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最后，玛霞总算来信了。

    “亲爱的、好心的米·阿，”她写道，“善良温柔的‘我们的天使’（那个老油漆工人就是这样称呼您的），别了，我要跟父亲到美国去参观展览会了。过几天我就要看见海洋，离杜别奇尼亚那么遥远，想着都可怕！它遥远，辽阔，跟天空一样，我很想上那儿去自由自在地生活，我欢畅，我发狂，您看，我的信写得多么不连贯啊。亲爱的，善良的，给我自由吧，赶快把那根至今还连结着您和我的线扯断吧。当初我遇见您，认识您，那就象是一道从天上射下来的光，照亮了我的生活；可是后来我做您的妻子，那却错了，这一点您是明白的，犯错误的感觉至今压在我的心头，我跪下来求您，我的宽宏大量的朋友，在我动身去作海上旅行以前，尽快打个电报给我，说您同意纠正我们的共同错误，搬掉我翅膀上唯一的这块石头，我父亲会把这件事办妥，他答应不用过多的手续来麻烦您。那么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向四面八方飞去了吧？对吗？

    “祝您幸福，求主保佑您，请您原谅我这个有罪的人。

    “我活着，我健康。我挥霍金钱，做了许多蠢事，每一分钟都在感激上帝，没让象我这样的坏女人生孩子。我在演唱，而且获得了成功，不过这不是我的爱好，不，这是我的避风港，我的修道室，我现在从中得到了休息。大卫王有一枚戒指，上面刻着几个字：”一切都会过去‘。人难过的时候，看看这几个字就会高兴起来；而人高兴的时候看了它们又会难过起来。我给自己定做了一个这样的戒指，上面刻有这几个希伯来文字，这个护身符使我免得入迷。一切都会过去，就连生活也会过去，这就是说，什么也不需要。或者只需要自由感，因为人在自由的时候就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了。扯断那根线吧。紧紧拥抱您和您的姐姐。请您原谅而且忘掉您的玛。“

    姐姐躺在一个房间里，萝卜躺在另一个房间里，他又生过一场病，现在正在复原。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姐姐悄悄地走到油漆工的房间里，在他身旁坐下，开始念书。她每天给他念奥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果戈理的作品，他听她念，眼睛瞧着一个地方，并不发笑，而是摇着头，有时候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什么事都会发生！任什么事都会发生！”

    如果剧本里描写到什么丑恶的、不成体统的事，他就用手指头戳戳那本书，仿佛幸灾乐祸地说：“就是它，虚伪！毛病就出在它身上，虚伪！”

    剧本的内容、含意、复杂而巧妙的结构都吸引他。他赞叹他的本领，却永远也不提他的姓名：“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领，把这些东西安排得那么合适！”

    现在姐姐只轻声念了一页，就再也念不下去：她发不出声音来了。萝卜拉住她的手，努动发干的嘴唇，用嘶哑的、几乎叫人听不见的声音说：“正派人的灵魂又洁白又光滑，跟白垩粉一样，有罪的人的灵魂却好比浮石。正派人的灵魂是清亮的干性油，有罪的人的灵魂是煤焦油。人得干活，伤心，痛苦，”他接着说，“凡是不干活、不伤心的人，就上不了天堂。那些吃得白白胖胖的人，那些强横霸道的人，那些有钱的人，那些放债的人都要倒霉！他们看不到天堂。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还有虚伪吃灵魂，”姐姐接着说，笑起来。

    我把信又看一遍。这时候，那个不知由谁派来的兵走进厨房来，他每个星期来两次，送给我们茶叶、法式白面包、松鸡，那些东西有香水味。我没有活儿干，只好一连好几天待在家里，大概那个给我们送面包的人知道我们穷。

    我听见姐姐跟那个兵讲话，快活地笑着。随后她躺下来，吃着面包，对我说：“当初你辞掉工作，做油漆工人的时候，我和安纽达·布拉果沃一开头就知道你做得对，可是我们不敢说出口来。你说，究竟是什么力量妨碍我们把我们所想的据实说出来？就拿安纽达·布拉果沃来说吧。她爱你，崇拜你，她知道你做得对；她象姐妹那样爱我，知道我做得对，恐怕心里还羡慕我，可是不知一种什么力量妨碍她来找我们，她躲着我们，怕我们。”

