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绍辉说“聪明”“糊涂”，贺老总越秦岭巴山

    陇南举义大功告成，蒋云台功不可没。1949年12月10日，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军长彭绍辉奉命入川之前，在武都老爷庙电召蒋云台。两人面晤握手这件事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标志：第一，大西北黄尘初定；第二，第一野战军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这一天，还是蒋介石飞离成都去往台湾、魂别大陆的日子。

    其时，王震率部进疆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南疆、北疆大势已定。早在十天前的11月30日，中央军委已经作出决定，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合并，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西北的军事工作。由彭德怀兼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副司令员仍为张宗逊和赵寿山，甘泗淇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是阎揆要。所辖兵团仍为四个：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第二十二兵团。正在贺龙指挥下向大西南进军的第十八兵团，确定划归第二野战军。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下辖3个二级军区、7个三级军区和32个军分区，1所军事政治大学。

    3个二级军区是：陕西军区（由第十九兵团兼），甘肃军区（由第二兵团兼），新疆军区（由第一兵团兼）。

    7个三级军区是：陕北军区、陕南军区（由第十九军兼），青海军区（由第一军兼），宁夏军区（由第六十五军兼），喀什军区（由第二军兼），伊宁军区（由第五军兼），迪化军区（由第六军兼）。

    这些都是彭绍辉要向蒋云台传达的内容。彭告诉蒋，七军仍隶属一野，但已从王震的一兵团划归到了许光达的二兵团。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决定，将起义的国民党第一一九军部队整编为西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军，以蒋云台为军长，原七军参谋长黄忠学为政委，七军副军长孙超群为副军长，七军十九师的政治部主任张汉民为政治部主任，康维汉为参谋长，陆进贤为参谋处长。一切整编事宜，将由兰州军管会副主任任谦来武都研究办理。

    彭绍辉说：“师以下部队的整编办法和人事任免，你回去和任副主任一起商量着办吧！”

    蒋云台对此结果非常满意。无论是部队还是个人，都是最理想的归宿。他拉着彭绍辉的手充满感激地说：“彭军长，多亏了你在迷雾中指路啊！不然，我不知道要跟他们滑到什么地方呢！”

    彭绍辉说：“人生的路靠自己走，别人指引只是一个方面。人有聪明的时候也有糊涂的时候，可该聪明时就千万不能糊涂。拿西北来说，当时马家军在台上，那么大的势力，那么大的威风，多少人跟着瞎起哄，看不清历史潮流，以为抱着了一个香饽饽。我军刚打过来时，国民党军许多糊涂虫坚持与人民为敌，逆潮流而动，给马家当炮灰，糊里糊涂送了性命。但也有一些人不糊涂，认清形势，把握机会，像青马中的马振武、宁马中的马鸿宾父子，还有长官公署什么彭铭鼎啊、曾震五啊等这些人，就比较有头脑一点。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陶晋初都是聪明人，走和平解放的路，弃暗投明，这有什么不体面？人民拍手欢迎，自己也觉得踏实，说的长远一些，对儿女子孙都有个好的交代。你在一个地方，不打仗、不流血，老百姓就会世代铭记你的大恩大德！”

    “是啊！是啊！”蒋云台说，“我蒋某人几十年置身江湖，糊涂了大半辈子，就这件事做对了，遇着好人！”

    彭绍辉说：“大势所趋罢了，历朝历代，与人民为敌一个都没有好下场。人心向背谁能把它拧得过来？胡宗南当年多傲气？手下几十万大军，上面又受宠于蒋介石，不说西北，就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他去咳嗽一声也像打雷那么响。可是他糊涂，尤其最后一步棋，死心塌地跟蒋介石跑到成都。成都守不住了，还要往西昌跑，西昌难道就是世外桃源？更好笑的是，蒋介石到这个时候还把川军刘文辉、邓锡侯、王缵绪、王陵基这些人抬出来，又是封官又是许愿，还为他们摆酒设宴。指望这帮人就能保住四川吗？绝对不能！所以，蒋介石也糊涂。”

    蒋云台以情境中人的体会说：“这些人对蒋介石从来都是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蒋介石是病急乱投医。”

    彭绍辉随手从警卫员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地图，指着那上面标记的战术符号说：“现在我军杨勇兵团已进出川西，抢占了乐山、青神、浦江等地，这是成都去往西昌的大通道，胡宗南还能往哪里跑？再说我陈锡联兵团已直扑简阳、邛崃、大邑地区；二野刘、邓大军连续解放贵阳、遵义，从川南压过来；贺老总指挥的周士第十八兵团先头部队也越过秦岭、大巴山一线，正在兼程南下，南北夹攻之势早已形成……”

    彭绍辉所言千真万确，是他刚从野司得来的第一手资料，这不能不使蒋云台对胡军形势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而觉得彭绍辉给他“上了一堂课”。退后几十年我们再来看胡宗南，此人的确从头至尾都没有改掉他那个半吊子的秉性。偏偏老天爷又不长眼，在蒋介石逃离大陆的最后十天，硬把他塞到老蒋的鼻子底下。这十天里，他与蒋介石几乎形影不离，两人每天对着军用地图发呆，关起门来密谈，结果怎样呢？胡三请弃川而不被蒋允许，第三次竟得到蒋介石一道“杀身成仁”的命令。蒋介石的“黄埔好学生”多得是，关键时刻迈不过门槛时，双手一举万事大吉的人也多得是，偏是这个胡宗南栽在老蒋怀抱里，不甘心也不情愿地当了冤大头。

