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教导人观看和看见一切(这是不同的两件事，且很少巧合)。因此，绘画保存着孩子们所特有的生动而纯洁的感情。
——亚历山大·布洛克
人常常惊异于那些在生活中不能起任何作用的东西：譬如惊异于那捕捉不到的倒影、不能播种的峭壁、天空那奇幻的颜色。
——约翰·洛斯金
世间不言自明的真理是有的，但由于我们的懒惰和不学无术，常常被人冷落在一旁，怎么也不能对人类的活动有所影响。
这类不言自渝的真理之一，便是作家的技巧，特别是散文作家的工作。这个真理是所有邻近艺术部门(诗歌、绘画、建筑、雕刻、音乐)的知识都能丰富散文作家的内心世界，而赋予他的散文以特殊的表现力。他的散文便会充盈着绘画的光和色泽，语言的特具诗意的清新，建筑的和谐，雕刻的弦条的突出分明和音乐的旋律节奏。
这一切都是散文的附加的财富，好象它的补色。
我不信任那些不喜欢诗歌和绘画的作家。说得好些，这些人是疏懒、傲慢，说得坏些，便是不学无术。
作家不得忽略任何能够扩大他的视界的东西，当然他必须是一个才人，而不是一个匠人，必须是一个珍宝的创造者，而不是一个孜孜于从生活中，象嚼美国口香糖一般，吮吸幸福的伧俗之士。
常常在读完一篇短篇、中篇、甚至巨幅长篇小说之后，在脑子里留下的，除杂沓的灰色的人群而外，一无所有。你竭力想看清这些人，但却看不见，因为作者没赋予他们一点动人的特点。
而这些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中的事件都是在一种没有彩色、没有光的胶状的底层发生的，都是在作家只是说了出来，但自己并没看见，因而也没给我们读者看见的东西之间发生的。
虽然题材是当代的，但这些常常带着一种虚假的精力充沛描绘出来的东西，却使人感到平庸乏味。一般是想用这种虚假的精力充沛来代替欢乐，特别是劳动的快乐。
所以如此无聊，不仅因为作者感情贫乏，愚昧无智，而且因为他的目光迟滞呆涩。
碰到这般的中、长篇小说，便想把它打碎，好象打碎一间窒息、尘埋的屋子的封严的窗子，哗喇一声，破片纷飞，从外面立刻便可涌进来风、雨点的簌簌声、孩子们的喧嚣、轮船的汽笛、淋湿的马路的闪光，——会闯进那具有初初看来杂乱无章的美丽绚烂的光、色和声的全部生活。
我们有许多书，好象是瞎子写的。但这些书偏偏是给有眼睛的人读的，这种书的出版之所以荒唐便全都在这里。
要想恢复视力，不仅要坏顾周围，而且要学会怎样看。只有那爱人民、爱土地的人才看得清楚。散文的支离破碎和平淡无味常常是作家冷漠无情的结果，这是他已麻木不仁的可怕的征候。不过有时这不过是说明他文化欠缺的笨拙。如果是这样，那么，象一般所说的，是可以补救的。
画家能够教会我们怎样看见、怎样感觉光和色。他们比我们看得清楚。而且他们善于记住看过的东西。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作家的时候，一位认识的画家对我说：
“我的朋友，您还不能完全清楚地看到一切。还有点模糊不清。也不精细。由您的短篇小说看来，您只看到了基本色调和涂得浓重的表面，而您把明暗转变和浓淡色度都混合成某一种千篇一律的东西了。”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辩解说。“生就这样的眼睛。”
“这没问题！好的眼睛是可以得到的。在视力上下点工夫，别懒。象一般所说的，训练训练它。看什么你都要抱着这样的想法，你一定要用颜色把它画下来，试这么一两个月。不论在电车里，还是在汽车里，到处都这样来看人。过上两三天之后，您便会相信，您以前在人们脸上看到的连现在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而过上两个月之后，您便学会怎样看一切，不必勉强自己这样作了。”
我听了这位画家的话，真的，无论是人是东西都比我以前走马观花匆匆忙忙看上去的时候要有趣得多了。
于是我无限惋惜那些愚蠢地浪费了的时间。在过去的岁月中，我本来可以看到多么好的东西呀！多少美丽的东西一去不返了，已经不能再使它复苏过来！
这是我跟着画家上的第一课，第二课是比较直观的教学。
有一次在秋天，我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去，但不是经过加里宁和博洛戈耶，而是从萨维洛沃车站上车，经过卡利亚津和赫沃依纳亚。
