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年过去之后，仿佛又回到了泥屋。
瓦拉雅特女子监狱是一座方方正正的褐色建筑，位于沙里诺区，临近小鸡街道。它位于一座更大的男子监狱中央。一扇上了锁的门将女子监狱和外面的男子监狱隔开。玛丽雅姆数出那儿有五间监房。这些监房里面都没有家具，只有灰泥剥落的肮脏墙壁和开向院子的小小窗户。窗口被封起来了，但监房的门并没有上锁，这些女人可以随意进出院子。那些窗户没有玻璃。也没有窗帘，这意味着在院子里巡逻的塔利班能够看到监房里面的情况。有几个女人抱怨这些卫兵在窗外吸烟，带着淫笑和狠亵的目光朝里面看，还相互拿她们开一些下流的玩笑。由于这个原因，多数女人整天都穿着布卡，只有等到太阳下山、大门锁上、士兵出去站岗之后才把它们脱下。
玛丽雅姆和五个女人、四个孩子共居一室。入夜之后，她所在的监房一片漆黑。在那些有电的夜晚，她们会把娜格赫玛举到天花板。娜格赫玛是个身材矮小、胸前扁平的女孩。天花板上有一根绝缘外衣被剥掉的电线。娜格赫玛会用手把电线接上电灯泡的底座，然后打开开关。
监房里面的厕所很小，水泥地面也已经裂开。地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洞，洞底是一堆粪便。苍蝇嗡嗡地在洞口飞进飞出。
女子监狱中央是一个露天的长方形院子，院子中央是一口水井。水井没有排水口，这意味着院子里通常积满了水，井水有一股腐烂的味道。院子里拉满了相互交叉的晾衣线，上面挂着手洗的袜子和尿片。这里也是女囚会见访客的地方，她们就在这儿用亲友买来的大米煮饭——监狱不提供食物。这个院子也是孩子们的游乐场一玛丽雅姆已经知道有好几个孩子是在瓦拉雅特里面出生的，从来没有见过高墙之外的世界。玛丽雅姆看着他们相互追逐，看着他们没穿鞋子的脚丫踩进泥土。瓦拉雅特弥漫着屎尿的臭味，这些孩子身上也是臭烘烘的，但他们对此毫不在乎，也不理会那些塔利班士兵，只顾整天跑来跑去，乐此不疲地玩游戏，直到被塔利班殴打方肯罢休。
没有人来探望玛丽雅姆。这是她向这儿的塔利班办公室中提出的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要求：别让人来探望她。
玛丽雅姆监房里的那些女人没有一个是因为犯了暴力罪而服刑的——她们背着诸如“离家出走”之类的常见罪名。因此，玛丽雅姆在她们之中获得了一些威望，成为某种杰出人士。那些女人崇敬地、甚至惧怕地看着她。她们把自己的毛毯给她。她们竞相和她分享自己的食物。
最为热切的是娜格赫玛，她总是拉着玛丽雅姆的手；无论玛丽雅姆走到哪儿，她总是跟着她。娜格赫玛是那种以传播倒霉事为乐的人，不管那倒霉事是别人的还是她自己的。她说她父亲把她许配给一个比她大三十来岁的裁缝。
“他有一股屎味，牙齿比手指还少。”娜格赫玛这么形容那个裁缝。
她爱上了一个年轻人，那人是当地一个毛拉的儿子。他们试图私奔到加德兹，但还没走出喀布尔就被抓住了。被送回家之后，毛拉的儿子受不了鞭刑，后悔莫及的他反咬娜格赫玛一口，说娜格赫玛用她的女性魅力勾引他。她对他下了蛊，他说。他承诺自己将会重新献身于研读。毛拉的儿子被释放了。娜格赫玛被判了五年徒刑。
娜格赫玛说把她关进监狱正合她的心意。她的父亲发了毒誓，说等到她释放那一天，他将会用一把刀子切开她的喉咙。
听着娜格赫玛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玛丽雅姆想起多年以前的一个早晨。当时沙菲德山上寒星点点，天空中飘过几抹粉红色的云朵，娜娜对她说：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你要记住这句话，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的案子上个星期已经审判了。没有法律顾问，没有公众听证，没有核实证据，也不能上诉。玛丽雅姆放弃了请人作证的权利。整个审判过程不到十五分钟就结束了。
