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溃兵如山倒，兰州闲言燃旧情

    又是一场倾盆大雨把黄昏搅得天翻地覆。

    六十四军一九二师师长马卫华刚把部队稳在金积以北的大路两侧，忽然得到五七四团报告，该团当面敌营乱糟糟的，看迹象是想逃跑。马卫华急问：敌人往什么方向跑？有多少人？回答是多半向银川方向溃逃，也有一部分乘船或大小筏子过黄河。

    宁马的求和通电已经发过，是追还是不追？马卫华征求王海廷政委的看法。

    参谋长何友发急火火地插道：“当然得追，这些家伙全部都没有缴械，发个电报管屁用！他们一旦散了摊，将来宁夏就甭想安稳了。特别是那个贺兰军，许多人原本就是地方上的土匪，横行霸道已成习惯，狗改不了吃屎嘛，还不借这个机会重操旧业、占山为王？”

    王政委谨慎地说：“是不是按级请示一下，这里面有个政策问题呀！”

    大家正在商量着，又接到五七五团报告：“他们在金积通往吴忠的大路上，截住了大约有一个营的敌军，双方开始射击，互有伤亡，三营副营长王德全和七连连长吴有福牺牲了。另外，敌人在上游地区决堤放水，农田和公路都泡在水里，一片白茫茫的，有的连队在齐胸深的水中与敌交火。目前，部队仍在追击这股顽敌，希望师首长给个明确指示，打还是不打。打，他们将组织增援，全歼顽敌；不打，就由他去算了，把部队从水里面撤出来。”

    “打！”马师长果断挥手，“告诉五团，一定要控制局势，敌人不守规矩，坚决消灭，不必犹豫！”

    这道命令对五七五团三营真是个福音。因为通电求和的缘故，三营奉命从午后起对当面之敌即停止射击，固守现有阵地。谁知时近黄昏，大雨下起来之后，敌阵地上突然枪声大作，接着就有大批敌人往吴忠方向奔逃。副营长王德全带上七连去追，而且下令：只追不打，或者说不主动射击。结果被敌人前后夹攻，部队又陷在水里，吃了大亏。

    马卫华师长的命令一下达，三营长刘青敏立即调整部署，以密集火力压向敌阵。敌人炸了营，开始弃阵而逃（实际上早就有一部分敌兵滴溜滴溜往后跑了）。刘营长率部紧追不放，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追到吴忠堡。

    又一个黄昏降临，雨还在下个不停，敌我双方都淋得像落汤鸡。尤其是我三营七连，战士们刚从水里爬上来，走路浑身都哗哗响，粮袋全都泡“肿”了，重了好几倍！部队马不停蹄在吴忠堡搜索，敌人腿快的还在跑，跑不动的就举起双手。枪声开始稀落，敌我双方混在一起，乱得一塌糊涂。这时，有几个战士在路边民房里抓到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他自己声称是贺兰军军长马全良，是从银川赶来阻止部队溃逃的。结果部队根本不听他的指挥。非但如此，还被一个连长带着几十个人四处追打，不得已才躲进了民房。

    情况一级一级报告到兵团司令部，让刚刚与宁马代表签过和平协议的杨得志一惊，急忙吩咐把卢忠良等三人截回来。杨得志向卢等人通报了马全良挨打的事，并说：“宁夏军队正在宁朔路上逃散，你们这样走过去，恐怕不太安全，最好绕道从吴忠堡回去，那里已被我军占领。”

    卢忠良三人面面相觑，对面前又一场虚惊无奈极了。马廷秀说：“我们来时，也见到溃散的部队。我们作了劝说，他们不听……料想不至于全部溃散吧！”他担心部队如果全部溃散，将会影响和约的生效。

    杨得志说：“据我方查明，贺兰军和第十一军几乎跑得差不多了。这也好，省掉我们一笔路费。”他转向卢忠良，“你的一二八军还好，基本没动。我们会按照我军的优待政策，只要放下武器，愿意回家，发足路费……”

    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并没有如杨得志所言。在十一军与贺兰军影响下，卢忠良的一二八军也迅速崩溃。一时，溃兵四处逃窜，无恶不作。9月23日天不亮，马鸿宾即连电向彭德怀告急：“宁夏部队已形成崩溃之势，官不能管兵，到处发生抢劫现象，请即令杨司令员派兵进驻宁夏，以安定人心。”

    在这场溃兵“大地震”中，驻银川的马光宗第十一军最为恶劣。自9月22日“五亩宅”会后，军部头头毫无根据地宣布“等待解放军改编，然后随解放军打到四川去”时，新城一八六师就立刻一哄而散。这些宁夏籍的兵痞子，谁还想再跑到四川去送命？第二天，一八九师也弃甲出城，仅一个小时，近万人不击自溃！马全良得知这一消息，又不知从哪里听说有人要暗杀他，便以收容散兵为借口，和副军长王伯祥一溜烟跑到吴忠堡。结果闹了那么一出滑稽剧。他被带到六十四军军部，见了曾思玉军长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银川惨状，说：“贺兰军散了，十一军正在散，局面无法控制，请解放军赶快进驻银川。”

    如此，双方签订的一纸协议已毫无意义。

    杨得志和李志民立即撤销原准备在新华社发表协议全文的决定，命令：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一部，连夜进驻银川！这可救了马鸿宾的大驾。他急忙调集40辆大卡车，浩浩荡荡接到仁春渡。

    当夜又是风雨交加。五七二团副团长苟耀德率部一到银川，便立刻占领四个城门楼及钟鼓楼、玉皇阁等制高点，并把马鸿逵公馆指挥要地控制在手，解除了国民党第十一军一八六师残部的武装。

    第二天（9月24日）中午，一九一师主力进入银川。到这份上了，马光宗的十一军还有一个加强连偷偷往贺兰山方向逃窜。一九一师师长谢正荣下令追击：“就地解决，一个不留！”

    解放军入城仪式定在两天后的26日。自然又有彩车、标语、鞭炮、锣鼓，有贫民的倾诉、名士的感慨。当杨得志等十九兵团首长的敞篷车缓缓驶入银川市区新城大街时，马鸿宾含着泪对身边宁马旧人们说：“大家在这里工作多年，不免有对不起人民的地方。现在解放了，银川有家的可待下去；想回兰州、临夏原籍的，可以离开这里，免生意外麻烦。”

    这其实也是杨得志的意思。宁马统治已告结束，但宁夏的情况依然还很复杂。

    热热闹闹一天过去了，马廷秀回到临时寓所，望着一点一点爬上墙头的黑影，顿生无限惆怅。他的家眷早已回到兰州，银川既无亲人亦无房产。尽管眼前胜利是甜蜜的，其中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自己的心血。但不知为什么，那件旧衣服仿佛总是脱不掉似的。这种时候，他唯一的希望是回到妻子儿女身边，关上门，好好睡一觉。

