曩时,人们搬家的时候,常常雇用当地监狱里的囚犯搬运箱笼。
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怜恤的心情守望着这些犯人出来。
大胡子看守们,腰里别着“虎头狗”牌的大手枪押着犯人。我们大瞪眼睛望着这伙身穿灰色囚衣、头戴灰色囚帽的人。但不知为什么总是怀着一种特别的敬意,仔细地打量着那些囚犯,他们都用小皮带在腰上系着哗啷哗啷响的细巧的镣铐。
这一切都非常神秘。而觉得最奇怪的情形是,差不多所有的犯人看上去都是一些平凡的、疲惫不堪的人,而且都那样忠厚,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他们是凶手和罪犯。正好相反,他们不光有礼貌,而且简直可以说是温文尔雅,在搬大件家具的时候,生怕碰着什么人,或者打坏什么东西。
我们这些孩子,和大人商议,想出一条诡计。妈妈把看守们领到厨房去喝茶,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急急忙忙把面包、香肠、糖果、烟草,有的时候还有钱,塞到犯人的衣袋里去。这些东西都是大人给我们的。
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冒险的事情,而当犯人们向厨房那边递个眼色,悄声谢谢我们,把我们的礼物重新往里面藏到贴身的秘密的衣袋里去的时候,我们感到说不出来的喜悦。
有时,犯人们偷愉地把信件递给我们。我们贴上邮票,然后结队去掷到邮筒里。在没掷进去以前,我们先四面望望,在近处有没有警察或者巡捕?就好象他们能猜着我们寄的是什么信似的。
在这些囚犯中,我记得有一个生着花白胡子的人。都管他叫班长。
他支配搬东西。东西,特别是橱柜和钢琴,常常卡在门上,很难掉转过来,有的时候,不管犯人们费多大力气,也不能把这些东西安放到指定的新的地方去。东西简直拧上了。碰着这种情形,有只橱搬不动,班长便说;
“它愿意在哪儿,你们就把它放在哪儿好了!你们折腾它干什么!我搬了五年东西,我清楚东西的脾气。它若是不愿意在这儿,不管你怎么强迫它,它也不依着你。就算你拆了它,也甭想叫它听你摆布。”
当我思索作家的提纲和作品中人物的行径时,我想起了老囚犯的这句箴言。家具和这些人物的行径有共通之处。人物常常和作者闹别扭,而且差不多总是叫他屈服。关于这点,我们以后再谈。
不用说,差不多每一个作家都给他的未来的作品拟定提纲。有些人拟得又详细又准确。有些人光拟个大概。但也有一些作家,他们的计划不过是寥寥几个似乎彼此没有多大关联的字。
只有那些有即兴写作才能的作家,才不需要写作提纲。在俄罗斯作家中,高度赋有这种才能的是普希金,我们现代散文作家中是阿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我认为天才的作家也可以不拟任何提纲而写作。天才的内心是如此之丰富,随便什么一个题材,任何一个思想,一件事情,或者一个对象,都会引起他连绵不断的联想。
年轻的契诃夫对柯罗连科说:“您看您这张桌子上摆着一个烟灰碟。您若高兴的话,我马上给您写一个烟灰碟的短篇。”
他当真会写出来的。
可以想象,一个人在街上捡到一张揉皱了的钞票,就在这张钞票上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好象是开玩笑似地随便轻意地起个头。可是不久这个长篇便深入下去,扩展开来,填满了人物、事件、光和色,开始为想象所驱策,奔放而汹涌地倾泻出来,要求作家作出一切新的牺牲,要求作家把形象和语言的珍藏献给它。
就是在这样从偶然事情开始的故事中,产生了思想,产生了人物的复杂的命运。而作家已无力控制自己的激动。他会象狄更斯那样,在他的手稿上哀哭,象福楼拜那样痛苦呻吟,或者象果戈理那样哈哈大笑。
一如,在山间,由于一个轻微的声音,由于猎人的枪声,积雪便开始光耀夺目地、连绵一片地沿着陡坡滚下去。很快地变成宽阔的雪河奔流而下,几分钟后,一个雪崩,坠入溪谷里去,殷殷之声震撼着峡谷,空中充满晶莹的雪尘。
许多作家都提过天资卓著且赋有即兴写作才能的人,极容易涌现灵感。
无怪非常了解普希金的写作情况的巴拉廷斯基关于他说道:“……年轻的普希金,这个出色的轻薄儿:在他的笔下,一切都容易虎虎有生气……”
我说过,有一些计划简直是空话连篇。
举一个小例子。我有一个短篇。在未写之前,我写了一页东西,这个短篇就是从这个笔记产生的。这笔记是什么样子呢?