    最后的日子是蒋介石一生中最丰富的一段时光。他目睹几天前还在同桌言欢的人们，一个一个走马灯似的离他而去。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几乎是在一天之内宣布起义，中共不费一枪一弹便解放了云南和西康。能寄托一点精神的唯有胡宗南了。蒋希望胡宗南用死节来慰藉一下他那个行将崩溃的灵魂，他甚至用向公众发表命令的办法来“成全”胡，然而胡宗南除了像当年攻占延安时那样高呼口号之外，始终没有为校长展示那道绚烂的风景。

    难以想象，蒋介石登上飞机在成都上空长久绕圈而不忍离去的那个时刻，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成都不保也得保！这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句话。

    胡宗南望着头顶上的飞机渐入云层，心中巨大的空缺，岂是一句话能够填充起来的！此刻，他的十几万部队正在按照贺龙的预料，从秦岭、巴山救火似的南撤。下一步还会出现什么，似乎明明白白，又似乎一无所知。

    历史就这样一个乐章一个乐章地向前推进。

    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初期的进军，差不多是优哉游哉的慢板。在秦岭地区歼敌已不可能，各分队都把工兵放在前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尽力做到“不过于压迫敌人”“以战备姿态尾敌前进”。

    部队热热闹闹前进了快一个月，贺龙的指挥部还在宝鸡。这让随军返川的四川地下党代表马识途着急了，问贺龙：“老总啊，这么样脚底踏死蚂蚁，走到哪一天才能到达成都呢？”

    “放心，误不了到成都过年！”贺龙笑道。

    “敌人望风披靡，我军完全可以一鼓作气追上去击破巴山、直捣成都嘛！”

    贺龙依然笑眯眯地捧着烟斗：“我也巴不得明天就进成都啊，但是，我们不光要拿下四川，更要紧的是歼灭敌人，不要叫他们溜到云南边境上去，所以我们现在慢慢走嘛……”

    紧急的战鼓终于在12月5日擂响。两天前，刘、邓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渡江，十军抵达合江，十六军即达泸州南岸。贺龙可以甩开大步下猛药了！他立即下令，十八兵团居中，东有十九军、西有七军，全线出击，猛追逃敌。

    六天后，前线指挥部从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向秦岭山区推进。

    老天像是有意增加点色彩，一场大雪飘飘而下，海拔2000米以上的秦岭山区，凛冽的寒风穿过深沟峡谷，峭壁悬崖、古道驿站，都覆盖着厚厚的冰雪。

    战士们每人平均负重45公斤，顶风冒雪，沿着古道攀崖援壁，行进在渺无人烟的秦岭深处。贺龙坐在车里，看着战士们在古驿道上艰难行进，一路都感动不已，说：“战士们靠‘十一号’在山里边钻啊，我们‘屁股后面冒烟’走大公路，战士是最辛苦的，他们的功劳最大！”贺龙走一路、停一停，下车跑到战士们中间，聊几句，喊几嗓子：“同志们啊，加把油啊，关门打狗，就靠你们走得快了！”

    因为行进速度放开了，部队越跑越快，平均日程都在百里以上。随之，非战斗减员也多起来。蜀道本来就难，加上冰雪路滑，就更加没法走，一步踏不稳“哧溜”一声就窜出去丈把远，人车坠下山崖的情况时有发生，急得贺龙直跺脚，把作训科长叫去吼道：“你们每天都要给我检查汽车防滑链，把情况报告给我，千万不许马虎。战士们父母把他们的娃儿交给我们，是要他们打蒋介石、胡宗南的，仗还来不及打就牺牲了，我们将来没法向他们父母交代呀！”

    12月14日，十八兵团占领了入川后的第一座县城——广元。三天之内又占领剑门古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然后，过剑阁，得江油、梓潼，成都遥遥在望。

    这一天，贺龙、王维舟、张经武和周士第登上了梓潼七曲山，望着成都方向兴奋不已。

    贺龙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

    说着话，指挥部作战参谋报告：“裴昌会派来一个处长接洽起义事宜。”

    “好，讲和就好，”贺龙点点头，问：“裴昌会人在哪里？”

    “在德阳，距此100公里。”

    贺龙想了想：“我跟井泉、维舟一块去会一会他如何？”

    周士第说：“这样做好，通过裴昌会可以了解很多情况，还可以做做其他人的工作，比方说胡宗南，也许成都问题会简单化……”

    早在抗战时期，贺龙与裴昌会在河南洛阳有过一面之交。那时候裴气宇轩昂、儒雅风度，谈吐也不俗。一晃快十年了，人事沧桑，变化之大，无从预料。没想到今天又要在这里相见！贺老总一路上的心情，难免有些激动。

    贺龙等人来到德阳县署东北面的一家别墅。不一会儿，裴昌会过来了，贺龙连忙走下台阶迎上去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接着便一一介绍李井泉、王维舟。

    大家在一间准备好的会客厅入座。裴昌会一直低着头，面带愧色。

    贺龙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打仗嘛……你谈谈部队吧，胡宗南是怎么一回事啊？”

    裴昌会说：“蒋、蒋、蒋介石走后，胡宗南压力很大。他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的，去向不明。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他的企图是把部队撤到西昌，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之前，并没有下达过下步部队行动的命令。”

    贺龙哈哈大笑：“好个胡宗南，别人都在，他自己倒当起逃兵……老裴呀，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