    在杨得志的关照下，马廷秀如愿以偿。刚到兰州的第二天，他便带着杨的介绍信去见彭德怀。

    开国大典就是几天后的事了，彭德怀忙着呢！但是马廷秀不能不见一见。彭德怀说：“此人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上起了好的作用，请他吃个饭，叫张副司令一块坐坐吧。”

    张宗逊副司令具体负责敌军工作这一块，吃饭的时候多了个心眼，把联络部负责同志也都叫来了。大家一边把盏一边纵论时事。放眼未来，心潮难平，谈锋都很雄健。张宗逊对马廷秀说：“你对我党我军的民族政策也算比较了解了，在西北的熟人又多，发挥一点作用吧，写写信，争取兰州、宁夏和青海跑出去的亲友、同事早些回来，财产方面，你鉴定一下，我们该发还的发还。”

    马廷秀说：“我在河西那边是有一些亲友和同事，这个工作力所能及，可以办得到。”

    张宗逊哈哈一笑：“河西工作就不用了，连酒泉、玉门都已经和平解放啦！”

    “是吗？”马廷秀还蒙在鼓里，使劲捶自己的脑门“你看你看，我们这些人，在银川偏于一隅，真是井底之蛙呀！”

    张宗逊说：“这难怪，那也是前几天的事情，和银川解放时间差不多。现在我主力就要进军新疆了。过两天，我们的毛主席就要在北平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开国大典！”

    马廷秀感慨万千地说：“形势发展得这么快，真是出人意料。不瞒张将军说，当时我以为西北这块骨头恐怕够贵军啃一阵子的。兰州解放之后，西宁和宁夏原不在话下。鄙人最担心的是河西走廊。此地南有绵绵祁连，白雪皑皑，渺无人烟；北有巴丹吉林和腾格里大沙漠，更是千里戈壁，天然屏障，自古易守难攻啊。更何况解放大军远道奔袭，地形和民情都不太熟悉，当年大军北上抗日……”马廷秀突然发觉自己说漏了嘴，怕提起西路军惨败的那些往事，会使气氛受影响，扫大家的兴。所以陡然把话头掐掉了，打起哈哈。

    但这已经点燃了张宗逊。这些日子来，从王震所率二军和许光达的二兵团各军，都传来过许多有关西路军老战士流落民间的故事，时常让他激动不已。人是有感情的，他的表情不禁严肃起来，沉重地说：“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

    乌鞘岭下沉冤泛起，西征途中彭总洒泪

    如果你把河西走廊想象成一个“通道”，那就错了。河西走廊实际上是一堵墙。这一点，你只要从兰州出发，走到乌鞘岭就会明白。

    在陇中，像乌鞘岭这样的高地实在不算什么。若不留心，地图上都看不出来。你只有走到实地，突然间抬头掉了帽子，低头乍出一身冷汗，然后再打听世代居住在旁边的藏族同胞，他们就会告诉你说，这就是乌鞘岭。于是，一个不起眼的地名才会刻入记忆之中。

    乌鞘岭是西征途中头一道鬼门关，攀越它犹如吃一顿杀威棒。当年红军西路军许多老战士，就是在这里进不去、出不来，留下了不少尸骨，也留下了不少活着的故事。

    许光达的二兵团如今也来到这乌鞘岭下。

    9月13日，二兵团的三、四两军沿甘新公路前进，六军在公路东侧，目标瞄准长城边的天靖和土门。三天之后，部队不知不觉感到山越来越陡，路越来越难走，空气越来越稀薄，气温越来越下降，胸口像堵了个木塞，闷嘟嘟的，浑身冻得打哆嗦。心脏如同一部随时都会停转的机器，坐下来休息是危险的。

    这就是吃人的乌鞘岭，这就是吃人的祁连山。据一位叫扎西的藏族汉子说：“山下穿单，山上穿棉；云从山头过，必降一场雪！祁连山是个疯子……”

    扎西是个中年汉子，在祁连山这乌鞘岭一带打磨了大半辈子。他个子不高，壮实得像头牦牛。红红的脸膛镶着浓眉，嘴唇奇厚，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话。在山下与许光达第一次见面时，扎西就说：“我们汉、藏是一家兄弟！”他主动提出为解放大军带路。

    许光达着实喜欢这个汉子，拍拍他的手说：“解放了，各族人民都是一家，马家军不代表回族广大的穷苦人民。”

    扎西很感动，也很费解地问：“三几年，回人在我们这里杀了你们多少汉人啊，你们却说他们也是一家人？”

    带着一大堆问号，扎西到了九师前卫二十团。师政治部主任康世恩也在这个团，于是两人一边登山一边摆起龙门阵。康世恩同他谈到阶级剥削、谈到土司和平民、奴隶主与奴隶，这些在扎西听来是那么熟悉，却又那么新奇。他有生以来，头一回过乌鞘岭过得这么轻松愉快，不时爆发出打雷似的笑声。

    然而，康世恩却喘不上气了。天气变化无常，出发时在山下是细雨绵绵，到半山腰却见晴空万里，还没来得及高兴，天一黑，大雪便倒下来。看漫天飞舞的大雪俨然季节已进入隆冬。扎西说祁连山是个“疯子”，一点不假。

    队伍上个个都在牙花打牙花，浑身筛糠。

    师参谋长王兰麟在电台上明话喊前卫团：“还有多远才能下山啊？”

    “不远，”扎西说：“三两步就有村庄了，到那里有吃有喝。”

    王兰麟气喘吁吁地问：“你那个三两步是多远？”

    扎西说：“起码再走十里！不能停，一停就没命了！”

    这时部队已经牺牲不少人，前卫二十六团一营就有七个战士在路边喘了口气，就倒在雪地上。病倒的更多，准备的担架都不够用。

    披着白雪的队伍沉闷起来。扎西所预言的那个村庄一直没有出现。问他，他总是说“不远了，不远了”，但究竟有多远，谁也没底。

    黄昏渐渐来临，突然有人喊：“村庄！”

    果然，山脚下的旮旯里隐隐可见一丝半缕炊烟。部队下山的速度明显加快，许多战士连滚带爬，队伍虽然有点儿乱，但大家的心却靠得更紧了。战友们搂在一起，庆幸闯过了又一道鬼门关。

    终于，路边歪歪倒倒地出现几幢茅屋或毡房。几个拖着长鼻涕的娃娃几乎光着屁股和他们的狗奔上前来看新鲜。狗“汪汪”叫开了，而那几个辨不清男女的娃娃却呆呆地看着，一声不吭。

