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陈毅说出这样一个“隐情”：如果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没有站住脚，毛泽东是不敢开12月会议的；也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

    李德生是大別山区人，1930年他从家乡河南光山县（今新县）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10月，随红4方面军踏上西进征途，经历了红军长征、八年抗日，转战千万里，直到1947年7月才随刘邓大军重新回到家乡。

    李德生率部转战大別山的经历，也就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缩影。

    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二省交界地区，西至平汉路，东接淮南路，北连淮河，南临长江，突出于武汉、南京之间，山脉东西横直，南北平原广阔。依托该区，可以瞰制中原，直逼长江，威胁武汉，是我军夺取中原和进军江南的重要战略地区。如我军在此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则犹如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所以在1947年6月入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第一记重拳就由刘邓大军打出，千里跃进直插大别山。

    大别山，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在我军历史上曾有过“四进四出”的战斗经历，即：红四方面军西征，徐海东率红军北上，髙敬亭率新四军东进，李先念率中原解放军突围。革命的火种在这块土地从未熄灭过。特别是李先念率部队突围时，留下了大批干部，仍在大别山打游击，坚持对敌斗争。当他们获悉刘邓大军南下的消息，兴奋不已，日夜盼望和主力会师。

    刘邓大军一进入大别山区，邓小平政委就指示各部队，尽快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9月2日，李德生率17旅向黄安进发，当部队来到一个叫黄石冲的村子里宿营时，来了一位游击队的领导人，名叫刘名榜。李德生一听口音，竟是同乡人！刘名榜抗日时期是鄂东地委委员。新四军5师北撤时，李先念预见到主力撤离大别山后，革命斗争将遇到很多困难，为了保留老根据地的革命火种，指令刘名榜留下，负责重组罗、礼、经、光4县中心县委，担任中心县委书记。李德生与刘名榜越谈越激动，这是十几年没见的家乡亲人呵！

    过了两天，刘伯承司令员接见了刘名榜，并根据邓政委的意见，任命刘名榜同志为新县县长。

    路过七里坪，李德生离家很近了，他已17年没有回故乡，决定回去看一看家乡的山水和亲人。李德生幼年丧母，父亲当长工，家中贫穷，两个弟妹先后因饥饿疾病死去。李德生14岁即参加红军离去，重返家乡时他已到而立之年了。李德生带了一个骑兵班回到村里，进村却找不到故居旧宅了。李德生一路打听，找到叔伯嫂子的家。因李德生离家时尚是少年，十几年过去，叔伯嫂子已经不认识他了。

    李德生说：“我是德生啊！”

    叔伯嫂子端详了一会儿，这才认出，顿时流出眼泪：“哎呀，你可回来了！你还活着啊！”

    这时，李德生才知道，他参加红军后，父亲因为是红军家属，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了，后来死在外地。受苦一生的老人，最终没有能看到儿子回来，没有能看到革命胜利！李德生心中一砗绞痛。

    乡亲们听说李德生冋来了，纷纷赶来看他，问这又问那，格外亲热。李德生对乡亲们谈了这些年革命形势的发展，告诉大家，这次回大别山再也不走了。乡亲们听了都很兴奋。因为战斗任务紧张，李德生在村里只待了两个小时便赶回了部队。返回途中，他望着熟悉的家乡山水，感慨万端，乡亲们这些年在反动派压迫下，不知道吃了多少苦，为了家乡，为了家乡的亲人，为了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解放，为了孩子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决心为之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使蒋介石坐卧不安，他立即调集重兵进行围堵。9月上旬，国民党军23个旅，从北、东、西三面，对刘邓大军形成包围。并以对大别山情况十分熟悉的桂系7师、48师，进入大别山腹心地区寻我主力作战，妄图在我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桂系的这两个师抗日时期就在大别山活动，各地建立有谍报网，有的军官还在大别山与当地土豪劣绅结有姻亲，所以要对付这些敌人很棘手。

