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母亲
女人是在做母亲时，实现她的生理命运的；这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结构，都是为了适应物种永存。但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社会绝不会完全听任自然的摆布。近百年来，生殖功能尤其不再完全受生物学机遇的支配，而是开始处于人类主观意志的控制之下。某些国家已正式采用了科学的避孕法；受天主教影响的国家则是在私下实行：或由男人采用coitusinterruptus［中断性交]，或由女人于性交后把精子清除出身体。这些避孕形式往往是情人们或已婚夫妇之间产生冲突与怨恨的根本原因；男人不喜欢在那欢娱的片刻还非要提防着不可，而女人也讨厌那麻烦的冲洗任务；他抱怨女人的身体生育力太强，而她则害怕男人冒险将生命的种子置入她的体内。当她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结果还是发现自己“被捉住了”时，他们俩都会大惊失色。这种情况在避孕方法尚属原始的国家时有发生。于是只好诉诸于一种特别绝望的补救方法：人工流产。
堕胎即使在允许避孕的国家也是不合法的，所以远非被经常采用。但在法国，做这种手术却为许多女人不得已而为之，并且经常干扰着她们大多数人的爱情生活。
资产阶级社会可以用来大做虚伪文章的题引B少；堕胎被认为是叛逆罪，甚至连提提都是下流的。作家去描写女人分娩时的快活与痛苦是对而又对的，但若是他描写了堕胎时的情形，便会被指责为热衷于污秽，以卑鄙的眼光表现人性。目前法国每年的堕胎人数和出生人数一样多，因而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以至实际上必须把它看做是经常潜伏于女人处境的危险之一。然而法律坚持认为这是不正当行为，因而要求这种细致的手术只能秘密进行。
没有比反对堕胎合法化的论点更荒谬的了。有人坚持认为，这样的手术很危险。但诚实的医生却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一起承认，“堕胎如在医院由称职的专家来进行，且有适当的预防措施，就不会有刑法所断言的那种严重危险”。另一方面，目前实际采取的那种堕胎方式，却给女人带来了严重的危险。由于做堕胎手术的医生缺乏熟练的技术以及手术条件恶劣，造成了许多意外事故，有些甚至致人以死命。
被迫做母亲只会把不幸的婴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们的父母将无法抚养他们，他们将会变成靠接受社会救济为生的人，或“儿童殉道者”。必须指出，我们的社会虽然十分注意保护胎儿的权利，但孩子一旦出世，就会对他们漠不关心；我们的社会宁肯对堕胎者进行彻底调查，也不去改造声名狼藉的所谓“社会救济”制度；那些应对孩子受百般折磨负责的人可以逍遥法外；社会对孤儿院和私人收养者的令人发指的野蛮暴行视而不见。如果说社会并不承认胎儿属于怀孕的女人，那么另一方面它却同意孩子是属于父母的一种物品，他们可以任意加以摆布。前不久，就在同一个星期里，一个外科医生由于被指控犯有堕胎罪而自杀身亡，而另一个几乎把自己的儿子打死的父亲，却只被判了三个月监禁，且是缓期执行。最近，有一个父亲不照顾他的儿子，任其死于喉炎；还有一个母亲拒绝请医生为女儿看病，因为她要完全服从上帝的意志：在举行葬礼时孩子们向她扔石头；然而在记者表达他们的义愤时，一些有身份的人却抗议说，孩子是属于父母的，外人不得进行干预。公开的报道表明，这种态度所导致的结象是，法国有上百万儿童的身心处于危险状态。北非的阿拉伯女人无法采用堕胎方法，她们生的孩子十有七八都夭折了。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由于这种可怜而荒唐的多育扼杀了她们作为母亲的情感而感到不安。如果这一切有利于道德，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此外还应当说明，那些对胎儿生命表示极郑重尊重的人，也正是那些极热衷于把成年人送到战场上去送死的人。
反对堕胎的实际理由没有任何考虑的必要；至于道德上的理由，归根结底是天主教的论点：未出世的孩子具有灵魂，如果未经洗礼就中断他的生命，这个灵魂就绝无升入天堂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教会虽然时常允许杀死成年人，例如在战争和执行死刑时，却以毫不妥协的人道主义来对待尚处在胎儿期的人。在这里，未经洗礼固然不可以获得赎罪，但圣战时代的异教徒也同样未经过洗礼，可是杀死他们却受到热情的鼓励。毫无疑问，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们，要比今天被送上断头台的犯人和死在战场上的士兵，更并非是全都能蒙受天恩。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教会都会把问题推到上帝思典上面；它承认人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拯救灵魂要在人和上帝之间加以解决。那么为什么不许上帝接受胎儿的灵魂升入天堂？只要得到教会会议批准，上帝就不会对此表示异议，就像在辉煌时代以宗教名义屠杀异教徒时，他并没有表示异议一样。
事实上这种障碍是一种古老而顽固的传统，与道德毫无关系。此外我们也必须认真考虑我在前面有机会提到的那种男性虐待狂。鲁瓦博士1943年献给贝当的那本书是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它是不诚实的不朽范例。作者以慈父般的忧虑坚持认为堕胎是危险的，然而又认为剖腹产最有益于健康。他赞成把堕胎视为犯罪而不是过失；甚至在需要采取医疗措施时——即怀孕给母亲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威胁时，他也不许堕胎。他声称，在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之间进行抉择是不道德的，基于这种论点，他奉劝母亲作出牺牲。他断言胎儿不属于母亲，而是一个独立的人。然而这些“有正义感的”医生们在为母亲大唱赞歌的同时，却又认为胎儿是母体的一部分，并不是对母体有害的寄生虫。从某些人极力拒绝接受一切有利于妇女解放的事物可以判断出，反女权主义现在仍很猖狂。
此外，使许多年轻女人注定死亡、不育和病弱的法律，完全无法保证生育率的增长。赞成和反对堕胎合法的人都认为，强制性法规已经彻底失败。在法国，据权威人士认为，近几年每年的堕胎人数平均约为100万，而且其中2／3是已婚女人。因手术秘密和不当而造成的伤亡人数，虽然还不知道，但肯定很大。