    裴昌会略想了想：“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来看，部队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有什么异动。”

    “好，不要出乱子就好，”贺龙说，“我的主力部队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来了，我再来。你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就跟我一块儿吧！”

    贺龙说得是那么坦诚而又贴切，以至于裴昌会默念自己“戴罪之身”，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他起身拉着贺龙的手深深地抖了一抖。这是怎样的一双手呢，裴昌会想，它与自己的手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是败军之将。自己有什么资格来享用这春天般的谈笑风生？

    起义成为一种必然的情绪，从裴昌会开始弥漫开来。紧接着是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稍后也举手投诚了。最后在12月27日，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以东宣布起义。

    胡宗南究竟去了哪里呢？后来确知，他去了海口。因受到“擅离部队”的斥责，又奉蒋介石之命飞回西昌“戴罪立功”。毫无疑问，在西昌他同样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最终侥幸辗转飞台。

    贺龙终于到成都过年来了！30万成都百姓夹道欢迎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入城。

    1950年1月1日，刘伯承和邓小平致谢各战略区的支援电中称：“西南战役之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这是一份无与伦比的新年礼物。

    新年伊始彭德怀惦新疆，往事萦怀包尔汉忆童年

    1950年的新年，举国狂欢是情理之中的事。

    元旦这天，好个大晴天。零点刚过，新华社就忙着向全世界发布消息：成都市宣告解放，中国大陆上残匪主力被肃清。喜上加喜这么一个节日，广大老百姓真不知道该怎样来表达内心的那份快意！

    因为时间急迫，成都庆祝活动显得有点匆促。然而重庆的节日就不同了，从容而尽情，游行队伍多达10万之众，把山城闹得天翻地覆。武汉三镇也不甘落后，游行、集会，人山人海。首都北京更是不用说了，开国大典的盛况人们还记忆犹新，转眼间又来一个新年！短短三个月的光阴，这座皇城百姓似乎已在另一个梦幻般的时代走了很远很远，数不清的新鲜感受与美丽憧憬，让他们已经习惯于抱着大把大把的鲜花不由自主地往天安门广场飞奔……

    此时，新中国的当家人毛泽东却不在北京。他年前到莫斯科同斯大林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对中国贷款及两国贸易协定问题去了。而身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倒是在北京过的年。他是于12月28日由贾拓夫陪同来京的。当晚在中央会议上汇报了新疆的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并建议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争取苏联支援新疆的开发建设，然后，又根据中央负责人的意见，亲手写了份报告，让中央转发给正在访苏的毛泽东。

    这两天，彭德怀又在逐字逐句地斟酌一份《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文稿，接下来的1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五次会议将审议这份报告。因此，他不得不加班加点，几乎通宵达旦。

    时针指向零点时，彭德怀屋里的灯光依然亮着。警卫员蹑手蹑脚地端了一盘点心送进来，轻轻放到老总面前。

    “做么事，不是才吃过晚饭吗？”彭德怀不解地问。

    小战士毕恭毕敬地敬了个礼：“老总，现在是1950年新年了，祝您新年愉快！”

    彭德怀一惊：“哦！过年了？”他忙把手里的文件放下来，拉住小战士的手：“我也祝贺你。”

    这毕竟是新中国第一个元旦啊！彭德怀心潮起伏地在灯下踱起步来。

    陇南武都已和平解放，胡宗南占据了大半年的汉中，也成立了军分区，所辖各县政权亦陆续建立，辽阔的大西北将全力医治战争创伤，投入和平建设。即将在大会上所作的西北地区工作报告中，彭德怀着重说了三句话：其一，半年中彻底消灭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进军近万里，西北五省全部解放，陶峙岳将军所部六万余已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各级人民政府大部建定，多数县市举行了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句话是，西北土地辽阔，蕴藏丰富，是建设新中国的工业基地之一，并可建设成为巩固的国防基地，须大力从事生产建设，克服财经困难；其三，西北作为多民族地区，情况复杂，交通经济文化落后，须坚持共同纲领和各民族平等政策，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逐步实行各项社会改革，团结各民族建设大西北。

    彭德怀心底时时掠过巴山秦岭、天山祁连，源源河曲，无垠的戈壁……是啊，相比较而言问题最大、而最有发展潜力的还是新疆。他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要求毛泽东请苏联帮助解决来年新疆部队的服装、器材、交通工具，并允许同苏联正式通商，以土产交换必需品，实行新疆与苏联地方性的经济合作，合组石油公司，合组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公司，甚至要求把阿拉木图、迪化、哈密的民航协定延长与延伸到兰州、西安和北京。

    东方泛起鱼肚白了，彭德怀决定给迪化发份电报，向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等人祝贺新年。

    这个元旦对于新疆来说，同样是个再生的节日。省府迪化的各族民众也正在享受着一次史无前例的狂欢。

    早上8点多钟，各工厂、部队、学校的秧歌队就纷纷出动了，锣鼓声震撼了每一个角落。秧歌队是最活跃的，他们首先带着“任务”代表本单位到各处去拜年，扭着、唱着，舞步是从老解放区传来的，又欢快又庄重；歌曲是自编的，内容切合实际，曲调还带点新疆味儿。什么“身体健康”“新年进步”“加紧生产”“努力建设”等这些新名词，都编到曲子里唱出来了，喜庆十足。

