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不是牢靠的支架

    ——映映·圣克莱尔的故事

    一

    女儿把我安顿在她新房子里最小的一间屋子里。“这是客房！”丽娜以标准的美国式自傲说。

    我笑了笑。按中国的思维，客房应该是最好的卧室，她应该把自己的那间卧室作客房才对！但我没吭声。她的智力，就像一只无底的深潭，石头扔下去，连扑通一声都听不见。

    尽管我爱我的女儿，一度她与我共有一个身子，共有一个思维，但她出生了，就像一条鱼一样从我身上滑出去了。从此，我只能站在岸边看着她滑翔。我必须把我的故事告诉她，这是唯一的一个钻进她身子，把她往安全地带拖曳的办法。

    她这间封闭狭窄的房间，活像一只棺材。我原该提醒她，这里无论如何不能作婴儿室。后来一想，她才不会听我的呢。而且她早就有言在先：不要孩子。她和丈夫终日忙于应付画那些永远有人会建造、也永远有人会进去的玩意，根本无暇考虑什么生孩子。有一个我者发不好音的词，讲的就是他们这号人，那个字怎么说来着？叫“拿酸”，对，“拿酸”！

    一次女儿偶然听我讲了这个词，当场哈哈大笑。要她还是个小孩子，我一定会为她如此没有礼貌而给她个耳光，可现在，不行了。如今，我得靠她和她丈夫资助我以应付日常开支。因此有时，我从他们手里接过钱时，总感到很烫手，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画出那么一大堆华而不实的房子有什么用？里面放的尽是些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玩意。我的女儿很有钱，可她家里的一切，都是华而不实的，只为了好看，有的甚至连好看都谈不上。瞧我床边这只茶几，一根细脚伶什的黑支架，支着一张沉甸甸的白色大理石台面。明眼人一看就该明白，这张桌子头重脚轻，上面根本不可能再置放什么东西。而这张茶几上，颤巍巍地放着一只只够插一朵花的蜘蛛脚一样细的花瓶。只需稍稍摇动一下茶几，花瓶就会倾倒。真是险乎乎的。

    在这幢房子里，我看见许多险象，而我女儿却对此浑然不觉。我对某些预兆，是很敏感的。

    二

    多年以前，当我还在无锡，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时，我是很厉害的。中国人的厉害，就是泼野而固执。我终日满脸笑容，对一切都感觉良好，好得听不进任何其他的话语。小小的我，长得很漂亮，我有着小巧的脚，这令我很自负。我在铺着鹅卵石的小径上迅跑，蹦跳，不知磨破了多少双昂贵的外国小牛皮皮鞋。

    我还常爱散开自己的发辫，每逢这时，我母亲便会摇摇头责备我：“啊呀，映映，你就像湖里的落水鬼一样！”

    落水鬼，是指那些投河自尽的女鬼，她们或为失身或为冤屈而投水，传说中，她们就是这样披头散发的。我听了只是一味痴笑。妈很宠我，我长得与她很像，所以她叫我映映，清晰的映象的意思。

    我们家是无锡的首富之一。我们家有几十间房子，每间房间，都置放着沉重讲究的桌橱，上面装饰着玉香炉或玉制香烟罐，它们作为房间的点缀，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可在我，这些玉制香烟罐，不过是一般盛香烟的器皿。有次我和哥哥，就拿了其中一只五罐，把香烟一倒，就去大街上用它来舀阴沟里的脏水，希望能从中舀到什么宝贝，把自己也弄得和市井上的孩子一样脏兮兮的。

    我们的家十分豪华，丝地毯、古董、象牙雕刻等等，应有尽有。可现在当我回忆起我们老家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却还是那让我用来舀阴沟水的玉烟罐，我不知道握在我手里的是一件珍宝。

    关于我的老宅，还有一件令我记忆犹新的事。

    那年我十六岁，逢我最小的姑母出嫁，家里宾客满堂，热闹非凡。座上有一位新宾客，是新郎的朋友，他比我的大哥还要大一点，按辈分，我叫他叔叔。他酒有点喝多了，脸膛通红。“映映，”他嘶哑着嗓子对我说，“你吃饱了吗？”

