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梦想、恐怖与偶像崇拜（上）
历史向我们表明，男人一向握有全部的具体权力。早在父权社会伊始，他们就意识到，最好是让女人处于依附地位；他们制定法典来对付她，于是她被规定为他老。这种安排符合男性的经济利益，也和他们的本体论的道德主张一致。只要主体想坚持自己的权利，他者——她限制并否定他——对他就仍是必要的：他只有通过他所不是的、有别于他自身的那个现实，才能实现他自己。这就是男人的生活永远不丰富与平静的原因。它是欠缺，是活动，也是斗争。人与大自然的冲突在他面前展开，他对大自然有某种支配力，他努力按自己的愿望去塑造它。但大自然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它要么只是一个全无人格的对立面，是一种障碍，始终是个陌生物；要么被动地服从人的意志，允许同化，于是他只有通过消耗它，即通过破坏它，才可以占有它。他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单独的。他捏一块石头时是单独的，吞食一个果实时也是单独的。不会有地者存在，除非这个他者也是在自身中共为自身存在：这就是说，真正的相异性——他性——是这样一种意识的相异性：它既分离于自我意识，又大体上认同于自我意识。
正是其他男人的生存把每个男人从他的内在性中猛拖出来，使他能够实现他存在的真实性，并通过超越，通过逃往某个目标，通过进取实现他自己。但这种不属于我的自由，在保障我的自由时，也与其相冲突。由于存在着人的不幸意识之悲剧，每一个分离的有意识的人，都渴望将自己单独树为主权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想把他者贬为奴隶，以实现他自己。而奴隶，尽管劳动和恐惧，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他自己是主要者；而且，由于辩证的颠倒，主人反而成为次要者。若每个人都能够坦率地承认他者，将自己和他者相互看成既是客体又是主体，那么超越这种冲突便会成为可能。但友谊和慷慨——实际上它们只允许对自由人作出这样的承认——并非是唾手可得的美德；它们无疑是男人的最高成就，通过这一成就，他也许能在他的真实本性中被发现。但这种真实本性是一种不断开始、不断取消的斗争的本性；它要男人每时每刻都去打破自己创下的纪录。我们不妨换个方式说，如果放弃了纯粹存在（merebeing），因而承担起一个生存者的职责，男人便会得到一种真正的道德态度；通过这一转变，他也放弃了一切占有，因为占有是追求纯粹存在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借以取得真正智慧的这种转变从未完成过，它必然要永远不停地进行下去，它需要一种永恒的紧张。所以，由于男人全然不能孤立地实现他自己，他在与伙伴的关系中一直处于危险的境地，他的生活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成败未卜。
但是，他并不喜欢困难，他害怕危险。他矛盾地既渴望着生活又渴望着安宁；既渴望着生存又渴望着存在。他完全懂得，“精神烦恼”是发展的代价，他同目标的距离是他趋近于自己的代价。然而他又在梦想不安宁中的安宁，梦想令人费解的但又仍被赋予意识的充实。这一梦想的化身正是女人。她是男人想得到的，在自然、陌生者与和他如同一人的同类之间的中介。她反对他的方式，既不是自然那种有敌意的沉默，也不是对相互关系的苛求。虽然她因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而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在肉体上占有她看来也是可能的。多亏了她，才有一种逃避主奴间无情辩证关系的方法，这一关系源于自由人之间的相互性。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不存在自由女人受男性奴役的现象，甚至也不存在基于性别的等级。把女人只看成奴隶是错误的；的确，在奴隶当中有女人，但自由女人——有宗教和社会尊严的女人——也始终是存在的。她们承认男人有主权，而男人未感到有造反的威胁，未感到可能反过来将他也变成一个客体。于是，女人仿佛是一个根本不想成为主要者的次要者，是一个绝对的他者，对女人来说无相互性可言。这种信条对男性十分可贵，为每一种创世神话所表达。其中创世说通过基督教，一直在西方文明保持着活力。夏娃不是和那个男人同时创造的。造出她时既不是用别的物质，也不是用造亚当时用的泥土：她取自第一个男人的肋骨。连她的出世也不是独立的，上帝不是一时冲动为了她自己造出了她，而是为了直接受她的崇拜并以此作为回报造出了她。她被上帝派到男人那里；上帝把她踢给亚当是为了使亚当免于孤独，她的起源和她的目的均在她的配偶那里。她是他的补充，和次要者相似。于是她以有特权的猎物面目出现。她是被抬举为有透明意识的自然；她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秉性顺从。