    刘邓首长对此是有预见的。邓小平告诫部队“敌人一定会在我立足未稳时，扭住我们。不过敌人的空子仍然很大，可以抓住机会歼灭它，结束敌人的尾追堵击。只要我们有思想准备，几个回合后，一定能站住脚，能建成巩固的根据地。”这一指示迅速传至全军上下，大家都做好了与敌人进行反复斗争的思想准备。

    我十几万大军，采取跃进方式，深入敌人纵深地区，远离后方依托，所带来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部队战士大多是北方人，到了南方吃大米说肚子痛；草鞋穿不惯，语言也难懂；习惯平原打仗，缺乏山地作战经验，因无安全后方，伤员难以安置，更成了指挥员打仗最大的顾虑。由于以上各种原因，有的人对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信心不足，遇到困难时，讲怪话发牢騷的现象便出现了，甚至营、团指挥员也有产生右倾情绪的。一次行军途中，有位以往很能打仗的团长，夜里从酣睡的敌群中穿过也不打，主要是顾虑打开后有了伤员无法处置，在诱歼敌85军时，因迂回部队动作迟缓，结果让敌人跑掉了。另外，部队中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针对这狴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过去开会时，刘伯承、邓小平总是面带微笑，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而这一次刘邓的态度非常严肃。刘伯承、邓小平走进会场时，门口的几个人迎上前，敬过礼后习惯地伸出了双手。邓小平的手在空中一摆，说：“仗没打好，不握手了！”待众人坐下后，邓小平严肃的目光扫视全场，说：“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个不握手的会议。”

    与会者的心情陡然沉重起来。

    刘伯承接过话去：“政委说是‘不握手会议’，我说这是一次‘安卵子会议’！我们有些干部缺乏勇猛精神，没有卵子，不像个男子汉，怎么办呢？只好给他安上一副！”

    刘伯承继续说：“有些同志打起仗来，顾虑重重，行动迟缓，错过了歼敌机会。”

    刘伯承随后强调了一定要树立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仗、纪律松弛等右倾思想情绪。刘伯承和邓小平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对晋冀鲁豫野战军将士们鼓舞很大，这次会议后，部队的战斗意志更加坚强了。后来，有些人就笑说这次会议是一次“安卵子”会议。

    为了严肃群众纪律，刘邓当时作出严令：以枪打老百姓的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真还有撞到枪口上的人。

    10月3日，军区纪律检查组在总路嘴检査，发现有一个副连长公开抢夺商贩的粉条、花布，影响极坏，把老百姓都吓得往山里跑。为了维护纪律，检查组赔偿了群众6两黄金，然后公开枪毙了那个副连长。

    看到这场景，老百姓们大受感动，当地的一大批商贩也都回来了。

    有一段时间，粮食十分困难，简直到了吃饭都成问题的地步。即便这样，部队也不向贫苦农民要粮，于部们带头少吃。李德生和旅里几位领导每顿饭只吃一小碗。一个副政委甚至只吃锅巴，把饭留给战士们吃。这种严格的纪律和领导以身作则的良好风气，不但在大别山群众中留下极好印象，而且还震撼了敌人。全国解放后，在缴获的国民党国防部的档案中，对李德生所在的部队就有这样的评价：“该纵，长于攻坚，指挥及纪律均佳。匪称为主力纵队。”可见，国民党军不但畏惧能打仗的部队，也畏惧纪律好的部队。

    大别山区一到初冬，就下霜落雨，气候寒冷，不穿棉衣简直无法保持部队正常生活。但当时各部队凑凑合合筹集到的面料，都是五颜六色的棉布、綢缎，做出来的衣裳五花八门，不成样子！而且到哪里去找这么多裁缝，来赶制成千上万套棉衣呢？

    就在众人发愁之时，传来刘邓首长亲自动手缝制棉衣的消息。

    原来天冷后，有的纵队领导关心刘邓衣衫单薄，曾送去打土豪得来的皮大衣，皮袍，还有缴获国民党军官的呢大衣等等。刘邓一律拒收，却亲自动手缝制棉衣，并要求全军将士也自己动手缝制棉衣，部队不准穿得花花绿绿的绸缎衣料，要保持军容，白布、杂色布料，可用稻草烧灰染黑。

