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旧轮船离开了沃兹涅先尼耶的码头，驶入了奥涅加湖。

    周遭是一片白夜。我生平第一次不是在涅瓦河上和列宁格勒宫殿里，而是在北方多林的平原和湖泊之间看到白夜。

    在东方，低悬着一轮苍白的月亮，没有一点光辉。

    轮船激起的波浪，漂着松树皮，无声地滚向远方。岸上，大概是在古老的教堂里，更夫在钟楼上击着铜钟，响了十二下。虽然离岸很远，但钟声仍然传到了我们这里，并且绕过轮船，在平静的湖面上，飘到挂着月亮的透明的暮霭中去了。

    我不知道，怎样来说这白夜的恼人的光辉？是神秘的呢？还是魔幻的？

    这些夜晚，总使我觉得大自然过分慷慨——有多少淡白色的大气和奇幻的银箔色的光辉。

    眼望着这种美、这些销魂的夜晚不可避免的消逝，教人无法忍受。想必是因为这个原因，白夜和一切倏忽易逝的美一样，其短促的生命常常引起人们一种淡淡的哀愁。

    我第一次到北方来，但却觉得一切都很熟悉，特别是荒芜的花园中在暮春时节雕谢了的累累的白色稠李花。

    这种寒冷而馥郁的稠李花在沃兹涅先尼耶特别多。在这里没有人把它折下来，放在桌子上的水罐里。也许是因为花已经谢了。

    我是上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去的。当时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正在计划出版一套叫作工厂史的丛书。他吸引了许多作家参加这项工作，同时决定分成几个“工作组”——当时这个字还是第一次出现在文学界——进行工作。

    高尔基建议我挑选几个工厂。我选定了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的老彼得罗夫工厂。这个工厂是彼得大帝创设的，最初生产大炮和铁锚，后来铸铜，革命后，改为制造运输车辆的工厂。

    我拒绝了工作组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认为(现在也是如此)有些人类活动的倾域，共同工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写作工作。到头来，顶多能够辑成一个各种体裁的特写文集，而不可能写出一本完整的书来。我认为，不管题材有什么独特之点，一本书总应该有作家的个性，有他对现实，风格和语言的理解的一切特点。

    我想，这就跟两个人或三个人不能同时拉一只提琴一样，也不能共同写一本书。

    我把自己的想法对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说了。他皱着眉，照例，用指头在桌子上敲着鼓点子，想了一下说：“年轻人，人家会责备您自负的。您还是搞吧！不过不要丢脸——一定要带书回来。一定！”

    在轮船上我想起了这一次谈话，深信自己一定能写出书来。我非常喜欢北方。当时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大大地使我工作轻快顺利。显然，我想把一切迷惑住我的北方的特征，例如，白夜，静静的湖水，森林，稠李花，婉转动听的诺夫戈罗德省的方言，船首象天鹅颈般弯曲的黑划子，给杂色万草增添色彩的蜻蜓，都拉到这本关于彼得罗夫工厂的书里来。

    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当时是一片荒凉。大街上铺着一些长满苔藓的大石块。整个城市好象是云母筑的，这大概是由于湖土的白色闪光和灰白色难看的、但却不讨厌的天空所致。

    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我待在档案所和图书馆里，阅读一切有关彼得罗夫工厂的资料。工厂的历史原来很复杂，也很有趣。彼得大帝，苏格兰的工程师们，我们的农奴出身的天才的匠师，加龙铸造法，水力机械，风俗习惯，这一切都给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在读完这—切之后，我到基瓦奇瀑布和基日村去了几天，这里有一座在建筑美方面，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木造教堂。

    基瓦奇瀑布咆哮着，在它晶莹的、有弹性的飞瀑中，带下了直立的松树原木。

    基日村的教堂，我是在日落时看到的。看来，要完成这种建筑，需要首饰匠几世纪的劳动才能落成。但其实是我们的普通的木匠在一段短短的时限内筑成的。

    在这次旅行期间，我看见了许多湖泊、森林、多次光辉柔和的太阳和隐隐的远方，但是碰到的人却很少。

    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我首先写就了我这未来的作品的大纲。其中有很多史料和描写，但是人物太少。

    我决定就在这里，就在卡累利阿动笔，所以在退休的女教师谢拉菲玛．伊奥诺夫娜家里赁了一间房子。女房东完全象一个平平常常的老太婆，除了一副眼镜和懂得法语而外，没有—点象女教师的地方。

    我着手按计划写书，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而书简直在我手下分散开来。我怎么也不能使材料连起来，融成一体，让它自然发展。

    材料松散。一些生动的段落互不连贯，上下不接气。它们一个一个孤单单地楞在那里，和那唯一能够给这些档案材料注入生命的东西，也就是和生动的细节、时代的气息、跟我有密切关系的人类命运毫无联系。