    猛一下受到众人的注意，我有点不好意思，讪讪地向他笑了一笑，心想他大约会拿出些什么特别的好吃的甜食给我。岂料，他却捧出只西瓜往桌上一放。

    “破瓜！”说着，他操起一把刀按在西瓜上。只听“扑”一下，那熟透了的瓜一剖为二，他刚咧嘴狂笑起来，并露出一颗金灿灿的牙齿。满桌的人都笑得前俯后仰，我窘迫得满脸通红，不明白他们笑的什么。

    真的，尽管我任性，但我却还纯真，我一点也不明白开瓜这一动作，到底隐喻着什么。直到六个月后我嫁给这个男人的当晚，他喝得醉醺醺地逼上来说“破瓜啰，破瓜啰”，我才明白“破瓜”的含义。

    那是个十恶不赦的坏男人，直至今天，我一想到他就要恶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嫁给这个男人？这一切，全是因着小姑母的婚礼而引起的。

    婚宴次日清早，大多数来赴宴的宾客都告辞了，因此到了晚上，我和我的同父姊妹们，都觉得家里一下子冷清了下来。我们围桌坐着，边喝茶嗑瓜子边聊天。

    我的那些同父异母的妹妹们，是父亲的姨太太们生的，而我，是正室所出。我们也谈到男孩子们。我的那些妹妹们，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无太高的企望，包括对自己的婚姻。

    当她们问及我的择偶标准时，我只是傲然地回答道：“我一个也看不上。”

    我说这话，并不是因为那些男孩子没有注意我，我是很知道如何吸引异性注意的，并赢得了他们赞美的。只是因为我一直自视过高，以至没有任何一个男孩子，我以为是可我心的。

    人的思想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先天的，由父母甚至你的祖先遗传给你的，还有一种来源于别人的灌输。不知为什么，当我在嗑着瓜子时，我又想到前晚，那个大叫“破瓜”的男人。正在此时，窗外一阵大风，把桌上一朵插花的花茎吹断了。突然我有一种预兆，我将嫁给这个男人了。当这个念头在我脑中一冒时，我觉得的不是兴奋，而是意外，我很惊奇自己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预兆的。

    当晚的饭桌上，我就听见父亲与姑母姑夫在谈论这个男人。后来好几次，我在姑夫家的院子里，发现他在对面他家的院子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每逢此时，我便也抬眼与他对斗，不甘示弱。

    我女儿并不知道，多年前，我曾经结过一次婚，早在她出世的二十年前。

    她当然也不知道，那时，我有多漂亮，远比今日的她要漂亮，不像她那样，长着一双乡下人一样的横阔竖大的大脚‘和得自他父亲的大鼻子。直至今日，我的皮肤依旧细腻光滑，体态纤巧，犹如姑娘。只是在我微笑时，嘴角已刻上深深的皱纹。

    而我的纤小的双足，以前得到多少人的赞美，现在，它们却是肿胀的，脚跟开裂，胼着老茧。而我的一度明亮闪烁的十六岁的眼睛，如今已是布满黄斑，呆滞晦暗。

    但我的目力几乎仍能洞察一切。只要我想知道，我仍可以透过女儿的饭碗壁，看见她还留剩几颗米粒。

    就在我婚后的某个下午，在风光旖旎的太湖上，我记得似乎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爱上他了。他用手轻轻托起我的下巴，抚摩着我的面颊，说：“映映，你有一对老虎一样的眼睛，在白天，它们养精蓄锐，一到晚上，便成了火眼金睛。”

    我一点也笑不出来，哪怕他是在做诗，这样的诗句也太蹩脚了。我只觉得心里，某种希望已摇摇欲坠。当你已将自己的身体与某人连结在一起，而你的心，却无法与他沟通时，你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我多多少少，已开始爱上他了。

    我变了，变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我为了他打扮自己，不断更换自己的发式，在床第间展示自己的魅力，希望能生个儿子。

