！我倒喜欢这个，我敢对上帝起誓！……要知道，在他身上，在那件可笑的披风上，表现出多少年轻人的自负和生气啊！可是这是谁家的孩子？”他忽然转过身来，看见我，问道。

    “这是我的安德留宪卡，”母亲向舅舅介绍我说，脸红了。

    “他给了我安慰。……”

    我在沙地上把两个鞋跟并拢，深深一鞠躬。

    “好小子，……好小子，……”舅舅喃喃地说着，从我的嘴唇上收回他的手，摩挲我的头。“你叫安德留宪卡？好，好，……嗯，是啊，……我敢对上帝起誓。……你在念书吗？”

    我母亲跟所有的母亲一样，加枝添叶，夸大其辞地开始叙述我的学业成绩和良好品行。我呢，在舅舅身旁走动，按照礼节不住向他深深地鞠躬。等到我母亲开始抛出钓钩，试探地说起我既然有出色的才能，那就不妨进入中等武备学校，享受官费待遇，而我按照礼节，必须哭哭啼啼，请求舅舅说情的时候，舅舅忽然停住脚，吃惊地摊开两只手。

    “圣徒啊！这是谁？”他问。

    原来我们的管家费多尔·彼得罗维奇的妻子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正顺着林荫道照直向我们这边走来。她拿着一 条上过浆的白衬裙和一块长方的熨衣板。她走过我们身边，透过睫毛朝客人羞怯地看一眼，脸红了。

    “这儿的奇迹层出不穷啊，……”舅舅从牙缝里吐出这么一句话，亲切地瞧着她的后影。“你这儿，姐姐，每走一步都会遇上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我敢对上帝起誓。”

    “她是我们这儿的美人，……”母亲说。“这是经人说媒，由费多尔从城郊那边把她娶来的，……离这儿有一百俄里呢。

    ……“

    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称之为美人的。她是个娇小丰满的女人，年纪二十岁上下，身材匀称，眉毛乌黑，老是面色红润，模样动人，然而她的脸容和她的全身却没有一个重大的特征，没有一个大胆的线条足以引人瞩目，仿佛大自然创造她的时候，缺乏灵感和信心似的。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羞怯，腼腆，品行端正，走路轻柔平稳，很少说话，难得发笑，她的全部生活就跟她的脸和梳光的头发那样平和而安稳。舅舅眯细眼睛瞧着她的后影，微笑着。母亲定睛细看他那张含笑的脸，变得严肃起来。

    “那么您，兄弟，至今还没有结婚！”她说，叹口气。

    “没有结婚。……”

    “什么缘故呢？”母亲轻声问道。

    “该怎么对你说好呢，这是生活造成的。我年轻的时候只知道埋头工作，顾不上生活。等到我想要生活，回头一看，已经五十年过去了。我没来得及结婚！不过，谈这些……是乏味的。”

    母亲和舅舅同声叹口气，往前走去。我却离开他们，跑去找我的教师，想跟他谈谈我的印象。波别季姆斯基在院子当中站着，庄严地瞧着天空。

    “看得出来，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他摇头晃脑地说。

    “我希望我能跟他相处得好。”

    过了一个钟头，母亲走到我们的房间里来。

    “我的亲人，我愁死了，”她开口说，长吁短叹。“要知道，我弟弟是带着听差一块儿来的，可是象那样的听差，求上帝保佑他吧，既不好让他住在厨房里，也不好把他安置在前厅里，非给他一个单独的房间不可。我想不出该怎么办！也许只好这样：孩子们，你们能不能暂时搬到厢房去跟费多尔同住？把你们的房间让给那个听差住，怎么样？”

    我们回答说完全同意，因为住在厢房比住在正房，处在母亲眼皮底下，要自由得多。

    “简直愁死人了！”母亲继然说。“我的弟弟说他不在中午吃中饭，而要按京城的规矩，下午六点多钟才吃中饭。我简直愁得晕头转向！要知道，到七点钟，中饭的菜可就要在炉子上炖过头了。真的，男人哪怕有很大的聪明才智，对家务事也总是一窍不通的。合该我倒霉，只好做两次中饭。你们，孩子们，照旧中午吃中饭。我这个老太婆只好熬到七点钟陪我的亲弟弟吃饭。”

