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必须附带地指出，她因此会去恢复一种男性神话。对于劳伦斯，就像对于许多其他人，男性生殖器既代表生命活力又代表人的超越力。所以女人能在床第之乐当中看到同世界精神的交流。她在对男人的神秘崇拜中，由于极其得意而失去了自我，同时也重新找到了自我。这种矛盾因人们的性能力的多样性而很容易得到解释。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她通过日常生活知道他们的性无能是偶然的），是人的卑鄙化身；另一些人则让男人的伟岸达到高峰。

    但是女人甚至能够鼓励将这两种人合二为一。一个正在和她认为出众的男人相爱的少女写道：

    “如果我有名气，R．肯定会娶我，因为他的虚荣心将得到满足；他会趾高气扬地让我挽着他的胳膊出去散步。”然而她却在疯狂地崇拜他。在女人的心目中，同一个人完全可能是吝啬的、卑鄙的、爱虚荣的、可笑的，然而又是一个神；这些神毕竟是有弱点的。一个人若是作为一个自由人，若是因他的人性被爱，就会受到极其挑剔而又苛求的对待，这种态度其实是真正热情的另一面；而一个顺从跪在她的男性面前的女人，则完全可能自豪地知道该如何“操纵”与“对付”他；她百般奉承他的“软弱的一面”，不让他失去威望。这证明她并不关心他在实际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人格；她盲目崇拜她的偶像也同样有的一般化本质。男性气质是一种神圣的光辉，一种既定的、不变的价值，尽管掌握这一价值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它仍然可以被感受到；他不斤斤计较；相反女人却嫉妒他的特权地位，通过在各方面不怀好意地表现出胜他一筹来寻求快乐。

    女人对男人情感的这种暧昧性，在她对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般态度中也可以发现。禁烟她的那个领域被男性世界包围着，但又受到把男人本身当做玩物的模糊力量的缠扰；如果她和这魔力联合起来，那么会轮到她走向权力。社会把自然变成了奴隶，但自然也在支配社会。

    精神在生命之外燃烧起来，但当生命不再支持精神时，它就会停止燃烧。这种替女人辩护的含糊其辞的说法，是在花园里比在城市里，在疾病中比在思想中，在生育时比在革命时更可以发现的真理；她努力重建巴霍芬所梦想的大地统治，母亲统治，以便不顾次要者身份而重新变成主要者。但是当她也是一个具有超越力的生存者的时候，她却只有通过美化那个束缚她的领域——赋予它一种超越度（ayranscendentdemension），才能够让它具有价值。男人生活在一个协调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可以包容在思想里的现实。女人则在勉强对付一种有魔力的、蔑视思想的现实，通过没有真实内容的思想去逃避它。她不是接受自己的生存，而是在虚无飘渺中对自己的命运这个纯粹的理念苦思冥想；她不是去行动，而是在想像的王国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就是说，她不是去推理，而是去梦想。所以实际上她既是“自然的”，也是人为的，既是实实在在的，也是虚无飘渺的。她的生活在洗涮坛坛罐罐中度过，却是一部辉煌的小说；她是男人。的附庸，却自以为是他的偶像；她在肉体上蒙受耻辱，却把一切：

    献给了爱情。由于只配知道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事情，她变成了耽于空想的祭司。

    这种暧昧性还明显在女人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上。它是个负担：它在为物种的服务当中，在每月流一次的血当中，在被动的多育当中被消耗掉了，对她来说，它不是把握世界的纯粹工具，而是不透明的自然存在；它不是快乐的源泉，而是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它潜伏着危险：女人觉得在受她“内部”的威胁。它是个“歇斯底里的”身体，因为内分泌液与控制肌肉、内脏的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有密切联系。女人拒绝为她身体所呈现出的反应负责；

    在抽泣、呕吐和激动时，它逃脱了她的控制，从而背叛了她；它是她最熟悉的真实，但也是她处处要遮掩的真实。不过它又是她光荣的替身；她在镜子里看到它时觉得眼花缭乱；它是幸福的希望，艺术的佳作，活着的雕像；她塑造它，崇拜它，炫耀它。当她对镜子里的自我微笑时，她忘记了她肉体的偶然性；她的形象在爱的拥抱中，在母性义务中被破坏了。但是当她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时候，她常常对自己既是个女主角又是个肉体感到惊讶。