    我描写水力机械、生产工作、匠人，我一面写着一面深深感到悲哀，因为我明白了，当我对这一切还没有自己的态度，当即使是最微弱的抒情的气息还没给予这些材料以生气的时候，是什么也写不成的。总之，什么书也写不出来。

    (顺便说说，当时我了解写机器必须和写人一样，要懂得它们，爱它们，为它们欢乐和痛苦。不知道别人如何，我总是为机器感受肉体的苦楚。就比方“胜利牌”汽车吧，当它用尽最后的力气上一个陡坡的时候，我所感到的疲乏恐怕不下于汽车本身。这个例子或者不太恰当，不过我深信，假如你想描写机器，那你便要象对待活人一样对待它们。我发现优秀的工匠和工人就是这样对待机器的。)

    没有比面对写作材料一筹莫展再难过的了。

    我这时感到我是一个在干外行事的人，就好象我不得不去跳巴蕾舞或者编校康德哲学似的。

    而高尔基的这两句话：“不过不要丢脸，一定要带回书来”，有时候刺着我。

    而且还有叫我灰心的是，我神圣崇拜的写作技巧的一个基本条件落空了。我认为只有能轻易地、不失掉个性地支配任何素材的人，才可以做一个作家。

    我决定投降，什么也不写，离开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就这样来结束了这个局面。

    除了谢拉菲玛·伊奥诺夫娜而外，没有人可以听听我的伤心事。我本来准备跟她谈谈我的失败了，原来她凭一种想必是老教师的经验已经觉察到了。

    “您好象我们中学里那些儍丫头在考试前一样，”她跟我说。“光是一个劲往脑袋里塞，弄得昏头昏脑，也不懂什么重要，什么毫无用场，您不过是疲劳过度了。这写作的事我虽然不懂，不过我觉得凭蛮劲是不顶事的。光把神经弄的非常紧张。这可不仅没有好处，而且简直危险。您别这么一股火就走了。休息休息。到湖上转转，到城里去逛逛。我们的城市很可爱，很朴素。也许会有点好处。”

    不过我还是决定走了。行前，我上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去了一趟。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没看见过这座城市。

    我沿着湖畔向城北走去，来到了城郊。破房子已经到头了。前面是一片菜园子．在菜园子中间零零落落地点缀着一些十字架和墓碑。

    有一个老人在胡萝卜畦上除草。我问他这是什么十字架。

    “这儿以前是墓地，”老人回答说。“这里埋的好象是外国人。现在这块地作菜园子了，墓碑都给拔走了。剩下的也放不多久。顶多到来年春天。”

    墓碑的确不多——一共不过五六块。其中的一块有生铁铸的华丽而沉重的栅栏围着。

    我走近去。在毁坏了的花岗石柱上隐约可以辨出法文写的碑文。高大的牛蒡差不多把这些碑文全挡住了。

    我折断了牛蒡，看见了：“查理·尤金·伦瑟维，拿破仑皇帝大军之炮兵技师。一七七八年生于彼尔比南，一入一六年远离故国殁于彼得罗查沃德斯克。愿主赐他苦难的心灵平安。”

    我明白了在我面前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人的坟墓，这个人的命运很悲惨，并且明白了使我脱离窘境的正是他。

    我回到家里，告诉谢拉菲玛·伊奥诺夫娜，说我要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留下来，然后立刻就到档案所去了。

    那儿有一个干瘪的小老头，瘦得只剩了一把骨头，一张皮，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过去是数学教员。档案所还没完全清理好，但老头子管理得极有条理。

    我把我的来意告诉了他。老头子焦急得很厉害。他惯于开具枯燥无味的证明，主要是寺院户籍簿的抄录，而且就连这也是十年九不遇。而这一次要进行——次困难的有趣的档案搜索——寻找一切和这位不知道为什么在一百多年以前死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的身世莫测的拿破仑军官有关的材料。

    我们俩——老头子和我——都很担心。能不能在档案所里找到伦瑟维的一点什么踪迹，按照这些踪迹多多少少可以追溯他的生平？或者，我们什么也找不到？

    老头子忽然提出他不回家过夜，要通夜在档案所里翻文件。我想和他一齐留下，但是外人不许在档案所里留宿。于是我进城去买了点面包、香肠、茶叶和沙糖，给老头子送来，让他夜里好喝点茶，然后我就走了。

    搜索继续了九天。每天早晨老头子都给我一份卷宗抄目，按照他的猜测，这些可能有提到伦瑟维的话。他对最有用的卷宗打上了一个“V”号，他按照数学教师的习惯，把这种记号叫作“根号”。