有时堕胎被称为“阶级犯罪”（classcrime），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避孕知识在中产阶级当中已得到广泛普及，浴室的存在使得这种知识，比在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工农家庭，更容易得到实际应用；中产阶级的年轻女人比要其他阶层的妇女谨慎；而且对于生活在舒适环境里的人来说，婴儿也不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贫困、住房拥挤以及女人对家外工作的需要，是一些最常见的堕胎原因。看来夫妇有了两个孩子一般就会决定节育；所以可恶的堕胎女人，同时也是抱着两个金发天使的伟大母亲：她是同一个人。但在低收入的群体当中，无论有着多么迫切的需要，流产和堕胎对所有相关的女人也还都意味着绝望、听天由命和巨大的痛苦。
这种折磨的严重程度，因环境不同而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式结婚或身为情妇过着舒适生活的女人，肯定会得到男人的资助，她有钱，有亲戚，因而条件会十分优越。首先，她会比别人更容易得到忠告去做“医疗性的堕胎”，必要时，她还可以到瑞士去旅行，因为瑞士对堕胎持自由和宽容的态度。在目前的妇科知识水平下，这种手术若是在各种消毒技术皆很优越的条件下由专家进行，必要时若使用麻醉剂，便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她就是得不到正式的合作，也会得到私下的帮助，而这对她同样是安全的：
她很有门路，有足够的钱去换取精。动的照顾，而且她不必等到怀孕很久才去堕胎；她会得到认真地护理。某些特权者断言，小小的意外反而会对健康有好处，可以使气色变得更好。
但另一方面，极少有那种悲惨的处境，能比处在孤苦伶仃境遇的少女，更让人可怜的了。为了消除周围人们认为的那不可饶恕的“错误”，她只能采取“犯罪”行动。这正是每年法国约30万女雇员、女秘书、女大学生、女工和农妇身上发生的事情。做非法母亲，甚至在今天，也还是一种极大的罪过，许多人宁肯去自杀，或者去做杀婴犯，也不肯去做非法母亲，而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刑罚，都无法阻止她们“打掉”尚未出世的婴儿。诱奸是个很普通的故事，通常是多少有点无知的女孩子，被一个不负责任的情人引诱，直到发生那种几乎木可以避免的事情；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得不向家人、朋友和雇主隐瞒实情，再后来就是堕胎。
堕胎固然可怕，但它也是唯一可能采取的逃避后果的手段。
说服女人打掉孩子的往往是诱奸者本人。情况不外乎如此：
或者她发觉自己怀孕时，他可能已经把她抛弃，或者她可能非常希望对他隐瞒这件丢脸的事，或者她可能发现他无法帮助她。有时她会拒绝生下这个孩子，可是并非没有遗憾；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由于她未能当机立断打掉胎儿，也许是由于她没有门路，或者是由于她没有现款，服用无用的药物而失去了时间，她可能要在怀孕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后才去打胎；这时堕胎要比前几个月危险、痛苦和将就得多。女人对此很清楚，所以她在试图解脱时会感到极度痛苦和绝望。在农村，几乎没有人懂得使用探针；
“失足”的农妇让自己从谷仓梯上或者从楼梯上摔下来，结果往往摔伤而又白费功夫；有时人们也可能会在篱笆下或阴沟里发现被勒死的婴儿的尸体。
城市妇女倒是相互帮忙的，但要找一个非专业的堕胎者也并非总是那么容易，更何况还要凑够足够的钱。所以孕妇经常求助于女友，要不就索性自己来动手术。这些非专业的堕胎者往往是不称职的，在使用探针或织针时很容易引起穿孔。一位医生告诉我，有个厨师很无知，她本想往子宫里注射醋液，却注射到膀光里面去了，结果疼得死去活来。这种堕胎手术，开始得很粗鲁，进行得漫不经心，所以往往比正常的分娩更为痛苦，也许还会伴随着濒于癫痫发作的神经紊乱，可能引起严重的内部失调，也可能造成致人于死命的大出血。
柯莱特在《格里比奇》里，描写了一位音乐厅里的舞蹈演员，在她母亲的无知操纵下所遭受的不堪忍受的痛苦；她母亲说，标准疗法是先喝浓浓的肥皂液，再跑上个15分钟。此类疗法在试图打掉胎儿时常常要了母亲的命。我听说一个速记员，因不敢求人帮忙，泡在血水里不吃不喝，在自己的房间里呆了四天。
很难想像哪种遗弃，能比夹杂着死亡、犯罪和羞耻的威胁的遗弃更可怕的了。对于贫困但已结婚的女人来说，只要她们的堕胎行动征得了丈夫同意，而又没有经受无用的良心谴责的折磨，这种痛苦就不会那么强烈。关于这最后一点，一个社会工作者告诉我说，她那个地区的女人都在互相交换意见，互相借用工具，互相协助，仿佛堕胎和割鸡眼一样简单。但是她们不得木忍受严重的肉体痛苦；医院不能不去接受一个开始流产的女人，但在她疼痛时和最后给她做刮宫术时，却不给她使用任何止痛剂，以便对她进行残酷的惩罚。似乎这种迫害并未激起女人的义愤，因为她们只是太习惯于受苦了；但她们对于自己日益蒙受的耻辱是很敏感的。她们要接受的手术须秘密进行并且是犯罪这个事实，增加了这种手术的危险性，使它有一种令人感到卑贱和痛苦的性质。痛苦、疾病和死亡都具有惩罚的表象：我们都知道，在受苦与折磨、意外与惩罚之间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别；这种种危险，使女人深感自己是罪有应得，而这种对痛苦和越轨的解释，尤其令人感到痛苦。
对这出戏剧的道德方面的感受强度，要依环境而定。对于高度“解放”的女人来说，这几乎不会构成什么问题，因为她们有办法，有社会地位，有她们自己的开明社交圈子；就是对于那些饱受穷困潦倒之苦的女人来说，这也几乎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她们蔑视资产阶级的道德。这只不过是在经历一个令人感到有点不快的时刻，这个时刻是必须经历的，如此而已。但是许多女人仍在受着一种道德的威胁，对于她们来说，这种道德尽管无法成为她们的行为规范，可仍有很高的地位；她们在心里还是尊重她们所违犯的法律的，所以她们为这种违法行为深感痛苦，她们的痛苦因不得不找一个同谋者而加深。
首先，她们要蒙受乞求和卑躬屈膝之辱：她们要为找门路去求人，她们要去求医生和助产士照顾自己；她们要冒被傲慢拒绝之险，或者她们要在下流的同谋者面前把自己的身体暴露无遗。蓄意请别人从事非法行动，是大多数人所不熟悉的经历，也是令女人处在又羞又怕的困窘中的经历。说心里话，她往往不愿意中止妊娠，尽管她又千方百计地这样做。她在自相矛盾。她的本意可能完全是想要个孩子，可她又去阻止孩子的出世；即使她没有一点做母亲的主动欲望，她仍然会对她的这种可疑行为感到不安。因为尽管堕胎事实上不等于谋杀，但基于同一观点，也还是不应当把它看做纯粹的避孕方法；已经发生的事情无疑正在发展，而这个过程的的确确被终止了。