    接着，母亲长叹一声，吩咐我要博得舅舅的欢心，说上帝是为了叫我交好运才打发他来的，然后她就跑到厨房去了。

    当天，我和波别季姆斯基就搬到厢房里去了。他们把我们安置在一个穿堂屋里，在前堂和总管的卧室之间。

    尽管舅舅光临，而且我们搬到新住处来，可是生活却出人意外，仍然跟先前一样疲沓而单调。“由于有客”，我们就不再上课念书。波别季姆斯基素来什么书也不看，什么事也不干，这时候照例在床上坐着，长鼻子在空中晃来晃去，不知在思索什么。偶尔他下床来试新衣服，过后就又坐上床，一 言不发，专心思索。只有一种东西惹得他心烦，那就是苍蝇，他总是无情地伸出手掌把它们拍死。饭后他照例“休息”，于是鼾声大起，弄得整个庄园人人发愁。我一天到晚在花园里跑来跑去，或者在厢房里坐着糊风筝。舅舅呢，在最初的两三个星期，我们是很少看到的。他成天价在房间里坐着工作，不顾苍蝇和炎热。他总是坐着不动，象是跟桌子粘在一起了，这种异乎寻常的功夫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仿佛他在玩一 种无法解释的魔术。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进行过有系统的工作的懒汉来说，他那种喜爱劳动的习惯简直就是一种奇迹。早晨九点钟光景他醒过来，就在桌旁坐下，不到吃中饭不站起来，吃过中饭后又着手工作，一直做到深夜。每逢我从钥匙眼里偷偷瞧他，我看见的总是那么一幅一成不变的画面：舅舅在伏案工作。工作的情形是这样：他一只手写字，另一只手翻书，而且说来奇怪，他周身都在动：一条腿晃来晃去象钟摆，嘴里不住吹口哨，而且点着头打拍子。这时候他的模样极其随便，轻浮，好象他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做游戏。每次我都看见他穿着考究的短上衣，打着潇洒的领结。他身上老是有一种女人常用的香水的清香，甚至隔着钥匙眼也可以闻出来。他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走出房间来，然而他的胃口总是不好。

    “我不明白我的弟弟是怎么回事！”母亲抱怨他说。“我每天都特地为他宰一只火鸡和几只鸽子，又亲手给他做糖煮水果，可是他喝上一盆清汤，吃上一小块象手指头那么大的肉，就从桌旁站起来了。我央告他再吃一点，他就回到桌旁，喝一点牛奶。可是牛奶又算得了什么呢？跟泔水差不多！吃这么点东西会饿死的。……我就劝他，可是他光是笑，说两句打趣的话。……是啊，他，这个亲人，不喜欢我们的菜！”

    傍晚倒过得比白天快活得多。照例，等到太阳落下去，院子里铺开长长的阴影，我们，也就是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波别季姆斯基和我，总是在厢房的门廊上坐着。到天黑为止，我们一直沉默不语。再者，所有的话既然都已经谈完，还有什么可谈的呢？只有一件事是新闻：那就是舅舅的光临，可是就连这个题目不久也谈得无可再谈了。教师老是目不转睛地瞧着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深深地叹息。……那时候我不了解这些叹息，没有深究它们的含意，现在我才明白其中是大有文章的。

    等到地上的一个个阴影合成一大片，管家费多尔才打完猎回来，或者从田野上回来。我觉得这费多尔是个野蛮、甚至可怕的人。他是伊久姆城一个归化俄罗斯的茨冈人的儿子，肤色黝黑，眼睛又大又黑，头发卷曲，胡子蓬松，我们柯楚耶甫卡村的农民一概叫他“魔鬼”。再者，除了相貌以外，他的性情也有许多地方象茨冈人。例如，他不能守在家里，成天价在田野上过，或者出外打猎。他阴沉，暴躁，不爱讲话，什么人也不怕，不承认有谁可以支配他。他对母亲态度粗鲁，对我称呼“你”，看不起波别季姆斯基的学问。所有这些，我们都原谅他了，认为他是个容易发脾气的和病态的人。可是我母亲喜欢他，因为他尽管有茨冈人的天性，却极其诚实，工作勤恳。他按照茨冈人那样热烈地爱他的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不过他把这种爱情表现得那么阴沉，仿佛在受苦似的。