    姐姐把手放在胸前，热情地说：

    “她多么爱你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这种爱情她只对我一个人说过，而且是在黑地里，悄悄地说的。她把我带到花园里幽暗的林荫道上，小声对我说，她把你看得多么宝贵。你瞧着就是，她不会出嫁的，因为她爱你。你为她感到遗憾吗？”

    “遗憾。”

    “面包是她送来的。说实话，这是可笑的，何必瞒着呢？从前我也可笑，愚蠢；而现在我已经摆脱这些，已经谁也不怕，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愿意说什么就大声说出来，我变得幸福了。当初我住在家里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现在呢就是让我做皇后我也不干。”

    布拉果沃医师来了。他得了博士学位，如今住在我们城里，在他父亲家里休假，说是很快又要到彼得堡去了。他想研究抗伤寒的疫苗，好象还有抗霍乱的疫苗；他打算出国深造，然后回来当教授。他已经辞去军职，穿着宽松的啥味呢上衣和很肥的裤子，打着漂亮的领带。姐姐十分欣赏他的领带上的佩针、袖扣、大概为了漂亮而插在上衣胸前口袋里的红绸手绢。

    有一回我和姐姐闲着没事，就凭记忆算一算他有多少套衣服，结果断定他至少有十套上下。他分明仍旧爱我的姐姐，可是他甚至在开玩笑的时候也没有说过一次他要带她到彼得堡或者国外去，我简直无法想象，要是她活下去，她会怎么样，她的孩子会怎么样。她光是无休无止地幻想，不认真地考虑未来，她说，让他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即使丢掉她也没关系，只要他自己幸福就好，至于她，有过以往那段生活也就满足了。

    他来看我们的时候，照例很专心给她听诊，要求她当着他的面把药水连同牛奶一齐喝下去。这一回也是这样。他为她听诊，逼她喝下一杯牛奶，这以后我们的房间里就弥漫着一股甲酚油的气味。

    “这才是乖孩子！”他说，从她手里接过杯子来。“你不应该多说话，可是你近来却象喜鹊那样嘁嘁喳喳。请你别说话了。”

    她笑起来。随后他走进萝卜的房间，我正好坐在那儿，他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哦，你怎么样，老头儿？”他弯下腰去凑近那个病人，问道。

    “老爷，……”萝卜说，微微努动嘴唇，“老爷，我要冒昧奉告……我们的命运全由上帝安排，大家都不免一死。……容我说一句老实话，……老爷，您进不了天国！”

    “那有什么办法呢，”医师开玩笑地说，“地狱也总得有人去啊。”

    忽然我的神志有点模糊，我好象在做梦，梦见去年冬天那个夜晚我站在屠宰场的院子里，普罗科菲跟我并排站着，他身上冒出一股胡椒酒的气味。我竭力控制自己，揉我的眼睛，却立刻觉得自己好象正在上省长那儿去听训。这种情况在这以前或者以后都没发生过，我认为出现这种象是做梦的古怪回 忆，是由于我的神经过度疲劳所致。我好象重又到了屠宰场，重又在省长面前听训，同时却又模糊地感到此刻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种事。

    等到我清醒过来，却看见我已经不是在家里，而是在街上，跟医师一块儿站在路灯旁边了。

    “这真叫人难过，叫人难过，”他说，眼泪流下他的脸颊。

    “她高兴，经常笑，抱着希望，可是她的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老兄。您那个萝卜恨我，老是要我明白，我待她不好。按照他的想法，他的话是对的，不过我也有我自己的观点，我一点也不为过去发生的事后悔。人应当爱，我们大家都应当爱，不是吗？缺了爱就没有生活；谁怕爱，躲开爱，谁就不自由。”