许多莫斯科人和列宁格勒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一条路线。这条路线虽然绕远，但却此一般经过博洛戈耶走要有趣得多。有趣的地方是这条路经过荒野和森林地带。
我邻座的人，身材矮小，长着一对窄窄的、但很活泼的眼睛。穿的衣服又肥又大。他带着一大箱子油画颜料和几卷涂好底子的画布。不难猜出这是一个画家。
我们谈起话来了。我的旅伴说他到齐赫文去，那里他有一个朋友是个管林员，他要住在看守所里画秋天。
“您干吗跑那么远，跑到齐赫文附近去呢？”我问。
“我在那儿看中了一个地方，”画家信任地回答说。“再好没有了！这样的地方，您找不到第二个。清一色的白杨林子！只夹杂着几棵稀疏的罗汉松。秋天，白杨能给这地方穿上那样一副盛装，什么树也比不上。白杨的叶子纯粹是一种颜色。有绛红色的，有柠檬色的，有紫藤色的，甚至还有黑色带金点的。在阳光下是一堆金碧辉煌的篝火。我在那里画到冬天，冬天到列宁格勒那边的芬兰湾去。在那里，您知道，有俄国最好的霜。哪里也没看见过。”
我说——当然是开玩笑——我的同伴有这样的知识可以给画家们写一本有价值的旅行指南，说明在什么地方画什么。
“您以为怎么样！”画家一本正经地说。“并不难写。不过就是没有意义。大家会都挤到一个地方去，而现在每个人却去找自己的美。这样好得多。”
“为什么呢？”
“国家可以显得更加变化多样。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有这么多的美，够所有的艺术家画几千年。不过，您知道，”他又补充说，露出一些忧伤的神气，“人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在过分地践踏、毁坏大地。本来大地的美是神圣的，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伟大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终极目的之一。不知道您是怎样，不过我对此是深信不移的。要不了解这一点，怎么能作一个进步的人呢！”
午间我睡着了，但不久我的旅伴叫醒了我。
“您别生我的气，”他不好意思地说，“不过您最好起来。正出现一幅惊人的画面——九月的风暴。您瞧瞧！”
我往窗外看了一眼。从南边腾起了浓重的、占半面天的乌云，闪光抽动着它。
“我的妈呀！”画家高声说道。“有多少种美呀！无论如何也画不出这样的光线来，那怕是列维坦也好。”
“什么样的光线？”我不知所措地问。
“天哪！”画家绝望地说。“您是往哪儿看哪？您看那边——在那儿森林完全是黑暗的，看不清楚：那是因为乌云的影子落上了。可是在那边儿，再远一点，森林上是淡黄色和浅绿色的点子：那是云彩遮住的阳光。而远去，森林却全浴在阳光中。您看得见吗？整个儿象赤金铸成的似的。整个儿是透光的。是一种黄金雕花墙垣。好象在地平线上铺上了一块我们齐赫文綉金作坊的刺绣工绣的头巾。再往近看，看那一带罗汉松。您看见松叶上青铜色的闪光吗？那是森林的金色墙垣的反光。很难画，因为容易变成粗体。而那边，您看，那儿只有一点点微光，我倒认为，这么柔和的光线当然一定要有一只极其镇静而且忠实的手才能表达出来。”
画家看看我笑了。
“白杨林的反光该有多么大的力量啊！整个车厢好象在夕阳斜照中一样。特别是您的面孔。若是就这样给您画一副像该多好。不过可惜，这都是瞬息即逝的。”
“这就是画家的事业，”我说，“要把瞬息即逝的东西保留几个世纪。”
“我们竭力在做，”画家回答说。“假如这些昙花一现的东西不象现在这样使我们措手不及。说实在的，画家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离开颜料、画布和画笔。你们作家好一些。你们把这些颜色记在心里。您看这一切变得多么快。瞧，森林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在夹着雷雨的乌云前面，几片撕碎了的白云向我们奔驰而来，且因为行得快，果然把地上的一切彩色都重新撮合起来。在森林的远方，紫红、赤金和白金，孔雀绿、绛红和蓝色晦暗开始混乱了。
偶尔阳光冲破乌云，射在几株白杨上，于是一株跟一株，象金色的火炬一样，燃烧起来，但旋即熄灭了。雷雨前的疾风一阵阵吹过，更加强了这种颜色的混乱。