    他在我们面前从不跟他的妻子亲热，反而对她恶狠狠地瞪起眼睛，撇着嘴。

    他从野外回来，总是恶狠狠地把他的枪支咚的一声放在厢房里，然后走出来，到门廊上我们身边，挨着他的妻子坐下。他歇一口气，问她几句关于家务方面的话，就此闷声不响了。

    “我们来唱歌吧，”我提议说。

    教师就调理六弦琴的琴弦，然后用教堂诵经士那种浓重的男低音唱起《在山谷中》。歌唱就开始了。教师唱男低音，费多尔唱男高音，却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唱儿童最高音，给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伴唱。

    等到整个天空布满繁星，青蛙不再聒噪，厨房里的人就给我们送晚饭来。我们走进厢房，开始吃饭。教师和茨冈人狼吞虎咽，嘴里嘎吱嘎吱响，叫人分不清，这究竟是肉骨头在响，还是他们的颚骨在响。我和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几乎吃不完我们份内的饭菜。晚饭后，厢房就沉入酣畅的睡乡了。

    有一回，那是五月末，我们正在门廊上坐着等晚饭，忽然有个阴影闪一下，公达索夫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象是从地里钻出来似的。他瞅了我们很久，然后把两只手一拍，快活地笑起来。

    “田园诗！他说。”他们在对着月亮唱歌，幻想呢！美极了，我敢对上帝起誓！我可以跟你们一块儿坐着幻想吗？“

    我们沉默着，面面相觑。舅舅在下边一层台阶上坐下，打个呵欠，瞧着天空。紧跟着是沉默。波别季姆斯基早就打算跟新来的人谈谈天，看见机会来了，不由得暗暗高兴，就头一个打破沉默。他谈学问，只有一个题目，那就是兽疫。有时候，您夹在千千万万人当中，不知什么缘故，在那千千万万张脸当中，却只有一张脸久久地印在您的记忆里，波别季姆斯基也是这样，他在兽医学院那半年听到的全部课文当中，只记住了一段：“兽疫为国民经济带来极大损害。社会应当与政府共同对它进行斗争。”

    我的教师对公达索夫讲出这段话以前，嗽了三次喉咙，有好几次激动得把身上的披风裹一裹紧。舅舅听到有关兽疫的这段话，就定睛瞧着我的教师，从鼻子里发出笑声。

    “真的，这很有意思，……”他喃喃地说，仔细地看我们，就象看商店橱窗里的模特儿似的。“这才是生活。……的确，现实就应当是这样。可是您怎么不说话呢，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他转过身去对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说。

    她窘了，咳嗽一声。

    “你们谈话吧，诸位先生，唱吧，……玩吧！不要错过时机。要知道该死的光阴在飞跑，不等人呢！我敢对上帝起誓，你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老年可就到了。……那时候再要生活就迟了。事情就是这样，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不应当坐着不动，一句话也不说呀。……”这时候厨房里的人送晚饭来了。舅舅跟着我们走进厢房。

    有这伙人在一起，他吃了五个煎奶渣饼和一个鸭翅膀。他吃着菜，瞧着我们。我们这些人在他心里引起了欢乐和温情。不管我终生难忘的教师说什么样的傻话，也不管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做什么事，他都认为有意思，美妙得很。晚饭后，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在墙角温顺地坐下，动手做毛线活，他就目不转睛地瞧着她的小手指头，唠唠叨叨讲个不停。

    “你们，朋友们，要抓紧时间赶快生活，……”他说。

    “求上帝保佑你们，千万不要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现在有青春，有健康，有热情，将来却是骗局，是一股烟！二十岁一 到，就该开始生活才对。”

    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失手掉下一根织针。舅舅就跳起来，拾起织针，一鞠躬，递给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我这才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比波别季姆斯基更文雅的人呢。

    “是啊，……”舅舅接着说。“你们恋爱吧，结婚吧，……做傻事吧。做傻事比我们努力追求合理的生活要有生气得多，也健康得多。”

    舅舅讲了很多，很久，惹得我们都厌烦了。我坐在旁边一口箱子上，听着他讲话，打起盹来。这段时间他始终没有理睬过我，这使我心里不好受。深夜两点钟他才从厢房里走出去，那时候我已经困得要命，睡熟了。