    他渐渐转到别的话题上去，谈到科学，谈到自己的学位论文，那篇论文在彼得堡受到人们的注目。他谈得热烈，已经不想到我的姐姐，不想到他的忧伤，不想到我了。生活在吸引他。

    我暗想：那一位有美国，有刻着字的戒指；这一位有博士学位，有学者的前程，只有我和我姐姐还是老样子。

    我跟他告别以后，就走到路灯那儿，把玛霞的信再看一 遍。我想起，生动地想起今年春季有一天早晨，她怎样到磨坊来看我，怎样躺下来，用皮袄盖在身上，想装得象一个普通的村妇。另外有一回 ，也是早晨，我们从水里捞捕鱼的篓子，河边的柳树忽然把一颗颗大水珠洒到我们身上，我们就笑起来。

    ……

    大贵族街上我们的家里已经一片漆黑了。我爬过围墙，照从前的办法，从后门走到厨房里去取一盏灯。厨房里没有人。

    火炉旁边有一只茶炊发出咝咝的声响，正在等待我父亲。我想，“现在谁给父亲倒茶呢？”我举着灯，走进那间小屋，用旧报纸铺在地上，权充床铺，躺下来。墙上的钩钉照旧严厉地瞧着我，它们的影子闪闪烁烁，天很冷。我好象觉得姐姐马上就会走进来，给我送来晚饭，可是立刻想起她在害病，躺在萝卜家里，于是我觉得奇怪：我怎么会爬过围墙，躺在这冰冷的小屋里。我的神志混乱起来，我看见了种种乱七八糟的景象。

    门铃响了。这是我从小就熟悉的铃声：先是铁丝擦着墙沙沙地响一阵，然后厨房里响起短促悲凉的铃声。这是父亲从俱乐部回来了。我站起来，向厨房走去。厨娘阿克辛尼雅看见我，把两只手一拍，不知什么缘故哭起来。

    “我的亲人！”她小声说。“亲爱的！啊，我的天！”

    她由于兴奋而不住地用两只手揉搓她的围裙。窗台上放着几只容量四分之一维德罗①的瓶子，里面装着泡有浆果的白酒。我给自己斟了一茶杯酒，一口气喝完，因为我渴得很。阿克辛尼雅刚刚擦过桌子和凳子，厨房里弥漫着一股由喜爱整洁的厨娘所掌管的明亮、舒适的厨房里常有的那种气味。从前，在我们童年时代，这种气味和蟋蟀的叫声总是吸引我们这些孩子到这儿厨房里来听故事，玩“国王”。……“克列奥帕特拉在哪儿？”阿克辛尼雅屏住呼吸，急急忙忙地小声问。“你的帽子在哪儿，少爷？听说你的媳妇到彼得堡去了？”

    她早在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就来我家做事，从前给我和克列奥帕特拉在木盆里洗过澡，现在依她看来，我们仍旧是孩子，必须开导才成。足足有一刻钟工夫，她把她的种种想法，把一个老仆人在我们没有见面的这段时期里，在宁静的厨房里，经过深思熟虑想出来的主意向我和盘托出。她说，我们可以逼医师跟克列奥帕特拉结婚，只要吓他一下就成，又说如果好好写一份呈文，主教就会解除他的第一次婚姻，还劝我最好瞒住我的妻子悄悄把杜别奇尼亚卖掉，把钱存在银行里，写上我的名字。她还说，如果我和姐姐在父亲面前跪下来，苦苦哀求，他也许会原谅我们，又说我们应该向圣母祈祷。……“好，去吧，少爷，跟他去谈一谈吧，”她听见父亲的咳嗽声，说。“去吧，去谈一谈，鞠个躬，你的脑袋不会掉下来的。”

    我就去了。父亲坐在书桌边，正在画一个别墅的草图，那别墅有哥特式的窗子和一个低矮而宽阔、有点象消防队的了望台那样的塔楼，这是一张非常死板、平庸的草图。我走进书房，在正好可以看见那张图纸的地方站住。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找父亲，可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看见他瘦削的脸、他的红脖子和墙上他的影子，我就恨不得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照呵克辛尼雅要我做的那样，跪在他的面前。可是我一看见那座有哥特式窗子和低矮而宽阔的塔楼的别墅，就忍住了。