    也许是狗的叫声惊动了大人们，很快，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从穿着和面相上可以看出，他们中大多数是藏民，有少量汉族人。不管是藏民还是汉人，所有目光都是滞涩的，怀有深重的疑问。

    战士们兴奋极了，仿佛忘记刚刚过去的恐怖和疲倦，热烈地挥着手和他们招呼。他们中间有的人咧开了嘴，有人同样友好而粗重地挥舞一下胳膊，慢慢地脚步也往路边靠过来，还有人跟着部队一同往前走，并叽里哇啦地对战士们说着什么。战士们虽然一句也听不懂，但那激昂的情绪和朗朗的笑声是可以意会的。

    这时，前队响起“滴滴答答”的军号声，部队就地休息。战士们解下背包，整齐地坐在路边。

    忽然，有几个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妇女从村子里跑过来，张口说起汉话：“我们敢打问一下，你们这是谁的队伍，要到哪里去呀？”

    战士们听到汉话喜出望外，忙笑呵呵地答道：“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去解放大西北呀！”

    “毛主席的队伍？！”妇女们激动得你看我、我看你，好半天，泪水从眼眶里哗哗地流出来。其中一人哽咽着喊了一声“同志啊……”泣不成声：“我们可把你们盼回来了！毛主席的红军总算又打回来了！”

    这一下可惊动了部队，前前后后一家伙围过来好几十人。

    妇女们边整理身上麻布片似的衣服、撩着纷乱打结的头发，边哭着说：“同志们哪，你们晓得不晓得呀，我们也是红军战士啊！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我们的团长叫张琴秋，营长是关桂芝，她们就牺牲在这里呀……”

    人群中挤进来三营教导员胡清海。胡教导员俯下身子，泪水满面，声音颤抖：“同志啊，你们辛苦了！妇女团我晓得的，你们西路军的同志遭大难了！我晓得我都晓得，我也是红军过来的，我们是红二方面军……”

    那个亲热呀！几位妇女团的老战士，不管不顾，一把抱住了胡教导员，千言万语半个字也吐不出，只有放声大哭。

    一位年纪稍大点的妇女终于松开手，在旁边抽抽噎噎地讲述道：“……我们被困在这里十天十夜呀，横走竖走走不出祁连山，已经兵无弹药、马无食草了，还坚持同甘、青、宁马家兵战斗。古浪一仗，我们西路军伤亡有三分之二；高台一仗，又损失了不少人枪，等我们退下来剩着不到两千人，有的掉头北上，大多数溃散了，就在这个祁连山下面，三三两两，自谋生路……最遭难的就是我们妇女团姐妹呀。我们大多数是四川人，1934年前后参加革命的，哪个不是苦出身啊！我们跟着红军长征过草地爬雪山，一路上也不知同白匪打过多少恶仗。我们妇女团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可是部队打散了呀，在这里人地两生，身上没穿的，肚里没吃的，姐妹三五合伙，还是跟马匪斗呀！我亲眼看到一个大姐，敌人捉住了她，她还用牙咬敌人的手臂，结果被敌人一刀砍了脑壳，好惨哟……我们团的同志们，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负了重伤。我们几个是妇女团的最后一批，弹尽粮绝，给敌人围住了。万恶的敌人，比野兽还狠啊，一个一个奸污我们的姐妹，哪个不从，就是一枪，还有一些年轻的姐妹，被他们拉去当娃子……”这位老红军战士说不下去。

    战士们抢着把自己的水壶伸过来：“喝口水吧……喝我的、喝我的……”

    另一位女红军战士接过水壶，很熟练地喝了一口，接着说：“我们几个偷偷在深夜里逃出来，钻到一个藏民老乡家里，求求人家保一条生命。天下穷人是一家，藏族同胞是好人，他们几家联合一条心，把我们藏起来。我们要活下来，要找自己的队伍，就跟藏民结了婚，我们都生了孩子，我们算是幸运的了！还有一些姐妹，给那些马家土匪威逼成婚，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真是作孽呀！”

    有位妇女团的老战士哭着哭着昏倒在路边。战士们七手八脚喊来卫生员，给她喂药、喂水，大家都在流着泪听这些故事，有人振臂高呼口号：

    “为妇女团的同志们报仇！”

    “消灭马家军，解放大西北！”

    有人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老战士们披上，有人解下了自己的干粮袋，更多的人则把自己积攒的一点钱以及肥皂、毛巾之类的日用品，全部送给她们。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几天工夫，四面八方有近百名妇女团当年流落下来的老战士找上了部队。二兵团的三、四、六军和一兵团的二军，都接待过这样的老战士。后来，大家把这些故事汇报给彭德怀，老总的泪水都止不住在眼眶里直打转转。

    “她们有么子要求没有？”彭总关切地问。

    “很简单，她们要求归队。”

    “这恐怕有困难。我们做了工作吗？”彭德怀无奈地望着窗外。

    “工作都做了。她们也很通情达理，知道现在归队的确有困难。”

    “她们生活得如何？”

    “困难啊，十分困难！”

    “我们帮点忙嘛！帮了没有？”

    “也只有给点衣服，给点口粮，战士们还自动送了点物品。”

    “她们现有人数大概是多少？”

    “找到部队的总共有一百多，据讲这一带可能有近二百人，但都很分散，互相联络不上。”

    彭德怀打开窗户，让刺人的寒风和雪沫打在脸上。许久，说：“野战军政治部抽几个同志，下去仔细摸一摸底，把数字搞清楚，挤点经费，力所能及给点补助……”他用双手使劲在脸上抹了一把，“千山难断同志情啊！中华遍地埋忠骨。我们有多少好同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吃尽了人间的辛苦，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妇女团是一支英勇顽强的铁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由于当时的错误，把她们带上了一条悲惨的道路，葬送了她们！今天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政权建立之后，还要很好地安排她们，承认她们过去那段光荣历史，活着的要按老同志待遇，死了的要按烈士对待。我们不能忘了她们，我们应当关心她们。她们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姐妹，是我们的亲人……”

    说到这里，彭德怀失声痛哭起来。

    张宗逊咬着牙拍桌子说：“……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加快进军的步伐，加快政权建设！”

    此时，二兵团六军已解放大靖，在大靖休息三天，正准备攻打土门；三、四两军已解放古浪；而王震司令员率领的一兵团二军，则钻出风雪交加的祁连山，解放了民乐，又在张掖三十里铺连打两个胜仗，歼灭敌西北长官公署警备团的300多人。第二天，再歼敌二四五师七三九团大部，敌一七三师骑兵团一看风头不对，知趣地举手缴械。张掖宣告解放。