“您看天，那是什么样的天哪！”画家喊道，“您看哪！简直在创造奇迹！”
夹着雷雨的乌云好象灰色的烟雾，急遽地落到地上。乌云全是单调的黑板岩的颜色。但是每一道闪光都使乌云中显出淡黄色的可怕的龙卷风、蓝色的岩窟和给里面朦胧的玫瑰色火光照亮的曲折的裂痕。
强烈的闪光在乌云深处变成了青铜色的火焰。但在离地面近的地方，在乌云和森林之间，已经降下了滂沱的大雨。
“多美呀！”非常兴奋的画家叫道。“这样的景致不常见！”
我和他一会儿走到包房的窗前，一会儿走到走廊的窗前。风飘动窗幔，更加强了光的隐现。
倾盆大雨落下来了。列车员急急忙忙地关上窗子。雨水开始一股一股从窗子上流下来。光线暗了下去。只有在老远的地方，在地平线上，隔着雨的帐幕还可以看见最后一条森林的镀金的颜色。
“您记住点什么没有？”画家问道。
“多少记住一点。”
“我也只记住一点，”他悲伤地说。“等雨停了，色彩就会更加强烈。您明白吗，太阳会洒在淋湿的叶子和树干上。顺便说一句，天气阴暗的时候，在下雨之前，您仔细看看光线。在下雨之前是一样，在下雨的时候是另外一样，而在雨后，那又完全不同了。因为雨淋的叶子给空气添上一种微光。暗淡、柔和而温暖。总而言之，亲爱的，研究色和光简直是一种享乐。我认为没有比作—个画家再幸运的了。”
夜里，画家在一个小车站下车了。我走到月台上去和他告别。月台上点着一盏煤油灯。机车在前面沉重地喘着气。
我极羡慕画家，而且忽然恨起一些琐碎的事情来，就因为这些事情我不得不继续前行，而连在北方停留三五天都不能。在这里，每一枝帚石南都能引起那么多的思想，足够写几篇散文诗。
在生活中，我，别人也一样，都不让自己按照心意生活，只忙于一些似乎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这实在合人大惑不解。
对自然界的色和光，与其说是应该观察，莫若说是简直就该把全副精神都寄托上去。只有那在人心中占有地位的材料才适用于艺术。
绘画对作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绘画帮助作家看见和热爱色和光。绘画之所以重要，还因为画家常常看到那我们完全看不见的东西。只有看到画家的绘画之后，我们也才开始看见，而且惊奇为什么以前没看见。
法国画家莫奈到伦敦去画威斯敏斯特教堂。莫奈都是在伦敦平常的雾天工作。在莫奈的画上，教堂的哥特式的轮廓在雾中隐约可见。画是极精美的。
这张画展出时，在伦敦人中间惹起了一场风波。他们对莫奈把雾画成了紫红色而惊愕万分，本来连文选读本上都分明写着雾是灰色的。
莫奈的大胆妄为起初引起了愤懑。但当愤懑的人们走到伦敦大街上的时候，第一次发现雾确实是紫红的。
于是他们立刻就来寻找这个原因。一致认为雾的红的色度是因为烟太多的缘故。此外，伦敦的红砖房也使雾染上了这种颜色。
但不管怎么样，莫条是胜利了。在他这张画之后，大家都开始照他这样来看伦敦的雾了。甚至大家给莫奈起了个绰号吗“伦敦雾的创造者”。
假如从我的体验中举一个例子，我看了列维坦的永远的安息之后，才第一次看见俄罗斯阴天的五光十色。
以前阴天在我眼里只是一种愁惨的色调。我想，就是因为阴天掩没了一切彩色，使大地混浊，所以才引入忧郁。
但是列维坦在这种悲惨的景物中，看见了某种伟大甚至是庄严的色调，而且找到了许多纯正的色彩。从那个时候起，阴天不再使我抑郁。相反的，我甚至爱上了它空气的清新、冻得人面颊发红的寒冷、河上银灰色的涟漪、乌云的迟缓的飘动。此外还有在阴天的时候，你开始重视普通的地上的幸福——温暖的小木房、俄国炉子里的熊熊的火焰、茶炊吱吱声、地板干草上面铺上粗布的床铺、屋顶上催人人睡的浙沥的雨声和甜蜜的瞌睡。
差不多每一个画家，不管他是哪一个时代的，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流派的，都会在现实中替我们发现一些新的特点。
我有幸到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去过几次。
除了拉斐尔的西克斯丁圣母而外，那里还有许多老画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之前停留简直危险。它们会吸住你，不让你离开。可以一连看上几个钟头，也许几昼夜，而且时间越长，就越感到一种模糊的精神上的激动。这种激动会发展到使人好容易忍住眼泪的程度。