“一本遗忘了的关于北方的书。北方的基本色调——箔的颜色。河上的蒸气。女人们在冰窟里洗衣服。烟。亚历山大.伊凡诺夫娜门铃上的字‘我挂在门旁,请拉得起劲点儿!’‘门铃,瓦尔戴①的礼物,在拱门下无精打彩地响着。’门铃叫作‘瓦尔戴的礼物’。战争。达妮雅。她在哪里,在哪个荒僻的小市镇?孤零零的。‘浮云背后朦胧的月儿——可怕的远方。生活凝缩在小光圈里。灯的光圈。在墙里整夜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响。树枝擦着窗玻璃。在隆冬午夜,我们绝少外出。这应该检查……孤独和等待。一条愤世嫉俗的老猫。什么也不能使它欢喜。一切好象一览无余——甚至大钢琴上盘绕的蜡烛(橄榄色的),但暂时别的还没有。找有钢琴的房子(女歌唱家)。疏散。关于等待的故事。别人的家。老式的,有它舒适的地方,有无花果盆景,老牌子板烟斯坦波尔或密萨克苏济的气味。住着一个老人,故世了。胡桃木的写字台上铺着带黄斑的绿呢子。小姑娘。灰姑娘。保姆。暂时还没有别人。常言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可以写一个单是描写等待的短篇。等待谁?等待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使她心碎。人们在十字路口偶然相遇,却不知道他们全部过去的生活,都是这次邂逅的准备。或然率的理论。适应人心。对傻瓜们讲来万事都很简单。国家沉没在雪里。一个人出现的必然。不知谁不断给死人写信。台子上积了一堆信。这里是导线。什么信?写的什么?海员。儿子。在他到来以前的恐惧。等待。她的心地无限地善良。信变成了现实。又是盘绕的蜡烛。另一种质量的。乐谱。绣着橱树叶子的毛巾。大钢琴。桦树的烟。调音师——每一个捷克人都是出色的音乐家。包着头巾只露两只眼睛。一切都清楚了!”
【①瓦尔戴:苏联地名,15世纪以来,以产家具著称。】
这就是勉勉强强可以称之为这个短篇的提纲的东西。假如不知道这篇小说,而光看这个笔记,便可以明白这篇东西虽然是迂缓而模糊的,但却是对主题和情节的执拗的探索。
作家周密考虑过的、而且经过校正的无懈可击的提纲,究竟会怎样呢?说实在的,它们的寿命大多数都很短促。
在开始了的作品刚一出现人物,这些人物刚一按照作者的意志活动,他们便立刻开始抗拒提纲,和提纲斗争起来。作品开始按着本身的内部逻辑发展,当然逻辑的推动力是作家赋予的。人物按照适合于他们性格的那个样子行动,尽管这些性格的塑造者是作家。
假如作家硬使人物不按照内部所产生的逻辑行动,假如迫使他们回到提纲的框子里去,那么人物便开始僵硬,变成会行走的图式,变成傀儡。
列夫·托尔斯泰非常简单地表白了这个思想。
到雅斯纳亚·波里雅那来的一位客人埋怨托尔斯泰,说他使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未免对待她过于残忍。
托尔斯泰笑了笑回答说:“这个意见使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你想想看,达吉雅娜跟我开了多大一个玩笑。她结婚了。我万万没料到她会这样。’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完全可以这样说。一般说来,我的男女主角们,有时跟我开那种玩笑,我简直不大欢喜!他们作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作的,和现实生活中常有的,而不是我愿意的。”
所有的作家都熟习人物的刚愎自用。“我在工作极度紧张的时候,”阿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说,“我不知道人物在五分钟以后会说什么。我惊奇地跟随着他们。”
有的时候,次要人物挤走了别人,自己变成了主角,把故事的整个进程扭转过来,带着它跑。
只有当作家正在写作的时候,作品才开始真正地、全力地生活在作家的意识中。所以提纲受到破坏和推翻,没有什么大不了,也没有什么可悲的。
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是极其自然的,只是证明真实的生活涌来了,填满了作家的提纲而又推开了,甚至用自己的充满生命的压力打破了作家最初的提纲的框子。
这一点也无损于提纲,这并不把作家的作用,仅归结为按照生活的提示来记述一切。因为形象的生命,在作家的作品中,是取决于作家的意识、他的记忆、想象力以及他的一切内心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