    这是1949年9月19日，败逃酒泉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那一锅稀粥，似乎也熬足了工夫。

    彭铭鼎奏小夜曲，黄祖埙做白日梦

    自从马继援在永登消失之后，彭铭鼎就开始猛加柴火熬这一锅粥。新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曾经给他八个字：掌握部队，等待时机。现在还等什么？彭铭鼎觉得，应该首先从实力人物下手，像吃汤圆那样，试试馅，一口一口来。

    兰州战役之后，河西路上所谓的“实力人物”无非有三人：一是还没来得及撤换的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埙；一是一二〇军军长周嘉彬；还有一个就是差点取代了黄祖埙的那个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别的人都是鸡毛蒜皮，即便像顶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招牌的刘任，也不例外。

    彭铭鼎把黄、周、曾甚至刘任，都放在自己的掌心上掂了掂：曾震五是心腹，是当年陶峙岳一条线上的人，没问题，可以信得过；黄祖埙是老蒋的人，到这份上了提起蒋介石的名字，还假模假式地双腿一靠一个脆响，口口声声领袖如何如何；周嘉彬的背景摆在那里，就凭着他有张治中这么一位老泰山，估计走样也走不到哪里去。至于刘任，不过是桂系派在西北的一只警犬罢了，听其言观其行，要他举义，向共产党投降似乎是不可能的。

    掂量来掂量去，彭铭鼎的戏法似乎只能在周嘉彬与黄祖埙之间展开。

    周嘉彬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早就知道彭铭鼎会找他，肚里的主意有一大堆。他向彭表示“很同意起义”，但是，“黄祖埙这个狗日的步步紧跟，死死盯着老子。分明是监视，不干掉他终是祸害，你要把他干掉！”周嘉彬思忖，彭铭鼎这把刀是借定了！

    彭铭鼎冷冷地笑道：“他是盯你吗？还不是你那点部队！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你记着我这句话。”

    就在周嘉彬琢磨彭铭鼎这句话时，彭又去了黄祖埙那里，给黄祖埙抛砖引玉：“黄兄，大局如此严重，我们怎么办啊？”

    黄祖埙的脖子很硬，断然回答：“怎么办？难道向共产党投降？我才丢不起那个人哩，我死也不投降！”

    “那当然啊，”彭铭鼎抹脸就是一派豪气地说，“哎呀，我的意见是如何很好地掌握部队，与胡取得联系，与新疆密切配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迎接今后更为艰苦的日子，并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你怎么能说到投降呢？！”

    黄祖埙哈哈大笑：“我这个人就这样！说话直来直去，你别介意啊。”

    彭铭鼎说：“我又不是公署的长官、副长官，介意也罢，不介意也罢，你用不着怕。”

    黄祖埙就怕人家说他“怕”，忽视了他的身份，当即吼道：“你幸亏不是那个玩意儿，要是的话，我理也懒得理你，我怕个鸟！”

    小话立刻传到刘任那里，联想到黄在古浪令不行、禁不止的一些细节，甚是恼怒。“这还了得！大敌当前，公署也不放在他眼里，将来一有点事，还不翻了天啊！”刘任一肚子火也没个发泄的地方，偏偏当着彭铭鼎发作出来。

    彭铭鼎又进入了公署副参谋长的角色，乘机向刘进言：“今后河西就靠这点部队，你是现在河西的最高负责人，黄祖埙这样不听你的话，如何得了！应该尽早搬掉这块石头，免生祸端。”

    “眼下这么乱，让谁来代他？总不能再动曾震五吧！”刘任明问暗探。

    彭铭鼎管不了许多，直奔主题：“人选多的是，二四五师师长刘漫天……这个人就不错嘛！”

    刘漫天同周嘉彬穿一条裤子，这是人所共知的。刘任眉毛一跳，嘴上“唔、唔”地答应着，心思却拨开小算盘：倒要看看你彭铭鼎作什么法！于是，表面不动声色，暗里在彭的身边安插数人，日夜盯紧了他。此后，彭的言行举止无不在刘的掌握之中。

    彭铭鼎眼睛始终不离黄祖埙。好像扳倒黄祖埙，周嘉彬就自然归附了似的，是不是有“黄雀在后”，他却不顾忌。

    这天碰到刘漫天，彭铭鼎照例要问一句冠冕话：“队伍怎么样啊？”

    “本部约束还过得去，”刘漫天说：“别的部属，我就不好说了”。“别的部属”指谁？当然是指黄祖埙的九十一军而非“本部”一二〇军。彭铭鼎听出话中有话，故作一惊：“说来我听听，有什么不好说的！”

    刘漫天说：“自从进发武威的命令下达之后，沿途三三两两不成队伍的尽是九十一军溃兵！尤其是沈芝生那个二四六师，官兵与难民搅在一起，赶着牛羊四散奔逃，沈芝生也听之任之。话说回来，也没法管，那些兵！”

    “听说沈芝生跟黄祖埙挺近是吗？”彭铭鼎很有兴致地问。

    刘漫天说：“也许吧。这种时候，同病相怜罢了！”

    彭铭鼎失望地叹了口气。这让刘漫天颇有负罪感。刘是个重情义的人，他已知道彭铭鼎暗地里有抬举自己的意思。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处在眼前这样一个爹死娘嫁人的情景之下，能有个念想，也就足以让人产生知恩图报的心情了。但是，刘与黄祖埙个人之间，的确没有什么过节。队伍混乱，那是实有其事。与沈芝生马上相见，也纯系偶然。大家彼此彼此，都是狼狈不堪、愁容满面。沈问，老刘，怎么办啊？刘漫天说，快把部队抛光了吧，一个人怎么都好办。去重庆为上策，走新疆为下策，其他道路没有，要是有，就是当俘虏去坐囚车。

    这既是调侃，也是当时情形下人人都挂在嘴边的一句光面话。没想到沈芝生却说：“我与你完全相反，重庆去不得，新疆倒是可以走走的。”这话听起来虽与主流意思相悖，却也有点调侃的味道。

    刘漫天吃不准沈的真心，于是顺水推舟，以趣还趣地说：“是啊，你是湖南人，有这个可能。”陶峙岳是湖南宁乡人，这话半真半假。

    然后，沈、刘对话结束，一番苦笑，彼此握手道别。刘漫天想，难道这么丁点儿芝麻谷子的事，也值得跟彭铭鼎叨叨？如此想着，也就自己给自己把心放下来了。

    可他没想到，偏偏是那么“丁点儿芝麻谷子”给沈芝生的内心掀起了波澜，以至于影响到沈的人生选择。

    望着刘漫天的背影渐渐远去，沈芝生一种从未有过的落寞感油然而生。他知道，刘漫天是个有来头的人，虽和自己同为师长，可十个指头伸出去有长短啊！人家在国防部、参谋本部有的是朋友，手里又有钱，当然要以去重庆为上策了。而自己呢？刘漫天说得对，去新疆或许有这个“可能”。好歹自己在那里干过一年多，军长、师长也认识几个，再说，陶峙岳是旧长官，又是湘湖乡党，多少有个关照吧！