    “晚上好，”我说。

    他望了我一眼，立刻低下眼睛去看那张草图。

    “你有什么事？”过了一会儿，他问。

    “我是来告诉您：姐姐病得很重。她快要死了，”我声音低沉地补了一句。

    “是啊，”父亲叹口气说，摘下眼镜，把它放在桌子上。“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你种什么，”他又说一遍，离开书桌站起来，“就收什么。我请你回想一下：两年前你来见我，就在这个地方，我请求过你，要你迷途知返，我提醒你，不要忘记义务和荣誉以及你对祖先所负的责任，我们必须神圣地保持祖先的传统。你听了我的话没有呢？你不顾我的忠告，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这还不够，你又把你姐姐引到你的迷途上去，促使她丧失道德和廉耻。现在你们俩都倒霉了。是啊，你种什么就收什么！”

    他一边说，一边在书房里走来走去。大概他以为我是来请罪的，他在等我为我自己和我姐姐讨饶。我觉得全身发冷，我颤抖，好象害了热病似的，我说话声音嘶哑，十分费力。

    “我也请您回想一下，”我说，“就在这个地方我也请求过您，要您了解我，要您仔细想想，一块儿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为什么生活？您在回答的时候却谈祖先，谈那位写诗的祖父。刚才我告诉您，您那唯一的女儿已经病危，您又谈祖先，谈传统。……您这么大年岁，离死已经不远，在世上只能再活五年或十年，却还是这样的轻率！”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父亲厉声问道，听我责备他轻率，显然感到气恼。

    “我不知道。我爱您，我感到说不出的难受：我们彼此间的距离那么远。所以我来了。我还爱您，可是姐姐已经跟您彻底决裂了。她不能原谅您，永远也不会原谅您。一提起您的名字，就会引起她对过去，对生活的憎恶。”

    “这是谁的错呢？”父亲叫道。“这是你的错，混蛋！”

    “好，就算是我的错吧，”我说。“我承认我在许多方面有错，然而，为什么您的生活，您认为我们也必须照这样过的生活，是那样的乏味，那样的平庸呢？为什么您三十年来所盖的这些房子里，没有一个人能教导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才不会犯错误呢？全城连一个正直的人也没有！在您这些房子，这些该死的窝里，母亲和女儿们被折磨至死，孩子们受虐待。……我那可怜的母亲啊！”我绝望地接着说。“可怜的姐姐！人必须用白酒，用纸牌，用诽谤来麻醉自己，谄媚逢迎，假仁假义，或者画上几十年的图样，才能不发现所有隐藏在那些房子里的惨状。我们这座城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里它没有为祖国献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也没有！凡是稍稍带点生气的、稍稍发出点亮光的东西在萌芽时期就统统被你们扼杀了！这座城只培养小店主、酒馆老板、办事员、教士，这是一座无用的、没益处的城，即使它忽然陷进地底下去，谁也不会觉得可惜。”

    “我不要听你的话，混蛋！”父亲说，从桌子上拿起一把尺子来。“你喝醉了！你醉成这样，居然还敢来见你的父亲！我最后一次告诉你，而且要你把这话转告你那不顾廉耻的姐姐：你们休想在我这儿得到任什么东西。我已经把不听话的孩子从我的心里撵走了，如果他们由于不听话，由于顽固而吃苦，我并不怜惜他们。你从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无论上帝为了你们怎样惩罚我，我也要温顺地忍受这种考验，我象约伯②一 样会在痛苦和持久的工作中找到安慰。在你没有改邪归正以前不准你跨进我的门坎。我是公正的，所有现在我说的话都对你有益，如果你希望自己好，你就该终生记住我对你以前说的和现在说的话。”

    我挥挥手，走出去了。我不记得那天夜里和第二天我是怎样度过的。

    据说我在街上走来走去，没戴帽子，摇摇晃晃，大声唱歌，顽皮的男孩成群结伙跟在我的背后，大声喊叫：“小利钱！小利钱！”

    「注释」

    ①维德罗，俄国液量单位，１维德罗等于１２。３升。

    ②据《圣经·约伯记》载，约伯是个忠实地奉行上帝旨意、接受上帝考验的人，《约伯记》中还讨论了善人在世受苦并非由于自己犯罪的哲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