有些女人会永远无法忘掉这个尚未出世的孩子。海伦·多伊奇举了一个已婚女人的实例，换个角度看，她的心理是正常的，她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被迫两次失去已怀三个月的胎儿，于是觉得自己有义务给每个胎儿立个小墓碑。后来她生了几个孩子，然而她仍然虔诚地去照看这些墓碑。如果流产是有意引起的，女人会更有理由产生一种有罪感。童年的那种在出于嫉妒而希望刚出生的弟弟死去之后而产生的自责感，现在会重新出现，女人会对杀死一个婴儿感到有罪。病态的忧郁可能是这种有罪感的表现。其他女人则可能会由于堕胎而产生自残的感觉，对同意或要求进行这种摧残的男人怨恨不已。在多伊奇夫人援引的另一个实例，有一个女孩子深深地坠入情网，由于担心影响情人的前途而坚持堕胎；但后来她拒绝再见到他，她觉得自己牺牲得太多了。如果说像这样明确断绝关系是十分少见的话，那么在另一方面女人会变得性冷淡，不论是和一般的男人在一起，还是和使她怀孕的那个男人在一起。
男人对待堕胎的态度往往是轻率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凶残的大自然降给女人的一种灾难，因此，并没有意识到所涉及到的价值。求助于堕胎的女人要和女性价值分道扬镇，就同时也需要完全彻底地和男人所确立的伦理观念决裂；倘若如此，她的整个精神世界都会崩溃的。从孩提时代起，女人就被反复告知说，她仅仅是为了生育才被造出来的，对伟大母亲的歌颂不绝于耳。她的处境所存在的种种缺陷（如月经、疾病之类等等）和烦琐家务所带来的种种烦恼，都会由于她具有能够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神秘特权，而被证明是正当的。
如今，男人却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为了不妨碍自己的未来，为了自己的职业，就要她放弃她身为女性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孩子不再是无价之宝，生育也不再是神圣的职能；这种细胞增殖变成了偶发的讨厌事件；
这是女性的又一缺陷。相比之下，每月来一次的麻烦反倒似乎是件幸事：现在月经再度来临被翘首以待，而这月经曾使少女感到恐怖，后来她又为此感到安慰，因为她有可能享受到做母亲的欢乐。即使女人同意堕胎，甚至急欲堕胎，她也会觉得这是她女性气质的一种牺牲：
她被迫在她的性别里看到一种祸根，一种虚弱，一种危险。有些女人把这种否定推向极端，在经历堕胎的精神创伤之后，变成了同性恋者。
此外，如果男人为更成功地实现他的男人命运而要求女人牺牲生殖潜能，那么他就会暴露出男性道德规范的虚伪性。男人普遍阻止堕胎，但一旦涉及到个人，他们又会把堕胎作为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予以接受；他们可能会采取一种无所顾忌的玩世不恭态度，自己反对自己。但女人通过自己受伤的肉体，可以感受到这种矛盾；就公开反抗男性的不诚实来说，她通常是太怯懦了；她认为自己是不公正的受害者，这种不公正使她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为罪人，同时她觉得自己受到玷污和羞辱。她以具体的直接形式，以她自己的身体，体现了男人的错误，但他却总是摆脱错误，把它推到她身上；他不过是用乞求、威胁、通情达理或愤怒的口吻说上几句，但很快就会把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而她却要用痛苦和血泪来理解这些话。有时他什么话也不说，一走了之；但是他的沉默和出走，更明显地违反了男性所确立的全部道德规范。
“不道德的”女人是讨厌女人的人最热衷谈论的题目，但这个题目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
对于男人公开加以颂扬而私下却加以蔑视的专横原则，她们心里怎么能不怀疑呢？她们学会了不再相信男人说的话，无论是赞扬女人的，还是赞扬男人的：她们唯一相信的就是被掠夺的流着血的子宫，撕成碎片的深红色的生命，就是这个已不复存在的孩子。正是第一次堕胎，让女人开始“懂得了”这一切。对许多女人来说，世界将绝不会和以前一样。然而，由于没有普遍实行有效的避孕，堕胎在今天的法国，仍是那些不愿意让注定面临悲惨和死亡命运的孩子出世的女人，所能够采取的唯一手段。如斯特克尔十分公正指出的：“不准许堕胎的法律是不道德的，因为每时每刻都必然有人违犯它。”
避孕与合法堕胎，使女人有可能自由地承担做母亲的义务。就目前而言，女人受孕部分取决于自愿，部分取决于偶然。鉴于目前人工授精尚未普遍采用，想做母亲的女人——因为缺乏同男人的接触，或因为她的丈夫无生育能力，或因为她本人无法怀孕，可能不会如愿以偿。另一方面，女人又往往发觉自己是被迫生育的，违背了她自己的意愿。对怀孕和做母亲的体验，依女人实际态度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这种态度可以是反抗的、听天由命的、心满意足的或是热情的。应当看到，年轻母亲的公开决定和声明并不总是与她内心的欲望相一致。
年轻的未婚母亲也许会被突如其来的、不得不承受的物质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从而万念俱灰；不过她也可能通过自己的孩子，去实现深藏于内心的梦想。另一方面，对怀孕采取欢迎态度并感到快活和骄傲的年轻已婚女人，也可能会由于受她不愿意公开承认的幼年魔念、幻想和回忆的影响，而在内心深处对怀孕感到恐惧和厌恶。这就是女人为什么保守这方面秘密的原因之一。她们之所以保持沉默，部分是由于她们喜欢让自己为神秘所笼罩，喜欢那种唯独她们才有的体验；然而她们也为她们所感受到的矛盾和冲突所困扰。如南希·黑尔所说：
“对怀孕的成见是梦，它和临产痛苦之梦一样会被完全忘却。”这些复杂的真相，当时她们都很清楚，后来又被忘得一干二净。
如我们看到的，从童年到青春期，女人对母性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对于小女孩，做母亲是奇迹和游戏，布娃娃代表未来的孩子，她可以占有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它；对于少女，做母亲则似乎威胁了她所珍视的完整人身，有时会遭到蛮横的拒绝。有时她怀着对怀孕的幻觉和种种焦虑，既害怕又渴望做母亲。有些女孩子喜欢对她们所照料的孩子行使母亲的权威，却无意承担其各种责任。也有些女人一辈子都持这种态度，她们害怕自己怀孕，却去当助产主、护土、保姆和忠实的阿姨。还有些人并非讨厌做母亲，而是由于对爱情生活或事业的过分专注才没有去做母亲。或者她们担心孩子会成为她们本人或她们丈夫的一种负担。
女人常常有意努力不让自己怀孕，不论是通过回避一切性交，还是通过采取避孕措施；