中间那个瘦弱的塔利班是主审法官。他瘦得离谱，皮肤枯黄，留着一把卷曲的红色胡子。他戴着的眼镜放大了他的眼睛，人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他的眼白是黄色的。他的脖子细小得似乎连精心系起来的头巾也支撑不住。
“你承认这一点吗，夫人？”他有气无力地又问了一句。
“我承认。”玛丽雅姆说。
那人点点头。或许他没点头。这很难分辨；他的手抖得发出声音，他的头让玛丽雅姆想起法苏拉赫毛拉的颤栗。喝茶的时候，他没有伸出手去拿杯子。他朝左边那个宽肩膀的男人做了个手势，那人毕恭毕敬地把茶杯端到他嘴边。然后，这个塔利班闭上眼睛，什么话也没说，优雅地做了个表示感谢的手势。
玛丽雅姆发现他很能打消人们的戒备。他说话的口气带着一丝圆滑和亲切。他的微笑很从容。他从不厌恶地看着玛丽雅姆，也从不咒骂或指责她，总是用带着歉意的柔和语调和她说话。
“你完全明白你所说的话吗？”说话的不是端茶那个人，而是法官右边那个面容瘦削的男人。这人是他们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语速很快，口气武断而傲慢。玛丽雅姆没说普什图语，这让他很生气。他用棍子打了玛丽雅姆一下。他和那些大权在握的好斗年轻人是同类，他们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得不顺眼，仿佛审判别人是他们天生的权利。
“我确实明白。”玛丽雅姆说。
“我有点奇怪，”这个年轻的塔利班说，“真主将我们造得不一样，你们女人和我们男人。我们的大脑不一样。你们无法像我们一样思考。西方的医生和他们的科学都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如果证人是男的，我们只要一个就够了，如果是女的就要两个。”
“我承认我杀了他，兄弟，”玛丽雅姆说，“但是，如果我不杀了他，他会杀死她。当时他掐住她的脖子。”
“这是你说的。但是，女人说的话怎么能做得了准呢。”
“我说的是真话。”
“你有证人吗？除了你的姐妹之外？”
“没有。”玛丽雅姆说。
“那好。”那人抬起手，狞笑起来。
这时那个生病的塔利班说话了。
“我在白沙瓦有个医生，”他说，“一个很好的巴基斯坦小伙子。一个月前我去找他看病，上个星期也去了，我说，跟我说真话，朋友，他对我说了，三个月，毛拉老爷，最多六个月——当然，这些都是真主的旨意。”
他会意地朝左边那个宽肩膀的人点点头，又喝了一口那人端在他嘴边的茶。他颤抖着用手背擦了擦嘴巴。“我并不害怕结束这种生活，我惟一的儿子五年前就走了；人生就是这样的，在心碎之后，我们还得忍受一次又一次的悲伤。我并不害怕，我相信当那一刻来临时，我会很高兴地离开。
“我所害怕的，夫人，是真主将我召唤到他跟前，问我：你为什么不依照我的吩咐行事，毛拉？你为什么不听从我的律法？我该怎么为自己辩护呢，夫人？我该如何为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命令辩解呢？我所能做到的，我们所能做到的，无非是在真主赐给我们的时间中，遵从他为我们设置的法令。我对我的结局看得越清楚，夫人，我就越接近我接受审判的日子，我执行他的旨意的决心就越大。不管执行他的旨意有多么困难。”
他在座位上挪了挪身体，露出痛苦的神色。
“你说你丈夫脾气不好，这一点我相信你，”他接着说，戴着眼镜的眼睛看着玛丽雅姆，目光既严肃又同情，“但我忍不住为你的粗暴行为感到震惊，夫人。你做过的事让我很为难，你做这件事时，他的儿子在楼上为他哭喊，这一点也让我为难。
“我心力交瘁，来日无多，我希望自己仁慈一些。我想宽恕你。但如果真主召唤我，并对我说：难道轮到你来宽恕吗，毛拉，我该怎么回答？”