    11点钟，来自全城各个角落的秧歌队向城里汇集，一队一队穿过旗海、人海融汇在一起的街头。最早出现的是六军文工团秧歌队，一中女中的联合秧歌队紧随其后。接着，四九团的高跷队过来了，通信营的“鞭王鞭”也来了，五十团的旱船、推车以及文工一团、被服厂、女师一师、警卫连、天师、炮工团、战五团等30多个秧歌队，前前后后交错拥入小城的中心广场。各路神通，五颜六色，锣鼓齐鸣，百乐竞奏，大家扭呀、唱呀，秧歌剧、小快板、跑旱船，各展风采，加上人群的欢呼声，响彻天山！

    包尔汉主席就沉浸在这欢乐的海洋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新疆省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团拜会，要到下午5点才举行。整个白天时间，包尔汉把自己交给了浪涛般的人群。他是新疆人民的儿子，他的心是随着这片土地上千万颗心一起跳动的；他又是新疆最为动荡、最为苦难年代的见证，懂得眼前的快乐是多少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获得的。他用一颗滚烫的心轻轻地捧住这片云霓，深知它有多么多么的珍贵！

    团拜会在西大楼举行。驻迪党政军民机关团体、学校、部队500多人参加团拜典礼。包尔汉步入庄严朴素的会场时，王震、陶峙岳、徐立清、高锦纯、赛福鼎及邓力群等人，早已坐在主席台上。大家给包尔汉鼓掌，掌声是那样响脆而富有激情，弄得包尔汉的步伐都有些醉意了。

    包尔汉终于踏上主席台，与大家一一握手，并宣布团拜会开始。第一项内容便是全体起立，向毛泽东和朱德致敬。接着由包尔汉主席讲话。他从执行政协共同纲领、加强各民族之间真挚的友谊和肃清造谣挑拨分子，讲到军民团结展开建设、大生产，讲到肃清贪污、赌博和吸食鸦片、麻烟，讲到破除官僚主义作风，言辞铿锵、精彩绝伦，掌声一次一次淹没了他。

    当一个时代带着理想光环在一夜之间撞入你的人生时，那种陶醉是任何人所无法抗拒的。

    团拜会结束时，天已经黑了。包尔汉的心情仍不能平静。他和领导同志们又信步来到载歌载舞的人群中。这时庆祝活动达到鼎沸的顶峰，维吾尔歌手弹起冬不拉，姑娘的小辫像春雨一样在飘洒，她们的花裙五彩缤纷，映着满天繁星和一弯新月，让迪化这座古城染透了岁月的相思。领导同志们和全场群众手牵着手，围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圈，唱啊、跳啊……

    包尔汉流下了热泪。他一遍又一遍在心底默念：尊贵的安拉，你终于降福了！

    包尔汉的出生地并不在新疆，而在俄国喀山省特什县境内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村名叫“阿克苏”。那是几十户背井离乡的中国人为怀念遥远故土而以家乡那条大河命名的。他们的祖先原本就世代繁衍生息在天山脚下的阿克苏河畔，因为反抗巴依（财主、富人）的剥削压迫，遭到清廷军队的镇压，全村20多户在包尔汉爷爷的带领下，集体逃到了俄国，后又被俄国官府送到这个居住着很多塔塔尔族人的小村来伐木，所以，这里就成了“森林阿克苏”。

    从呱呱坠地开始，包尔汉就肩负着父辈们还乡的梦想。他就是为了还乡而读书的。那时候，家里有八口人，祖父母、三个姐妹和小包尔汉，全靠父亲沙赫德拉和母亲哈里玛在仅有的一点土地上耕种维持生活，怎么有钱供包尔汉上学呢？祖父郭拜都拉说什么也不甘心。这位在伏尔加河上当了一辈子纤夫的老人，佝偻着腰背拉着小孙子爬上土屋屋顶，指着远方对孙子说：“我们的故乡在中国，那里有条大河叫阿克苏河，那才是真正的阿克苏呢！你一定要读书学文化，有朝一日回到我们的祖国、我们真正的阿克苏……”

    终于，祖父把包尔汉张罗到当乡村教师的姑父跟前，一边烧茶炉，一边学习阿拉伯文，读。

    秋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祖父在一次做礼拜时倒了下去，再也没有醒来。

    父亲沙赫德拉说：“算了吧，回家干活吧，不用读书了。”

    “不！孩子这么小，他又那么聪明……”母亲哈里玛说。

    包尔汉已经尝到了读书的甜头。他做梦都希望能到喀山市读更多的书。那里有他做面粉生意的舅舅可以投靠，于是包尔汉哀求妈妈成全自己的愿望。可怜的母亲心里矛盾极了，她多么希望儿子读书长进有出息，可又对儿子小小年纪离家远去，有一份担心。这位坚韧而善良的塔塔尔族妇女哈里玛，还是趁丈夫外出的机会，“哭得泪人似的”送走了自己心爱的儿子。

    靠舅父的资助，包尔汉进到一所由大阿訇创办的“穆罕默德亚”学校读书，后又因舅父的生意不好，离开了这所学校，到一家书店当学徒。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他日后返回祖国的机缘。那是1911年，他帮助书店经理到高尔基的故乡举办交易会。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在中国新疆设有商行的老板。后来，包尔汉成了这位老板的助手，得以回到新疆并定居迪化。

    祖父郭拜都拉的愿望总算实现了。从此，包尔汉开始与这座古城同生共死，经受着沧桑风雨。只有到这时，他才懂得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为什么会吸引着祖父一生都在心心念念地祈盼……