但也有些不承认自己害怕生育以及心理的防御反应确实在阻止怀孕的实例；通过医学检查，经常可以发现源于神经系统的机能紊乱情况。是接受怀孕，还是回避怀孕，取决于和对怀孕的一般态度相同的因素。在怀孕期间，女人的生育梦想和青春期焦虑又开始出现了；其感受方式，依女人与她母亲、她丈夫及她本人的关系而极其多种多样。
女人在轮到自己做母亲时，在某种程度上，她便会取代她自己的母亲：这意味着她的彻底解放。她若真诚地希望做一个母亲，就会为自己怀孕感到喜悦，鼓起勇气独自走完怀孕的全过程；但她若仍在受着母亲的支配，并且很愿意接受这种支配，那么她就会相反，把自己置于母亲的掌握之中；这时她就会觉得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和兄弟姐妹没有什么两样，并不是她自己的后代。她若是既希望又不敢解放她自己，就会唯恐孩子不会解救她自己，重新把她自己给禁锢起来，这种焦虑甚至会引起流产。而那种对童年所仇恨的母亲的有罪感，也可能或多或少地给怀孕带来不利影响。
女人同孩子父亲的关系也同样重要。一个业已成熟并且独立的女人，可能想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我就知道一个人，她一见到英俊的男人，眼睛里就会放出快活的光辉，这并非出于性的欲望，而是因为她断定他是个好父亲；这类人是热衷做母亲的女英雄，她们对人工授精的奇妙前景十分热心；如果这种类型的女人嫁给孩子的父亲，她会拒绝让他拥有对他们后代的任何权利；她会极力像劳伦斯《耳子与情人》中的保尔的母亲那样，在她本人和他们共同后代之间，建立一种排他性的联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接受新责任时，需要得到男性的支持；只有男人对她专心致志，她才会愿意对刚出生的孩子专心致志。
妻子越是幼稚怯懦，这种需要就越是强烈。有时，十分年轻的妻子在有了一两个孩子之后，便会变得惊恐不安，她对丈夫的要求也会变得过分。她会一直处于焦虑状态，想让他经常呆在家里；她会干扰丈夫的工作，把偶尔发生的小事当成多么不得了的大事；她还会经常让他帮她做这做那，以至使他无法在家里呆下去。
如果妻子爱她的丈夫，她就会想丈夫之所想：她是否会愉快地接受怀孕和做母亲的义务，这要看丈夫对此是感到骄傲，还是感到烦恼。有时，想要孩子是为了加强私通或婚姻关系，而母亲依恋孩子的程度，则取决于她的计划是成功，还是失败。即使她对丈夫怀有敌意，其处境将仍然可以是不同的；她可能会给孩子以强烈的专注，不许丈夫插手孩子的事，或者相反，她会对孩子表示憎恶，认为他是她极其讨厌的男人的后代。新婚之夜的粗鲁行为，可能会让此时怀上的孩子在出生前后都受到憎恶。托尔斯泰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她第一次怀孕使她在身心上都处于病态，这反映了她对自己丈夫的矛盾情感。
但怀孕首先是女人本人身体里演出的一场戏剧。她觉得这既是一种丰富又是一种伤害；
胎儿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又是靠她的身体喂养的寄生物；她既占有它，又为它所占有；它象征未来，当怀上它时，她觉得自己和世界一样浩瀚；然而也正是这种富足消灭了她，她觉得自己现在什么也不是了。新的生命即将出现，并将证明它自己有权独立存在，她为此而自豪；
但她也觉得自已被抛来抛去，是被动的，成为黑暗力量的玩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孕妇身体处于超越状态时，她又感到这个身体是内在的：它呕吐、不适，对自身进行攻击；它不再为自己而存在，所以它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工匠和行动者的超越性含有主观性因素；但做母亲时主体客体的对立却不再存在；她和消耗她的孩子构成一体，形成为生命所摧垮的一对儿。孕妇成了大自然的俘虏，她是植物和动物，是储备着的胶质，是孵卵器，是卵子；她把为自己有年轻平直的身体而骄傲的儿童吓破了胆，也引起年轻人的轻蔑嘲笑，因为她虽是一个人，是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却变成了生命的被动工具。
通常生命只是生存的一个条件；它在妊娠期仿佛是有创造性的；但那是一种奇怪的创造，因为它以偶然和被动的方式完成。有些女人会从怀孕和哺乳当中享受到极大快感，以至希望它们能够无限地重重下去；一旦婴儿断乳，这些母亲便会有一种受挫感。这种女人与其说是母亲，不如说是受孕体，和高产的家禽没有什么两样。为了发挥她们的肉体功能，她们迫切要求牺牲自己的行动自由：她们觉得，她们生存的正当性，通过自己身体的被动生育力，得到了稳固证明。如果肉体完全是被动的、惰性的，它便不能体现超越，哪怕是以退化的形式；
它将会是迟钝的、无生气的；但当生殖过程开始时，这个肉体就会变成根茎、源泉和盛开的花朵，显现出超越性，呈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骚动，尽管同时它仍是一种粗俗的和现在的现实。女人以前在幼年断乳时所经历的分离，现在得到了补偿；她重新投身于生命的主流，再度同事物的整体，同无限的世代之链中的一环，同借助于另一个肉体并为这个肉体而存在的肉体，结合起来。当母亲感到自己在怀着沉甸甸的孩子时，或者当她把他紧搂向自己隆起的乳房时，她实现了在男性怀抱中所追求的（又很快得而复失的）融合。她不再是一个屈从于主体的客体，也不再是一个受与自由相伴的焦虑折磨的主体，她与那种暧昧的现实（生命）
联为一体。她的身体终于属于她自己，因为它是为孩子存在的，而孩子是属于她的。社会承认她拥有占有权，而且赋予这种权利以神圣的性质。她的胸脯，以前只有性爱的特征，现在成为生命之源，可以自由地袒露；就是宗教图画，也在向我们展示圣母玛丽亚坦胸露乳地哀求她的儿子拯救人类。随着母亲对自我的放弃，被她的身体和她的社会尊严所异化，她产生了愉快的幻觉，觉得就地本身而言，就某种价值而言，她是一个人。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幻觉。因为她没有真的创造婴儿，他在她的身体里自己创造自己；
她的肉体所产生的仅仅是一个肉体，她根本不能够确立一种生存，这种生存只能自己确立自己。源于自由的创造行动，把客体确立为价值，赋予它以主要者的特性；而母体中孩子的生存正当性，却未得到这样的证明；他始终只不过是细胞的一种自然增殖，是自然的一种残酷事实，和死亡一样是依环境而偶发的，并且在哲学上与死亡是对应的。母亲有自己想要孩子的种种理由，但她不可能给这个独立存在的人（他明天即将存在）以他自己的生存理由，给他以生存正当性的证明；她是把他作为她的一般化身体的产物，而不是作为她的个体化生存的产物，将他生出来的。柯莱特·奥德里的女主人公就很懂得这一点，她说：