    最让沈芝生犯难的，还是对共产党的理解。长久以来，国民党的宣传一直说共产党不要父母、共产共妻，活埋国民党人。后来听听沈阳与河北邯郸的中共广播电台，又觉得情有可疑。那么多起义和被俘人员及他们的朋友、同学、爱人、父母的通信，说明并没有谁被活埋嘛！特别是听到老友李则尧在邯郸广播电台给西安的妻子播发文章，真真切切说没被共产党歧视。还有许多当了共产党的黄埔同连同学，也经常家信不断、也要父母兄弟嘛！东北起义的曾泽生，投诚的郑洞国，被俘的廖耀湘，以及锦州的范汉杰、北平的傅作义、天津的陈长捷、淮海的杜聿明等，哪一个被杀掉了呢？他们都在广播上讲过话，沈芝生清清楚楚听出是他们本人的声音。那么，起义、投诚、当俘虏不能说不是一条可行的生路。

    沈芝生跟在队伍后边就是这么忽悠忽悠地想着，不觉来到土门镇附近。这时，以刘任为符号的长官公署已经到了武威。该城西关外驻着沈师刚刚归建的骑兵团。沈芝生屈指算来，自己手上还有5000多人的兵力。

    这就是本钱！沈芝生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军营内的空气是异常沉闷的。沈芝生驻在土门镇附近一个小山村，每天阴着脸，愁云密布。部属与同事之间相见，开口就是共产党军队到了哪里？我们为什么还不走？住在这里干什么？

    “这是上边的事，无须多问！”沈芝生以不变应万变，从早到晚就这句话。但是，“上边”究竟在干什么，沈比谁都明白。

    几乎每天在黄昏来到之前，沈芝生都要去一趟军部。例行的节目就是跷着二郎腿和军长黄祖埙、参谋长郑壮怀漫无边际地胡吹神侃，聊以解闷。黄祖埙有一万个不该一千个后悔，他的嘴巴从来不带把门的，当初为什么到陇南，为什么又跟马家搞到一起，为什么要打兰州这一仗……如今木已成舟，什么都晚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捧着一份全国邮政地图，做白日梦！

    黄祖埙的白日梦是，带上足够的参谋、副官和卫士，沿着祁连山北麓，走青海、西藏边境到西康，经云南去缅甸，逃往台湾。或者是走南疆的和田，经西藏到印度……这与沈芝生等人的内心世界大相径庭。因而黄的宏论往往和者盖寡。黄对此很感到苦恼，常问郑壮怀：“你估计到时候有哪些人愿跟我们走？”

    郑壮怀自己就没有这个打算，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于是打哈哈说：“反正比他们一二〇军强。你知道周军长都在忙些什么吗？”

    “忙什么？忙着抵抗共产党军队！在古浪，我亲眼看到他训那个一七三师的代理师长陈定行，骂陈几天不架电台跟他联络，让他感到着急。他还说新疆陶峙岳的部队已经人关，决意要打下去哩！”

    究竟是黄祖埙的话打了埋伏，还是周嘉彬的行为打了埋伏，郑壮怀有点丈二和尚了。但他可以肯定，所谓“新疆部队已经入关”的话不足信，如果不是讹传，那也是陶峙岳为敷衍蒋介石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而玩的花招。当然，郑壮怀更知道周嘉彬正在武威城里与彭铭鼎做交易呢！

    彭铭鼎之所以要答应周嘉彬去掉黄祖埙这样一个慢工细活，是基于他自己的错误判断。他总以为兰州战役之后，解放军会转锋南下，先解决西南问题，然后再慢条斯理地来和平解决河西与新疆。那么，河西这个小朝廷存在半年是没有问题的。因而前哨位置也就可能停留在乌鞘岭。谁知，许光达的二兵团打完兰州紧接着就进逼乌鞘岭。彭又想，大概是把乌鞘岭当作兰州外围吧！结果一错再错，事实完全超出了他的主观想象，解放军越过乌鞘岭，滔滔北上，其势头难以预料。

    只好给新疆警备司令部挂电话。

    陶晋初说：“你直接跟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吧！”

    这不啻是一声闷雷，彭铭鼎傻了。他开始手忙脚乱，有点控制不住火候必定要煮夹生饭的担忧。一到武威，赶紧把周嘉彬找来问计。周嘉彬还是那句话：“就怕黄祖埙……”

    “黄祖埙有什么可怕的？他一个军，你不也是一个军吗？”彭铭鼎面带愠怒。

    周嘉彬冷笑：“怎么能一样！他一个师看我一个团，后面还有刘副长官撑腰，每天都把枪口对着我的后脑勺，这些你都知道吗！”

    这一点，彭铭鼎的确不知道。他呆若木鸡，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怎么办？他不得不抓起电话，要通已在张掖的曾震五。刚说上两句话，就听卫兵在门口大声报告：“刘副长官到！”

    曾震五满天飞翔，周嘉彬说走就走

    秋天的太阳不比春天的太阳逊色，曾震五的午觉总是睡不够。

    张掖被认为是塞上江南，酒泉也差不了多少，连当年左宗棠都热爱这地方呢！所以，过去一直是国民党西北战略补给线上的绝妙下处。曾震五在这里有个不错的家。兰州战役后，人人都在逃难，曾震五却躲在酒泉他的卫生街二十一号效法卧龙先生。这没办法，补给区的司令官嘛，命中注定吃香喝辣，谁也没法红眼。

    接到彭铭鼎的电话，曾震五一刹那变了个人。他一阵风似的赶到武威与彭“相商要事”。彭的口气比命令还命令，而且包含着巨大的秘密性。这样的命令是不能拖延的。曾震五懂得行伍规矩。

    果然跟想象分毫不差，彭铭鼎要曾震五赶去新疆，向陶峙岳报告河西情况，并特别强调起义的时间，最迟在队伍退到酒泉时就得动手，绝不会再向西多退一步。因此，请陶峙岳在新疆早点作好相应的准备，免得到时候让彭陷入前后夹击的境地。

    这就是说，彭铭鼎缺乏自信心。新疆境内他最担心的是整编骑一师会添麻烦，而在河西这堆人马中，他简直就没法料想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刘任死不投降，黄祖埙铁杆到底，周嘉彬讨价还价，连那个他想竭力保举的刘漫天，也在四处张扬“去重庆是上策”。他唯一希望就放在曾震五身上了。