    自然也同样送给她双重面目，它既供给汤锅，又刺激神秘的显露。当女人变成主妇和母亲时，她放弃了在田野和森林漫步的自由，更喜欢安静地种她的菜园，把养好的花插到花瓶里：可是她依然被月光日落弄得神魂颠倒。在大地的动物和植物当中，她首先看到了食物和装饰物；但是她也在它们那里看到了一种高贵的、有魔力的生命液在流动。生命不仅仅是内在的、重复的，它也有令人眩目的光明的一面；它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被揭示为美。由于子宫的生育力同自然是协调的，女人也被它那和煦的春风掠过，这春风就是精神。她在某种程度上仍不满意，她和少女一样也有一种未实现和不确定的感觉，在朝着无边无际地平线无限伸展的道路的尽头，她的灵魂也变得看不见了。她虽然在受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庭的奴役，她却仍旧欣喜若狂地发现自己在那山坡上是唯一的、主权的；她不再是母亲、妻子和主妇，而是一个人；当她凝视被动的世界时，她想到自己完全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一个具有最起码自由的人；在神秘的流水和起伏的山峰面前，男性的至高地位逐渐消失了。她穿过荒原，把手浸过溪流，这时她不是为别人而是为她自己活着。任何一个经历了种种奴役而仍保持独立的女人，都会热爱她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自由。其他女人则只会从那里找到典雅、极乐的借口；她们在黄昏时，会徘徊于着凉危险和灵魂狂喜之间。

    这种对肉体的世界和对“诗”的世界的双重忠诚，限定了女人或多或少所直言不讳地去坚持的形而上学和智慧。她尽力把生命与超越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她不接受笛卡尔哲学和它的形式逻辑以及所有的相关学说。她所熟悉的自然主义，和斯多噶学派或16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所信奉的自然主义相似。毫不奇怪，以纳瓦尔的玛格丽特为代表的女人，将要接受一种既是十分唯物的又是十分唯心的哲学。如我们所见，女人在社会上信奉善恶对立说，在本体论上深感需要成为乐观主义者——她必须相信，事物的本性总的来说是趋于善的。行动的道德规范对她不适宜，因为她没有行动的可能；她因此受既定存在的支配：而这个既定存在因此又必须是善；但是，一个善若是如斯宾诺莎的善那样是靠推理认识到的，或是如莱布尼茨的善那样是靠计算认识到的，便不可能与她相干。

    她所渴求的善，是一种充满生机的、她只要活着就可以被置于其中的和谐。和谐这个概念是女性世界的关键之一；它意味着一种固定的完美，意味着直接证明取决于整体同时又取决于对整体的被动参与的每一种成分，其存在都是正当的。于是女人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上，得到了男人将通过行动所追求的东西：她和世界相互喷合在一起，她为它所必需，她为取得善的胜利同它合作。在那些被女人视为启示的时刻，她们发现自己同一个静止的、自我满足的现实是一致的：那是弗吉尼亚·沃尔芙（在《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整个的作品中），作为最高报偿赐予女主人公的幸福时刻。那种存在于自由波涛的快乐是为男人保留的；女人所体验到的是一种恬静的、充满快意的充实感。可以理解，只有平静状态才能够在她心目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女人通常生活在拒绝、怨恨和苛求的紧张气氛中；她不可能因为享受到一个美好的下午或凉爽的傍晚而受到指责。但要在这里寻求隐蔽的世界灵魂却是妄想。不应当把善看做某种存在物：世界不是和谐的，而且任何个体在它那里都不占主要地位。

    倒是有一种证明生存正当性的方式，一种最高的补偿，是社会一向习惯于赐予女人的，那就是宗教。必须有一个为女人准备的宗教，犹如必须有一个为普通人准备的宗教，而且两者完全出于同样的理由。当强迫一个性别或一个阶级处于内在性状态时，就必须为它提供一个进行某种超越的海市蜃楼。男人让上帝批准了他写的法典，他拥有很大的优势；既然男人对女人行使的是最高权力，这个权力被上帝授予就是特别荣幸的了。对于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徒来说，除了别的，还有根据神授的权利，男人是主人；所以对最高主宰的敬畏会压抑被蹂躏的女性所产生出的任何反抗冲动。人们可以指望她轻信。女人对男性世界采取了尊重和信任的态度：她觉得天国里的上帝比内阁大臣还要遥远，创世的神秘和发电站的神秘相似。但如果女人非常情愿信奉宗教，那首先是因为它满足了一种极度的需要。