因而男人常寄予文人以奇特的希望：他希望在肉体上占有一个人，以把自己实现为人，但同时通过这个自由人的驯服，又可以证实他的自由感。任何男人都不愿做女人，但所有的男人都需要女人存在。“感谢上帝创造了女人”，“大自然是仁慈的，因为它把女人赐予了男人”。在这类措辞中，男人一再以天真傲慢的态度宣称，他在这个世界的出现是个必然事实，是一种权利，而女人的出现则是个完全仍然的一一旦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件。虽然女人是他者，但她同时也是对存在（being）的一种充实，这种充实与男人自身所感到的那种生存形成鲜明对比。他者，由于是主体心目中的客体，被看成自在，因而被看成是一种存在（bet吧）。在女人身上明确体现了生存者内心中的需要，男人希望在经由她去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达到自我实现。
然而，对男人来说，女人不是他者的唯一化身，她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并不总是同等重要，也存在着她被其他偶像搞得黯然失色的历史阶段。当城邦或国家吞没公民时，公民不可能再去专注于他个人的命运。由于献身于国家，斯巴达女人的地位在其他希腊女人之上。但实际上，她没有被任何男性梦想所美化。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不论他是拿破仑，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排除了其他一切狂热崇拜。在军事独裁时期，在权权制度下，女人不再是一个特权客体。可以理解，在公民对生活意义并非深信不疑的富裕国家，女人应当被神化，美国便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人人平等，它现在和将来都不允许任何类别的人成为客体或偶像；在马克思宣布的真正民主社会当中，未给他者留下任何位置。然而，男人极少完全符合他们所选定的好战的和守纪律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是些个人，女人在他们心目中保持着特殊价值。我看过德国士兵写给法国妓女的信。信中不顾纳粹主义，仍朴实地坚持处女纯洁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共产主义作家，如法国的阿拉贡（Amp）和意大利的维多里尼（Vittorini），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把女人摆到首位，不论是情妇还是母亲。也许女人神话有一天会消声匿迹，女人越坚持自己是人，他者的不可思议特性就越会从她们身上消失。但今天它仍存在于每一个男人的内心深处。
一个神话总含有一个主体，他把自己的希望与恐惧投射到超越的天空。女人未将自己树为主体，所以也没有创造过反映她们设计的男性神话。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或诗歌：她们仍要通过男人的梦想去梦想。男性创造的众神就是她们要崇拜的众神。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男人塑造了伟大的男性形象：赫丘力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帕西发尔（Pareifal）。在这些英雄的命运中，女人只扮演次要角色。无疑，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也会碰到他的传统形象：父亲，诱奸者，丈夫，嫉妒的情夫，好儿子，任性的儿子。但这些形象全是男人树立的，而且它们缺乏神话的尊严，简直是迂腐的。女人则完全由她同男人的关系来限定。两种类别（男性与女性）的不对称性表现在性神话的单向形式中。我们有时用“性”来称呼女人；她是肉体，是他的快乐与危险。男人对于女人也是肉体，不过这一事实从未宣布过，因为无人宣布。和世界本身一样，代表世界也是男人的工作。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去描绘它，并将这种观点混同于绝对真理。
描述一种神话总是困难的，对它不可能加以把握成全面认识。它萦回脑际，无固定形式。神话是如此多样，如此矛盾，以至从一开始就看不出它有统一之处：大利技（Delilahena）（2）──一女人是夏娃又是圣母玛丽亚。她是偶像，仆人，生命之源，黑暗的力量；她是庄严沉默的真理，她是要手腕者、饶舌者和谬误；她是治疗者和巫师；她是男人的猎物，他的毁灭者；她是他所不能成为的而又渴望的一切，是他的否定和他的存在理由。