    就是在游太湖的那个晚上，他种下了这个孩子。我的预兆又灵验了，我知道那是一个男孩子，我能在自己子宫里看见他：他长着与我丈夫一样的大而分得开开的一对眼睛，细长的手指，丰满的耳垂和宽阔的额头。

    或许因为我一直过得太快乐了，于是，我逐渐不断尝到痛苦，可哪怕我在最快乐的时候，我的眉毛上端，也总跳动着一种怯然和不安，渐渐地，这种不安开始下移，一直潜到我心里，而且，开始变成现实。

    我丈夫为着生意上的一些事务，开始去北方旅游，那是在我们结婚以后不久，可是直到我的肚子隆起时，我们的旅途还没结束。

    北边的风是寒冷的，它吸入骨髓，血液都会为之凝冻，这股呼啸而过的朔风，把我丈夫也从我的床上挟持走了：我从小姑母那里得知，他姘上了一个戏于。

    这样熬了一阵，当我逐渐已由对他失望变得憎恨他时，我的小姑母又告诉我，他还有好多姘妇：舞女，美国太太，妓女，甚至他的一个比我还要年轻的表妹，她神秘地去了香港不久，我的丈夫也一下不见影踪了。

    这一切我都应该跟我女儿丽娜说一说：我曾是那样漂亮且富有，任何男人都梦想着能得到我，可我却遭到自己丈夫的冷落和遗弃。那年我只有十八岁，可青春却已离开了我。一度，我真想投水自尽，做个披头散发的冤鬼。我也该告诉丽娜，正因为我恨死了这个男人，所以我杀死了子宫里的孩子。

    堕胎在中国，算不上犯罪，可当时在我，总有点手软，但想到那是那可恶的坏蛋留在我体内的孽种，我就咬咬牙要将它去掉。当护士们从我体内取出这团已没有生命力的血块时，她们问我如何处置它，我塞给她们一张旧报纸，让她们像鱼贩子一样，把那血块往报纸里一裹，然后往太湖里一扔就得了。

    现在，在我的女儿丽娜眼中，我完全是一个小老太婆了，那只是因为，她用肉体的眼睛来看我。如果她学会用心灵的眼睛来看我的话，她将会看见一个雌老虎般的女人，那她就得小心点了。

    三

    我出生的那个虎年，可真是个坏年头。反正那年挺晦气，农村里瘟病蔓延，城里人心惶惶，那年出世的婴儿都养不大……

    这个瘟神足足在边上逗留了四年，可我，却奇迹般地在它的阴影下活了下来，那是在好多年以后，我已长大成人时，妈才告诉我的。

    自从丈夫背叛我之后，我开始变得心灰意懒，成天披头散发就像落水鬼一样。

    我干脆把衣服覆盖在镜子上，连镜子都不愿照了。终于，我离开了夫家，回到自己娘家去了。

    后来，我住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堂叔家里，在那里无所事事地过了十年。

    他们全家待我很好，因我是作为堂叔的干女儿而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他家的房子已是很旧了，挤着三房人家，但我并不是为贪恋享福而去的，我去那里，寻到一份我追寻已久的安宁和古朴之风。在那里，来往的亲戚，都是一些土头土脑的农人，我们就在油腻昏暗的厨房里进餐，稍不留神，苍蝇就会黑压压的、赤豆般一片地停在你的饭碗上。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了十年，不再是一个姑娘而成了个遭遗弃的妇人。我开始向往城里的生活。那里的人，就像乡下的苍蝇一样，黑呼呼地一簇一簇，到处都是，那里，男女的交往随便且无人理会。

    我穿上时新的套裙，烫起了头发，把自己重新包装了一番。我对多年闲散在家的生活已厌倦了，于是，我决定做个职业妇女，我当上了售货员。

    我重又变得漂亮迷人了，这本身是上苍赋予我的礼物。我的穿着，甚至比商店里出售的更昂贵更讲究。我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的本分工作，就是在这里，我认识了克利福德·圣克莱尔，这个大个头白皮肤的美国男人，是来我们店里买削价衣服时与我相识的。

