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心的记忆啊，你比理性的悲哀的记忆还要强烈。
——巴狄士柯夫
读者们常常问从事写作的人，他们是怎样为自己的作品收集材料的，要用多长时间。假如回答他们说，他根本不特意收集材料，而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问的人总是感到奇怪。
上面所说的情形，当然不包括一个作家为了写某一本书而研究必需的科学材料和提供认识的材料在内。我们这里谈的只是对现实生活的观察。
生活素材，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日常生活的详情细节”的一切，是不能研究的。作家只是生活着，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只是在这种材料中生活着，痛苦着，思索着，快乐着，参与大大小小的事件，自然，生活的每一天都在他们的记忆里，心上留下自己的标志和痕迹。
读者(顺便说句，某些青年作家也包括在内)必须打消把作家看作是手里永远拿着笔记本到处跑来跑去的人，看作是职业的“记录人”和生活的侦探的这种观念。
谁若是强迫自己积累观察材料，醉心于记录(“就怕忘记了什么”)，当然可以乱七八糟地搜集剑一大堆观察材料，但这些材料是死的。换句话说，假如把这些观察从笔记本里搬到生动的散文的内容里去，那么，这些观察差不多总要失掉原来的表现力，看上去总觉着不是地方。
永远不要有这种念头，以为这丛山梨树或这个白发苍苍的乐队的鼓手，以后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或许会有用，因此必须特意地甚至有几分矫揉造作地去观察他们。所谓“依工作职责”，纯粹出于业务驱使的观察。
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是最成功的观察，也不该硬塞到作品里去。必要时，它们自己会直接地、从容地到作品中去，占据一个适当的地位。有时，正当作品需要的时候，某一个早已忘得干干净净的事件，或者某一件琐事，会突然生动地浮现在脑际，这种情形常常使作家感到惊奇。
作家工作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有好的记忆力。
我叙述一下我写电报这篇短篇小说的经过，或者可以使这些思想更加明确一些。
在一个深秋时节，我移居到梁赞附近的乡下去，住在曾闻名一时的雕刻师波查洛斯钦的庄园里。在那里一个衰弱的、可亲的老妇人——波查洛斯钦的女儿——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孤独地度着她的风烛残年。她的唯一的女儿娜斯嘉住在列宁格勒，完全忘记了母亲——只是隔两个月给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寄一次钱来。
这是一幢空落落的大房子，四面的板壁都发黑了，我借用了一个房间，老妇人住在另外一边。到她那里去，必须经过空寂的门厅和几间窒屋子，这些屋子里地板都嘎吱嘎吱地响，且蒙满了灰尘。
家里除了我和老妇人别无一人。这幢房子是有纪念性的。
天井里有一些倾圮的附属建筑物，天井后面，有一个和房子一样无人照管的、阴湿的、萧瑟的大花园，在秋风中飒飒地响着。
我是来工作的，开头几天我坐在自己房里，从早晨一直写到天黑。天黑得很早。五点钟就得点上煤油灯，郁金香形状的灯罩是毛玻璃做的。
但后来我把工作移到晚上来做。因为当我能够在这短短的白昼徜徉在已有冬意的森林和草原的时候，坐在屋子里是可惜的。
我久久地徘徊徜徉，看见了许多秋天的景象。早晨在水洼中一层玻璃般的薄冰下面，能够看见气泡。有的时候，在这种气泡里，好象在水晶球里似的，有一片白杨或白桦的紫红色或柠檬色的叶子。我总喜欢打碎冰，把这种结冰的叶子带回家去。不久在我的窗台上堆积了一堆这种叶子。它们暖和过来便发散出酒精的气味。
最好是在森林里。在草原上有风，而在森林里，却笼罩着一片阴郁的静寂，只有轻微的薄冰的碎裂声。森林里特别寂静，也许是因为阴云的关系，它沉沉地低垂在大地上，那些高耸挺拔的松树的枝梢有时也为乌云掩盖住了。
我偶尔到奥卡河支流去钓鱼。在那里，在密不通行的芦丛中，那股柳树叶子的酸涩气味，好象使人脸上觉得发皱。水是黝黑的，有朦胧的浅绿色的光泽。秋天鱼很谨慎，不大上钓。
然后便下起雨来，花园已经零落不堪，雨把发黑的草浇倒，贴在地面上，空气中有股融雪的气味。