    从古到今西域沧桑地，内忧外患边疆血泪场

    从伊犁将军统治新疆开始，这个被称作“西域”的地方，就一直没有安宁过。那是乾隆二十七年，清军击溃准噶尔部、结束蒙古族对天山南北延续了几百年的统治刚刚第七个年头，伊犁将军作为新疆当时最高的军政长官，以两万两千名清军把新疆安顿下来。

    新疆自古就是个多民族杂居的自由天地。中华民族大家庭56个民族的四分之一，在这里可以找到踪迹。首当其冲当然是维吾尔族，它是新疆的主体，有700多万人口，占全疆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其次是汉族，有人口500多万。其他分别是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以及满族。他们各有文化渊源，既有守护又有交融。而新疆又地处边关，正所谓天高皇帝远，与邻邦接壤，边境贸易与通婚从未间断，外军入侵又是常有的事，各种类型与性质的武力冲突，似乎是家常便饭。

    伊犁将军便从民族角度入手，来设定他的军事统治。他煞费苦心地对不同民族，实行不同的统治制度：在天山以北的蒙古、哈萨克等游牧部落，和哈密、吐鲁番等地，实行扎萨克制度，册封当地民族、部落的大小头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和台吉等这样一些等同于清朝贵族的爵位，让他们管理自己的民族和部落；在乌鲁木齐、昌吉、奇台、吉木萨尔和巴里坤等汉人较多的地区，实行内地通行的郡县制度，派有知府、知州、知县、县丞和巡检等官员；而在南疆维吾尔族大部分地区则继续以前原有的伯克制度。所不同的是，取消了伯克世袭制，给不同地位的伯克，授以不同的品级。无论王、公还是伯克，也无论有多高的品级，都必须在军事上和行政上服从伊犁将军及各地参赞、办事大臣等军事长官的节制。

    伊犁将军为自己的这些杰作很是得意，多次起奏朝廷以为找到了长治久安之策。谁知，不久便有了张格尔与七和卓之乱，此后又有一个叫阿古柏的浩罕汗国军官窜进来，冒充蒙古铁木儿汗的后裔，大肆屠杀，仅喀什噶尔和叶儿羌两城就杀掉汉族和满族百姓四万之众，致使疆内血流成河，哀号遍野。

    阿古柏的统治把新疆拖入了无底深渊。他本身就是个敌国军官，全无爱民恤民之心，一会儿宣布英国、土耳其为宗主国，一会儿又向周边的浩罕、布哈拉汗两个小国俯首称臣，甚至以割让土地、贩卖奴隶来向俄罗斯换取军火，闹得天山南北乌烟瘴气，直到1876年4月左宗棠率六万清军进疆，才算告一段落。

    满清王朝的衰败，也使新疆各族人民饱受凌侮。

    沙俄对中国新疆的领土野心，从18世纪就已萌生，19世纪50年代，开始越过伊犁河向南侵入到外伊犁地区，先攻占托乌楚别克，继而在阿亚古斯河至塔城之间的塔城旧址雅尔城，建立了一个什么“乌尔扎尔村”。两年后，沙俄又把手伸到阿拉套山麓阿拉木图河岸的古尔班阿里玛图，把这里改了个名字，叫“维尔内”。从此，他们就以这个“维尔内”为大本营，步步深入疆内，到1857年，几乎占领全部楚河沿岸地区和伊塞克湖的山谷盆地。最后，竟抵达伊塞克湖以西的楚河上游地区。

    沙俄抢走大片土地后，接着来了个三部曲：一是武装移民；二是建立驿站，每20或25里一个，驻上足够数量的哥萨克马队；三是趁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条约第一条便将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给了沙俄；第二条又明明白白写着“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这句话留下的缺口后患无穷。果然，3年以后，所谓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就一笔勾销了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后的《中俄伊犁条约》以及《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等，纯粹变成了赤裸裸的强盗文书。到1895年，沙俄居然和英国背着清政府互换文书，企图私分帕米尔地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沙俄又瞅准机会一头闯进新疆的唐努乌梁海，抬手就挖走了17万平方公里。同时，还把外蒙古的一个王公活佛扶起来搞“独立”，并对阿勒泰地区大做文章，设立什么“办事大臣”。英国也不甘寂寞，在南疆的喀什暗暗策划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个阴谋到1933年底终于“成功”了，但只保存了3个月就宣告灭亡。

    此时，新疆地方省军与甘肃开过来的马仲英部队，正在混战一团。

    辛亥革命的火种在1911年底就通过新疆革命党人刘先俊和杨缵绪等人带到了这个遥远的边地。其时，革命党人在迪化和伊犁相继发动起义，结果迪化的起义被清军镇压，而伊犁则获得了成功，处决了伊犁的清军将军志锐。一时，新疆出现新旧对峙的局面，一边是伊犁临时民国政府，一边是清廷的新疆省当局。

    1912年2月，清帝宣告退位；3月，新疆巡抚袁大化遵旨承认共和。从此，新疆进入民国时期。

    大辫子袁大化很快就知趣地离开新疆，而另一位疆内旧官僚脱颖而出，当上新疆的第一任都督。他就是杨增新。

    杨增新治理新疆的“高招”，就是大搞愚民政策，试图让新疆人民“浑噩长为太古民”。所以，他既不办学校，又禁止国内外一切书报杂志进入新疆。为了做到这一点，甚至公开拆检邮件，搞所谓“闭关自守、保境安民”，绝不受中原社会影响，以为这就可以维持安定，不受外敌侵扰。