    从这时候起，每逢傍晚，舅舅总到我们厢房来。他跟我们一起歌唱，吃晚饭，每次都要坐到两点钟才走，唠唠叨叨讲个不停，所讲的总是老一套。他傍晚和深夜的工作，已经丢开不干了。到六月末，枢密顾问官吃惯我母亲的火鸡和糖煮水果，索性连白天的工作也丢开不干了。舅舅离开书桌，一 头扎进“生活”里去。他白天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嘴里吹着口哨，妨碍工人们干活，硬逼他们给他讲各式各样的事情。每逢他抬起眼睛瞧见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他就跑到她跟前，要是她拿着什么东西，就要帮她拿，弄得她非常窘。

    随着盛夏季节逐渐来到，我的舅舅变得越来越轻率，浮躁，随便。波别季姆斯基对他大失所望。

    “这个人太缺乏见识，……”他说。“丝毫也看不出他官品很高。连话也不会说。每说一句话都要添上条尾巴：”我敢对上帝起誓。‘不，我不喜欢他！“

    自从舅舅开始访问我们的厢房以来，费多尔和我的教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费多尔不再出外打猎，很早就回到家来，变得越发沉默寡言，不知怎的，特别凶恶地睁大眼睛瞪着他的妻子。教师也不再在舅舅面前谈兽疫，他皱起眉头，甚至冷笑。

    “我们的灰毛公马⑤来了！”有一回他看见舅舅朝厢房走来，就嘟哝了一句。

    我把他们两人的这种变化解释做他们生舅舅的气。心不在焉的舅舅总是把他们的名字叫混，直到他临行为止，始终没有分清楚教师叫什么，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的丈夫叫什么。他对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本人也时而叫娜斯达霞，时而叫彼拉盖雅，时而叫叶芙多嘉。他固然为我们所感动，赞赏我们，可是他总是呵呵地笑，对我们象对小孩子似的。……所有这些，当然，都可能使得那两个年轻人感到委屈。然而问题不在于自尊心受到伤害；依我现在的体会，其实在于一 种更为细腻的感情。

    我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在箱子上坐着，跟睡意挣扎。我的眼皮似乎涂上一层粘糊糊的糨子。我跑了一整天，身子劳乏得往一边歪着。然而我克制睡意，极力睁开眼睛看。那时候已经将近午夜。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象往常一样面色红润，神态温顺，在一张小小的桌子旁边坐着，给她丈夫做衬衫。费多尔在一个墙角，瞪起眼睛瞧着她，脸色阴沉，闷闷不乐。波别季姆斯基在另一个墙角坐着，把脸藏在他衬衫的高衣领里，愤愤地喘气。舅舅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正在想心思。四下里一片沉寂，人们只能听见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手里的麻布窸窸窣窣响。忽然，舅舅在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面前停住脚，说：“你们都这样年轻，朝气蓬勃，好得很，你们都在这种恬静的环境里生活得逍遥自在，我都嫉妒你们了。我已经留恋你们这种生活，我一想起我得离开这儿走掉，我的心就痛了。

    ……你们要相信我说的是真心话！“

    睡意封上我的眼睛，我昏昏入睡了。后来有个什么响声把我惊醒，舅舅正站在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面前，温存地瞧着她。他脸上泛起了红晕。

    “我这一生白白过去了，”他说。“我没有生活过！您年轻的脸叫我想起我那虚度的青春。我情愿坐在这儿瞧着您，直到我死。我恨不得带着您到彼得堡去才好。”

    “这是为什么？”费多尔用沙哑的声调问道。

    “我会把您放在我的书桌上，放在玻璃罩里，欣赏您，而且要别人来看您。您知道，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象您这样的人，在我们那边是没有的。我们那边有富裕，有声望，偶尔也有美丽，可是没有这种真正的生活，……没有这种健康的安谧。……”舅舅在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面前坐下，拉住她的手。

    “您不愿意跟我到彼得堡去吗？”他笑着说。“既是这样，您至少把这只小手伸给我吧。……可爱的小手！您不肯伸给我？哎，您这个吝啬的人，至少也该容许我吻它一下。

    ……“

    这时候，一把椅子喀嚓一响。费多尔跳起来，迈开匀称而沉重的步子走到他妻子跟前。他脸色灰白，颤抖着。他抡起胳膊，一拳头砸在小桌子上，用低沉的声调说：“我不答应！”