为什么会有这种抑止住的眼泪呢？因为在这些画面上有精神的完善和天才的力量，这种天才使我们努力追求纯洁、力量和个人思想的高尚。
当静观美的时候，产生一种惊惧，这种惊惧是灵魂净化的先声。好象雨、风、百花撩乱的大地的气息、午夜的苍穹和爱的泪的清新，渗入我们高尚的心灵，而永远占有它。
印象派好象增强了阳光。他们在露天作画，有时，或许故意加强色调。结果在他们的画上，大地是一种欢乐的彩色。
大地变成了欢乐的大地。但这并没有罪，正如那些能给人以欢乐——即使一点点也好——的东西都无罪一样。
所以完全令人不解，为什么要排挤印象派。这种排挤始自伪善者们的沉重的手，他们认为绘画只是为了肤浅的实用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人们趋向完善而存在的。有时候，真可惜，这种思想会压倒必须培养完全合乎要求、富于情感、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伟大思想，
印象主义和一切其他过去的丰富遗产一样，是属于我们的。不承认印象派，就是有意识地使自己鼠目寸光。因为我们不否定拉斐尔的西克斯丁圣母，虽然这张天才的杰作画的是宗教题材。我们不会愚蠢得连绘画的天才和宗教之间的界限都分辨不出来。我不以为一个苏联人，会因为叹赏西克斯丁圣母而忽然变成宗教信徒。这种想法之荒谬是极其分明的。那么为什么一碰到印象派，我们便认真地去考虑那样令人可笑的思想呢？革新者毕加索，印象派画家马蒂斯、梵·高或者戈根对我们有什么危险的呢？顺便说句，参加过反对法国当局拥有殖民地，争取大赦的人独立斗争的人有什么危险的呢？
这有什么危险或不好的呢？在什么样嫉妒的或者随波逐流的头脑中，才会产生那必须从人类文化中，特别是我们的文化中，去掉一批非常优越的画家的思想呢？
在火车中碰见那个艺术家之后，我来到了列宁格勒。在我面前又展开了列宁格勒的广场和匀称的建筑物的庄严的格局。
我久久地研究这些建筑，努力想猜出它们的建筑学上的秘密。这个秘密是这些建筑物使人产生一种宏伟的印象，但事实上它们并不庞大。最杰出的建筑之一，参谋总部大厦——它成弧形地绕着冬宫，——不过四层楼房子那么高，但它比莫斯科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都要壮观。
这是不难猜测的。建筑物的壮丽，取决于它们的匀称，即和谐的均衡，决定于不多的装饰——花窗框、卷轴装饰和浅浮雕。
细看这些建筑物，你可以明白，最好的风格首先是有分寸。
我深信，各部分匀称、没有多余的东西。少用装饰，朴素——因为朴素才可以看清每一条线，而令人感到真正的愉快——这些规律都和散文有一些关系。
喜爱古典建筑形式的完善的作家，当然不会让自己的作品里有艰涩而笨拙的地方。他力求达到各部分的匀称和词章的严整。他要避免大量使用冲淡散文的装饰——所谓装饰体。
散文作品的结构必须作到增减一点都要破坏叙述的内容和事件的合理进程。
在列宁格勒，和往常一样，我大半时间都消磨在俄罗斯博物馆和艾尔米塔什博物绾里。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大厅的微暗，稍微有一点镀金的颜色，给我一种神圣的感觉。我到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去好象到人类天才储藏所去一样。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还是在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作一个人是幸福的。同时明白了人怎么才可能是伟大而良善的。
起初我每每迷失在画家的豪华的行列之中。色彩的丰富和浓重使我头昏，为了休息一下，我就到大厅里去坐坐，大厅里展出的是雕塑。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我对着古希腊无名雕塑家的雕塑或卡诺瓦的勉强可以看出笑容的妇人们看得愈久，愈清楚地理解到所有这些雕塑都是在自身中追求美的号召，都是人类最纯洁的朝霞的先驱。那个时候，诗歌将统治人心，而社会制度——我们正在通过成年的劳动、忙碌和精神上的紧张走向这个制度一将奠基在正义的美、智慧、心灵、人类关系和人类体态的美上。