    愚民政策总是同独裁统治连着脐带的。杨增新在新疆的专制也达到了登峰造极。他生怕军人专权，因而搞“弱兵”政策，尽养些老气横秋的兵。

    平常情况下，不练兵也不扩军，一应大事全都交给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去做。在民族问题上，他的办法是“以夷制夷”，“以土著牵制游民，以‘回纥’牵制汉人，即以汉人牵制‘回纥’，更以内地此省之人牵制内地彼省之人，使各有所瞻顾而不敢轻发。”

    杨增新的时代新疆是平稳的，16年间经济甚至有了一点发展。但是，他造就了整整一代没有头脑的人，疆内死气沉沉，活力全无，这同这块土地的风格很不协调，因而杨增新最终死于部属樊耀南的枪下，一点也不奇怪。

    樊耀南跟杨增新多年，平时对杨好话说尽，从软刀子到硬刀子，以为杀了杨增新会有一番作为。没想到黄雀在后，自己的背后又挨了别人一刀。此人叫金树仁，靠刺杀樊耀南就任新疆省主席和军队总司令。

    金树仁上台后的套路，跟杨增新恰恰相反。他到处招兵买马，大肆扩军备战，军费在1927年还是900万元，1928年便猛增到2100万元，到了1933年已达到3800万元！银子掏干了，就拼命印纸币。一时票子满天跑风，老百姓生活没有保障。在用人问题上又大搞任人唯亲，弄得官僚阶层百分之百不满，社会疙瘩越结越深，终于在1931年爆发了哈密的维吾尔族起义。

    这场动乱成全了一个叫尧乐博斯的人。此人野心勃勃，心术又不大正。为了争权夺利，他跑到甘肃请来一尊瘟神——马仲英。马当时备受日本人的青睐，军队很富实，有枪有钱有子弹，一股劲儿正憋着没处使呢！一到新疆，天地广阔，战争立刻升级，很快波及全疆，使得金树仁手下那些摩拳擦掌的大小军事头目，个个有了粉墨登场的机会。这就更加给马仲英创造了用武之地，他左冲右突，纵横全疆，浑身都是戏。

    地震闹大了，金树仁控制不住局面。1933年4月，被他亲手喂大的那些军事头领们，把他赶下了台。新主席刘文龙应运而生。而此时，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边防督办，早已“督”而不“办”，却在暗中虎视眈眈！

    这个人就是后来在新疆舞台显赫一时、把新疆变成了活地狱的盛世才。

    盛世才很快就把公众推举的刘文龙囚禁起来了，不待推举，自任省主席。作出一副挽狂澜于既倒的姿态。

    当时新疆局面的确有点棘手，省军只有6000人，而那个风调雨顺的马仲英和地方军阀张培元，军队多达2万！省会迪化（乌鲁木齐）已在重围之中。盛世才想来想去，只有投靠“老毛子”（苏联）。

    苏联正值斯大林时代，满天高喊政治口号，把国际共运顶在头上，急于领导世界新潮流。这个空子让盛世才钻上了。他本是个毫无信仰的人，出身于辽宁一个贫寒之家，早年在东北军郭松龄手下当一名马前卒，后托福主子到日本陆军学校学了几年，摇身一变，抖起来了。他才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救世主呢！从底层挣扎出来的人，人世浮华没有看不明白的。

    但是，这一次，盛世才要信仰马列主义。

    1933年9月的某个夜晚，盛世才的外交署长陈德立悄悄来到苏联领事馆，站在苏联总领事孜拉肯面前，鼓动三寸不烂之舌。他的使命就是要让孜拉肯坚信：“盛世才主席是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

    陈德立的嘴皮一向被认为是无坚不摧的火箭炮，孜拉肯没有招架之势。他终于答应第二天带着副领事以及所有译员接受盛世才的晚宴。

    这顿饭盛世才是倾家荡产来办的，吃得孜拉肯一行眉开眼笑。饭后，盛世才领着客人来到他的书房。领事和译员们惊奇地发现，盛的书柜里竟然摆满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和《列宁主义问题》等这样一些书籍。

    盛世才表现出知音相逢的样子，谦恭地告诉客人，说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是个热烈的社会主义分子，经常废寝忘食地研读马列。他宣称，中国如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会有前途的。因此，他希望与苏联“同志”合作，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他还将提出“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等“八项宣言”和“亲苏、民主、反帝、清廉”等“六大政策”。甚至还考虑把新疆划到苏联的版图上，作为苏联一个自治区或加盟共和国……

    如此动听的歌声，孜拉肯哪有不醉之理？

    很快，第一块糖扔过来了。马仲英围城正酣时，忽见背后数千名白俄“规划军”铺天盖地而来。这支“规划军”是由十月革命后逃到新疆的白俄官兵组成的，当时金树仁征调时，充其量也只有400来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规模？

    马仲英悟出其中的奥妙时，已经晚了。12月底，苏联公开出兵，一个硬邦邦的骑兵旅从霍尔果斯入疆，一举夺取伊宁，杀向马仲英。马的盟军张培元打成了光杆司令，以自杀而告终，马自己则被迫从北疆逃到南疆，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最后也只好跑到莫斯科去投靠斯大林。