    到第七天，才在墓地登记簿上找到了在有些奇怪的情况下埋葬法军被俘军官查理·尤金·伦瑟维的记录。

    第九天，找到了两封提到伦瑟维的私人信件，而在第十天，找到了一份破破烂烂的、没有签署的奥伦涅茨省长关于“该伦瑟维”之妻“玛丽亚·采齐丽雅·特琳尼德自法来为丈夫立墓碑短期滞留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的通报。

    材料已经找完了。保管档案的小老头所找到的材料——他为这个成就而得意——已经足够使伦瑟维在我的想象中复活了。

    伦瑟维刚一出现，我立即埋头写书——不久前还是散得毫无希望的工厂史的全部材料都轻而易举地编织到书里去了。史料紧密而合理地安排在这个参加过法国革命的炮手身边，他是在格查茨克为哥萨克俘来，流到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工厂，因罹热病死在那里的。

    查理·伦瑟维的命运这个中篇就这样脱稿了。

    在没有出现人物之前，材料是僵死的。

    除此而外，事先作好的计划全部粉碎了。现在伦瑟维毫无疑问地成了故事的中心。他象一块磁石一样，不仅吸引来史实，而且还吸引了许多我在北方所看到的景物。

    在小说中，有一个哀悼伦瑟维的场面。女人哭悼他的话，我是从真实的哭诉中摄取来的。这件事值得提一提。

    我坐着轮船从拉多牙湖溯斯维尔河而上到奥涅加湖去。在一个什么地方，好象是在斯维里察，一只普通松木棺材给从码头上抬到下甲板上。

    原来在斯维里察，死了一个斯维尔河上最老，最有经验的领航员。他的领航员朋友们决定把装着他尸体的棺材顺着整条河从斯维里察运到沃兹涅先尼耶，这样好象可以使死者和他心爱的河流告别。而且可以使两岸的居民和这位住在那一带极受尊敬而且也是著名的人物告别。

    因为斯维尔河上流急多湍，没有一个有经验的领航员，轮船就不能渡过斯维尔河激流处。所以在斯维尔河上自古就有专门作领航员的人，他们之间都互相担保。

    当我们渡过急流处——石滩——的时候，就有两艘蒸气拖船拖着我们的轮船，虽然我们的轮船也开足了马力。

    轮船顺流而下时，要倒头行驶，——轮船和拖船都要逆流行驶来减缓水流速度，以免撞上石滩。

    我们船上载着领航员遗体一事已电告上游各地。所以在每个码头上，都有成群结队的居民来迎接。前面站的是系着黑头巾的号丧的老太婆。船一开进码头，他们便尽着喉咙用裂人心肺的声音哭灵。

    这种诗意的恸哭的词句永不重复。我觉得每一首哀歌都是触景生情作出来的。

    譬如有一首哀歌是这样的：“为什么你离开了我们，飞向那死亡之邦？为什么你扔下了我们孤苦伶仃？难道我们没向你致敬，没用那亲切温存的话语欢迎你？你看看哪，我的爷，那斯维尔的河水，最后你再看一眼，那陡峭的河岸已为鲜血凝结，滔滔的河水光是由我们女人的眼泪汇流而成。啊，为什么死神降临到你身上这样不是时候？啊，为什么在斯维尔河上点着送葬的烛火？”

    我们便是在这种日夜不停的挽歌声中，航行到沃兹涅先尼耶的。

    而在沃兹涅先尼耶上来许多严峻的人物——领航员——揭开了棺盖。里面躺着一个白发、强壮的老人，从他睑上可以看出来他会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

    棺材用亚麻巾抬了起来，在响亮的哀歌声中抬到岸上去。棺材后面跟着一个用披肩遮着苍白面孔的年轻妇人。她手拉着一个浅色头发的小男孩。在她后面几步，跟着一个穿船长制服的中年男子。这是死者的女儿、外孙和女婿。

    船上下半旗致哀；当棺材给抬往墓地的时候，轮船上拉了几次哀长的汽笛。

    还有一个印象不能不写到这个中篇里去。在这个印象中没有一点了不起的地方，不过不晓得为什么，在我的记忆中，它那样紧紧地和北方联系着。那便是金星的异样的光辉。

    我从来也没看见过这样强烈的、这样清彻的光辉。金星在破晓前浅绿的天空中，象一滴宝石般的液体那样色彩变幻。

    这真正是天国的使者，绮丽的朝霞的报信人。为什么在中原和南方我一向没有注意到它。而在这里，好象只有它闪烁在荒原和森林之上，显出少女般的美丽，只有它在破晓前君临在北方的田野上，在奥涅加湖和沃尔奇亚河左岸，在拉多牙湖和外奥涅加湖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