    号令一下，全军指战员纷纷染布、剪裁，穿针走线，互相帮助，自制棉衣。尽管这些衣服染得不灰不绿，自己缝的棉衣也不怎么合身，但穿在身上人人都感到特别暖和。到11月初，刘邓大军12万将士基本解决了棉衣问题。这是古今中外军队从未有过的事，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做到的。

    进入大别山后，刘伯承、邓小平一直在寻找整师、整旅歼灭敌人的战机，以打击其嚣张气焰。刘邓得知敌82旅已归40师指挥，两敌将南下广济。刘邓即令各纵队集结兵力，准备打歼灭战。

    战场选在哪里？刘邓等人亲自勘察战场，他们走了几十里的高坡，登上了鄂东最高的三角山，在那里俯看周围地形，对照地阁，选定了由浠水到广济的必经之路髙山铺作为歼敌战场。

    高山铺，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两侧山峦起伏，公路蜿蜒其间，南端为一狭长山谷，西南有缺口，是一条1300多米长的丘陵，表面是稻田，底下却是深及膝盖的淤泥，敌人如果想由此处逃跑，将遇到真正的陷阱。

    为了迷惑敌人，刘邓条令中原独立旅派出少数部队，佯装游击队，沿途袭扰敌人，作运动防御，迟滞敌前进，以待各参战部队能按时到达，并将敌人诱入我设伏包围圈内。

    敌人果然中计，和中原独立旅接触后，所见的是陈旧枪支的稀疏枪声，一反击马上逃跑，就认定这只是“土共游击队”进行騷扰，无足轻重，越发猖狂起来，竟然在公路上排成三路、四路纵队，大摇大摆行军，全不把“土八路”放在眼里。

    当敌人被牵到高山铺一带我军“口袋”里后，首先遭到我1纵的坚决阻击。敌人还是没在意，只派了2个排去抢山头，想扫清前进的道路。在我军猛烈火力打击下，这2个排基本被歼。敌人这才惊醒过来，逐渐增加兵力，连续发起冲击。但除7留下一大堆尸体外，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这时，国民党“武汉行辕”的将军们还蒙在鼓里，一个劲儿地打电报给40师打气：“高山铺只有共军1个旅，可大胆放心前进。”国民党军的飞机也飞到高山铺上空助威，绕着先到达蕲春的敌40师师长李振清，还在报话机上催促他的部队赶到蕲春去吃晚饭哩！而陷在包围圏里的敌人则在喊爹叫娘了。

    10月27日，我军总攻开始，各参战部队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压将过来，四面逃窜的敌人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东边碰壁往西逃，南边无路又向北钻，在我政治攻势配合下，纷纷投降。

    27日下午两点，战斗胜利结束，我军全歼敌人40师及82旅，共5个团，1.26万余人，还击落敌机1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国民党“武汉行辕”的将军们没有料到他们的部队会垮得这么快，还从武汉派了几架飞机，空投下了许多热乎乎的烧饼、馒头，正好都慰安了得胜的解放军。

    高山铺大捷使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等人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高山铺一仗的胜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我军消灭了1万多敌人，它表明刘邓在那里已经站住了脚，天王老子也赶不走他们了！”

    高山铺战役之后，蒋介石再也沉不住气了。而此时解放军陈赓兵团和陈粟大军也分别挺进豫陕鄂地区和豫苏皖地区，解放军已在中原地区摆出“品”字阵，直逼长江，威胁到国民党政权的中心地域。蒋介石急得亲自出马，主持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宣布成立“国防部九江措挥部”，由白崇禧担任主任，统一掌管津浦路以丙，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南的作战指挥权。蒋介石简直把江南半壁河山的指挥权、都给了潜在的对手白崇禧了，可见其是不顾一切要与我中原部队拼一死战。