他的同伴点点头，钦佩地看着他。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邪恶的女人，夫人。但你做了一件邪恶的事。你必须为你做过的这件事付出代价。伊斯兰法对此有很明确的规定。它说我必须把你送去那个我很快会追随你而去的地方。
“你听明白了吗，夫人？”
玛丽雅姆低头望着自己的双手。她说她听明白了。
“但愿安拉宽恕你。”
在把玛丽雅姆带走之前，他们给了她一份文件，要她在自己的供词和毛拉的判决之下签字。在这三个塔利班的注视下，玛丽雅姆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玛，丽，雅，姆。签名的时候，她想到上一次在文件上签名是在二十七年之前，在扎里勒的桌子上，在另一个毛拉关切的注视之下。
玛丽雅姆在监狱呆了十天。她坐在监房的窗边，望着院子里的监狱生活。当夏风吹起时，她看着一些碎纸片在风中疯狂地旋转，一会朝这边飘动，一会朝那边飘动，飘过监狱的高墙。她看见风儿卷起尘土，卷着它猛烈地旋转着扫荡过院子。每个人——那些卫兵、囚犯、孩子和玛丽雅姆——都降低脑袋，抬起手臂挡在面前，但却挡不住尘土。风儿把尘土吹进他们的耳道和鼻孔之中，吹落在他们的睫毛之上，吹进他们的嘴巴之内。只有到了黄昏，风儿才会平息。如果夜里刮起和风，它会轻柔地吹拂着，好像为了弥补它的同胞白天的过错一样。
玛丽雅姆在瓦拉雅特的最后一日，娜格赫玛给了她一个桔子。她把桔子放在玛丽雅姆的手中，让她的手指握紧它。然后她的泪水夺眶而出。
“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她说。
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玛丽雅姆在铁窗旁边看着外面的囚犯。有人在煮牛肉，一股带着孜然香味的炊烟和热气从窗口飘进来。玛丽雅姆能看见几个孩子在玩蒙眼睛游戏。两个小女孩唱着一首歌，玛丽雅姆记得她小时候听过，记得当时她和扎里勒坐在溪边的石头上钓鱼，他唱了这首歌给她听：
最后那个晚上，玛丽雅姆做了一些并不连贯的梦。她梦见一些石头，总共十一块，排成一列。扎里勒又变得年轻了，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下巴笑出一道缝，身上有几块汗渍，外套甩在肩膀上；他终于开着那辆闪亮的别克路王轿车来接走他的女儿了。法苏拉赫毛拉转动念珠，和她一起沿着山溪走，他们两人的影子滑过水面，滑过长满青草的溪岸，溪岸上散落着一些蓝紫色的野生鸢尾花，在梦中，它们发出丁香的芬芳。玛丽雅姆还梦到娜娜站在泥屋的门口，用听起来微弱而遥远的声音呼唤她回家吃晚饭；而她则在一片凉爽的杂草丛中玩耍，那儿有慢慢爬行的蚂蚁、匆匆移动的甲虫和到处跳来跳去的蚱蜢。有人费劲地推着一辆独轮车沿着泥路上山，发出辘辘的声音。牛脖子上的铜铃叮当、叮当响。绵羊在山坡上咩咩叫。
前往迦兹体育馆的路上，每当卡车避开坑洞或者车轮压上石块，车斗上的玛丽雅姆就会颠簸起来。她的尾骨被簸得发痛。一个持枪的年轻塔利班坐在对面监视她。
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很友好，他眼眶很深，眼神明亮，下巴稍微有点尖，指甲乌黑的食指不停地敲打着卡车的车斗。玛丽雅姆寻思行刑的人是不是他。
“你饿了吗，阿姨？”他说。
玛丽雅姆摇摇头。
“我有一块饼干。它很好吃。如果你饿了，你可以吃掉它。我不介意。”
“不用了，谢谢你，小兄弟。”
他点头，和蔼地看着她。“阿姨，你害怕吗？”
她喉咙哽住了。玛丽雅姆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了真话。“是的。我非常害怕。”