克尔消郭尔（h办船用d）在他的性命之途诸阶段卿说：“做女人是一件十分奇怪、十分令人困惑、十分复杂的事情，以至无一个单独属性能近乎表现做女人是怎么回事；而人们喜欢用的那些复合属性又是如此矛盾，以至只有女人才能容忍做一个女人。”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积极地将女人看成她自以为所是的那种形象，而是因为消极地将她看成男人以为她所是的那种形象。即便女人不是唯一的他者，她实际上也还是一直被规定为他者。而她的含糊性正是他者这一概念的含糊性：就人的处境被规定为它与他者的关系而言，它也是人的处境的含糊性。正如我已说过的，他者是恶；但由于为善所必需，它也是善。通过它，“我”达到整体；但它也使“我’与整体相分离。它是通往无限的途径，也是衡量“我”的有限本性的尺度。这便是女人未能体现任何稳定概念的原因。通过她，从希望到挫折、从恨到爱、从善到恶、从恶到善的转变在不断地进行着。不论我们可能从哪一方面来考察她，首先碰到的都是这种矛盾。
男人在女人身上所寻求的他者，既是大自然也是他的同类。但我们知道男人心里对大自然有怎样一种矛盾的情感。他剥削它，但它挤榨他；他生于它，却又死于它；它是他的存在（haing）之源，也是他按自己意志所征服的王国；大自然是用粗物制成的、关押灵魂的血管，也是至高的现实；它是偶然性，也是理念；是有限，也是整体；它是违反精神的，也是精神本身。它时而是盟友时而是敌人，仿佛是涌出生命的黑暗沼泽，仿佛是生命本身，仿佛是生命迈向的遥远之处。女人把自然概括为母亲，概括为妻子和理念；这些形式有时是相混的，有时是冲突的，它们每一种都有双重面孔。
男人深深植根于大自然，他和动植物一样是被产生的。他很清楚，他只有活着才能够存在。但从父权制出现以后，生命在他心目中具有了双重特征：它是意识、意志和超越，即是精神；它也是物质、被动性和内在性，即是肉体。埃斯库罗斯、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都宣称，在人世间犹如在奥林匹斯山，真正有创造力的是男性本原：由此产生了形式、数量和运动；谷物的生长和增加得助于得墨忒耳，但谷物之起源及其真实性则在于宙斯女人的生育力被认为只具有被动的性质。她是大地，而男人则是种子；她是水，而他是火。创造往往被认为是水与火的结合；是温暖和潮湿引起了生命体。太阳是大海的丈夫；太阳和火是男神；大海是母性符号组成的、大量存在的最一般概念之一。水被动地接受炽热放射物的授精作用；草地被农夫犁开以后，也是这样被动地在犁沟里接受种子。但它起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抚育着生命的幼芽，保护它，供给它生长用的物质。这就是男人甚至在把大母神废黜以后，仍崇拜生育女神的原因。他因他的收成，他的牛群，他的全部财产，而感激赛比利，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归因于她。他对于水的歌颂不亚于对于火。歌德在《浮士德》的第二部里欢呼：“光荣属于大海！光荣属于环绕圣火的波涛！光荣属于波涛！光荣属于火！光荣属于那奇怪的冒险。”男人也崇拜大地，如布莱克（Blake）所称谓的“主妇般安详的泥土”。一位印度先知劝告他的门徒不要掘地，因为“在耕作时对我们大家的母亲的任何伤害，任何切割或断裂都是一种罪孽……难道我可以手持利刃，刺入我母亲的胸膛？…难道我可以在她身上乱劈乱砍，使她粉身碎骨…我怎敢剪掉我母亲的头发？”在印度中部，拜迪亚人（t．F）在他的一首赞美诗中提到：“大地，你是我们的姐妹，我们的母亲；作用盛开的花朵，茵茵的青草守护着我们，照料着我们，结出各种各样的果实。”米什莱在阿克基泥浴时高喊：“亲爱的万物之母，我们是一体的！我来之于你，归之于你！…”在渴望生命战胜精神的活力论浪漫主义全盛时期，情况也是如此。土地和女人的不可思议的繁殖力，在当时似乎比男人的人为作用更加令人惊叹；于是男人梦想重新完全置身于母性的庇护之下，以能再度发现他存在（being）的真正根源。母亲是深植于宇宙的、能够汲取其精髓的根茎；她是涌出生命之水的泉源，而这水也是滋补的乳汁，是温暖的春天，是用上和水和成的泥，它富有健身效力入
仅是男人也常常反抗他的肉体状态，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陨落的神：从光明有序的上苍，落入他母亲的混沌黑暗的子宫，这是他的祸根。那火，那他想用以孤芳自赏的纯粹主动的升腾，被女人埋在泥土里。他本来应当是必然的，本来应当和纯粹理念一样，和此者、全体、绝对精神一样。然而他却发现自已被关在能力有限的身体里，被关在他不能选择的时空里；于是他是多余的，无用的，拖泥带水的，可笑的。整个肉体的偶然性，就是他自己的偶然性，他在被遗弃中一，在无法辩解的无用中倍受折磨。她也使他注定要死去。在子宫（它如坟墓一般隐秘封闭）里形成的颤动胶质体，再清楚不过地会招致腐尸，令他不寒而栗。不论生命在何处这样创造出来，其生长和发酵都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仅仅形成于破坏之中。从粘性胚胎所开始的循环，在死亡的腐败中得以完成。由于对无用和死亡感到恐惧，男人也对自己的被产生惊恐万状。他情愿否认自己与动物界有关，杀气腾腾的大自然通过他出生这一事实控制了他。