    白崇禧受命后，立即组织了15个整编师又3个旅近80个团的兵力向我大别山部队进行空前规模的围剿。

    面对严峻的形势，根据敌人的作战部署，又根据大别山回旋余地小，粮食困难等因素，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取“避战”方针对付故人。

    具体的部署是：野战军的主力，配合地方武装，留在大别山内线作战，采取宽大机动，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以小部牵制敌人大部，以大部歼灭敌人小部、以这种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击和拖散敌人。

    李德生率领17旅继续留在了大别山区，主要任务是与敌周旋，拖垮敌人。12月2日夜，17旅和18旅突然远距离奔袭宋埠，将敌人四面包围，干净彻底地歼灭了国民党麻城县政府及8个保安中队和1个义勇团。这一仗，不仅给黄安、麻城地区反动势力以毁灭性打击，直接支援了诙区地方工作，而且严重威胁敌人后方补给线，迫使进入大别山中心的一部分敌人回援。

    消灭宋埠之故，还震惊了鄂东一带土顽。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党的正规军，是临时调来扫荡的，不可能长期留驻，若与已在当地建立了政权的共产党为敌，迟早要遭到铲除，宋埠之战就是杀一儆百的实例。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已日见衰败，共产党日益强大，大别山也许很快就会像红军时期、抗日时期那样，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还不如留点后路好。一些干过坏事的土顽，纷纷向当地人民政权自首，表示愿意改过自新。一些地主土顽，为留后路，自愿或被迫地做了些好事。

    6纵有两个伤员留在了麻城山沟一个小村子里，一个住在贫苦农民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另一个伤员放在了地主家里，地主不敢不收，但招待极坏。一次国民党部队要进村了，我军侦察队长对地主说，“你如果把这两个伤兵交给了敌人，就杀你仝家！”后来敌人到了村里，穷老汉把伤员背进山里藏起来；而那个地主在应付国民党军时，不敢讲两个伤员的事。这两个伤员在这个小忖里一直安然无恙。

    为了牵制敌人，将其拉回大别山腹地，以掩护我野司后方指挥所北上，从12月21日起，李德生率领17旅开始了向敌人包围圈内钻的“壮举行动”。之所以称为壮举，是因为这一行动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时在大别山中心集结的敌人多达10个师，而17旅偏向敌群堆里钻！

    17旅出发了。当时正值冬季，高山上覆盖着厚厚的雪，凛冽的朔风迎面刮来，像刀子割脸般疼痛，雪花钻进领子、袖口，寒冷刺骨，有的老战士胡子上结了冰，就像长了许多冰锥子。崎岖的小路上冻结了冰层，踩上去就像在倒了油的路上走，一步一滑，不断有人跌倒又爬起来。驮机枪和迫击炮的骡子，经常滑到岩边，干部们就和战士们一起拉骡子尾巴，抬骡子的腿，硬是把牲口救了起来。下山后又过冰河，官兵们只能脱下棉裤淌水，冻得全身麻木，上岸，裤子上的冰块嚓嚓响，像穿了铠甲。

    部队一面艰苦行进，一面还要和敌人作战。1948年过新年时，各连队都想办法买了一些肉，正要过节，敌人又上来了，而且不止一股，敌人是分三路围上来的。李德生带领部队与敌人打了一仗后，马上率部队转移，这个“新年”最后就留在夜行军中过了。在与敌周旋的斗争中，险象环生，生死交替常常就在一瞬之间。