    在甚至提倡女人自由的现代文明中，宗教似乎不那么是压抑的工具，而是一种欺骗的工具。与其说要女人以上帝名义去接受她的劣等地位，不如说要她相信，多亏有了上帝她才和高贵的男性处于平等的地位；甚至反抗的诱惑也为关于不公正已被克服的断言所制止。女人不再被否认有超越性，因为她要把自己的内在性奉献给上帝。灵魂的价值只有在天国才能衡量，并不依它们在人间的成就而定。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在这个世界只有职业不同的问题：擦皮鞋或建桥梁全都是空的；在社会歧视之上和之外，两性平等被恢复了。这是小女孩和少女成为比她们兄弟更为狂热的信徒的原因；上帝的眼光超越了男孩子的超越，这使他蒙受羞辱：他在这强大的监护下将永远是个孩子；这是比他父亲的存在所预示的阉割更为严重的围割。但是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若是女性，她便会从这种眼光中得到拯救，变成天使的姐妹。这会取消阴茎优势。真诚的信仰在避免自卑情绪方面对小女孩很有帮助：她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上帝的造物。

    因此我们发现，许多伟大的女圣徒具有完全属于男性的坚定性：圣·布里契特（St．Bridget）和锡耶那的圣·卡特琳，都傲慢地宣称要称霸世界；她们不承认任何男性权威。卡特琳甚至很严厉地给她的神父下命令；冉·达克和圣·泰丽莎在征途中表现出的刚毅，为任何男人所望尘莫及。教会对此回答说，上帝没有批准女人摆脱男性的监护；她已把否决赦免和否决革除教门的强大武器专门置于男人的掌握之中；冉·达克执着地忠实于她的梦想，于是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虽然女人所服从的法律是男人根据上帝本人的意志制定的，她仍然从上帝那里获得了有力的庇护以躲避他们。男性的逻辑被神圣的奥秘驳倒了；男人的自尊变成了罪孽，他们为此进行的煽动是荒谬的、有罪的：为什么要重塑上帝亲手创造出的世界？强加给女人的被动性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她在圣火旁边祈祷着，知道自己比在政治集会上游来荡去的丈夫离天国更近。拯救她的灵魂不需要做任何事，只要顺从地活着就够了。生前与精神的综合完成了：

    母亲不仅生了一个肉体，她还为上帝生了一个灵魂；这项工作比洞察原子的无用秘密更伟大。

    在圣父的默许下，女人可以无视男人，勇敢地要求得到她那女性的光荣。

    这样，上帝便不但恢复了一般女性的地位，而且每一个女人都可以从这位神圣的、漫不经心的唯一者那里得到特殊的支持。她作为一个人几乎没有影响，但是一旦以圣灵的名义行动，她的愿望就是神圣的了。居荣夫人说，她懂得了（这和一个修女生病有关）“该用圣经指挥些什么，该用圣经服从些什么”；信徒就是这样用谦卑的服从掩饰了她的权威。当她抚养孩子时，当她管理修女院时，当她组织慈善团体时，她只是超自然手中的工具；她不可能违抗、不可能冒犯上帝本人。无疑男人也同样不能藐视这种支持；但是他们和别的男人打交道时这种支持并不太可靠，因为别的男人也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这种支持，所以这样的冲突只能用人的准则来加以解决。女人则祈求于神的旨意，专横地为她在别人（这些人已经属于她）

    心目中的权威辩护，为她在自己心目中的权威辩护。如果她在她和上帝之间找到了这种真正有用的合作，这首先是因为她完全被她与自我的关系所占据——即便是这种关系影响了其他关系；因为在这种纯属内心的单独讨论中，上帝的沉默可以具有法律力量。

    实际上，女人把宗教当做满足自己欲望的口实。她是一个性冷淡、被虐狂、虐待狂吗？

    她以放弃肉体，以扮演殉道者，以扑灭周围的每一种生命冲动，来取得神圣性。她摧残、消灭自己，以此来获得上帝选民的某种资格；当她折磨丈夫和孩子，完全拒绝给予他们世俗幸福的时候，她准备在天堂为他们选择一个位置。据虔诚的传记作者认为，科特纳的玛格丽特之所以虐待后代，是由于她错误地要“惩罚她自己以往的罪孽”；她只有喂饱了所有的流浪汉之后，才去喂自己的孩子。如我们所见，对不想要的孩子采取仇视态度是很常见的：这真是天赐良机（一点儿也不夸张），借此可以向他表达正当的愤怒之情。对她来说，水性杨花的女人很容易和上帝一起商量事情；虔诚的女人则得到明天将会赦免她罪过的保证，这常有助于她克服今天的良心自责。