    这时候，盛世才的“革命”形象早就深入人心了。一批又一批共产党纷至沓来，好像新疆真的成了共产主义乐园。

    盛世才的“马列生涯”到1939年开始串味。这一年，国际法西斯势力嚣张，德国攻占波兰，共产党国家的日子都有点受威胁。盛世才观风察云，口袋里的魔术在悄悄地变换花样。

    不知不觉中，莫须有的“阴谋暴动案”多起来了。每次都有一大批共产党人被逮捕，而同时，也会有些封建王公和富翁（巴依）被捕。后面这些人终了多半七拐八弯地获释，而共产党人则一一处决。被处决的共产党人竟都是“托派”“反革命”这样一些罪名。处决之后又将有一批新的共产党人继续起用。所以，盛世才的庐山真面目迟迟难见天日。他抓共产党人是真正的政治目的，而抓王公贵族只是经济目的，如同土匪绑票。精妙的是，他的经济目的与政治目的正好互相掩盖而又相得益彰。可见盛世才是个何等刁钻险恶之徒。

    盛世才的监狱大门既已打开，新疆的共产党人和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便在劫难逃。短短几年时间，被盛世才关押或杀害的有近10万人之多！

    日久见人心，斯大林也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

    很快，便对盛世才警惕起来。

    于是，瞒天过海的花招又被盛世才用来对付国民党。

    1944年8月11日，盛突然抓了一大批国民党员下大狱。同时打电报告诉蒋介石，说这些人都是共产党的间谍，要求蒋另派一批国民党员接替他们的工作。

    可笑的是，盛世才转脸又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表示“痛改前非”“悔过自新”。斯大林看完这份电报，什么也没说，转手把他交给了蒋介石。

    三区革命火烧天山南北，两个大员连电重庆不答

    盛世才的监狱究竟关过多少人、关过一些什么人，一言难尽。反正，包尔汉是其中之一。

    包尔汉是1938年春被抓进监狱的。罪名是：“帝国主义走狗”“里通外国”“依靠德国和日本的势力在新疆搞独立的回教国家”。天，哪一条都恐怖得吓人！

    更让人感到可怕的是，这些罪名完全子虚乌有。包尔汉本来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这一来，反倒燃起他内心的很多激愤。在同情者的帮助下，他在黑牢里靠点着蜡烛写下了维文诗《崇高的敬意献给毛泽东》，并开始编写《维汉俄词典》，用维文翻译汉文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这个漫长而又短促的暗无天日岁月，外面的世界究竟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包尔汉一无所知，他只是静静地表述着内心的意愿，并不知道这个意愿正在被另一些革命者用枪和子弹变为现实。

    1944年8月，北疆尼勒县（时称巩哈县）牧区，响起一片清脆的枪声，著名的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革命”爆发了！起义队伍如同爆米花一样转眼间扩大到数千人，不到三个月，便攻入伊宁，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到1945年1月，伊宁一地的国民党势力被彻底肃清。

    此时，盛世才已被蒋介石调离新疆，任命为没有太多实权的农林部长去了。接替盛世才的是吴忠信。吴受蒋介石委派，有些受宠若惊的意思，一上台便大砍“三板斧”。所谓“清理监狱、宣抚地方、敦睦邦交”，很像是从大乱走向大治。没想到一个“三区革命”把他“革”了个垂头丧气。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局面。“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宣布与国民党决裂的同时，居然又自称为“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这名字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前些年英国人在南疆帕米尔高原搞的那个把戏。那么，此次的国外势力又是谁呢？苏联脱不了干系。

    诚然，这次哈萨克、维吾尔等族人民举行的大规模起义，之所以能获得成功，苏联政府和军队的有力支援，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个“临时政府”是不是一定要以“独立”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姿态，称什么“共和国”，斯大林需要三思。

    “东土耳其斯坦”的叫法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世界列强云集中亚地区搞殖民主义侵略活动时，这个强盗似的口风就已盛行。他们企图以泽拉夫善河为分界，称“东、西土耳其斯坦”，眼下“临时政府”又弹起这么一个调子，赤裸裸地暴露了少数领导人的野心，不能不让许多有识之士感到担忧。

    这种担忧很快消失了。其原因从内部来说，不久后“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作了改组，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和赛福鼎为代表的一批有革命意识和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年轻人，进入领导核心；从外部来说，斯大林有了明确的态度。

    据包尔汉回忆，有一次苏联驻乌鲁木齐副总领事叶甫塞也夫，把他请到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个神秘而陌生的苏联大胡子。叶甫塞也夫指着包尔汉向他介绍说：“这是乌鲁木齐专员公署的包尔汉专员，有什么话你尽管问吧！”

    “好，”大胡子礼貌地点头会意，接着问包尔汉，“伊犁革命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你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

    包尔汉对此沉思已久，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坚决支持伊犁革命的，但是他们脱离中国，成立独立的国家，我不同意。”

    大胡子不置可否，只是微微颔首。

    事后，叶甫塞也夫副领事对包尔汉说：“你回答得很好，你的观点是正确的。”

    1945年2月，美国、苏联和英国等，在雅尔塔半岛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主要是为了达成全世界势力范围的划定协议。在这个会上，美国承认了外蒙古脱离中国，苏联代表作出确切的表示：苏方对中国新疆没有领土要求。

    关键时刻苏联持这一态度，无疑与中共的存在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对新疆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只是那时国共力量悬殊，彼此和战不定，胜负难分，毛泽东也只能在书面上对国民党“从一九四四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予以严厉的谴责。

    与此同时，伊犁临时政府开始了他们惊心动魄的武装力量建设，将分散在各地的一万多名游击队员集中起来，整编出一支正规的军队。这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五军。那时，人们按照这支军队丰富而鲜明的民族特征，称之为“民族军”。