在原始人当中，分娩被极其严格的禁忌所笼罩。尤其是要把胎盘小心翼翼地烧掉或扔进大海，因为不论是谁占有它都会掌握新生儿的命运。胎儿赖以生长的那种膜状体，是胎儿依附的标志；它一旦毁掉，个体就能够从活体粘状物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自主的人。分娩的不洁被归咎于母亲。利本记及一切古代圣典都强迫女人分娩后行法身利。在许多农村，洗礼仪式（产后感恩）延续了这一传统。我们知道，小孩子、少女和男人在看到孕妇隆起的腹部和胸部时，都情不自禁地感到尴尬，这种尴尬常以嘲笑为掩饰。在博物馆，好奇的目光以一种病态的兴趣，紧紧盯住蜡制的胎儿和浸泡着的胎儿，这种兴趣和他们看到荒坟时是一样的。尽管社会洒下了尊重，怀孕功能也还是引起天生的反感。如果小男孩幼年时在感觉上依恋母亲的肉体，那么当他长大，变得社会化并注意低的个体存在时，这个肉体则会让他感到恐惧。．他将抹煞它的存在，认为他母亲只是一个精神上的人。如果他急于相信她的纯洁和忠实，那不是因为情爱的嫉妒，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把她渗成一个肉体。如果青少年和同伴散步时偶尔遇见他的母亲，他的姐妹，他的任何女性亲属，那么他也会感到尴尬和羞愧：因为她们的出现，让他回到了他想摆脱的内在性三国，暴露了他想挣脱的根基。小男孩在母亲吻他和哄骗他时表现出的愤怒，也有这种含义；他不承认自己和家庭、母亲、母亲的胸部有关系。他很想如雅典挪那样充分发育、全部武装和刀枪不入地跃入世界。曾被怀在腹中和后来生为婴儿，是威胁他命运的祸根，是站派地存在的不洁，也是对他死亡的预告。对生的迷信始终和对死的迷信相联系。地母神吞食了自己孩子的尸骨。她们是编织人类命运的女人——帕耳开和摩伊赖。但也是她们割断了这些线。最流行的说法是，死神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哀悼死者，是因为死亡是她们的成果。
所以女人一母亲之神有一到黑暗的面孔：她是空灵，万物从那里来，又总有一天要回到那里去；她是虚无。在这漫漫的长夜里，白昼揭示出的世界多重面目被泥在了一起；这是被物质所民限的一般性与浑浊性的精神之长夜，沉睡与虚无之长夜。这是大海深处之长夜：女人就是那昔日令航海者胆战心惊的阴暗的海妖；这是地球内部之长夜。男人害怕这长夜，因为它是生育力的另一面，使他面临被吞没的威胁。他向往天空，向往阳光，向往明媚的顶峰，向往蓝天那纯粹的清冷。而他脚下却是潮湿、温暖、阴暗，想把他拖下去的深渊。在许多传说我们的确看到，当主人公重新落入母性黑暗——洞穴、深渊和地狱时，他便永远地消失了。
但是，这时矛盾又在起作用：如果生与死永远相联，那么死与生育力也始终有关。令人憎恶的死似乎是一次新生，于是又受到赞美。死去的英雄每年春天被救活，如俄赛里斯（OSiris）；他通过新生获得再生。荣格（Jmp）在《里比多的变态》一书中说，男人的最大希望“是死亡的黑暗之海能够变成生命之海，死亡及其冰冷的拥抱能够变成母亲般温暖的拥抱，像大洋那样，虽然吞没了太阳，却又在深处将它托出。”许多神话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太阳神葬身于大洋，又令人困惑地出现。男人不但希望活着，而且渴望安宁、长眠和虚无。他不希望自己能不朽，所以他可以学会热爱死亡。尼采写道：“无机物就是母亲的胸膛，摆脱生命就是再度变为真实，就是达到完美。不论谁要认识这个问题都应当懂得，重返无感觉的尘埃是一种快活。”乔史通过一位长生不死的老者之口这样祈祷：“日日夜夜，我用我的棍故敲打着大地，我母亲的门槛，我喊道：啊，亲爱的母亲，让我进来吧！
男人很愿意证实他的个体生存，骄傲地依靠他的“本质差别”，但他也希望能突破自我的屏障，与水和夜，与虚无，与整体融为一体。女人把男人判为有限，但她也使他可以超出自己的有限。所以她的魔力是模棱两可的。
在一切文明中，女人直到今天仍让男人感到恐怖：这是他对自己肉体的偶然性所感到的恐怖，他从她身上看到了这种偶然性。青春期以前的小女孩没有威胁，她不为禁忌所限，也无神圣的特质。在许多原始社会，她的性别仿佛是清白的：年幼时允许男女孩子玩性游戏。但一到女人可以生殖时，她便是不洁的了，严格的禁忌包围了行经的女性。利未记对隔离和洁身做了详细的规定，许多原始社会也有类似惯例。在母权社会，月经魔力是矛盾的：月经可能扰乱社会活动，毁坏庄稼，但也可以用于媚药。甚至今天某些印第安人还把一块在经血里浸泡过的织物放到船头上，防止河妖出现。但是父权时代以后，则认为女性月经只有恶的魔力。普林尼说，行经的女人毁坏了庄稼，破坏了花园，杀死了蜜蜂，等等；如果她碰葡萄酒，这酒就会变成醋；如果摸牛奶，牛奶就会变酸，如此等等。英国古代有一位诗人在诗中也表达了这种看法：
啊，流着经血的女人啊，你是恶魔，
世间万物都会与你隔开以免受害！
这种信念以巨大力量延续到近代。1878年，《英国医学杂志》公然宣称：“肉一经行经女人触摸便会腐败，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并列举了个人观察的实例。本世纪初，法国北部有条规定，不许“带来祸害的”女人进糠厂，否则糖就会变黑。这些观念在农村一直很顽固。农村的厨师全都知道，若女人在旁边，蛋黄酱就会做不成。有些乡下人认为，如果女人在旁边，苹果酒就不会发酵，另一些人则认为腊肉就会脆不成并变坏。少数似是而非的报告，也许会给这种信念提供点证据。但是显然，从这一信念的重要性和普遍性来看，它必定有一种迷信的神秘起源。这里的确有一种对血的反应，它比一般更大然而同样是神圣的。但经血有其独特性，它代表女性本质。所以若被人滥用，它恐怕会给女人本身带来伤害。列维．斯特劳斯说，在查戈人当中，女孩子受到警告，不要让任何人发觉来月经的任何迹象；衣物必须藏好，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凶兆。利本记把月经比做淋病，而维尼（Vigny）则把不洁概念与疾病概念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女人，病儿和十二倍的不洁”。