    有一次，敌人有袭击我驻地黄龙岩迹象，李德生及时派出侦察员，黑夜捕俘，了解敌情。侦察员在一个山坡上发现了几股电话线，就顺着摸过去，到村口，抓住了一个敌兵，经审问，了解到敌人要合围黄龙岩，先头部队已出发了。侦察员飞跑回来，向驻黄龙岩的第50团报告了情况，部队仅用20分钟，就集合出村，而这时，大批敌人已从村子另一头到达了。如果那次50团不是及时发现敌情，及时撤离，就有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还有一次，49团一个连，从麻城向南转移，为了便于在敌区行动，他们大多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军装，还戴着钢盔。半路上，遇到敌人乡公所100多名土顽，正押着我们的14个民兵，往麻城送。看见这一连人，敌人误认为是国民党军队，赶忙前来报功，说抓了16个“共匪”，已经用石头砸死了两个。我们的连长说：“你们集合，给我们带路去打共匪。”土顽们集合站队，一下子就被我军全缴了械。当时战士们气极了，要用刺刀捅死这些敌人。

    当然敌人也是很狡猾的。一次，有个敌人的特务，伪装贫苦农民，要求参军，我分队的领导很麻痹，将其收下了。第二天，这个敌特装病，趁无人时逃跑回去向敌人报信，引来敌军袭击我分队蛀地，幸亏我大部队及时赶到将敌人击退，才未受大的损失。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邓小平功不可没。为了调动敌人，刘伯承带领1纵和野司机关一部北渡淮河，在淮西地区展开。而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带着野司前指，指挥着3纵、6纵一直坚持在大别山腹地与敌周旋。尽管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圈中活动，邓小平依然是十分沉着镇定。每天晚上，一到广播时间，无论敌情多么紧张，他都不走了，一定要停下来，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有时明明知道附近就有敌人，他也不管，非要听完才走，身边的同志再着急也拿他没办法。

    1948年的元旦，条件、环境那么艰苦，邓小平还是组织警卫部队进行新年团拜、检阅。战士们连夜剃头刮脸，把破破烂烂的军装缝补整齐。元旦那大，天还没大亮，部队就成营横队。排列在山坡下的田埂上，邓小平、李先念、李达来到队列前面检阅。邓小平用洪亮的声音向大家拜年，对众人说道：只要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克服暂时困难，站稳脚跟，将敌人紧紧拖在大别山区，就是胜利！

    邓小平这种不畏艰险的精神，给许多老战士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位老战土这样回忆道：

    在大别山非常困难的时刻，邓小平还时刻惦念着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危。有一次，区党委负责同志到黄安七里坪中原局的驻地汇报工作。邓小平破例请大家喝了一次酒，他髙兴地说：“我们已有三天没有得到延安方面的消息了，今天收到党中央发来的电报，电报说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所以请大家喝一杯酒庆祝！”

    经过激烈的斗争，我军在大别山深深地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估计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此期间，我中原三军相互配合，机动作战，大量歼灭了敌人，在4500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

    1948年2月，中央军委电请刘邓率指挥部和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设立南线指挥中心，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兵团，展开中原作战。

    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大别山走出来的部队依然迈着雄赳赳地步伐，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们已很难称之为“雄师”了。经过严冬和战火，他们自制棉衣裂开了一道道口子，树汁染成的棉布早已褪色，许多人乱发蓬散，面容憔悴。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衣衫褴褛的部队，赢得了党中央及其他战区野战军的尊敬！

    代表中央前去看望刘邓部队的陈毅感动地说出这样的话：“正因为刘邓大军大别山拖住了敌人，各地才能顺利转入进攻，打了不少胜仗。要记功的话，各地只能记一半，另一半要记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指战员身上。”

    陈毅还说出了这样一个“隐情”：

    1947年12月，中央召开了12月会议。毛主席写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主席亲自对我说：“我军在大别山各兵团如果没有站住脚，我是不敢开这个会的，我也是不敢讲这个话、写这篇文章的；我也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文章可能要等一年半载后才能写。现在中原的部队站住脚了，胜利靠得住了，我这个文章就可以写了。我们现在就要向全国人民发号召，准备在几年内夺取全国胜利。”

    1930年，李德生走出了大别山，他那时只有14岁，他是不堪反动势力的压迫，只身投奔革命队伍。18年后，他再度走出了大别山，这一次他带着是一支英雄之师，走向了更广阔的战场，直至迎来新中国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