    跟他同时，波别季姆斯基也从椅子上跳起来。他也脸色煞白，怒容满面，往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那边走去，也一 拳头砸在小桌子上。……“我……我不容许！”他说。

    “什么？怎么回事？”舅舅诧异地说。

    “我不答应！”费多尔捶着桌子，又说一遍。

    舅舅跳起来，胆怯地眫巴眼睛。他想说话，可是他惊愕而恐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光是困窘地笑一笑，踩着老年人的碎步从厢房走出去，把帽子丢在我们这儿没拿走。过了一忽儿，惊慌不安的母亲跑进厢房来，当时费多尔和波别季姆斯基仍然象铁匠抡铁锤似的用拳头擂着桌子，说：“我不答应！”

    “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母亲问。“为什么我弟弟不舒服了？怎么回事？”

    母亲看了看面色苍白和神情惊恐的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看了看她那怒气不息的丈夫，大概猜出问题在哪儿了。她叹口气，摇摇头。

    “得了，得了，不用砰砰响地敲桌子！”她说。“住手，费多尔！不过您为什么也敲桌子，叶果尔·阿历克塞耶维奇？这跟您有什么相干？”

    波别季姆斯基醒悟过来，窘住了。费多尔定睛瞧瞧他，又瞧瞧他的妻子，随后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到母亲从厢房里走出去，我看见了很久以后我还认为是梦境的一个场面。我看见费多尔一把抓住我的教师，把他举到空中，扔出门外去了。……临到我早晨醒过来，教师的床却是空的。我就问，教师到哪儿去了，保姆小声告诉我说，教师的一条胳膊摔断，一 清早就给送到医院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不好受，想起了昨天闹的事，就走到院子里去。这天天气阴霾。天空乌云密布，风在地上流动，卷起了地上的灰尘、纸片、羽毛。看样子快要下雨了。人和牲畜都流露出烦闷无聊的神态。等到我走进正房，就有人要求我把脚步声放轻，说我母亲害偏头痛，在床上躺着。我干什么好呢？我走到大门外，在那儿一 条长凳上坐下，开始揣摸我昨天看见和听见的事情的含意。我们的大门外有条路，绕过铁匠铺和永不干涸的水塘，接上那条广阔的驿道。……我瞧着电线杆，四周有尘土飞扬，瞧着立在电线上昏昏欲睡的鸟雀，忽然觉得那么烦闷，就哭起来了。

    驿道上有一辆扑满尘土的敞篷马车驶过，满载着城里人，大概是去朝圣的。那辆敞篷马车还没来得及从我眼睛里消失，就有一辆轻便的四轮马车出现，由两匹马拉着。区警察局长阿基木·尼基契奇站在车上，用手拉住车夫的腰带。使我大吃一惊的是那辆马车转一个弯，驶到我们这条路上来，飞速地经过我身边，进了大门。我正纳闷，不知道区警察局长跑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不料又响起辘辘声，路上又出现一辆三套马马车。县警察局长在那辆马车上站着，对车夫指着我们家大门口。

    “这是什么缘故？”我打量着身上扑满尘土的县警察局长，暗想。“多半波别季姆斯基在他们那儿告了费多尔的状，他们是来抓他，把他送进监牢里去的。”

    然而这个谜却不那么容易解开。区警察局长和县警察局长的到来，还仅仅是前奏而已，因为没过五分钟，又有一辆轿式马车驶进了我们家的大门。它那么快地闪过我眼前，我虽然往车窗里瞧一眼，却只看见一把棕红色的胡子。

    我怎么也猜不透这是怎么回事，又预感到要发生什么祸事，就跑到正房去。在前厅，我首先看见我的母亲。她脸色苍白，战战兢兢地瞧着一个房门，从门里传出男人的说话声。

    当时她的偏头痛正闹得厉害，那些客人却出其不意地来找她了。

    “谁来了，妈妈？”我问。

    “姐姐！”舅舅的声音响起来。“你给我和省长拿点吃的来！”

    “说说倒容易：拿点吃的来！”母亲小声说，吓得发楞。

    “我现在可怎么来得及准备？我活到这把年纪却要出丑了！”