有许多秋天的征象，但我并没尽力去记住它们。不过我确实知道—一我永不会忘记这种秋天的悲哀，它跟心灵的轻松和平凡的思想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在大地上拖着褴褛的湿裙裾奔驰的乌云愈阴沉，冷雨愈凄凉，心境也就愈开朗，落笔便成文了。
重要的是秋天的感觉，与秋天所引起的戚情和思想状态。而一切所谓材料的东西——人物、事件、个别的详情细节——按照我的经验，没用到以前，都很妥善地保藏在这个秋天的感觉里。当我在写某一篇小说时，再回到这种感觉中来，那么这一切立刻便浮现在我记忆之中，而落到纸上去。
我没把我住的那栋老房子当作小说材料来研究。我只爱它的阴郁和寂静，爱那架挂钟的零乱的敲打声，壁炉里那永不断的白桦树的烟味，墙上古旧的版画(这些版画已经寥寥无几，因为几乎全部被省博物馆收去了)：有布留洛夫的自画像，彼罗夫的掮十字架、捕鸟者和波琳挪·薇阿尔德的肖像。
窗子上的玻璃是旧式的，凹凸不平。闪着象虹霓一般的光彩，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烛焰映在上头，变成了两个。
所有的家具——长沙发，桌子和椅子——都是浅色木料作的，年代久远已经磨得光溜溜的，象圣像一样有一股柏树的气味。
家里还有很多可笑的东西：火炬形的铜制的暗灯，暗簧锁，装着已变成石头的雪花膏，有“巴黎”商标的大肚磁瓶，尘封的蜡制山茶花束(挂在一根生銹的大铁钉上)，用来擦呢面牌桌上记牌数的粉笔字的小圆刷。
有三本——一八四八年，一八五零年和一八五二年——厚日历。在那上面宫廷女官的名单中，我找到了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兰斯卡雅和他的情人伊丽莎白·克萨薇莉叶芙娜·沃龙佐娃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这使我感到忧郁。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家里笼罩着死一般的静寂。远处，在奥卡河上，在库兹敏水闸附近，有轮船在吼叫着，缠绵不断地令人想起这首诗来：
阴霾的白昼已经逝去；阴霾的夜雾
象铅灰色的棉絮一般铺满了天空。
象一个幽灵，从松林的后面
朦胧的月亮冉冉上升。
这首诗是为沃龙佐娃写的。
每天晚上我到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屋里去喝茶。
她的目力已经衰退了，因此邻家的小女孩子妞儿卡每天上她这里来两三次，做点家常零活，这个小姑娘性格很阴沉，对什么都不满意。
妞儿卡放上茶炊，跟我们一起喝茶，从碟子里吸茶的声音很响。对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哪低声说的每一句话，她只用同样的几个字回答：“瞧，还有这样的事！又编出什么来了！”
我责备了她两句，可是她却对我说道：“瞧，还有这样的事！好象我啥也不懂，好象我是土包子！”
不过在事实上，恐怕妞儿卡是唯一爱护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的人。而且完全不是因为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有的时候给她什么缀着蜂鸟的旧丝绒帽啦，什么玻璃球的发饰啦，或者年久发黄的花边啦。
卡捷林挪·依凡诺夫娜以前曾经跟父亲到过巴黎，见过屠格涅夫，参加过维克多·雨果的葬仪。她跟我谈起这些来，而妞儿卡却说道：“瞧，还有这样的事！又编出什么来了！”
不过妞儿卡每天坐不久，便回家去哄“自家的小弟弟小妹妹”睡觉了。
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手里整日拿着一只旧式的绸提包。里面装着她的全部贵重物品：娜斯嘉的信，寥寥的几个钱，护照，娜斯嘉——一个美丽的妇人，两道弯曲的娥眉，雾一般的流盼——的一张照片，褪了色的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自己当姑娘时候的照片——极其温柔涓洁。
没听见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抱怨过什么。只抱怨过老年的衰弱。但是邻居们和消防具看守——一个糊涂而善良的老人依凡·德米特里耶维奇告诉我，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不是活着，而是在受苦。娜斯嘉已经四年没回来过了，就是说，把妈妈忘了，而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的残年已经无几了。保不定没看到女儿，没抚爱她一下，没摸摸她那“迷人的美丽”(卡捷林娜·伊凡诺夫娜这样说的)的淡黄色的头发便死去了。