我从不认为他会给我的生活带来意义……他的生命是在我的身体里发生的，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必须让他发育到一定的期限，绝不能仓促行事，哪怕这意味着我死。后来他出世了，是我把他生出来的；于是他好像是我生活中的可能做完的一件工作……但他毕竟不是那么回事。
在某种意义上，化身之谜在每个母亲身上都重复着；每个出世的孩子都是被造成人的神：
除非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他不可能将自我实现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母亲参与制造了这种神秘，但她未能控制它；这个发育于她的子宫的人，最后将会有怎样的真正本性，是她所不能影响的。她用两种相互矛盾的幻想表现了这种不确定性：每个母亲都认为她的孩子会成为英雄，因而一想到生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就会感到不可思议；但她也害怕生出一个有缺陷的人或怪物，因为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肉体是否幸福要取决于环境，因而是偶然的——而且这个在她身体里住着的胎儿，只不过是一个肉体。有时这种那种神话令她感到困惑；
但女人屡屡在这两种矛盾的幻想之间摇摆不定。此外她也感到另一种含糊性。由于卷入了物种的大循环，她不顾时间和死亡去肯定生命：她由此看到了不朽；但她通过自己的肉体也感到了黑格尔的话的真实性：“孩子的出生就是父母的死亡。”黑格尔还说，孩子正是“那种外在于他们的爱情之物”，反之，孩子将“在同自身根源的分离过程中”获得他自己的存在，“而在这分离过程中，那根源将找到它的终点”。对于女人来说，她自己的这种投射，也是她死亡的预兆。每当想到分娩，她就会产生一种恐惧感，她在这时表现了这种真实性：她担心这会意味着她自己生命的丧失。
怀孕的含义是如此暧昧，当然女人会对它采取一种矛盾态度；而且她的态度会随着胎儿发育的不同阶段而变化。首先应当强调，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婴儿并不存在；他还只不过是一个想像中的存在；即将做母亲的女人，可以默默地想着这个几个月后就要出世的小家伙，可以忙个不停，为婴儿准备摇篮和其他一切用品；她所具体感受到的只是，发生在她身体里的紊乱的机体现象。某些主管生命和生育力的高级祭司神秘地宣称，女人通过她所感受到的某种快感可以得知，男人刚才已经让她受孕：这种神话应当予以抛弃。她在这种事发生时根本没有什么可靠的直觉，后来只能从多少是无法确定的某些迹象来进行推测。她的月经停止了，她变胖了，她的乳房变得又大又娇嫩，她头晕和呕吐；有时她只是以为自己生了病，医生则向她讲明了她的实际情况。然后她才知道她的身体注定要超越它本身；源于她的肉体但又和她的肉体不相干的那个生长物，在她的身体里回复一日地变大；她成了把本身的神秘法则强加于她的物种的猎物，通常这种对陌生的外在力量的屈从使她感到恐惧，这种恐惧表现在清晨的不适和呕吐。这部分是由于此时胃分泌液的变化引起的；但若是这一反应不曾为其他哺乳动物所经历，因而对女人是一种重要的反应，那么其产生的原因便是心理性的；它表明了人类女性中的物种与个体冲突的激烈程度。即使女人非常想有一个孩子，她的身体在被迫经历生殖过程时，也会进行激烈的反抗。斯特克尔说，“在神经性焦虑的情况下”，孕妇的呕吐总是表明对婴儿的某种拒绝态度；如果女人基于往往是难以言状的理由，采取敌视态度，消化系统的毛病就会被夸大。
海伦·多伊奇说：“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呕吐作为怀孕的口部征兆，其在心理上的加剧，只有在口部的排他倾向伴随着对怀孕或胎儿的敌视情绪时才会出现”；她还说：“怀孕时呕吐的真正含义，往往和少女歇斯底里呕吐的真正含义完全相同，少女的这种呕吐是因无意识的怀孕幻想引起的。”这两种情况都是古代口中受孕观念的再现，孩子们常常接受这样的观念。
幼稚的女人尤其和过去一样认为，怀孕是一种消化器官的疾病。海伦·多伊奇举了一个病人的例子，这个病人小心地检查自己是否吐出了胎儿的碎片，虽然她也知道这种无法驱逐的想法是荒唐的。病态的饥饿，没有食欲，以及厌恶的感觉，都同样表明了想保留胎儿和想摧残胎儿两种希望之间的犹豫不决。我曾认识一个年轻女人，她同时患了过度呕吐和严重便秘症；
她主动和我说，她有一种模糊的念头，又想打掉胎儿，又想逼迫自己保留胎儿，这和她的自觉愿望相吻合。
阿瑟博士（Dr，AIthuS）在他的一书中描述了一种情况，简述如下：
t夫人出现了严重的怀孕紊乱，并伴有失控性呕吐……她的情况十分紧急，必须建议她进行治疗性堕胎……病人对这种想法十分不安……所做的简要分析表明，t夫人下意识地把自己认同于以前的一个校友，这个校友曾在她的感情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因为第一次怀孕而离开了人世。一旦把这一背景引入意识，症状便消失了；两个星期后她仍在呕吐，但不再有危险。
便秘、腹泻以及排他性努力，始终是欲望和焦虑的同一种混合体；有时它的结果是流产：
几乎所有的自然流产都有心理上的根源。上面提到的种种紊乱越是受到强调，女人就越是会认为它们是重要的，就越是会以自我为中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孕妇的众所周知的特殊欲望，是一些无知的、被随心所欲保持着的魔念；在受孕与营养相关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它们总是涉及到要吃的东西；孕妇一感到身体不舒服，就会产生时常是无法摆脱的欲望，就会表现出这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情形在心理紊乱时也常常发生。这种欲望的滋生是一个传统问题，正如歇斯底里的滋生也是一个传统问题；孕妇希望有这种欲望，她始终留心着这种欲望，她虚构着这种欲望。我听说一个年轻的未婚孕妇，她想吃菠菜想得发疯，便跑到市场上买了一些，在等着菠菜做熟时急得直跺脚。她用这种方式表现了她对孤独的焦虑；由于她知道只能依靠自己，她迫不及待地忙于满足自己的欲望。阿伯兰特公爵夫人在回忆录中饶有风趣地描述了这种情况，孕妇的这种欲望显然是由周围人的暗示引起的。她抱怨说，她怀孕时，周围的人对她关心得太过分了：
“这些照顾和善意的关心加剧了不适、呕吐、神经质以及其他许多几乎总是随着初次怀孕而来的痛苦，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有一天，我和母亲一起吃晚饭，是她开的头……‘天哪！’她突然大叫道，‘天哪！我忘了问你特别想吃什么东西。”’“可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回答。“你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母亲吃惊地叫道，“什么都不想吃？！但这种事还没有听说过。你肯定是搞错了。