我们的道路是走向黄金时代的道路。黄金时代一定会来的。当然，遗憾的是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是我们是幸福的，因为这个时代的风声已经在我们周围响动，使我们心跳得更加厉害。
无怪海涅到罗浮宫，久久地坐在密罗斯的维纳斯雕象前哭着。
哭的什么呢？哭的是一个人被侮辱了的完美。哭的是那走向完善之路既艰难且遥远，而他，把自己的智慧的毒质和光辉都赠给了人们的海涅，当然，已经达不到他那不安的心灵所终生向往的天国了。
雕塑的力量就在于此——没有这种力量的内部的火焰，进步的艺术，特别是我国的艺术，便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这种力量的内部的火焰，成色十足的散文也是不可想象的。
在没谈诗歌对散文的影响之前，我想对音乐谈几句，何况音乐和诗歌有时是不可分的。
这一段简短的关于音乐的话题只好仅限于我们所谓的散文的节奏和音乐性。
真正的散文总有自己的节奏。
节奏首先要求词儿配置得使读者不费力地立刻全部理解。契诃夫写信给高尔基时，说到这一点：“小说应该一下子，在一秒钟里，就(在读者的意识中)清清楚楚。”
读者不应该在阅读时中途停顿，来恢复适应于某—段作品性质的词儿的正确的次序。
总之，作家应该使读者保持着紧张情绪，带领着他们，在作品中不应该有晦涩、无节奏的地方，不让读者别住了，而脱离作家的支配。
制造这种紧张情绪，占有读者，使读者和作者同样思想，同样感觉，这便是作家的任务，散文的功能。
我以为散文的节奏性永远不能用人为的方法取得。散文的节奏决定于才能，决定于对语言的感觉，取决于良好的“作家的听觉”。这种良好的听觉，在某种程度内是和音乐听觉有共同之处的。
但最能丰富散文作家的语言的是诗歌。
诗歌具有一种惊人的特质。它能使一个字恢复它那原始的处女般的清新。一个损坏得最厉害、“说俗了的”词，即使对我们已丧尽了形象性，只是当作一个语言的外壳留存下来，但一经放到诗歌里，便开始发出光彩、声音和芳香来！
我不知道这应该如何解释。我认为一个词在两种情形下可以复活。
第一种情形是，当恢复它的语音的力量的时候。而这在可以吟咏的诗歌中，要远比在散文中容易。所以语言在歌谣中和在抒情曲中，要比在寻常的话语中，对我们的作用更强烈。
第二种情形是，甚至一个损坏了的词儿，若把它放进诗歌的有旋律的音乐的行列中去，它便好象充满了诗歌的共同的旋律，开始和所有其他的词和谐地响起来。
此外，诗歌富于头韵。这是诗歌宝贵的优点之一。散文也有权使用头韵。
但主要之点不在于此。
主要之点是当散文达到完善的地步时，它实际上便是真正的诗。
契诃夫认为莱蒙托夫的塔曼和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证明散文和浓丽的俄罗斯诗歌之间的血缘关系。
普利希文有一次(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他自己是“钉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诗人”。
“我永远不知道，哪里是散文和诗歌的界限，”列夫·托尔斯泰说。他在他的青年时代的日记里用那对他说来是稀有的热情问道：
“为什么诗和散文，幸福和不幸那样紧密地连在一起呢？应该怎样生活呢？忽然努力把诗和散文结合在一起呢，还是先尽情享受诗歌，然后再委身于散文呢？幻想中有高于现实的地方，现实中也有高于幻想的地方，完全的幸福应该是两者的结合。”
在这些虽然是匆匆忙忙说出来的话里，道出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只有诗歌和散文的有机的融合，或者更正确地说，充满诗的本质、诗的生动的精华、清澄的气息、诗的“令人神魂颠倒的”力量的散文，才能是文学中最崇高、最动人的现象，才是真正的幸福。
在这个场合下，我不怕用“俘虏”这个词。因为诗歌会俘虏人，征服人，不知不觉地，但却不可抗御地使人提高，使人逐渐接近于这样的状况：人真正成为大地的增光者，或者如我们的祖先的天真的，但是真挚的说法，成为“万物之灵”。
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说：“诗歌是人类停止追求、开始应用获得的成果时的先兆”，这是有点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