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落在纸上的时辰终于到了
一 施战军《爱感之书》
有那么一种书，在滋味淡然的时日，展开在面前，直如启开了百年陈酿，闻一闻便会有微醺之意。恍兮惚兮间万事万物仿佛示意着一份“神的昵近”。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就是这样的书。
多年来，译介者循着作者的意图把它看作一本“创作经验谈”，可读者却总是划出这样的边界，将心弦牵扯出甜蜜的疼痛，印证着文学的美梦。痴迷于文学的重重魅影。这一切都来自特有的不息光华。
关于，最有意趣的评说是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白熊丛书”总序里的话，宋安群先生如是说：“可以说是一部美文，题材很美，叙述得美，描写得美，即使翻译成中文，其文字之美也还能晰晰可感……这部作品写成于1956年，用散文诗的语言、小说似的铺叙，将文学劳动、接受美学、创作经验、名家创作情况等等内容，细声细气的娓娓道来。作品内涵相当丰富多彩，却没有反射出一丝炫耀才学之故意。阅读此书，使人竟有甜滋滋的快感。神妙如此，可见作者之功力。此书由于内容富于魅力，其文体之妙、语言之美，在有限的篇幅中容量如此之大，为文坛少见，因而成为极受读者欢迎、常印不衰的散文作品。”
请注意那些修饰成分，比如“细声细气”、“甜滋滋”。这是本色、感性又十分恰切的享受表达，那么小心翼翼，又由衷相投，简直是知己间的絮语，与的整体语感、语气和语境十分谐和。因为实际上就是一部关于文学与生命、语言与情感、人与生活的相互呵护、赤诚相待的书。人间烟火中自得的优雅，美不胜收；出类拔萃后的返璞归真，绝非眼花缭乱。作为经典的，永远有一种温度，这种温度超出正常体温那么一点点，不至于发烧，面对它总会觉得胸膛里鼓荡着倾诉的冲动，季节、时光、景致、际遇、生命、心智……挂念着要给一切走进记忆和牵念的东西，以呵护，以珍重，以祝祷，以依恋，以疼惜，以叹惋，以抚爱，以感恩。
这只应该是清新纯粹的热恋的感情。这种感情被童话化了，所以天真无邪。先是对文学的深深着迷，然后是对不可逆转的生活流程的特征性细节的留驻。里《珍贵的尘土》如此，给出的文学理想尤其如此----是变刹那为永恒的神力，是让黑暗点点发光的魔法，任何复杂难辨、愁苦难言，在这里都过滤为透明的欢悦和单纯的倾慕。
爱，构成的是守护和抵御的双重力量，“细声细气”不等于绵软无力，“甜滋滋”更不就是甜腻腻。面对现实的零碎、粗暴和余地的逼仄，有爱的心志更加在乎灵魂深处的“日升月恒”。
这是不考虑时空背景因素的阅读直感，凡是经典，大概都可以有不考虑背景即可常温常悟的品质。童话般的爱意和优美，应该是永远令人动情的吸引力所在。可是经典都不是凭空诞生的，它的母体，它长成后在各地读者间的传播交流，都带着特别的背景因素，这些因素也构成了经典附带的和被赋予的另一种亲和力。
俄文版的出现，时在1956年。此时已是苏联的斯大林后时代。
1956年，是前苏联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金质年份。封冻经年的大河主干那阴森发白的表情发生了变化，冷酷僵硬的面孔显出皲裂的痕迹，冰面渗出了微蓝的水汽，巨大的冰坨开始松动并挪转，逐渐漂移，互相碰撞，轰响中冰块欢舞，势成壮观的凌讯。作为苏联独有的精神生态大转型的宏大而精微的杰出写照，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好友，年长他一岁的爱伦堡向世界贡献了名作------长篇小说《解冻》。
而在这一年2月，似乎《解冻》并未真正面世，苏联文学界举行了庆祝爱伦堡65周年诞辰晚会，在文学博物馆，巴乌斯托夫斯基致开会词《伊里亚·爱伦堡》，他的声音铮铮如铁，不容置辩地将要进入文学史属于爱伦堡的那些篇页：“爱伦堡是一个比作家更伟大的形象，他不仅是一个天赋超群的作家，不仅是一个诗人、记者、演说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争取和平的坚强战士和奋不顾身的文化保卫者，他要使文化免遭种种残酷的破坏，不管这种破环来自何方。
“爱伦堡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是一种之所以令人羡慕，是因为经过多年的排除任何次要影响的独立劳动之后，现在他有权同全世界说话。他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他所写的和说的一切都在亿万人的心中引起反响。
我们每个人都想象着那个人人热烈向往的时代，这是一个永久而幸福的和平的时代，自由、理智的劳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饱经风霜的人类理应享受安宁和幸福。
