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的妻子突然发脾气，这就使我想起了我们的夫妇生活。
以前，每次发过脾气以后，我们照例难忍难熬地要去找对方，等到我们见了面，就让我们心上日积月累的炸药统统爆发出来。现在，伊凡·伊凡内奇走后，我也还是一心想去找她。我打算下楼去对她说：她喝茶那当儿的举动侮辱了我，她心狠，她肤浅，她凭小市民的头脑永世也休想了解我说的话和我做的事。我在那些房间里走了很久，寻思该对她说些什么话，揣测她会回答我什么话。
我感到，在今天傍晚伊凡·伊凡内奇走后，近来使我腻烦的那种心神不宁的情绪，以一种特别恼人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个劲儿地走啊走的，同时专挑那些灯火通明的房间走进走出，常常靠近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坐着的房间。我的心情很象当年坐船在德意志海上遇到风暴，人人害怕既没有载货又没有压舱物的轮船会翻掉的时候我所体验到的那种心情。这天傍晚我才明白我的心神不宁的情绪并不是以前我所想的那种幻灭感，而是另外一种东西，至于那究竟是什么，我却不明白，这就使得我越发烦躁了。
“我要去找她，”我决定。“借口是可以编造的。我就说我要找伊凡·伊凡内奇就行了。”
我走下楼，不慌不忙地踩着地毯穿过前厅和大厅。伊凡·伊凡内奇坐在客厅里一张长沙发上，又在喝茶，唠叨。我的妻子站在他对面，扶着一把圈椅的椅背。她脸上有一种安静的、入迷的、依顺的神情，就跟人们倾听疯修士或盲信者讲话，揣测他们那些无聊的话语和唠叨里隐含着什么特殊的意义一样。我觉得我妻子的神情和姿态有点精神病人或者修女的味道，她那些不高的、半明半暗的、十分温暖的房间以及古老的家具、在笼子里睡熟的鸟、天竺葵的香气，总使我联想到女修道院长或者年老而笃信宗教的将军夫人的房间。
我走进客厅。我妻子既没有表现惊奇，也没有表现慌张，光是严厉而镇静地瞧着我，仿佛知道我会来似的。
“对不起，”我柔声说。“您还没走，我很高兴，伊凡·伊凡内奇。刚才在楼上我忘记问您：您知道我们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的本名和父名吗？”
“安德烈·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是啊。……”“Ｍｅｒｃｉ，”我说，从衣袋里拿出小本子，记下来。
接着是沉默，在沉默当中我的妻子和伊凡·伊凡内奇大概在等我走。我的妻子不相信我要打听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的名字，这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来了。
“那么我要走了，美人儿，”伊凡·伊凡内奇喃喃地说，这时候我已经在客厅里走了一两个来回 ，在壁炉旁边坐下了。
“不，”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很快地说，碰一碰他的手。“再坐一刻钟。……我求求您。”
她分明不愿意没有外人在座，单独跟我待在一块儿。
“好吧，我也等一刻钟就是，”我想。
“哦，下雪了！”我说，站起来，看着窗外。“好一场雪！
伊凡·伊凡内奇，“我接着说，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我很惋惜我自己不是猎人。我想象得出，在这种下雪天追逐兔子和野狼是多么痛快！“
我妻子站在原地不动，也没回过头来，光是斜起眼睛跟踪我的动作，从她的神情看来，好象我衣袋里藏着尖刀或者手枪似的。
“伊凡·伊凡内奇，您好歹带我去打一回猎吧，”我接着柔声说。“我会十分十分感激您的。”
这时候有客人走进客厅里来。他是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年纪四十上下，又高又壮，头顶光秃，生一把淡黄色大胡子和一对小眼睛。凭他肥大而有皱褶的大衣，凭他的风度看来，我觉得他是个教堂里的诵经士或者教员，可是我妻子向我介绍说，他就是索包尔医师。
“跟您相识很高兴，很高兴！”医师用男高音大声说，紧紧握住我的手，天真地微笑着。“很高兴！”
他在桌旁坐下，拿起一杯茶，大声说：
“您这儿或许有罗姆酒或者白兰地吧？劳驾，奥丽雅，”他对使女说，“到柜子里找一下。我冻坏了。”
我又在壁炉旁边坐下，看着，听着，偶尔在大家谈话当中插一句嘴。我妻子对客人们做出殷勤的笑脸，尖起眼睛盯住我，如同盯住野兽似的。有我在场，她觉得苦恼，这在我心里引起嫉妒、烦恼和有意使她痛苦的顽强愿望。我暗想：我的妻子啦，这些舒适的房间啦，壁炉旁边那一小块暖和地方啦，本来都归我所有，而且很久以来一直是我的，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头脑昏聩的伊凡·伊凡内奇或者索包尔对这些东西倒比我有更大的权利。现在我不是站在窗口看到我的妻子，她就在我身边，在普通的家庭氛围中，而这种氛围是我眼前上了年纪的时候所需要的。尽管她恨我，我却恋着她，就跟从前我小时候恋我的母亲和奶妈一样。我觉得虽然如今我临近老年，可是我比以前更纯洁，更高尚地爱她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想走近她，用鞋后跟更加使劲地踩她的鞋尖，让她吃一下苦，同时我却微微地笑。
“叶诺特先生①，”我转过身去对医师说，“我们县里有几个医院？”
“索包尔，……”我妻子纠正说。
“有两个，先生，”索包尔回答说。
“那么每个医院里一年要死多少人？”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我有话要跟您讲，”我妻子对我说。
她向客人们告个罪，走到隔壁房间去了。我站起来，跟着她走出去。
“您马上回到楼上您的房间去，”她说。
“您太无礼了，”我说。
“您马上回到楼上您的房间去，”她又尖刻地说一遍，带着憎恨的神情瞧我的脸。