    不论她选择的是禁欲还是纵欲，自尊还是谦卑，对自我拯救的关心都使她屈服于她最喜欢的快乐，即自我关注。她倾听她心脏的跳动，她注意她肉体的颤动，她的生存被在她心中存在的慈悲上帝证明是正当的，正如孕妇的生存被胎儿证明是正当的。她不但时常出神地审视自己，而且还向忏悔神父报告自己的情况；以前她甚至对当众忏悔感到无限喜悦。人们在谈到科特纳的玛格丽特时说，为了惩罚自己的片刻空虚，她站在阳台上像个正在生孩子的女人似的开始大喊大叫：“来吧，科特纳的百姓们，拿着蜡烛和灯笼来吧，出来听听这个罪人说的话吧！”她列举自己的种种罪过，向群星宣泄自己满腔的哀怨。她通过这谦卑的吵闹，满足了对常在自恋女人身上表现出的裸露癖的需要。宗教准许女人自爱（Self－love）；它给她带来了她梦寐以求的导师、父亲。情人、神圣的监护人；它满足了她的白日梦，充实了她空虚的时间。但最主要的是，它通过让她对无性别的天国里有个更美好未来的希望，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秩序，证明她听天由命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女人到今天仍然是教会手中的一张有力王牌的原因；这也是教会对可能有助于妇女解放的一切措施特别怀有敌意的原因。必须有为女人准备的宗教；同时也必须有让宗教不朽的女人，这就是“真正的女人”。

    显然，女人的“特性”——她的信念，她的价值，她的智慧，她的道德，她的情趣，她的行为，应当由她的处境来解释。否认她具有超越性，通常会使她无法具备人类最崇高的品质：英雄主义、反抗精神、大公无私、想像力和创造力；但这些品质即使在男性当中也不是太常见。有许多男人和女人一样，也被束缚在一个中介性和工具性的范围里，被束缚在次要手段的范围里。工人通过政治行动逃出了这个范围，他表达了革命的意愿；但所谓的“中等”阶级的男人，却有意让自己留在这个范围里。雇员、办公室职员和商人，注定要和女人一样重复日常的繁杂事务，认同于现成价值，尊重公众舆论，追求世俗的、无价值而又含糊的安逸，所以他们并不比和他们相随的女性优越。女人在烹饪、洗涮、持家和抚养孩子当中所表现出的独创性和独立性，要比唯命是从的男人更大。他长期以来整天都要服从他的上司，穿着白领衣服，保持着他的社会地位；她则可以穿着随便，在公寓附近闲逛，唱歌，和邻居说说笑笑；她为所欲为，极少有风险，总想一帆风顺地取得某些结果。她不像丈夫那样，生活在必须经常注意外表的气氛中。

    卡夫卡写道，除了别的，办公室世界还是个繁文缛节、充满荒唐姿态和无目的行为的世界，它基本上是男性的。女人更熟知现实；当办公室职员画完表格，或把沙丁鱼罐头折算成钱的时候，他除了抽象物什么也没有掌握。在摇篮里被喂养的婴儿，干净的台布，烤肉，始终是更有形的资产；然而正因为她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感到了它们的（因而也感到了她自己的）

    偶然性，女人才往往并不把自己等同于它们，她仍然有留给自己的东西。男人的事业既是设计也是逃避：他让自己为职业和“门面”所窒息；他经常妄自尊大，自以为了不起。女人反对男人的逻辑和道德，她不会掉进这些陷阱，司汤达就对此颇感兴趣。她没有用自尊心去庇护自己，以逃避她含糊的地位；她也没有用人的尊严这个假面具去掩饰自己；她更坦率地暴露了她的散漫思想，她的情感，她的本能反应。所以，只要她不以丈夫的忠实“妻子”身份讲话，她不论为自己辩解些什么，所说的都不会像她丈夫那么令人讨厌。他讨论所谓的一般观念——这就是说，他在报纸专栏和技术著作中找到的词语、公式，她则揭示有限但却具体的经验。

    众所周知的“女性敏感性”，是从神话派生出来的某种特性，是从假托派生出来的某种特性；但它也是事实，因为女人比男人更注意她自己，更注意这个世界。她的性生活处在粗野的男性氛围中，所以作为补偿，她有一种对“美好事物”的癖好，这可能引起过分的做作，但也可能产生真正的优美。由于她的范围有限，她无法达到的目标就显得异常珍贵；她不认为它们同概念或设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她仅仅是要展示它们的壮观。她的逃避意志表现为她对喜庆的热爱：一束鲜花，一块蛋糕，一张摆放得体的桌子，其微力虽然无用却令她深深陶醉；她喜欢把空虚的闲暇变成慷慨的奉献。她爱笑，爱唱，爱装饰物，爱小玩艺儿，她准备接受周围令她激动的一切：街市的风光，天空的景致。一次邀请，一次傍晚的外出，都会为她开辟新的视野。男人往往拒绝参与此类乐事；他回家时那快乐的声音便消失了，女人的确做出了他期望于她们的那种无聊而适度的姿态。