娜斯嘉寄钱给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不过也常常间断。在这些间断期间，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是怎样过日子的，谁也不知道。
有一次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求我把她领到花园里去一趟，从初春时候起，她就一直没去过，身体衰弱得使她总出不去。
“亲爱的，”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说，“请您原谅我这个老人。我想最后看一次花园。我当姑娘的时候，就在这座花园里读屠格涅夫的书了。有些树是我亲手栽的。”
她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把衣服穿上。她穿上了旧的棉大衣披上毛线头巾，紧紧地抓着我的手，缓慢地走下了小台阶。
已近黄昏了。花园里正是黄叶纷飞。落叶妨碍行路。在脚下发出很响的沙沙声，微微移动。在绿色的晚霞上，已经闪烁着一点寒星。远方，在森林上，挂着一钩新月。
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在一棵雕零的菩提树旁站住了，用手依在树上哭了起来。
我紧紧地扶着她，免得跌倒。她哭着，象一个颓龄老人那样，并不为自己流泪而害臊。
“千万不要，亲爱的，”她跟我说，“活到这孤独的老年！千万不要！”
我小心地把她扶到家里，我想道：假如我有这么一位妈妈，我该多幸福啊！
晚上，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把一束她父亲留下的、年代久远已经发了黄的信给我看。
其中有画家克拉姆斯科依的信和雕刻家约尔旦从罗马写来的信。
约尔旦叙说了他和丹麦著名雕刻家托尔瓦尔德森的交谊，以及拉特兰宫中惊人的大理石雕像。
我看这些信，和往常一样，是在夜里。秋风在墙外呼啸，在潮湿的光秃的灌木中悲咽着，灯不时发出坼裂的声音，好象因为无聊在跟自己说话似的。不知道为什么，正是在这里，在这样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夜，听着外廊传来一阵阵集体农庄守夜人的梆子声，读着从罗马写来的这些信，觉得非常奇异而又怡然。
当时我对托尔·瓦尔德森很感兴趣，日后，在莫斯科找到了所有记述他的著作，知道了他和童话作家汉斯·安徒生之间的友谊，过了几年，又写了一篇关于安徒生的短篇小说。我之能写出这篇小说也应归功于这幢乡间的屋子。
又过了几天，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病倒了就再没起来。她哪里也不痛，只抱怨她浑身疲倦。
我拍了一封电报给在列宁格勒的娜斯嘉。妞儿卡也搬到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的房子里来，待在身边，以防万一。
一天夜里，妞儿卡拼命敲我的墙，骇怕地叫着：“快来呀！婆婆要死了！”
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失去了知觉，微微还有一点气。我摸一摸脉——脉已经不跳了，只是还有一点轻微的颤动，是那样轻微，好象蜘蛛网似的。
我穿上衣服，点上灯笼，到村里医院去请医生。医院在林子里很远的地方。愁惨的风，从伐木的地方吹来一股锯屑的气味。已经是深夜，连狗都不叫了。
医生给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打一针强心剂，叹了口气，临走的时候说，这是濒死状态，不过还能挣扎一个时候，因为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的心脏很好，说完就走了。
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在黎明前咽了气。不得不由我来给她合上眼睛。我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小心地触到她半闭的眼睑的时候，突然滚下一颗浑浊的泪珠来。