她站得那么近，要是我略微弯下一点腰，我的胡子就会碰着她的脸。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什么地方忽然出毛病了？”
她下巴开始发抖，匆匆忙忙擦一下眼睛，顺便照了照镜子，小声说：“老一套又来了。您，当然，是不肯走的。好，那也随您的便。我自己走，您留在这儿好了。”
她带着果断的脸色回到客厅，我呢，耸动着肩膀，极力做出讥诮的笑容，也回到客厅。这儿已经来了新的客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和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我没有跟新客人打招呼，也没有向旧客人告辞，就走回我的房间去了。
自从喝茶的时候出了点事，后来在楼下又接连出了一些事以后，我心里才明白：近两年来我们已经开始淡忘的我们那种“家庭幸福”，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无聊原因，如今卷土重来了。不论我或者我的妻子，都没法制止自己。我依据往年的经验来下判断，这种憎恨一旦爆发，明天或者后天就会出现一种可憎的局面，打乱我们生活的全部秩序。我开始在我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同时暗想：这样看来，这两年我们并没变得聪明点，冷静点，沉稳点。这样看来，又要有眼泪啦，嚷叫啦，咒骂啦，皮箱啦，出国啦，然后就是连绵不断的、病态的恐惧，生怕她在那边，在国外，跟意大利或者俄国的花花公子相好，玷辱我的名声，随后又是我拒绝给她身分证，又是信札往返，又是彻底的孤独，又是对她的想念，于是，五年之后，我衰老，头发灰白了。……我走来走去，暗自想象一种不可能的事：她又漂亮又丰满，搂着一个我不认得的男人。……我这才相信，这种事是势必要发生的，就抱着绝望的心情问自己：为什么过去，在长年的吵架当中，我没有一次对她提出过离婚呢？或者，为什么她当时没有一下子离开我，从此不回来？为什么？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对她眷恋，不会有憎恨和不安，我就会平心静气，什么也不想，专心做我的工作，过完一辈子了。……一辆挂着两盏灯的马车驶进院子，随后又来了一辆由三 匹马拉着的、宽大的雪橇。显然我的妻子在举办晚会。
午夜以前，楼下一直安安静静，我什么也没听见，可是到了午夜，椅子纷纷挪动，餐具玎珰乱响。这样看来，楼下开晚饭了。后来，椅子又纷纷挪动，我隔着地板听到一片喧哗声，他们似乎在欢呼。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已经睡觉了，整个楼上只有我一个人。客厅墙上挂着的那些肖像画上，我的祖先们，那些渺小而残忍的人，瞪起眼睛瞧着我。我书房里那盏灯映在窗玻璃上，不愉快地眫着眼。我对楼下的种种情形生出又羡慕又忌妒的心情，一面听一面想：“我是这儿的主人，只要我有心，我就能在一分钟里把这伙可敬的人统统赶走。”可是我知道这是胡思乱想，我没法赶走任何人，“主人”这两个字毫无意义。人尽可以随自己的高兴，认为自己是主人，结过婚，有钱，担任少年侍从，可是却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
晚饭后，楼下有个男高音唱起歌来。
“其实，并没有出什么了不得的事！”我说服自己。“我何必这么激动呢？明天我不到楼底下去找她就行了，我们的争吵也就结束了。”
一点一刻，我走去睡觉。
“楼下客人都散了吗？”我问阿历克塞说，他在给我脱衣服。“是的，老爷，散了。”
“刚才他们为什么欢呼？”
“阿历克塞·德米特利奇·玛霍诺夫捐给挨饿的人一千普特面粉和一千卢布现款。还有一位老太太，我不知道她老人家的姓名，答应在她的庄园上办一个食堂，供一百五十个人吃饭。谢天谢地。……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当下决定，要所有的老爷太太每星期五来聚会一次。”
“就在这儿楼底下聚会？”
“是的，老爷。晚饭以前，他们念过一张单子：从八月起到今天，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已经收齐八千卢布，粮食除外。谢天谢地。……我是这样想，大人，要是太太肯为拯救她的灵魂多费点心，那她还会收到许多钱。这儿阔人多的是。”
我把阿历克塞打发走，然后吹熄灯火，拉过被子来，蒙住头。“其实，我又为什么这样心神不宁呢？”我想，“是什么力量推动我，象灯蛾扑火似的，去为挨饿的人们奔忙？是啊，我并不认识他们，也不了解他们，从来都没见过他们，也不喜欢他们。那么这种心神不宁是怎么来的呢？”
我忽然在被子底下抬起手来，在胸前画个十字。
“不过，她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到我的妻子，对自己说。
“她瞒着我，在这所房子里办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委员会。何必瞒着我？为什么他们串通一气？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们呢？”
伊凡·伊凡内奇说得对：我得离开此地才对！
第二天我醒过来，就下定决心：干脆走掉。昨天的种种情形，例如喝茶时候的谈话啦，我的妻子啦，索包尔啦，晚饭啦，我的恐惧啦，都使我十分苦恼。我暗自庆幸很快就可以脱离这个环境，不会再为那些事伤脑筋了。我喝咖啡的时候，总管符拉季米尔·普罗霍雷奇冗长地向我报告各种事务。
他把最愉快的消息留到最后讲出来。
“那些偷我们黑麦的贼已经捉到了，”他报告说，微微笑着。“昨天法院侦讯官在彼斯特罗沃村抓走三个农民。”
“滚出去！”我勃然大怒，对他喊道。我无缘无故拿起装饼干的筐子，往地板上一摔。
「注释」
①浣熊先生（叶诺特在俄语里的原意是“浣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