    其实，彭铭鼎手里还是有牌可打的。曾震五到武威受领任务后，连夜就去玉门油矿见了一个人，此人就是当初深夜把彭铭鼎送出兰州的贺新民。身为骆驼团团长，贺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地方。但就眼下而言，在甘肃的部队中没有参战的完整战斗兵团，只有他与毛熙筠的新疆警备团，而这两个团又担负着特殊任务——保卫玉门油田的安全。

    曾震五对贺新民说：“我要去新疆，你准备得如何？”

    贺新民一口回答：“兰州一完我就准备好了，还到今天！你放心去吧，我随时听从彭介夫（彭铭鼎）的调遣。”

    曾说：“是时候了，大势已去，仗实在没有打头，日子一天也拖不得。‘天津榜样’是死路，走不得；只有‘北平方式’‘绥远办法’，赶快跟共产党直接谈判，新疆宣布脱离国民党独立，才能解决问题。”

    这想法很大胆，让贺新民听来有点吃惊。便问道：“蒋介石不是承诺给新疆100万元经费，建立什么‘基地’吗？你这一‘独立’不就一笔勾销啦！”

    “唉，你真是天真，蒋介石的话也能信？等了那么久，一个铜板也没见，却把和谈拖到今天！”曾震五胸有成竹地说，“今后，凡新疆军政机关部队的供给，一律自给自足，经费不要共产党管。”

    贺新民说：“想不到你在张掖不吭不哈想了这么多，不像那些家伙，一路吵吵嚷嚷，各扫门前雪。搞得彭介夫没头的苍蝇一样。”

    曾震五说：“现在，谈部队是笑话了！周、黄两军那还叫部队吗？早已七零八落，只剩下玉门油矿这点政治资本。这是我们和共产党交换的条件之一。你要用一切力量，重新严密组织部队，团结官兵，负起油矿的安全责任，维持关外秩序……”

    两人认识以来，这恐怕是一次最彻底的谈话。天快亮时，曾震五与贺新民重新约定了电台呼号波长和密码，才离开油矿，爬上去往迪化（乌鲁木齐）的飞机。

    第二天，贺新民急不可耐地行动起来，立刻召集各团、各单位主管干部开会。为了像曾震五所交代的那样“团结官兵”，他还在骆驼团内部搞了一个所谓“新生会”。那时，他并不知道玉门油矿早已是个舞台，他自己也早已登上了这个舞台，舞之蹈之在表演。而台下看戏的，既有国民党河西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也有中共打进油矿的地下党员。

    此时刘任和彭铭鼎等人主持的流亡公署，已经乱云般地飘到了张掖。因为张掖是“塞上江南”，如彭铭鼎回忆所说：“虽时已初秋，却尚有春意。久别故乡的湖湘子弟，走到这里，自然不愿意离去，幻想着共产党军队因塞上早寒而暂停西进，则我们也可趁此喘息，在张掖苟安一时。”没想到这个可怜兮兮的美梦，被王震一榔头砸个粉碎。

    溃逃的敌军始终把眼睛盯着屁股后面许光达二兵团。许兵团虽然也隔三差五赶上来吃一口，但总体上还是在“赶鸭子”。因而自乌鞘岭以来，周、黄两军各部队都摸到一个规律：只要两条腿跑得快，不要拉在后面，一般就没有太大的危险。他们都知道，右边是戈壁大沙漠，左边有几乎可以触到天公的祁连山，用不着有任何安全上的担心。

    正因如此，王震的打击对敌人的震动才显得惊天动地。刘任一听说民乐扁豆口出现了共产党军队，而且又是“大部队”，真是把胆都吓破了！三天前，曾经有个在这一带当过土匪的“高参”，带着十几乘轻骑从青海那边沿着王震他们走的这条路过来了，声称大部队插翅难飞，一再安慰大家放宽心吃饭睡觉，怎么一眨眼工夫共产党的“大部队”却偏偏就到了呢？而且，一下山就在民乐干掉一个骑兵旅，旅长被俘，副旅长被毙，武器弹药一扫而光。刘任见到的世面再大，也没有见过这种奇事！他结结巴巴地下令：“赶快把一七三师骑兵团拉到民乐挡一挡，汽车五团和其他所有汽车，不分建制，全部集中，装载部队往酒泉撤！”

    部队大体有了着落，刘任毛里毛躁往汽车上爬。还是彭铭鼎冷静，不慌不忙跑过来叮嘱驾驶员：“听说这段路面不好，慢一点，稳一点。”

    说是“慢一点、稳一点”，副长官坐在车上的情绪多多少少要给驾驶员一点传染。结果，车离开张掖走到距酒泉还有一半路程时，一家伙同对面开来的另一辆大卡车撞个满怀。

    刘任眼前一黑，“哇”的一声大叫，以为这辈子结束了。直到酒泉醒来时，他还一口咬定说这不是真的，以至于大家都偷偷议论：刘副长官是不是脑子撞坏了？

    其时，彭铭鼎正在黑水河畔的高台“调整部署，视察阵地”。王震指挥解放军第二军已经占领了张掖，正积极向临泽推进。临泽与高台之间相距的40公里，就是彼此交锋的“前线”。听说周嘉彬和黄祖埙都在高台“督战”，所以彭铭鼎就没去酒泉，直奔高台。

    曾震五从迪化回来一下飞机，哪儿都不去，就到高台找彭铭鼎。见面就说：“一切商妥，陶要我们立即动手，不愿起义者听便，负责保护他们安全出境；愿意起义者听从指挥，不要乱来……”曾震五风尘仆仆，脸上泛着兴奋，一边说话一边掏出一大沓“武器”，其中有张治中从北京转来给军、师长们的电报，有陶峙岳给各军、师长的信件。

    彭铭鼎即刻派人找军、师长，结果，既找不着黄祖埙，又找不着周嘉彬，师长们也大多不在，只有二四六师师长沈芝生还在位，彭铭鼎问沈：“见到你们军长了吗？”

    沈芝生摇头哀叹：“人各有志……他从张掖过来，在高台停都没停，就去酒泉了！”

    彭铭鼎低头不语，到大街上胡乱转了一圈，问了好几个团长、副团长，都没有见到周嘉彬，显然，他也可能“停都没停”就去了酒泉。干脆，去酒泉开个会，把张治中与陶峙岳的信、电报转给他们。于是他和曾震五商定，由曾即刻去兰州找解放军西北最高指挥官洽谈，“家”里的事由彭铭鼎一手操持。