一旦这个时代到来，一旦光明的太阳在摆脱了恐惧和暴力的明媚大地的极为纯净的上空升起，人们就会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怀念所有那些为了这个时代的到来而贡献了自己的劳动、天才和生命的人。
在这些人之中，伊里亚·爱伦堡必将名列前茅。”此文收入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面向秋野》（中译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1992年又出新版，张铁夫译），是他另一本稍晚面世的与品类相近的书。我们从“比作家更伟大”、“文化保卫”、“同全世界说话”、“饱经风霜”、“摆脱了恐惧和暴力”这些硬汉般的字眼里，既看到了巴乌斯托夫斯基一贯微小的细声细气之外严肃、激动的慷慨陈词，也感受着那一块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冻土之国文化返春时节的风声。一个大作家对另一个大作家由衷的赞颂，立场不是在交谊的狭小区域里，而是站在民族和人类的大地上。
在1956年出世，有着比文本更为宽泛的意义，爱与美已经溢出了书页。
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关于耐活的艺术心灵的象征。不是任何一部杰作都有划时代的机会，如果说《解冻》是划开了坚冷河面的破冰船，那么便是厚厚的冰层下一直暗暗的不息流动的河水，本属于河流的生命始终在顽强地“排除次要影响”不屈地存活着、劳动着、旅行着，并成就了艺术不死的人文童话。
坚信文学的“不朽”，为“美”而文学，是借对作家劳动的绝妙实质所要倾心谈说的全部内容。相比较于许多受难者的写作而言，巴乌斯托夫斯基不渲染悲怆更不放大哭腔，他专注地把自然之美、人性之美、情感之美放在了永恒的位置上，他热爱的是能够灵巧、熨帖、天然地表现这种美的所有细节：
薄冰下的气泡
夜晚树梢黝黑的枝条
在隐约星光中闪烁的雪
淋雨后在毛线衫上动起来的草籽
风中树叶银色的背面
讨食而自尊的小狗
小姑娘蓝色的揉皱了的发带
……
巴乌斯托夫斯基为了尽量不沾染丝毫训诫式的口气假托一位老文学家之笔，以转述的口吻讲道：“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偷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尘。”
同时，他又极力排除“没用的、没特征的，什么也不能说明的细节”。想想看，经典之外，不光我们，巴乌斯托夫斯基透露的信息说，连那个时代的苏联作家也普遍存在着“在作品里塞满了成堆成垛的琐碎的细节的”现象。
细节、想象、创造才能，在“美”的渴求面前，它们神奇地结晶为一体。
如今，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言论，以近于“古典”的情味，重新散发在我们的文学感知的范围内，似乎更显得“细声细气”了，甚至有些哀愁的意味。直感与文字间，我们那曾经可以捕捉最微末却又最有生命力的事物的触角，正在渐失足够的敏感性。指尖迟钝了，派上用场的多是巴掌、拳头、隔着厚厚鞋底的脚。
其实，无论“解冻”与否，苏维埃俄罗斯时期文学大师们都以个人对艺术和人格的虔敬和对国家民族的赤诚，支撑着俄罗斯文学始终不曾塌陷的高峰。比如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在国内备遭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回来，苏联政府的回答是：领奖可以，但领奖后不得回国，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最终选择令人肃然起敬，他在这样的时刻放弃了以“流亡者”身份博取更大的国际名利的机会，他没有走出俄罗斯半步。艺术、人道、尊严、爱意、祖国……这便是俄罗斯文学大地的恒定性，是这种无与伦比的美文必然要在俄罗斯诞生的底气。
二 安徒生
我没有多少把握评说的艺术气质体现在对哪些作家的劳动故事的讲述上，书里面的作家名字太多，就跟信手拈来又贴切绚烂的意象一样不可胜数。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以及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此类文字中，有着一个最经常出现的名字，他是艺术的童话最为恰切的化身——安徒生。