    女人从孤独与隔绝的深处，悟出了她生活的个人意义。她对过去、死亡、时间的流逝，有着比男人更深切的感受；她对她心灵的、她肉体的、她思想的冒险怀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她知道这是她在人间所拥有的一切。而且，基于她是被动的这一事实，她对淹没她的现实的体验，比专注子抱负和职业的人更热情、更动人；她有闲暇，并且也喜欢放纵自己的情感，琢磨自己的感觉，阐明其意义。当她的想像不再沉迷于空洞的梦想时，她会变得富有同情心：

    她试图把他人作为单个的人加以理解，并认为他们与自己是同一的；她和丈夫或情人在一起时，可以使这种同一性彻底实现：她以某种他所不能模仿的方式，把他的设计和心事都变成了她自己的。

    她就是这样急切地关注着整个世界；在她看来世界仿佛是一个谜，每一个人，每一样物都可能是谜底；她急切问他和它。当她变老时，她破灭了的希望变成了热嘲冷讽和常让人感到辛辣的愤世嫉俗；她不愿意受男人神秘举止的愚弄，她从男性建成的雄伟建筑中看到了偶然的、荒谬的、不必要的一面。她的依附性不允许采取超然态度，但是，从那口强迫她自我牺牲的井中，有时她也能够汲取真正的慷慨。她忘我地支持她的丈夫、她的情人。她的孩子；

    她不再考虑自己，她是纯粹的礼物，纯粹的贡品。她无法完全适应男人的社会，常一时兴起，发明出她自己的行为模式；她无法从现成的形式和陈词滥调中得到完全满足；她怀着世界最美好的意愿对它们忧心忡忡，这种忧虑较之她丈夫自以为是的保证更接近真理。

    但是，她只有在拒绝受他欺骗的条件下，才会在男性面前拥有这些优势。在上层阶级，女人是她们主人的热情帮凶，因为她们随时准备获得既得利益。我们已经看到，中产阶级的上层妇女和贵族妇女，始终比她们的丈夫更顽固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毫不犹豫地准备彻底牺牲掉她们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她们压抑一切思想，一切批判性判断，一切本能冲动；她们对公认的见解随声附会，人云亦云，她们把理想同男性法典强加给她们的货色混为一谈；

    真诚在她们心中完全泯灭，甚至在她们脸上也消失殆尽。主妇在工作中重获了某种独立，得到了一种有限但具体的经验；但是，如果女人的工作是靠仆人完成的，她就不会对世界有任何把握；她将会生活在梦想和抽象中，生活在真空中。她不理解她所说的观念的意义；她在讨论中使用的词完全失去了本意。金融家和工业巨头，有时甚至还有军界领袖，都懂得艰辛和谨慎，他们都能承担风险；他们通过不正当交易购买特权，但至少他们自己也付出了代价。

    然而他们的妻子在交易中却什么也没有付出，什么也没有做，就得到了她们得到的一切；所以她们才如此盲目地相信她们的权利是不可废除的。她们那愚蠢的傲慢，她们那彻底的无能，她们那顽固的无知，使她们变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产生的最无用、最不足取的人物。

    这样看来，谈及一般的“女人”，同谈及“永恒的”男人一样荒唐可笑。我们要知道，旨在证明女人优于或劣于或平等于男人的种种比较之所以愚蠢，就是因为他们的处境极其不同。

    如果比较这些处境而不是比较这些处境中的人，我们就会清楚看到男人的处境是十分可取的；

    这就是说，他在世界上有更多的机遇去运用他的自由。其结果必然是男性的成就要远远超过女人的成就，因为女人实际上被禁止做任何事。并且，在男女各自的范围内比较他们对自由的运用，这也许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尝试，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要自由地运用自由。在各种形式下，极其严重的欺诈与欺骗的陷阱——不真诚的诱惑，同样多地在等待着男女两性；

    两者都有完全的精神自由。但是，单单由于实际上女人的自由仍然是抽象的、空洞的，她便只能在反抗中运用自由，这是没有机会做任何建设性事情的人们所面临的唯一出路。他们必须抵制他们处境的种种限制，努力开辟未来的道路。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对女人来说，除了谋求自身解放，别无它途。

    这种解放必须是集体的，它首先要完成女人经济地位的演变。然而，过去和现在都有女人想通过个人努力去谋求个人的拯救。她们想在内在性当中证明她们生存的正当性——亦即想在内在性的范围之内实现超越。我们在自恋者、情妇和修女的身上将要看到的，正是受禁烟的女人作出的这种最终想把牢狱变成光荣天堂的努力。这种努力有时是可笑的，但常常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