    跟曾震五道了别，转身就要上车，突然有个勤务兵跑过来报告，请彭铭鼎接电话。

    “是我……”电话里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彭铭鼎听出是周嘉彬，气不打一处来，责问：“你、你是怎么搞的！”

    周嘉彬说：“你别发火……我是向你告别，我马上就要起飞了！”

    “起飞？你要走？为什么呢？你不能走！”

    周嘉彬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便挂上电话。彭铭鼎仿佛听到飞机螺旋桨旋转起来的噪音……这声音越来越响，几乎撕开他的心肺！如果飞走的不是周嘉彬而是黄祖埙，彭的打击或许会好一点，但他却是周嘉彬！彭铭鼎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他决定，立即去酒泉集合军、师长开会。同时，让沈芝生师派个得力的参谋，与当面解放军王震部队取得联系，说明情由，请他们配合行动。

    由高台去往酒泉的车上，彭铭鼎一路都在想：刘任这家伙真会惹麻烦，早不出车祸晚不出车祸偏到这个时候出个节目，把大事小情全都推到我彭铭鼎一个人身上！

    彭铭鼎哪里知道，刘任也在那里大发脾气呢！他醒过来之后，一口咬定这场车祸绝非偶合，而是彭铭鼎在幕后操纵的预谋，“他妈的，想要老子死，有那么容易吗……”刘任一边哼哼唧唧，一边嘴上骂个不停。正骂着，彭铭鼎出现了。不管怎么说，彭还是维持着表面上的恭敬，一进门就说：“噢，醒来了就好，万幸万幸……感觉好点了吗？大家都吓坏了！”

    刘任别过脸，哼了声：“吓什么，这不正合了你的意吗？”

    彭铭鼎脸上莫名其妙，朝身后的随员左顾右盼：“刘副长官这是何意？”

    “何意？你心里明白！”刘任翻着白眼，朝天花板瞪着，“我是个命大的人，阎王爷不收，谁都别想动脑子！”

    彭铭鼎气得耳根都红了，把带来慰问的几听肉罐头朝刘任面前的矮桌上狠狠顿了一下，骂了一句：“胡扯八道！”转身离去。

    回到公署，彭铭鼎仍气咻咻的不能平息。这时，值班参谋告诉他，有个姓刘的从“前线”打来电话找彭，没找着，就挂了电话。

    “前线”姓刘的可能是谁呢？彭铭鼎暂且放下与刘任的不快，去琢磨这个问题。

    当晚彭铭鼎住在曾震五的卫生街二十一号家里。吃过晚饭，弄了些热水，好好泡了个澡，想早点躺上床静静脑子。谁知刚挨着床板，电话就响了。是骆驼团团长贺新民打来的，告知二四五师师长刘漫天把部队撤到玉门，而且还要往后撤，打算撤到新疆哈密去！彭铭鼎愣了半天，觉得不可思议：“刘漫天怎么可以……”他还以为二四五师也在高台“前线”呢！

    彭铭鼎急速地想了想对贺新民说：“你告诉刘漫天，就说是我讲的，大局为重，听从指挥。你还告诉他，新疆的陶司令有话，不准河西部队入疆。如敢擅入，一切后果自负！”

    放下电话，彭嘘了口气，来不及转身，铃声又响。这次是“前线”的沈芝生师长。沈的声音有点喜气洋洋的味道，说派去与解放军接洽的那个参谋回来了，结果很理想，解放军王震司令员接见了他……

    对彭铭鼎来说，这种消息未免太笼统。他期待着曾震五从兰州带回来一些具体的诸如讨价还价讲讲条件之类实质性意见。他扳着指头算一算手下部队，七七八八加起来，还有两万多人——九十一和一二〇两个残缺不齐的军部，相对完整的沈芝生师和刘漫天师；另外，第八补给区的骆驼兵团、两个警备团、两个机械化工兵营、三个汽车团、一个宪兵团、两个监护营、一个重炮营；此外几十门重炮、几百辆汽车，还有一个玉门油矿……

    彭铭鼎算着算着，眼皮重耷耷的撑不住了，刚要熄灯入睡，有人敲门，是卫兵。他报告说，刘任刘副长官要彭铭鼎即刻去晤谈公务。

    长官偷偷摸摸上天，军座哭哭啼啼放火

    彭铭鼎赶到时，刘任正与政工处长上官业佑密谈。刘卧在床上，上官凑得很近，两人说话声音很低。当卫兵引导彭铭鼎一步跨入时，话音戛然而止。

    刘任有点不自然。他比下午彭来探望时客气多了，边吩咐卫兵倒茶，边招呼说：“随便坐吧……我的手脚不能动，躁得慌，心情不好。”

    这显然是为下午的事在开脱。彭铭鼎听到这句话，也就浮上笑容，寒暄起来。

    两人开始七拉八扯。上官业佑趁这个机会满面讪笑地告辞。

    刘任闲唠了几句，突然话锋一转：“老彭，空军有架飞机等在这里，我们一同飞重庆好不好？”

    “这个……”彭铭鼎措手不及。但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阴谋。一刹那间，彭的脑子里云海翻腾。还在武威时，彭与周嘉彬曾一块儿找上官业佑谈过一次话，希望共同促使新疆早日采取行动。另外，据郭寄峤在重庆打小报告时说，刘任认为是彭铭鼎反对他接替西北军政长官，致使这个位子空在那里。刘任称西北局面的恶化，是吃了彭的亏。此次车祸，刘任又认定事情与彭铭鼎有关系。新仇旧恨、老账新账，刘任要一笔清算。他是不是觉得这样一招一式和彭斗，自己不是彭的对手，而要把彭弄到重庆再借助国防部的力量来整治呢？

    彭铭鼎是何许人也？他怎么会轻易就范！当即，彭镇定自若地答应道：“好啊，何时动身？”

    “事不宜迟，趁天色不太晚，现在就走！”刘任窃喜。

    “可以，我回去收拾一点简单行李，马上就来！”彭铭鼎匆匆辞出。

    刘任一想，不对！姓彭的一贯老谋深算，鸡毛小事都要沉思再三才作决定，今天怎么对这样大的事，几乎想都没想就慨然应允呢？刘任越想越不对头，急唤躲在外屋的上官业佑：“快，通知空军那架飞机，准备起飞！”

    “怎么，真的现在就走？”上官业佑慌张地问。

    “对，就你和我，别人谁也不带！”