熟悉的读者大概没有谁会不喜欢其中的第十六章《夜行的驿车》。巴乌斯托夫斯基意欲说明想象力及其对生活的影响的这篇文章，他谨慎地自述为“安徒生的故事”。事实上，我们常常把它看成一篇小说，它以安徒生在意大利从威尼斯去维罗纳的旅行经历作为叙事内容，字里行间布满了有趣的细节和生动传神的对话，是对安徒生之爱的爱。它的完整和优美，它的叙述速度和感染力，都无比自然和畅达，它是一部短篇杰作。上路前是在威尼斯旅馆一带的场景性细节，氛围的营造和人物特征的抓取生动准确得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路上及在维罗纳的部分，主要以对话展现每个人的出身、性格和内心活动，光的明暗在其中起到了左右故事情节进程的神奇作用。
前边部分是爱徒生眼中的日常生活情景，让我们看到在童话诗人的视线中和听力所及的范围内，平民们是怎样在简单质朴地表达着底层的欢欣和生趣——在烤羊肉和大蒜气味中衣着马马虎虎的年轻女人们大声吵闹甚至互相揪着头发动武，“魔术师”安徒生先生怀着欣赏着迷于她们散乱的辫子、发红的脸庞、放光的眼神和两颊上小钻石般的泪珠；茶房的小动作遭到卖虾女人响亮的耳光后，站在运河桥上专注地往浮在桥桩边的蛋壳里吐唾沫，直到吐中目标蛋壳沉下……这些逗乐的小事情是安徒生开心的旅行中天真而富丽的元素。对安徒生来说，旅行本身才更是出人意料的永远有新奇出现的魔术。于是在驶向维罗纳的驿车上，安徒生遇到了一位很有涵养的贵妇人叶琳娜·瑰乔莉和一位自以为了不起道貌岸然的神父。对话即人的古典用法在他们以及后来上车的几位乡村姑娘身上毫发毕现，在没有灯烛的夜行驿车内，现实和想象没有界限，爱意悄然弥漫，美梦柔媚地宣叙，不好看的安徒生在黑暗中没有了自卑，他是一个逸兴湍飞的预言家和备受敬爱的喜悦使者。而一旦置身于富丽堂皇的维罗纳和美丽窈窕的叶琳娜·瑰乔莉面前，安徒生被这份爱的燃烧即将来临的绚烂弄得不知所措，但是他选择了实际生活中的声音的低沉和行为的拘谨——他选择了童话，而忍痛割舍了可能“会给他带来多少痛苦和喜悦，眼泪和欢笑，以至他会无力忍受它的一切变幻和意外”的爱情生活。
“为人们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去想象”与他生活的悲哀构成的矛盾中，安徒生只要幸福的想象，在为人们的幸福的想象创造中，安妥自己心灵的幸福，决不去为悲哀而想象；生活实际的悲哀在情爱的相思怀念中已经置换为童话。安徒生的童话正是给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实际生活的美好幸福所创生的向爱而安的梦，它给童真以美好的憧憬和心理暗示，它让丑恶和装模作样丢人现眼无地自容。
巴乌斯托夫斯基书中的安徒生的生平和阅历以及他的荣光，就是一部童话。严峻、芜杂、不如意的生活际遇完全可以当作夜行驿车里的幽暗，这时候，童话精神才会发出温暖甚至明丽的光线，美好人性的顽强才能显现翻山越岭的奔头。
《夜行的驿车》之外，每当涉及软弱和倔强、诗与童话、尊严与温柔、迁移与留驻，巴乌斯托夫斯基总忍不住要谈论安徒生。其实，从心仪和钟爱的程度上看，安徒生已经成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内在精神的镜像，甚至就是他自己。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也包括《面向秋野》，就是关于文学创作的童话集。而文学艺术，又何尝不是广义的生活和生命的童话？
无论我们的人文想象怎样被技术性的时代吞噬，安徒生精神，永远是文学艺术的归魅要求的理想。
三 默默
1950年代末，被译介到了中国。那个时候，跟“解冻”形成对比的，是神州大地的霜降。风雪在中国文学曾经一度百花盛开的园地席卷而来，那是浩劫即将到来的前夕。但是由于意识形态性质的相同和特殊的国际友好的惯性决定，苏联文学成了唯一可以为那个年代的知识者可以仰望的一角文学星空。这种文学资源随着时势的变冷逐渐成为半公开甚至地下阅读形式而绵延不绝。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肖霍洛夫的、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高尔基的和等长篇小说，鲍里斯·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中篇小说，叶赛宁、勃洛克、西蒙诺夫等人的抒情短诗，普里什文、蒲宁的散文等等，大都以“内部发行”的出版形式或者互相传抄的播布方式，激荡着残酷多难时代中国的文学读者同样敏感多愁的心灵。而就是讲述包括这一类作家在内的佳作的奥秘和魅力的书。它那种精神充饥和审美解渴的接受效果可想而知。
我所见到的印象最深的关于的导读文章，是《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发表在《读书》杂志1988年第6期，作者署名为默默。“默默”在那前后还有一篇关于“冬妮娅”（里面主人公保尔的初恋女友）的随笔也曾深深地感染了我。后来，若不是在书店邂逅了一本以《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作为书名的集子，我还不会知道那个在