“我有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他当过自行车修理工，我只知道这一点。但我不记得他走路的样子，你知道吗，也不记得他笑起来的样子或者他的声音。”他望向别处，然后又看着玛丽雅姆。“我母亲过去经常说他是她见过的最勇敢的男人。就像一头狮子，她说。但她跟我说，共产党把他带走的那一天，他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我跟你说这些话，是想让你知道害怕是正常的反应。你不用为此觉得羞愧，阿姨。”
玛丽雅姆哭了起来，那天第一次。
上千双眼睛盯着她看。露天看台人头涌动，人们为了看得清楚一点而伸直了脖子。有人啪嗒着舌头。当玛丽雅姆被人从卡车上扶下来时，一阵窃窃私语掠过整个体育馆。扬声器宣布了她的罪名，玛丽雅姆想像人们摇晃着脑袋。但她没有抬起头来看他们摇头时究竟是带着反对还是仁慈、谴责或是怜悯。玛丽雅姆不去看所有这些人。
那天早晨，玛丽雅姆曾害怕自己会出丑，害怕她会不顾一切地哀求哭喊。她担心自己可能会尖叫、呕吐甚至屎尿直流；也担心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动物本能或身体痛楚会背叛她。但当她被迫走下卡车的时候，玛丽雅姆的双腿没有变软。她的手臂没有挥舞。她无需被人拖下车。当察觉到自己站不稳的时候，她想起了察尔迈伊。她夺走了察尔迈伊生命中的爱，父亲的失踪将会给他今后的日子蒙上一层忧伤的阴影。然后玛丽雅姆的步伐变得坚定起来，不用别人扶着也能走路。
一个持枪的人走过来，让她走到南边的足球门柱。玛丽雅姆能察觉到人们在期待中变得紧张。她没有抬起头。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看着她的影子和跟随着它的刽子手的影子。
虽然也曾有过美好的时刻，玛丽雅姆知道她的日子大部分过得不好。但当她走过人生这最后二十步的路程时，她忍不住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一点。她希望能够再次看见莱拉，希望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在星光点点的夜空下，再次和她坐下来喝一壶茶、吃几块饼干。她将不会看到阿兹莎长大成人，将看不到她会出落成一个何等漂亮的少女，将不会给她的双手涂上指甲花、在她的婚礼上分发喜糖；想起这些，她感到悲哀。她将不会陪阿兹莎的孩子玩耍。如果能够成为一个老人，陪伴阿兹莎的孩子，她将会非常乐意。
到了门柱旁边，她身后那人让她停下来。玛丽雅姆站住了。透过布卡的面罩，她看见他手臂的影子举起了冲锋枪的影子。
在这最后一刻，玛丽雅姆燃起了这么多希望。然而，当她闭上双眼，她心中再也没有懊悔，而是充满了一阵安宁的感觉。她想到她进入这个世界的身份，一个低贱的乡下人所生的哈拉米，一件人们不想要的东西，一次可怜的、后悔莫及的事故。一棵杂草。然而，当她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是一个付出了爱也得到了爱的女人。她以朋友、同伴、监护人的身份离开这个世界。以母亲的身份。她终究成了别人眼中的重要人物。不。这样死去并不算糟糕，玛丽雅姆想。不算太糟糕。对于一段开头不合法的人生来说，这是一个合法的结局。
玛丽雅姆最后想到的是上的几句经文，她默默地在心中念诵：
“跪下。”那个塔利班说。
真主啊！宽恕我，怜悯我，因为你是最为慈悲的。
“跪在这里，夫人。头朝下。”
玛丽雅姆最后一次听从了别人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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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39章。</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