    部队拖到这个时候，飞机对许多军官来说，简直就是起死回生的救命稻草，谁不想青云一上脱离苦海！可是，有几个人够这个级别、能得到这个机会呢？

    黄祖埙当然没有问题，资格够、机会也有，但是……自从奸巧溜滑的周嘉彬不辞而别之后，黄就又紧张又懊悔，三番五次找到刘任要飞机，想和刘一起飞走。刘任故意心事重重地问，部队怎么办？油矿怎么办？又高唱什么忠于党国、不成功则成仁之类的高调，硬是用大道理把黄祖埙压住了，并且煞有介事，给黄拟发了一个委任状，让他担任“河西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黄祖埙不是傻子，一面虚应刘任，一面留着自己的心眼。前两天见空军一架飞机在酒泉降落，就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为防止被刘任抛下，硬是把自己的铺盖卷搬到机场，日夜守候，苦苦盼着刘任及早出现。

    刘任和上官业佑终于出现在机场。黄祖埙喜出望外地迎上去，让刘任吃了一惊。刘对这个妄自尊大的蒋系人物素怀不满，但从来没像此刻这么痛恨。他不得已露出笑脸，身子往上官业佑胳膊上倚得更紧，做出伤势很重的样子，说：“躺了几天，闷得慌，想出来透透气，正好碰到上官……”

    黄祖埙说：“得了吧，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几时起飞？”

    “起飞？起什么飞？我还没急着走呢，你身为警备司令，不画个句号就想走？”

    黄祖埙理亏，只好苦笑着说：“句号有多种画法，有上上之策也有下下之策，你总不能让我在这里入土吧？”

    刘任绷紧了脸说：“如果党国需要，有何不可！军人嘛，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告诉你，我刘某不离开这里，你们谁也别想离开！等我伤好了再说吧。”说着，在上官业佑的搀扶下，又钻进汽车，一溜儿烟开回酒泉。

    黄祖埙狗咬尿泡空欢喜，沮丧地耷着脑袋，想：都说这家伙出车祸把脑子撞出了毛病，还真是不假！薄暮已起，看看暮色中的那架飞机静静地躺着，黄祖埙灰心极了，越想越觉得自己窝囊。当晚，他悻悻地离开机场，把铺盖卷搬到城里去住。

    第二天清早，四处传出消息，说刘任和上官处长飞往重庆去了。黄祖埙听到后觉得好笑，“胡扯，怎么会呢？”嘴上抢白人家，心里放不下，于是拨打彭铭鼎的电话。彭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少了猪八戒，照样上西天！”

    “那就是说，刘任真的飞走了？”黄祖埙急切地追问。

    彭铭鼎把昨天傍晚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黄，把黄祖埙听呆了。

    接下来黄的表现，在彭及多位当事人的回忆中都有描述。彭铭鼎记录得至为详备：“黄闻讯赶到机场，飞机已经升空，黄即晕倒在地，连爬带滚，抢天呼地，痛哭失声，骂不绝口，无奈之下，只好折回酒泉。一面派遣几股特务寻我谋杀；一面怂恿部属四处鸣枪放火，并亲自纵火把第九十一军仓库烧光。特务头子胡子萍唆使特务到处破坏设备，制造谣言，煽动反抗。顿时酒泉烟火四起，枪声大作，混乱不堪。”

    这大概就是黄祖埙跟刘任所说的“下下之策”吧。

    现在我们知道了，与刘任同机飞走的，除政工处长上官业佑之外，还有骑兵学校校长胡兢先。时间是凌晨6点整。而黄祖埙7点赶到机场，一直哭到下午4点左右。回城放完了火，带上一九一师副师长和几个参谋、副官、卫士等随从，骑着十多匹马，并以五六头骆驼驮着行李、粮食，向东南方向大摇大摆地走了，打算由青海，经西藏、西康，去云南；刘漫天的那个二四五师已远去安西；甘肃省政府各厅处、国民党中央在甘各机构以及四大银行人员的家属，一大串人马，由秘书长丁宜中领着，迎着风沙向新疆哈密逃去。

    部队这下可真的散了，城内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城外散兵游勇三五成群，到处横行抢劫，老百姓村村寨寨鸡飞狗跳，一片哭喊哀告……

    彭铭鼎已经欲哭无泪。他自兰州以来顶在头上的算盘珠子再也没法拨了，几个师之中，最满编的沈芝生师也只剩2300人左右，其余全都成了骨头架子，有名无实、甚至名也谈不上。但是，彭铭鼎不甘心，他抱着双手，见谁跟谁作揖，说：“大家不要慌，乱对谁都没有好处！”然后就对兰州方向望穿秋水：曾震五怎么这么久没有消息呢？

    曾震五去兰州之前到张掖见了王震。王震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向他道了辛苦之后，说：“天下大势，顺者昌逆者亡。你要去兰州我不拦你，但你记住，你不是去谈判！你们的面前只有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希望你们不要添麻烦。但是，我们不怕麻烦！”

    曾震五还是去了兰州，王震派出一人，与沈芝生师那个参谋一道前往高台。此人就是胡宗南当年所部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的参谋长刘振世。沈芝生急忙打电话把彭铭鼎找来了。刘振世几天前就给彭铭鼎打过电话，只是两人没接上。想不到这次双方一见面就话不投机。焦点问题是驻地的划分，彭铭鼎说：“请解放军在高台以东停止西进，酒泉以西由我军驻扎，然后行动，等曾司令从兰州谈判结果，再行区处。”

    刘振世听了，面色温和，但心里想：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还摆这么大的架子！然而嘴上的话却一点不是交涉对手的口气，而是亲切的“嘱咐”。他让二四六师仍驻高台不动，余部通通驻酒泉附近，不要继续西撤，等解放军到达酒泉后，听候改编。刘振世还“嘱咐”说，即日要抽调100到200辆汽车到张掖去迎接解放军第一兵团来酒泉。

    彭铭鼎心里像是碰倒五味瓶。这100到200辆汽车派到张掖一“迎接”就完了？他多少日子来的苦心运作、鼎力支撑，竟然叫刘振世这么一个人吹泡泡似的一吹，就一笔勾销了，连一点点讲价钱的余地都没有！这无论如何让人想不通……彭铭鼎找个没有人的地方长吁短叹，擂胸顿足，破口大骂。

    “不行，我要做最后一把努力！”彭铭鼎把沈芝生叫到身边，“你今晚将所部及友邻各部连夜给我运到酒泉，我自有主意。”

    沈芝生纳闷地问：“不是答应人家了吗？这样不太好吧，信用上是不是……”

    “讲信用？跟谁讲信用？讲信用你就到共产党的大牢里去讲吧！”彭铭鼎说完一甩手，登车回酒泉。

    沈芝生半信半疑，似懂非懂、糊里糊涂地开始收拾部队，执行彭铭鼎的命令。

    当晚快到午夜了，郑壮怀、沈芝生、陈定行以及稍稍有点头脸的师、团军官，不约而同拥到曾震五家里，来找彭铭鼎讨教“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