    “圣克莱尔先生。”他用英语自我介绍。

    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有一种预感：我会嫁给他的。

    “这样的名字，挺像圣人的：圣彼得、圣约翰……”他接着用蹩脚的汉语说。

    当时我对他既不喜欢也不讨厌，反正无所谓，但是我却十分清晰地明白在我和他之间，总会有点什么。

    圣克莱尔以他独特的方式追求了我四年。虽然我不是老板，可他总是客气地招呼我，与我握手时，久久握住我的手不放，以至在他的汗湿的手掌里，我的手也被握得湿津津的。他仪表端庄，干净整洁，直至我们结婚后，他还保持着这种良好的仪态。只是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外国人特有的臊味，怎么洗也洗不掉。

    他很殷勤，太殷勤了。他经常送我一些小玩意儿：银质打火机，车玻璃制的胸针等等。他送我这些小玩意时的神情，活像一个百万富翁把什么稀罕之物送给一个乡下姑娘似的。

    我倒不是存心搭架子，只是我从小家境富裕，好东西我实在见得太多了，别人甚至都无法想象。但我还是每次都有礼貌地接受了他的礼物，并表示恰到其分的感谢，不冷漠他，也不鼓励他。可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嫁给他的，所以，我便把这些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儿，小心地包上后存放在一只盒子里。

    女儿丽娜一直以为，是她爸爸，把我从那贫困的生活中解救出来。她既对又错。

    丽娜不知道，她父亲像狗等在肉店前一样，足足耐心地等了我四年，最后我是怎么答应他的求婚的？那是直到1946年的事。

    一封天津来信告知我，我丈夫死了。在我未打开信以前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死了。果然，他是死了。他被一个年轻的女佣人杀死了。在他玩厌了又企图把她扔开时，她用一把利刃刺死了他。

    我想我早忘记他了，但一旦得到他的死讯，我还是觉得一阵钻心的痛苦：这个好色鬼，什么香的臭的都往床上拉，连佣人都要，现在好吧，活该呀！痛苦过后，我又感到一片无垠的空虚。

    立时我决定了，我决定让圣克莱尔娶我。

    圣把我带到美国来，这里的居室，比我在中国住的更小。穿着大号的美国衣服，做一切原该是保姆干的活，笨拙地卷着舌头讲外国话，学习过西方的生活。我还生了一个女儿，她似与我隔着一条河，我永远只能站在对岸看她，我不得不接受她的那套生活方式，美国生活方式。

    这一切，我也只能听之任之，时间久了，我也漠然了，无所谓了。我再也不是一只生龙活虎的雌老虎了，早在我答应嫁给圣克莱尔时，我已只是一个没有人气的活鬼了。

    我能大言不惭地对女儿说：当时，我爱你爸爸吗？确实，这个男人每晚暖着我的双脚，称赞我烧菜的手艺，当我给他生了个小虎女，当我重番拿出我小心保存好的那些他送我的小玩意时，他竟感动得哭了。

    我怎能不爱他？但是，那再也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的爱，那只是一种幽灵般的爱。你知道什么叫幽灵吗？那种触不到摸不到，虚无飘渺的影子……

    不过现在，我很爱圣，我们互相深爱着。我对他倾诉了多年来一直隐藏着的过去。现在，我该把这一切也告诉我女儿，我不甘心把这一切带入坟墓。

    这就是我要做的。多年的磨难和痛苦，令我对一切预兆更加敏感和灵验。我得用痛苦的尖角去戳痛我女儿，让她醒悟过来。她会与我今起来的，因为我俩都属虎，斗本是老虎的本性，但我会斗胜她的，因为我爱她。

    我听见，楼下女儿在与她丈夫讲话，那纯属毫无内容的泛泛之谈，他们只是貌合神离地生活在一个屋顶下。

    早在花瓶砸碎以前，我就知道茶几会掀倒，花瓶会打碎，女儿会上楼来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