你还没有注意过。我要对你婆婆说说这件事。”
于是我的两位母亲在一起商量。朱诺也担心我会给他生下一个长着野猪脑袋的孩子……他每天早上问我：“劳拉，你想吃什么？”我丈夫的姐姐也在旁边附合著……她说，她见过数不清的人都是因为吃不到想吃的东西才变丑的……我终于吓坏了……我挖空心思地想我到底最想吃什么，可竞一样也想不出来。有一天我正在吃菠萝饼时，终于想到菠萝是我最想吃的东西。我一深信我想吃菠萝，便首先感到一种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由于我发现它们还不到季节而增强。
啊，当时我觉得，那种疯狂欲望使你感到，如果得不到满足你会死掉。［菠萝总算搞到了，并且端到了我的面前。我推开了盘子。“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毛病，反正不能吃菠萝。”……他们只好把盘子端走，还把窗户打开，在我的房间撒了香水，以便把那种突然令我十分厌恶的气味除得一干二净。最让人奇怪的是，此后若不是实际上在强迫自己的话，我再也不能够吃菠萝了。
最受人关心或最自我关注的女人，是那些最大量地显示病态征兆的人。那种最容易度过怀孕磨难的人，一方面是些完全献身于生殖功能的主妇，另一方面是些有男人味儿的女人，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冒险并不感到特别恐惧，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心甘情愿地度过去，觉得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德·史达尔夫人在度过怀孕期时就像在经历谈话似的轻松自如。
随着怀孕的进展，母亲与胎儿的关系也在变化。胎儿被牢牢地固定在母亲的子宫；两个机体相互适应；发生在两者之间的生物学交换，使女人能够重新获得平衡；她不再觉得自己是被物种占有，而是她占有了她身体的果实。在最初几个月，她仍是个普通女人，尽管她体内的那种神秘活动一直在持续；后来大家公认她是一个要做母亲的人，她的虚弱只不过是她的荣耀的另一方面。当她的虚弱变得日益明显时，一切都得到了谅解。许多女人发现，怀孕后期她们的心情平静得出奇：她们觉得自己的生存正当性得到了证明。她们以前总是感到有一种想观察自己、想检查自己的欲望；但出于社会礼仪，她们总是不太敢自由地放纵这种好奇心。现在这则成为她们的权利；她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孩子做的。人们不再要求她们工作或作出努力；她们也不再非得去考虑别人的事情不可；她们对未来的梦想，使此时此刻有了意义；她们只须让自己活着；她们在度假。
孕妇的——［存在理由〕就在那里，在她的子宫里，并赋予她以丰富多彩的完美意义。
海伦·多伊奇的一个病人说：“它犹如冬天一直在燃烧着的炉子，呆在那里只是为了你，完全服从你的意志。它也像夏天不停喷出冷水的淋浴，令人感到清爽。它就在那里。”于是，随着自我实现，孕妇也产生了一种满足感，她觉得自己是“令人感兴趣的”，是从少女时就强烈希望成为的某个要人；作为妻子，她因依附于男人而每况愈下；现在她不再作为性的客体进行服务，但她仍然是物种的化身，她象征着生命的希望，永生的希望。周围的人尊重她；她的任性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如我们所见，这是鼓励她发明“欲望”的原因。海伦·多伊奇说，“怀孕使女人有可能让在其他场合似乎是荒谬的行为变得合理。”由于她子宫里另一个人的存在，证明了她生存的正当性，她终于有了特权，使她完全是她自己。
柯莱特在《晚星》中描述了她自己的怀孕过程：
不知不觉地，慢慢地，女人对怀孕的幸福感传遍了我的全身。我不再感到任何不适，任何痛苦。幸福感，满足的愉快呻吟——我该用怎样的科学的或普通的字眼来称呼这种庇护感呢？这种情感肯定是绝对势不可挡的，因为我至今没有忘却。我讨厌隐瞒我过去未曾注意到过的这种感觉——这就是自豪感，庸俗的崇高感。当我的果实日渐成熟时，我享受到了这些感觉……每天晚上我都向我生活的一个美好时光道个小别。我十分清楚，我回顾这段时光时会感到遗憾。但兴奋、满足和幸福淹没了一切，驾驭我的是温柔的动物性，因体重增加而产生的惰性，在我身体里发育的小东西发出的无声要求。
第六个月，第七个月……第一颗草莓，第一朵玫瑰。除了漫长的假日，我又能把我的怀孕称作什么呢？分娩的阵痛已被忘却，但漫长、美好至极的假日却没有被忘却：这一切我全都记得。我尤其记得闲暇时我昏昏欲睡的情景，我觉得我又回到了童年，特别想在地上、草坪上、温暖的大地上睡上一觉。这是我唯一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是有益健康的。快分娩时，我就像是一只偷了鸡蛋想溜走的老鼠。我感到不便，变得非常疲倦，连床都上不去了……虽然我觉得笨重和疲倦，我的假日仍在继续。我得到了不少特权和关心的保护。
柯莱特告诉我们，她的一个朋友称这种愉快的怀孕，是“男人怀孕”。事实上，她似乎是这种女人的典型：她们能够勇敢地承受自己的状况，因为她们对这种状况并不全神贯注。同时她作为作家，也在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婴儿发出指示，他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我把笔帽套在了钢笔上。”
其他女人的心情则比较沉重；她们不断思索着她们新的重要地位。哪怕受到点极小的鼓励，她们也会在自己身上复活男性神话：她们用生命繁殖的黑暗，去对抗精神之光；用神秘的内在性，去对抗清晰的意识；用不遂人意日益膨大的沉重腹部，去对抗含义丰富的自由。
要做母亲的女人，觉得自己和土壤与草地。根与茎是一体的；她睡着时，她的睡眼就像骚动世界的苍茫浑沌的睡眠。有些人比较能忘却自我，她们尤其喜爱长在她们身体里的那个有生命的小宝贝。在塞西尔·索瓦热的诗歌《芽之灵》中表现了这种喜悦：
你属于我犹如黎明属于平原，我的生命包围着你，犹如温暖的羊毛，你娇嫩的肢体在这儿悄悄地长大。接着是：
萌发的小生命连着我的精华，我用自己的一片心做成你的心。
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
真奇怪，我觉得我好像在参与形成一颗极小的行星，在塑造这脆弱的天体。我离生命从来没有这样近过。我从未如此清楚地感到，我是大地的姐姐，与它的草木和旺盛生命力联为一体。我的双脚踏在大地上时，仿佛它是个有生命的东西。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梦见长笛、苏醒的蜜蜂，还有露水，因为他在我腹中踢腾和骚动。你怎么会知道这个萌动的生命，是怎样用春季的清新和青春的活力充实了我的心！想一想吧，这就是皮埃罗的，J、生命，在我腹内的黑暗中，这个小生命正在让和他一样的无限深沉的两个大眼睛完美起来。