女人的月经周期奇怪地与月亮运行周期一致，于是月亮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反复无常的。女人是那使行星和太阳正常运行的可怕机器的一部分，她是宇宙能的猎物，而宇宙能在主宰着星辰与潮汐的命运，男人必须忍受它令人不安的辐射。但经血也应介于生命和物质之间，尤其对有机物有影响：使奶制品变酸，肉类变坏，引起发酵和分解。这不是由于它是血，而是由于它流自生殖器。人们并未认识到它的确切功能，但已认识到它和生命繁殖有密切联系：古人不知道有卵巢存在，甚至把月经看做精子的补充。经血的确末使女人不洁，宁可说它是她不洁的标志。女人生育力在男人那里引起的恐怖，通过经血表现出来。
不准和处在月经不洁中的女人发生各种性关系，是最严格的禁忌之一。在各种文化中，冒犯者本人被认为在某个经期是不洁的，或者为了赎罪要过严格的苦行生活。人们认为，男性的精力与活力可能会由于女性本原处于力量顶峰而被破坏。男人隐隐感到，在他占有的女人身上看到母亲的可怕本质是令人厌恶的，他决意把女性的这两个方面分开。于是普遍产生了禁止乱伦的法律，它表现为对异族通婚的规定或较为近代的形式。这是男人在她特别热衷于自己的生殖角色时——月经期、孕期和哺乳期h向于避开她的原因。恋母情绪（对它应重新加以解释）并不否认这种态度，反而含有这层意思。只要女人代表世界的以及模糊的有机发育的隐隐根源，男人就会在她面前处于守势。
不过也正是借助于这个幌子，女人才使她的群体既能脱离宇宙和众神，又能继续与其保持联系。今天她在贝都因人和易洛魁人那里仍然在保障着田地的肥沃。在古希腊，她能听到地下的声音，听懂风和树的语言：她是皮提亚（h讪，女巫，女预言家；死者和众神借她之口讲话。她至今仍保持着这种预言的魔力：她是神婆、看手相者、扑克算命者和千里眼，她是有灵感的人；她能知道人们想说出的愿望，她能看到幽灵。当男人感到需要重新置身于动植物生活，如安泰为恢复体力而触摸大地，他们就会求助于女人。在希腊和罗马的理性主义文明中，对地狱的崇拜始终存在。这些崇拜与正式的宗教生活一般相去甚远，如在埃莱夫西斯（Eleusis），最后甚至具有神秘仪式的形式：它们的含义和崇拜太阳的含义相反。在对太阳的崇拜中，男人坚持自己的独立的、精神性的意愿。但这两种崇拜也是互补的。男人试图通过狂喜来摆脱孤独：这是神秘仪式、酒神节狂欢、酒神崇拜者的结果与目的。在一个重新被男性征服的世界上，是一位男神，狄俄尼索斯（DIOnysis），篡夺了伊西塔的。阿斯塔尔忒的无节制和木可思议的权力；但她们仍是围着他的偶像纵情狂欢的女人：疯狂的女人、酒神的女祭司和崇拜酒神的女人，使男人处于神圣的醉态，处于祭神的疯狂激动。宗教娼妓也在扮演相似角色：这是一个释放而又疏导生育魔力的问题。今日民间节目仍以纵欲为特征。女人在这里不仅是一个给人以快感的客体，也是达到狂妄自大、放荡不羁状态的工具，而个体在这种状态中超越了自我的界限。G·巴塔耶写道：“一个人在走火火魔的、悲剧性的、‘盲目惊叹’的自我当中所深深占有的东西，除非在床上，不会在任何地方重新找到。”
在发泄性欲时，男人抱着他的爱人，想陶醉于她肉体的无限神秘之中。但我们已经看到，另一方面，他的正常性欲倾向于割断母亲同妻子的联系。他对生命的神秘魔力感到厌恶，而他自己的生命却是用大地的芳香可口的果实养育成的，这些果实给他带来了快活。他希望把它们当成他自己的；他渴望维纳斯重现于大海。父权社会第一次把女人揭示为妻子，因为最高创造者是男性。在做人类的母亲以前，夏娃是亚当的伙伴。她被赐予男人，于是他可以占有她，使她受精，就像他拥有土地并使它肥沃那样。通过它，他让整个自然成为他的王国。男人在性行为中所追求的，不只是一种主观的短暂快感，他还希望征服、获取和占有。拥有女人就是去征服她。他插入她的体内，犹如犁头插入犁沟。他甚至在占有并耕作土地时就占有了她；他劳动，他栽培，他播种：这些形象和书写一样古老。从古到今可以举出数以千计的例子：“女人似田地，男人如种子”，摩奴法典说。在安德烈·马松（AntheMasson）的一幅画中，有个手拿铁铲的男人，在女人阴户状的花园里挖地。女人是丈夫的猎物，为他所占有。