    母亲抱住头，跑到厨房去了。省长猝然光降，惊动了整个庄园，把人都吓呆了。随后就发生了残酷的屠杀。他们一 连宰了十来只母鸡、五只火鸡、八只鸭子，仓猝中，我们鹅群的鼻祖，我母亲珍爱的一只老公鹅，也给砍掉了脑袋。车夫和厨师好象昏了头，胡乱地杀那些家禽，既不管大小，也不顾品种。为了烹调一种什么酱汁，我那一对贵重的翻飞鸽也死于非命，而我珍爱它们却不下于母亲珍爱那只老公鹅。我瞧着它们，很久都不能原谅那个省长。

    傍晚省长和他的随从人员酒足饭饱，坐上各自的马车，告辞而去。我就走进正房，看一看隆重的酒宴剩下的饭菜。我从前厅往大厅里看一眼，瞧见了舅舅和母亲。舅舅把手抄在背后，烦躁地沿着墙脚走来走去，不住耸肩膀。母亲筋疲力尽，瘦了许多，在长沙发上坐着，她病态的眼睛跟踪着她弟弟的动作。

    “对不起，姐姐，不过这样是不行的，……”舅舅皱眉蹙额，唠叨说。“刚才我把你介绍给省长，你却不伸出手跟他握手！你弄得他，那个不幸的人，很狼狈！不，这是不行的。……朴素是好事，不过要知道，也得有个限度，……我敢对上帝起誓。……还有这顿饭！难道可以请人吃这种菜吗？比方说，他们端上来的那第四道菜是什么玩意儿？”

    “那是甜汁鸭子，……”母亲轻声回答说。

    “鸭子。……对不起，姐姐，我……我胃气痛！我害病了！”

    舅舅做出一副愁苦得要哭的脸相，接着说：“是魔鬼把那个省长支使来的！我才不稀罕他来拜访我！

    哎哟，……胃气痛啊！我没法睡觉，没法工作。……我完全垮下来了。……我真不懂，在这儿，在这个无聊的地方，……你们怎么能不干工作而活下去！瞧，我胸口底下痛起来了！

    ……“

    舅舅皱起眉头，加快步子走来走去。

    “弟弟，”母亲轻声问道，“出国一趟要用多少钱？”

    “至少也要三千哟，……”舅舅带着哭音说。“我倒想出国，可是上哪儿去找钱呢？我身上一文钱也没有！哎哟，……胃气痛啊！”

    舅舅停住脚，愁闷地瞧了瞧灰色而阴霾的窗外景色，就又走来走去。

    紧跟着是沉默。……母亲久久地瞅着圣像，心里盘算着什么，后来她哭起来，说：“我，弟弟，给您三千好了。……”大约过了三天，那些堂皇的箱子运到火车站去了，随后枢密顾问官也坐车走了。他同母亲告别的时候，哭起来，久久地吻着她的手而不肯放开，可是等到他坐上马车，他的脸上却又闪着孩子气的欢乐了。……他眉开眼笑，感到幸福，在车上尽力坐得舒服点，临别向我那哭泣的母亲吻手示意，随后出人意外，突然把他的目光停在我身上。他的脸上现出极其惊讶的神情。

    “这是谁家的孩子？”他问。

    我母亲一再对我说过上帝是为了让我交好运才打发舅舅来的，如今她听见这句话，伤心透了。不过我却没有心思听那句问话。我瞧着舅舅那幸福的脸，不知什么缘故，非常怜惜他。我忍不住跳上马车，热烈地拥抱这个跟所有的人一样轻浮而软弱的人。我瞧着他的眼睛，想说一句愉快的话，就问：“舅舅，您打过仗吗？总打过一次吧？”

    “哎，这个可爱的孩子，……”舅舅说，笑起来，吻我。

    “真是个可爱的孩子，我敢对上帝起誓。所有这些都那么自然，那么生气勃勃，……我敢对上帝起誓。……”那辆马车走了。……我瞧着它的后影，他那句临别的“我敢对上帝起誓”久久地在我的耳际响着。

    「注释」

    ①一八八二年，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线上，在切尔尼和巴斯狄耶沃两个车站之间，在库库耶甫卡村附近，发生过列车翻车事故。——俄文本编者注

    ②捷克的疗养地。

    ③１俄里等于１。０６公里。

    ④克拉芙季雅的爱称。

    ⑤借喻“老色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