    “民族军”的气魄是了不起的，当即制定了三路进军计划，从1945年5月誓师出发，向驻疆的国民党军展开声势浩大的军事进攻。

    这支队伍一出手就显示了强劲的势头。老百姓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没有人帮国民党军。许多群众拿起武器跟“民族军”部队一块儿四面合击，打着打着就跟着部队走了，因而各路人马都像滚雪球一样，一天一个数字。

    北路席卷而上，6月份就打下了额敏，7月份又直捣塔城，到9月份，就把阿尔泰也拿下来了，伊宁、塔城、阿尔泰三区便连成一片。

    中路军干得更漂亮。9月份，他们攻到乌苏、精河，又有飞机又有大炮，还有大批的燃烧弹，部队越战越勇，最后连晚上都不宿营，昼夜进攻，马不停蹄。

    国民党军给打惨了！几乎到了望风披靡的地步，成团成营地散伙，四散奔逃，一败涂地。“民族军”乘胜前进，一鼓作气往下追，直追到玛纳斯河西岸，看见乌鲁木齐的红山顶时，才停下来喘口气。

    吴忠信在乌鲁木齐慌了神，急令守城部队把玛纳斯河大桥炸掉。这也不能踏实，党部和政府的官员们，还像捣翻了巢的鸟一样，个个都抱着脑袋逃命。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民族军”的中路军屯兵玛纳斯河畔，没有再向乌鲁木齐进军。

    另一路南下的“民族军”队伍一口气冲进天山的崇山峻岭。他们越过达坂，两次包围阿克苏，又两度占拜城和温宿，把天山南麓的水搅和了！

    “民族军”如此这般几个回合一打，全疆激起千重巨浪，到处是干柴烈火，熊熊燃烧。其中甘新公路的新疆境内沿线一带，游击队最为活跃，一个劲地向吐鲁番、鄯善和托克逊等一些国民党军事补给线进袭，吓得吴忠信觉都不敢睡。

    在北疆打得最为热闹的8月，南疆蒲城（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柯尔克孜族一支200多人的起义队伍也引爆了！他们就近攻城夺地，向塔什库尔干、塔合尔满、苏巴什和布伦口等一些国民党据点展开进攻，几乎占领蒲犁全境，并也同样成立了一个叫作“蒲犁专员公署”的革命政府。然后，又一股猛劲，占领了英吉沙、阿克陶，最终打到喀什、疏勒、叶城、泽普，队伍一两个月内扩充到2000多人！

    这就是1945年新疆的真实面目。局面已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吴忠信却讳莫如深，每天仍在那里高唱“宣抚地方”的赞歌。

    “宣抚地方”“宣”出一个天下大乱，是对吴忠信绝妙的讽刺。他不得不同时弹奏两把冬不拉，一把挂在嘴上，利用《新疆日报》猛吹“宣抚”的功德；另一把藏在心里，暗暗扩展军事实力，为对付“民族军”磨刀霍霍。这就是过去内地许多地方行之有效的“剿抚兼施”政策。

    为了一个“剿”字，吴忠信低三下四地向关内马家军求援。马家军当然不买他吴忠信的账，最后由蒋介石出来说话，才肯由青马贡献出一个马呈祥的骑一师（骑五军）；为了一个“抚”字，吴忠信只得把全部精力投放到苏联领事馆了！他执意更换了外交特派员吴泽湘，仅仅是因为吴留学美国而不是苏联。新调来的刘泽荣则是前驻苏大使馆的参赞，不但精通俄语，还有一大批俄国朋友。无疑，此人对吴忠信的“敦睦邦交”更为有利。

    吴忠信的“敦睦邦交”实际上就是“敦睦”苏联。因为“三区革命”这个结，只有苏联人才能解得开。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吴忠信一清二楚。可以说，吴忠信是把手搭在苏联领事们的肩膀上，才度过了1945年那个四面楚歌的踉跄岁月。

    到1946年1月以后，吴忠信简直度日如年了。三区“民族军”屯兵玛纳斯，与乌鲁木齐相峙不足百里，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那个从青马手中厚着脸皮讨来的马呈祥骑五军（骑一师），也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吴忠信唉声叹气地对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说：“怎么办呀，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新疆丢在你我的手中啊！”

    朱绍良说：“要兵没兵，要饷又没饷。你是省主席，还来问我怎么办！”

    于是两人联名给重庆发报，一封接一封向蒋介石请兵请饷。

    其时，正是国共和谈波诡云谲之际，蒋介石一门心思用在对付共产党方面，既无精力、亦无物力管到大老远的新疆，吴忠信和朱绍良的电报连连石沉大海，没有消息。

    朔风呼啸，寒彻心骨，绝望中的朱绍良，肝肠寸断，最后一份电报他愤然写道：“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唯有一死殉职。”吴忠信也对请兵请饷不抱希望了，只好改个口气，疾呼老蒋速派大员赶来，与“民族军”谋求和平谈判。

    蒋介石之所以对新疆的事不急不忙，是因为他心里始终有一张底牌。这张底牌就是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代表的那个表态。更何况1945年8月14日，又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此条约中，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而苏联也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蒋介石想，你就是乱翻了天也是内乱。既是“内乱”，按照中国的传统惯例，还不就是撤换军政长官的问题嘛！张菩萨不行李菩萨来，历来如此，永远如此。

    事实上，蒋介石的谈判大员早在年前就派出了。此人就是力挽狂澜的张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