另一方面，那些本来就乐于讨好男人的女人，那些基本上把自己看做性的客体的女人，那些热爱自己形体美的女人，当她们看到自己的身体在变形、变丑，不再能引起男人的欲望时，便会深深地感到苦恼。她们会觉得怀孕根本不是度假，不是丰富，而宁可说是自我萎缩。
伊莎多拉·邓肯就这样写道：
孩子现在越来越表现自己了。看到我大理石般美丽的身体变软了，变弱了，变横了，变形了，真让人感到吃惊……我在海边漫步时，有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感和威武感，我觉得这个小东西将是属于我的，唯一属于我的，但也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落入可怕的陷阱，是个非常可怜的动物……我有时充满希望，有时又十分绝望，常想起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时代，我在遥远国度的遨游，我的艺术发现，这些作为遥远的膝跪的序幕，把我渐渐地引到了这一天——孩子出生之前。一个农妇能有什么呢？……各种痛苦和恐惧开始向我袭来。我徒劳地告诉自己，每个女人都会有孩子……在人生的旅途中这就是一切，等等。不过，我还是感到害怕。怕什么呢？当然不是怕死，甚至也不是怕痛苦——一种我闻所未闻的莫名的害怕……我惊异地注视着我可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膨大了……我那可爱的年轻身材哪里去了？我的报负哪里去了？我的名气呢？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感到悲哀和沮丧。这种同巨大生命的比赛进行得太过分了。但当时我也想到随着孩子即将出世，所有这类痛苦都会消失的……我在那天晚上小心地等待着那不堪忍受的时刻……为了母亲的光荣，我们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啊！
在怀孕的最后阶段，母子有了分裂的迹象。对孩子的第一个动作，对世界人口发生的朝着子宫壁（它使他与世隔绝）的踢腾，女人有着各种各样的感受。对这种预告一个独立的生命即将出现的信号，有的女人感到无限的惊奇，有的女人则可能对腹中的陌生人感到厌恶。
胎儿与母体的结合又一次受到干扰：子宫下垂，孕妇有一种受压迫、紧张和呼吸困难的感觉。
这时，她并不是为一般物种所占有，而是为即将出世的婴儿所占有；在此以前，他一直只是一个心理形象，一种希望；现在，他变成了一种眼前的坚固现实，而这种现实造成了新问题。
每一种转变都会带来极大的焦虑，分娩尤其令人惊恐不已。每当孕妇临产时，她童年的各种恐怖都会重现；如果有罪感使她认为母亲在诅咒她，她会确信她将死去或者孩子将死去。在中，托尔斯泰就把年轻的丽丝描写成这类幼稚的女人：她们把分娩看成死刑判决；而事实上她也确实是在这时死去的。
分娩在不同情况含义大不相同：母亲既希望能保存这个作为她自我的一部分的可爱而又可贵的肉体，又希望能摆脱这个入侵者；她希望梦想终于能在她身上成为现实，但又害怕实现母性会带来新的责任。两种欲望都占支配地位，但她常在两者之间烦恼不已。在临近这种令人不安的灾难时，她往往也会表现出三心二意：她想向自己和周围的人——她的母亲，她的丈夫证明，她能够独自闯过难关；但她同时也会由于自己所遭受的痛苦，由于极其不满意自己仍然是被动的，对这个世界，对生活，对她的家庭恨恨不已。有独立性格的女人——主妇或男人气的女人，在快要分娩乃至分娩时，会愿意扮演主动角色；性格很幼稚的那些女人，由于被托付给助产士或母亲，将会是被动的；有些人会对没有大哭大嚎感到骄傲；也有些人会拒绝服从任何指挥。
总之，我们可以说，女人通过这种危机表明了她们对一般世界，对她们变成母亲的根本态度：她们也许是能吃苦的，听天由命的，苛求的，专横的，反抗的，被动的，或紧张的。
这些心理倾向，会对整个怀孕过程以及对分娩的困难程度，产生巨大影响（当然分娩也受纯机体因素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女人和某些雌性家畜一样，在履行大自然分给她的功能时，需要得到帮助；有些在艰苦环境里生活的农妇和羞于见人的未婚母亲，是独自完成分娩的，但她们的这种行为，也经常导致婴儿的死亡和母亲的不治之症。女人就是在实现她的女性命运时也还是依附的：这再一次证明了，在人类当中，自然功能同人为作用根本不可能完全分离。在自然情况下，女性个体利益与物种利益的冲突十分激烈，它常引起母亲或孩子的死亡：
正是由于人为的干预，药物的或外科手术的，才减少了乃至近乎消除了以往屡屡发生的不幸。
麻醉技术使圣经的这句话大为失效：“你将在悲痛之中生下孩子”；采用这种技术，在美国已经很普遍，在法国也开始普及；由于1949年5月通过的法律，采用这种技术在英国已成为义务。还很难确定使用这种技术以后，女人的痛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解脱。实际上，分娩时间从两三小时到24个小时不等，不可一概而论。对于有些女人，分娩简直就是一种殉难。
伊莎多拉·邓肯的情况就是如此；她的整个孕期是在烦恼中度过的，她的分娩痛苦由于心理障碍而加剧。她这样写道：
就说西班牙的宗教审判吧！没有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会对此种审判感到恐惧。相比之下，这只不过是个温和的游戏。无情而又残酷，明知道无法摆脱却又无人怜悯，这个可怕的无形的精灵紧紧把我抓住，在持续的抽搐中，把我的骨肉撕开。人们都说这痛苦很快就会淡忘。而我的全部回答却只能是，只要我闭上眼睛，就又会听到我当时发出的嚎叫声和呻吟声。
相反，有些女人认为这种折磨还是比较容易忍受的。少数人从中得到肉欲的快感。前面所提到的斯特克尔的那位病人，她就在自述中写道，她是一个性欲十分强烈的人，以至分娩对她也是一种性行为。有一个十分有魅力的护士来为她洗澡和冲洗，她觉得高度兴奋，一阵紧张。
也有些女人说，分娩让她们感到有创造力；她们的确是自愿完成这项富有成效的任务的。
与此完全相反，许多人则觉得自己是被动的——是受苦受难的工具。
母亲与新生儿的最初关系，也同样因人而异。有些女人因感到腹中空虚而痛苦：她们觉得她们的宝物被人偷走了。寨西尔·索瓦热在诗中表达了这种感觉：“我是蜂巢，群蜂离我而去”；还有：“他出生了，我失去了我可爱的小家伙，现在他出生了，我却感到孤单了。”