男性在恐惧与欲望之间，在担心受无法制约力量的支配与希望战胜这种力量之间犹豫不决。这种犹豫十分明显地反映在处女神话当中。由于时而为男性所恐惧，时而为他所渴望乃至需要，处女似乎是女性神秘的最完美形式。因而她既是它的十分令人不安的表现，也是它的令人神迷的表现。男人是否要妻子在嫁给他时是处女，这要随他是否认为自己能够征服这种合围力量而定。在女人大权在握的原始社会，支配着他的是恐惧，让女人在新婚之夜以前失去处女贞操是适当的。马可·波罗在谈到藏人时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希望娶一个身为处女的姑娘为妻。”这种拒绝有时可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男人不愿意要一个还不曾引起男性欲望的妻子。阿拉伯地理学家埃尔·贝克里（EIBedri）提到斯拉夫人时说，“若一个男人结婚时发现妻子是一个处女，就会对她说：‘要是你有一点儿可取之处，男人就会向你求爱，你的处女贞操就会被人夺走。’于是他把她赶出家门，将她遗弃。”甚至还据说，有些原始人只同已做了母亲从而证明有生育力的女人结婚。
但是，这些广为流传的迫使处女失去贞操的习俗，它们所基于的真正动机，却是神秘的。有些人想像，阴道里有一条蛇，它在处女膜刚破时会把丈夫咬住。有些人则把可怕的魔力归咎于阴道里流出来的血，这血与经血有关，同样可以摧毁男人的生殖力。这类想像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女性本原未经损害时更有力量，更具威胁性。
有些实例没有提出让处女失去贞操的问题。例如在马林诺夫斯基则所描述的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岛民当中，女孩子根本就不是处女，因为从幼年就允许她们玩性游戏。在某些文化中，母亲、姐姐或一些已婚女人有条不紊地破坏少女的贞操，于她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在扩大她的阴道口。另外，破坏处女贞操也可能在青春期进行，女人用木棍、骨头或石头捅破处女膜，不过这只被视为是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在其他部落，女孩子在青春期受到野蛮的启蒙：男人把她拖到村外，以强奸或物件夺取她的处女贞操。一种常见的礼仪是，把处女赐予过路的陌生人——不论是认为陌生人对只威胁该部落男性的超自然力满不在乎，还是认为何种魔鬼将在陌生人面前被释放出来。祭司，或医师、酋长、族长，在新婚前一夜夺走新娘的处女贞操，更是司空见惯的。在马拉巴尔海岸，婆罗门教徒就负有这种义务。听说他们在履行这种义务时没有快感，所以要求有很高的报酬。众所周知，所有圣物对俗众都是有威胁的，但被奉为神圣的人都完全可以触摸它们。因而可以理解，祭司和部落首领能够征服丈夫必须加以防范的邪恶力量。在罗马，这一习俗残留下来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让未婚妻坐在普里阿普斯（Naplls）石像的阴茎上；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达到双重目的，即增强她的生育力和吸收她身上所携带的两种有魔力的（因而也是邪恶的）液体。丈夫可以用一种不尽相同方式来保护自己：他自己去破坏处女的贞操，但这要在礼仪中进行，以使他在日后关键时刻不受伤害。例如，他可以当着全村人的面，用木棍或骨头来做这件事。在萨摩亚，他用裹着白布的手指捅破处女膜，然后把这带血的布撕成碎片，分给在场的人。或者也可能允许丈夫以正常方式破坏妻子的处女贞操，但3天内不能在她体内射精，这样生殖微生物便不会被处女膜破裂时流出来的血所玷污。
由于得到重新评价（这一评价在宗教领域是经典的），在不那么原始的社会，阴道里流出来的血成为一种吉祥的象征。在法国，有些村落仍保持着新婚后第二天早晨在亲友面前展示有血迹的床单这一习俗。在父权社会，男人成为女人的主人，而野兽和未被征服的自然力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对于可以将其驯服并且拥有它的人来说，也就成为很有价值的特性。男人把野马的奔放激情，把电闪雷鸣，把飞流直下的瀑布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变成了通往幸福的手段。所以他希望原封不动地占有女人的所有财富。在少女必须保持贞操的强制性要求中，无疑有合理动机在起作用：和妻子的贞洁一样，未婚妻的清白也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如此，父亲以后才不会冒着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他人的孩子的风险。但是在男人把妻子看成他个人的财产时，对处女的要求还有更直接的理由。首先，积极实现占有观念是永远不可能的；的确，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拥有任何一个物或任何一个人，于是他便想以消极方式确立所有制。坚持某物归他所有的最可靠方式，是阻止别人使用它。在男人看来，没有什么比从未属于过任何人的东西更值得向往的了：所以征服仿佛是唯一的、绝对的事情。处女地永远令探险者人迷；由于想攀登天人攀登过的顶峰，甚至由于仅仅想开辟一条向上攀登的新径，每年都有登山者丢掉了性命。好奇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下到尚未查明的地下洞穴的深处。男人已使用的物品成为一种工具，它被割断了与自然的联系，失去了十分深刻的性质：在奔腾不息的洪流中，比在常见的泉水中有更大的希望。
