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最糟的是奥尔洛夫不加考虑就把他的骗局的秘密也让波丽雅知道了，他吩咐她把他的衬衫送到谢尔吉耶夫街去。这以后她就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带着我不能理解的仇恨眼光瞧着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老是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和前厅里暗自得意，抿着嘴轻声地笑。

    “她在这儿住得太久了，应该知趣才是！”她兴高采烈地说。“她应该放明白点。……”她已经敏感地预感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在我们这儿不会住太久了。她为了不错过时机，就见什么拿什么。香水啦，玳瑁发簪啦，手绢啦，皮鞋啦，她统统偷走。新年第二 天，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低声告诉我说，她的一件黑色连衣裙不见了。后来她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脸色苍白，又惊恐又气愤，自言自语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嘿，怎么会有这样的事？真是闻所未闻，太不象话！”

    吃午饭的时候，她想给自己舀汤，可是不行，她的手发抖。她的嘴唇也发抖。她狼狈地瞧着汤和馅饼，等她的颤抖平静下去。忽然，她忍不住瞧一眼波丽雅。

    “波丽雅，您可以走开，”她说。“有斯捷潘一个人在就行了。”

    “不要紧，太太，我站一忽儿，”波丽雅回答说。

    “用不着您在这儿站着。您干脆走掉，……干脆走掉！”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十分激动地站起来，接着说。“您可以另找工作。您现在就走！”

    “没有老爷的吩咐，我不能走。我是他雇来的。他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

    “我也能吩咐您！我是这儿的女主人！”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脸涨得通红，说。

    “也许您是女主人，不过只有老爷才能辞退我。我是他雇来的。”

    “不准您在这儿多待一分钟！”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叫道，用刀子敲了一下碟子。“您是贼！听见了吗？”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把食巾往桌上一丢，脸色可怜而痛苦，很快地走出饭厅去了。波丽雅放声大哭，嘴里嘟嘟哝哝，也走了出去。汤和松鸡都凉了。不知什么缘故，这份由饭馆送来放在桌子上的精美菜肴在我的眼睛里显得缺斤短两，贼头贼脑，跟波丽雅一样。碟子上的两个馅饼现出极可怜的、有罪的样子。“今天我们就要给送回饭馆里去，”它们似乎在说，“可是明天又会给端到一个文官或者名伶的午饭桌上。”

    “好神气的一位太太，真了不起！”波丽雅的说话声从她的房间里传到我的耳朵里来。“要是我有心，这样的太太我早就当上了，可是我还知道什么叫羞耻！咱们走着瞧吧，看我们谁先走！对！”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拉铃。她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从她的神情看来，好像她坐在角落里是在挨罚似的。

    “有电报来吗？”

    “没有，太太。”

    “去问一声看门人，说不定已经有电报来。不过您别离开这所房子，”她对我的背影说，“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害怕。”

    后来我几乎每个钟头都得跑下楼去找看门人，问他有没有电报送来。必须承认，这是一段多么可怕的时光！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为了避免着见波丽雅，索性就在自己房间里吃饭，喝茶，而且就在一张短短的月牙形长沙发上睡觉，自己动手铺床叠被。头些日子，我常出外去送电报，可是总也收不到回电，她就不再信任我，亲自出门去打电报了。我瞧着她那样子，就也焦急地盼电报快来。我希望他会想出一个做假的办法，比方说，托人从外地某火车站上打个电报来。我想，要是他沉溺于打牌，或者已经迷上了另一个女人，那么当然，格鲁津也好，库库希金也好，都会提醒他，叫他想到我们。可是我们空等了一场。我一天总要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房间去四五次，想对她说穿真相，可是她那模样像是一头山羊，肩膀搭拉着，嘴唇颤动，我就一言不发，退出门外。同情和怜悯夺去了我的勇气。波丽雅呢，却象没事儿似的，又高兴又得意，收拾老爷的书房和寝室，翻动柜子里的东西，弄得碗盏玎珰响。当她走过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房门的时候，总要哼着曲子，或者咳嗽。她看出女主人躲着她，反而觉得痛快。晚上她常常出门，去向不明，直到两三点钟才拉门铃，我就得去给她开门，听她数落我的咳嗽。随后另一处又马上响起了铃声，我就往书房隔壁的房间跑去，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把头探出门外，问道：“是谁拉门铃？”

    她瞧着我的两只手，看有电报没有。

    最后，到星期六 ，楼下响起了门铃声，从楼梯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她高兴得不得了，竟大哭起来。她迎着他跑过去，搂住他，吻他的胸脯和袖子，说了些谁也听不明白的话。

    看门人拿进皮箱来，波丽雅的快活的说话声也响了起来。这情景好象有谁回来度假似的！

    “为什么你没打电报来呀？”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说，快活得喘吁吁的。“为什么？我苦极了，好不容易熬过了这段时间。……啊，我的上帝！”

    “这很简单！头一天我就跟枢密官到莫斯科去了，所以没接到你的电报，”奥尔洛夫说，“等我吃过饭后，亲爱的，再详详细细给你说说。现在我得睡觉，睡觉，睡觉。……我在火车上累坏了。”

    看得出来他一夜没睡，大概他在打牌，喝了很多酒。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服侍他上床睡下，过后，一直到傍晚，我们都踮起脚尖走路。吃午饭的时候太平无事，可是等到他们吃完饭，走进书房，喝起咖啡来，谈话就开始了。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很快地小声讲着什么，她讲的是法国话，那些话象小溪一样潺潺地流着，随后传来奥尔洛夫的很响的叹息声和说话声。

    “我的上帝啊！”他用法国话说。“难道您除了说使女的坏话以外，就没有别的新鲜事可讲？”

    “可是，亲爱的，她老是偷我的东西，说话顶撞我。”

    “可是为什么她就不偷我的东西，不说顶撞我的话呢？为什么我就从来也不去理会什么使女，什么扫院人，什么听差呢？我亲爱的，您也实在太任性，反覆无常了。……我甚至怀疑您怀孕了。那回我对您提议说，辞掉她算了，可是您却要求把她留下，现在呢，您又打算叫我撵走她。既是这样，我倒也要做个固执己见的人。我要用任性来回报任性。您要她走，我就偏要她留下。这是治好您神经的唯一办法。”

    “哦，算了，算了！”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惊慌地说。

    “我们不谈这个。……明天再谈好了。现在你给我讲讲莫斯科吧。……莫斯科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