然而，所有的年轻母亲同时也都会感到一种极大的好奇。能够看见和抱着一个在自己身体里长成并由自己生出的生命，这真是一个不曾见到过的奇迹。但是，在把新的存在带到世界上的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中，母亲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她并不晓得。要是没有她，新生儿就不会存在，可是他却离开了她。眼看着他出世，和她断绝了关系，她非常忧郁。而且她几乎总是失望的。女人很想让这个新出生的人确实属于她，犹如她的双手确实属于她；但他的各种感受却被他牢牢地封锁起来，他是不透明的，不可入的，自成一体的；她甚至不承认他，因为她不了解他。她独自经历了怀孕的过程：她和这个陌生的小东西没有共同的过去。她希望她能够马上熟悉他；但事实却不然，他是个新出现的人，她对接受他时表现出的冷淡感到吃惊。在她怀孕时的幻想中，他是一个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的心理形象，母亲在考虑着享受做母亲的未来；现在他却是一个有限的小个体，而且呆在那里实际上是——依附的、娇嫩的、苛求的。在他终于来临给她带来的由衷快活中，夹杂着一种遗憾：她发现他不过如此而已。
分娩以后，许多年轻的母亲通过哺乳，同婴儿重建了类似动物的亲密关系；这比怀孕更累人，但使哺乳母亲可以延长度假的状态，可以享受到怀孕时所享受的平静与充实。柯莱特·奥德里谈到她的女主人公们时说：
给孩子喂奶时，她当然不可能做别的事情，喂奶也许要持续一段时间；她甚至不去想以后该做些什么。她只须等待，直到他像一个蜜蜂似的离开她的乳房。
但有些女人不能哺乳，在发现同婴儿的明确的新联系前，她们一直保持着最初那种令人吃惊的冷漠态度。柯莱特的情况便是如此，例如她不能给她刚出生的女儿喂奶，她在《晚星》中以惯有的真诚态度，描写了她开始做母亲时的感觉：
于是我开始仔细端详闯进家来的这位不速之客……在我凝视的目光中会含有深深的爱吗？恐怕还不能这么说。我的确习惯于对什么事都感到好奇——现在仍然如此。所以，我对这个集壮观之大成的刚出世的孩子感到不胜惊奇：她的指甲，如粉红河虾凸壳一般透明，她的脚掌，还未落地就来到我们这儿。她的睫毛如羽毛般轻盈，垂落在她的双颊上，她的眼睛仿佛在大地景物和淡蓝色的梦之间。她的小小的性器官，犹如有浅浅沟纹的杏仁，两瓣嘴唇闭合。但我却无法为这种我常发出的赞叹起个名称，我不认为这就是爱。我观察着，等待着……从这我在生活中盼望已久的注视中，我并未产生一般入了魔的母亲的那种警觉和竞争感。我不知道那个信号——它对于我来说，将预示着迈进生活的更为困难的第二阶段——何时会出现？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说，通过多次叮嘱、潜在的嫉妒骚动、错误的乃至正确的事先警告，通过洋洋得意地控制我低三下四地创造出来的生命，通过我想一本正经地教训别人的多少有点虚伪的意识，我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平常的母亲。到目前为止，只有当她甜蜜的小嘴吐出清晰的话语时，只有当意识、顽皮乃至亲情使一个与其他孩子无异的孩子变成一个女儿，而且由一个女儿变成我的女儿时，我才能恢复平静！
也许许多母亲都会对承担新的责任感到惶惶不安。这样的女人在怀孕时完全听任肉体的摆布，不要求有任何主动精神。而今她面对着一个有权要求得到关心的人。有些女人依旧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她们住院的时候，愉快地爱抚着自己的孩子，但回家后却把孩子视为一种负担。甚至连哺乳也不能给这种女人带来任何快意；相反，她担心这会毁掉她的胸脯；她怨恨地感到自己的乳头给弄破了，乳腺给弄疼了，让孩子吸吮伤害了她；她觉得孩子吸走了她的力量，她的生命，她的幸福。孩子让她处于苛刻的奴隶地位，不再是她的一部分：他似乎是个暴君；她对这个陌生的小家伙，这个个人产生了敌意，因为他威胁了她的肉体，她的自由，她的整个自我。
这里涉及到许多其他因素。女人与她母亲的关系仍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海伦·多伊奇提到这样一个实例，有个年轻的哺乳母亲，每当她的母亲来看她时，她便不来奶水；她紧张不安，就像学生上考场似的。年轻的母亲常常要求得到帮助，但她对别人照料这孩子又感到嫉妒，因而显得很不高兴。她同孩子父亲的关系，以及孩子父亲对此的感觉，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综合经济和感情方面的复杂原因，孩子可能会成为负担和障碍，也可能会被当做宝贝，成为获得自由和保障的手段。有时敌意变成公开的仇恨，通过极端忽视和虐待表现出来。
通常，母亲会念念不忘自己的责任，努力抗衡这种敌意；她的内疚感引起一种焦虑状态，这是孕期忧虑的继续。精神分析学家们认为，母亲如果总也摆脱不掉想伤害孩子的念头，如果臆想会发生可怕的意外，那么她们就会把孩子当成敌人，强迫自己对他们进行压制。
这个事实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引起注意，并使母子关系明显有别于其他任何人际关系：
婴儿最初并没有积极参与这种关系——他的微笑，他的呀呀学语，除了母亲所赋予的无任何其他含义；不论他是显得迷人、无与伦比，还是显得讨厌、平庸和可恨，这都要取决于她，而不是取决于婴儿。这就是为什么冷漠。不满和阴郁的女人，若是想通过孩子获得一种伙伴关系、一种温暖、一种刺激，借以摆脱自我，其结果总是大失所望的原因。和青春期、性发动和婚姻的变化一样，做母亲的变化，在希望以外部事件更新自己的生命。从而证明生命的正当性的那些人身上，也会引起深深的失望感。索菲娅·托尔斯泰写道，那9个月在她的一生中是极其可怕的，至于第十个月，谈得越少越好。她在日记中枉费心机地想表现出一种传统的快活，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她的悲伤，她对新责任的忧虑，尽管她发誓说她有强烈的母爱，还说她爱自己的丈夫，因为孩子是属于他的。但是很显然，她如此炫耀她对丈夫的爱，仅仅是因为她其实并不爱他。这种厌恶实际上反映在她在不情愿的拥抱中所怀上的孩子身上。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描述了一位年轻母亲的含糊态度，她喜欢她的丈夫，但讨厌和他拥抱。她对孩子很有感情，同时却有一种空虚感，她忧心忡忡地把这种空虚感看成是彻头彻尾的冷漠。琳达悠闲地躺在花园里，旁边紧靠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她想起了她的丈夫斯坦利。
是啊，她嫁给了他。更重要的是她爱他。不是大家所见的那个斯坦利，不是平常的那个斯坦利，而是胆怯、敏感、无知、每天晚上都跪着祈祷的斯坦利……但麻烦的是……她很少见到她的斯坦利。倒是有过宁静的目光，宁静的片刻和瞬间，但其余一切时间，好像都是住在常常着火而又无法避免的房子里，坐在天天遇难的船上。而大难当头的总是斯坦利。她的整块整块的时间都花在让他得救、恢复和安静上面，花在倾听他的故事上面。剩下来的时间则在生怕怀孕中度过……说生儿育女是女人的共同命运倒是满动听的。但并不对。例如她就能证明那是错的。由于分娩，她被拖垮，变得衰弱，失去了勇气。倍加难以忍受的是，她并不爱自己的孩子。假装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