处女的身体有一股僻远山泉般的清新，一副欲放蓓蕾般的娇容，一种太阳永远照不到的珍珠般的光泽。洞穴、神殿、神秘的花园——男人如孩子一般都深深地迷信于那些还不为人所知的。封闭的、幽暗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在等待着奉送：他应当单独去获取、插入的地方，好像的确是他创造的。而且，所有欲望的追求目标之一，便是耗尽这个被渴望的客体，这含有破坏的意味。和让处女膜完好无损的插入相比，男人破处女膜时对女性身体的占有更为直接。他以破坏处女贞操这一必然行为，把那个身体毫不含糊地变成了被动客体，证实了他对它的获取。这种观念清楚表现在骑士传说中。骑上艰难地穿过丛生的荆棘，要去摘下一校至今尚未飘逸芳香的玫瑰；他不但找到了它，而且毁了它的根；正是在那时他才把它归为己有。这一形象是如此清晰，以至在大众语言中，从女人那里“采花”就是指夺走她的处女贞操。这种表达方式当然是“defindion”这个词的起源。
但是，处女性只有和青春相联系才具有这种性的吸引力，否则它的神秘性又会令人不安。今天，许多男人对老处女深感性的厌恶。人们认为，不只是心理原因使“老处女”变成自私的、遭人怨恨的女性。祸根在于她们的肉体本身。这个肉体是不为任何主体而存在的客体，任何男人的欲望都不曾指向它；虽然它已花开花落，却未在男人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它离开了自身的适当目标，变成了一个怪物，和无法与其沟通思想的疯子一样令人心烦。在说到一个40岁时仍很漂亮、但也许是个处女的女人时，我听到一个男人粗鲁地说：“‘她心里肯定布满了蜘蛛网。”的确，地下室和顶楼，若不再有人问津便毫无用途，就会充满不适当的神秘，幽灵就很可能常去光顾。若是房子被人遗弃，也会成为幽灵的住所。除非将女性的处女贞操奉献给一位神，否则人们就很容易认为它含有某种与魔鬼联姻的意思。未被男子征服的处女，以及摆脱男人控制的老妇人，更容易被人视为女巫。因为女人的命运就是受另一个人的奴役，她若是逃避了男人的支配，就要准备接受魔鬼的支配。
在举行夺取处女贞操的礼仪从而摆脱了恶魔的支配以后，或在彻底清除了她的处女性以后，看样子，新婚妻子就完全有可能成为非常令人称心如意的猎物。丈夫拥抱她时，他要占有的是生命的全部财富。她是大地上的全部动物和植物；是瞪羚和雌鹿，是百合和玫瑰，是毛茸茸的桃子和香气扑鼻的浆果；是宝石和珍珠蚌，是玛瑙、珍珠和丝绸；是蓝天、清爽的泉水、空气、火焰、陆地和大海。东方和西方的诗人都把女人身体比做鲜花、果实和小鸟。而且，从古代的、中世纪的和近代的作品中，我们信手拈来的东西准会汇成一本内容丰富的集子。有谁会不知道《雅歌》呢？歌中情夫对情妇说：
你的眼睛似鸽子……
你的头发如一群山羊……
你的牙齿像一群剪了毛的绵羊……
你的鬓角宛如石榴……
你的双乳恰似两头小鹿……
蜜汁和奶水从你口中流出……
在《神秘的岁月》中，安德烈·布勒东也进行了这永恒的赞美：“在梅留辛第二声啼哭那一刻：她从她细长的腿腰跳了出来，她的肚子是八月所有的麦子，她的躯干如爆竹一般从弯曲的腰部进出火花，形似燕子的双翼；她的双乳是刚会叫时就被捉住的小貂，它们那燃烧着的嘴，犹如炽热的火炭，灿灿的光辉令人眼花缭乱。而她的双臂是溪流的双胞胎，在歌唱，在飘逸着芳香……”
男人在女人身上重新发现了明亮的星星，梦幻般的月亮，太阳的光明和洞穴的黑暗。反过来，灌木丛中的野花，美丽花园里的玫瑰也是女人。山林水泽中的仙女，楚楚动人的海妖和小妖，常出没于田野、树林、江湖、大海以及荒原之中。没有一种理论能像泛灵论这样深入人心。对于水手，大海是一个女人，它危险，背信弃义，难以征服；但他对努力降服它借有希望。那难以就范的、处女般的、险恶的、傲然耸立的大山，对于拼命想攀登上去的登山者来说也是一个女人。人们有时坚持说，这些比喻揭示了性的升华。但宁可说它们表现了与性本身同样重要的女人同自然力的密切关系。男人期望，通过占有一个女人，能够获得有别于满足本能欲望的东西：她是一个他借以征服大自然的、有特权的客体。但是其他客体也能起到这种作用。有时男人想从少男身上，重新发现海边的沙滩，柔和的黑夜，忍冬属植物的馨香。但性的插入并不是完成对大地进行物质占有的唯一方式。斯坦贝克（Steinbeck）在他的小说《致未知之神》里描述了一个男人，他选择了一块长满苔踪的岩石做他本人与自然的中介。柯莱特在小说中，写了一位年轻的丈夫，把他的爱集中在一只他特别喜欢的猫身上，因为通过这个又野又柔的动物，他把握了他妻子的过于人化的身体所不能给予他的肉欲世界。和女人一样，大海高山也可以成为他者的完美化身。它们同样在消极地反抗男人，这种难以逆料的反抗同样使他能够实现自我。它们是一个需要加以战胜的不驯服之物，一个需要加以占有的猎物。如果大海和高山是女人，那么女人对于她的情人也同样是大海和高山