妞儿卡哽咽着，递给我一个揉皱的信封说：“在这儿，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吩咐怎么给她装殓。”
我拆开了信封，读了几个用老年人颤抖的手写的字——是吩咐死后给她穿什么衣服的——我把纸条交给了女人们，让他们早晨来给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打点她最后的路程。
然后我到墓地去选了一块地，当我回来的时候，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已经穿得整整齐齐，躺在灵床上，看着她，我感到惊讶了。
她躺着是那样窃窕，好象一个少女，穿着一件金光灿烂带拖裙的旧式的夜礼服，拖裙松松地裹在腿上。下边露出一双小小的黑亮皮鞋。在拿着蜡烛的手上，紧紧地戴着一副小山羊皮的白手套，一直拉到肘上。鲜红的绸制的蔷薇花束，别在胸衣上。
面孔用长头巾盖着，若不是露在袖子和白手套之间的干枯折皱的手肘，那么会以为躺在这里的是一个端丽的年轻女人。
娜斯嘉来迟了三天，已经下葬了。
以上所说的就是那种作家的生活中的材料，从这种材料中产生出散文来。
耐人寻味的是，一切情况、一切琐事、这幢乡间的房舍、这秋天的情景——都象征着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的境遇和她临终前所感受的那种沉痛的精神上的悲剧。
不过，当然远没把当时所看到、所想到的都写到电报里去。许多都舍弃了，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要写一个短篇，用作家的话来说，总要“开垦”大批材料，从中撷取最珍贵的东西。
有一次，我曾经观察演次要角色的好演员的工作。他们演的角色在全剧中只有两三句话，但演员不仅向作者不胜其详地问这个人的性格、外表、而且还追问他的身世和出身环境。
演员必须有这种确凿的知识，好来恰如其分地说出这两三句话。
作家也是一样。材料的蕴蓄一定要远远比作品需要的多才行。
我叙说了我写电报的经过。不过每一篇小说都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材料。
一年冬天，我住在雅尔达。我每次开开窗户，便有许多檞树的枯叶飞进屋来。在地板上随风飘舞，飒飒作响。这不是那百年檞树的叶子，而是那种生在克里米亚山坡上的矮檞树丛的叶子。
夜里，从山间吹来寒风，山上覆着一层雪。雪在隐约的星光中奇幻的闪烁着。
住在隔壁的诗人间谢耶夫正在写歌颂英雄的西班牙(正是西班牙事件的时候)和“巴塞洛纳古代的天空”的诗。
诗人乌拉基米尔·卢果夫斯基用他雄浑的男低音唱着英国水手的古老的歌曲：
再会呀，陆地！船舰飘扬入海了，
在船尾后面留下海鸥的足迹……
每天晚上我们都集聚在无线电旁边，收听西班牙战况。
我们到西麦伊斯镇天文台去过。白发的天文学家给我们看星空——广袤的苍穹上几点远得令人眩晕的星光。
折射望远镜在天文台的圆屋顶下缓缓地转动着，时时发出钟表机械的声音。
时而有一阵黑海舰队教练射击的声昔，传到雅尔达来。于是长颈瓶里的水便震动起来，微弱的轰隆声传遍草原，在松林枝叶间响了一阵，便消失了。
夜里，看不见的飞机在天空中隆隆响着。
我读着弗兰柯论塞万提斯的著作。书不厚，所以我读了好几遍。
在当时四条腿的万字，开始迅速地在欧洲到处横行。亨利·曼、爱因斯坦、雷马克、斯蒂芬·茨威格——德国的一些高尚人士——都不愿作“褐色鼠疫”和魔鬼希特勒的同谋犯而离开了祖国。流亡者们都满怀着人道主义必胜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盖达尔领到我们这里来一条挺大的毛蓬蓬的牧羊狗，这条狗有一对笑眯眯的黄眼睛。盖达尔说这是一条山地的牧羊狗。
盖达尔那个时候正在写他惊人的短篇小说《蓝杯》。而且正在假装他根本不懂得文学。他总是爱装大老粗。
夜里，黑海凄惨地怒啸着。本来它白天也吼叫，但是听不大清楚。在浪涛的澎湃声中是比较容易写作的。
这就是当时“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组成了猎犬座。在这篇小说中，差不多可以找到我上边讲到的一切：檞树的枯叶、白发的天文工作者、炮击声、塞万提斯、坚信人道主义必胜的人们，山地的牧羊狗、飞机夜航和其他等等。
这一切当然结合成另外一种关系，写到一定的题材中去。
当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始终努力保持那种夜里山间吹来的寒风的感觉。这好象是小说的主导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