但是，不论什么东西以这种方式来充当男人与世界的中介，都没有把它送给任何一个女人。男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发现他的伙伴的性器官是他自己性器官的补充。她还必须是生命开出的神奇之花的化身，同时又要将其若明若暗的神秘之处隐匿起来。首先她要年轻健康，因为他压在所怀抱的一个活人的身上时，只有忘却死亡永驻于生命，才可以对她感到陶醉。而且他还要求得更多：即他的爱人必须美丽。女性美的理想千变万化，但某些要求也是永恒的。首先，既然女人注定要被占有，她的身体就必须表现出客体所特有的惰性与被动性。男性美是身体对活动的适应，是力量、敏捷和灵活。赋予肉体以活力的超越现象，决不应当重现于肉体本身。只有在斯巴达、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那样的社会，女性理想才是对称的。那些社会把女人派给国家，而不是派给个人；把她专一地看做母亲，未给性冲动留下任何位置。
但是，一旦把女人作为男人的财产移交给他，他就会要求她纯粹为了肉体本身代表肉体。她的身体不是被看做主观人格的放射，而是被看做深陷于内在性的一个物：这样一个身体是不会和世界其余部分有关系的，不必对有别于自身的事物怀有希望：它应当结束它所唤起的欲望。这种要求的最质朴形式，表现在霍屯督人（ttentot）对于臀部肥突的维纳斯的理想中，因为屁股是身体神经最少的部位，那里的肉体是无目的的证据。东方人对于肥臀大乳女人的爱好也有类似性质。他们喜欢让这种可笑的脂肪大量增生，它的活力不靠任何设计，除纯粹存在没有任何含义。即便是在对肉欲较为敏感、具有礼节与和谐之观念的文明社会，乳房和屁股也还是讨人喜欢的部位，因为它们的风韵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习俗和时尚常致力于割断女性身体与任何可能的超越的联系：裹足的中国女人步履艰难，好莱坞明星的优美指甲使她们的手不能活动自如；高跟鞋、胸衣、裙撑、鲸骨衬箍和有衬架的裙子，与其说是为了突出女性身体的曲线美，不如说是为了增加它的无能。女人的身体，由于胖得成了累赘，或相反，瘦得弱不禁风，由于被不方便的穿戴及繁文得节搞得麻木不仁，于是在男人看来，它是他的财产，他的物品。梳装打扮和珠光宝气也加深了表情的这种呆滞，身体的这种僵化。装饰性服饰所起的作用十分复杂，在某些原始人当中它有一种宗教的含义，但更常见的是意味着把女人变成偶像。这是一个有歧义性的偶像！男人希望她是肉体的，她的美能有如鲜花水果之美；但他也希望她是平滑的，坚硬的，固定不变的，能有如鹅卵石一般。装饰物的作用在于，让她更直接地涉足于自然，同时又可以摆脱自然的属性；在于给颤动的生命带来一种对人工雕饰的冰冷紧迫感。
由于她的身体和花朵、裘皮、珠宝、贝壳混在了一起，女人成了植物、豹子、钻石和珍珠母。在她身上散发着百合与玫瑰的芳香。但是羽毛、丝绸、珍珠以及香料也在起着掩饰她肉体与气味的动物原始性的作用。她在嘴和面颊上涂抹化妆品，给它们戴上了十分固定的面罩；她的眼睛周围被深深涂上了黑眼圈和睫毛油，如彩虹一般五光十色；她的头发是辫着的，卷曲着的，整过形的，失去了其令人不安的植物般的神秘性。
经过梳妆打扮的女人，本性仍然存在，但受到约束，人的意志被改造得接近男人的欲望。女人的表现较为称心如意，她的本性在某种意义上既得到较大的发展，又受到较严的限制：“老练的”女人始终是理想的性爱对象。对于自然美的爱好，往往只是老练的一种华而不实的形式。莱米·德·古尔盖希望她的头发能逐渐变形，宛如小溪和草原的自由波浪；但只有做成维罗尼卡·莱克那样的发型，而不是任其蓬乱，人们抚摸它时才有水中波浪和地里庄稼之感。一个女人，越是年轻健康，她那崭新的光彩夺目的身体就越是有永久的新鲜感，就越是不需要人工雕饰。但向男人隐瞒他怀抱中猎物的肉体弱点以及危及它的退化，却永远是必要的。由于他对她的偶然性命运感到恐惧，也由于他认为她是固定不变的、必然的，男人想从女人的面容，从她的身体和四肢找到理想的确切表现。在原始人中，这种理想只是一种大众型的完美理想：一个厚嘴唇、扁鼻梁的种族，造就了一个厚嘴唇、扁鼻梁的维纳斯。在以后的一些时期，对女人采取了较为复杂的审美原则。但一个女人的相貌以及身体各部位的比例越是不自然，她就越是深受到男人的喜爱，因为她似乎摆脱了自然物的兴衰。于是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矛盾境地：男人希望发现女人的本性，但由于他想发现的是理想化的本性，于是他注定要让女人进行人工雕饰。她不但是自然生成的，而且也是非自然生成的。这种情况不仅仅在实行“电烫”的、用发蜡及乳胶发带理好多余头发的文明中存在，在女人戴“口轮”的黑人国度、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
斯威夫特（Swif）在他著名的《西莉亚领》中，痛斥了这种故弄玄虚的做法。他怀着憎恶的心情描述了卖弄风情的女人的随身用品，并不胜厌恶地想起她身体的动物性要求。他的愤慨是很不适当的，因为男人既希望女人是动物和植物，也希望她藏在一种人为的表面下面；既喜欢她出现在大海，也喜欢她出现在时髦裁缝做的衣服之中；既喜欢她的裸体，也喜欢她穿上衣服，裸露于衣服之内——正像他在人性世界发现她时那样。城里的男人寻求女人的动物性；但对于在服兵役的年轻农民来说，妓院也突出了城市的所有魔力。女人是田野和牧场，但也是巴比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