《读书》上佳作连连的“默默”，就是哲学家刘小枫。
显然，那个时候，刘小枫所著的《拯救与逍遥》正在震荡着文化哲学、文学与史学界，那是他才情与思想最具活力的时期的学术成果。相对于他后来走向基督教神学哲学研究的更多成就而言，“默默”时期的刘小枫更让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感到可亲可近。
“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默默先生的这句话至今仍能惹下我的眼泪。文章中记述往事的文字散发着浓郁的俄罗斯文学意味：70年代初，一位脸色总是惨白的老姑娘（这个形象令人想到库普林的《阿列霞》等许多俄罗斯或苏联小说里描绘过的青年的面庞，这种落寞苦楚的“脸色惨白”的面影也曾经在王蒙早期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中出现过），把当时已被判为“封、资、修”性质的“黄色书籍”递到他手上。默默说，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再生之源，并且规定了这一代人终身无法摆脱理想主义的痕迹”。
默默先生将作了放大引申，集中在了“苦难”的意义和对“十字架受难的灵魂”的崇敬问题的抒情上面。是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及俄罗斯大地的优秀作家们的笔下，孤苦、荒凉、心痛、断肠的感受相当习见，但是一本超越苦难、诉求祝福和爱感的著作。尽管哀歌式的倾述时不时透出字缝，可毕竟是关于创作的创作，是关于沙尘暴之后坚韧不动的树根，是关于冰凌之下的活水。绝不是“苦难”与“受难”自身，而是关于可以经受任何压力和阻碍但依然故我的精神的自在状态的喻示。因而，它不同于那些纯粹的文学作品，比如默默先生所发现的他的《轮椅》和那般色调灰暗惨白。给读者的主要是文学与生命的福祉、慰藉，启动信心与勇气。如果不是这样，也就难以赢得那么多读者面对它倾吐衷肠。所谓一代人的理想主义，那种“相信未来”的激昂，是“苦难”本身无法自生的。
温馨的爱的光亮在前方导引，想象的力量定会在现实中留下不朽的碑铭。于是，秘密地温习，就有了生命热力开花绽放的欢乐，尽管这一切仅仅被压藏在内心世界，成为一代人的隐衷。
默默在1988年认为：“新的年轻一代与俄罗斯精神没有患难之交，因而与之隔膜。”大致情形如此。但是他当时也许没有料到，现在已成中年默默们的对青年的影响亦不可低估。如果没有他们对“受难”的推崇，很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中国青年对苏联时期“流亡”知识分子的近乎狂热的追捧，以至于苏俄文学在他们眼里只有“流亡”作家作品这一种样子。在我接触过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有为数不少的人习惯于把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名字频度极高地挂在嘴边，而稍加具体地研讨起来，除了、等与反对专制背景下的人格良知主题相关的作品之外，他们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甚至仅仅在苏联文学时段内的整体状况几近无知。默默先生更不会料到的是，本以人道或人性的受难为核质的一部分苏俄文学作品，在今天的偏执性片面化的接受之中，“爱”与温慰正在被情绪化阅读所抽空，爱感被置换为“仇视”、“敌对”；而“怕”或曰敬畏，也有可能被扭曲理解为恐怖和“反恐”。本是向光取暖的希冀，却总是不乏有人喜欢作一味地朝阴溺暗的理解。仿佛只有“恨”才能产生深刻，难道“爱”是肤浅的吗？
“就此而言，重温恐怕仍为一门功课。”默默先生在文章结尾的话用在这里同样合适。
巴乌斯托夫斯基享年76岁，1968年7月14日逝世与莫斯科，遗体安葬在塔鲁萨市他自己的别墅里。葬礼举行的那一天，市民们倾城而动，这位倍受爱戴的作家赢得了应有的尊敬。“大地就是一座宝库，里面保藏着许多像这些星星的金色睫毛一样的宝物。我相信，生活为我们准备了许多迷人的事物、会见、爱情和悲哀，欢乐和动荡，我青年时期的伟大幸福就包含在这一预感之中。”他用心17年写成的六卷本散文体自传性长篇小说《一生的故事》，新近已经有了精美的中译本。他说，就是《一生的故事》，就是《一生的故事》的一部分。这里的深意是，他自己一生的感情和道德要求始终就是式的纯洁深厚之爱。他特意告诉我们，他希望“读者能体验到在过去岁月里支配我的那种情------感觉到我们人类生存的重大意义和生活的深深魅力”。作为苏俄文学人类之爱的本位的精髓，应该在如今这一代读者这里得到正面的阐释。传达了繁星般的世界文学名家名作所涵蕴的爱感爱意的，它的特别而永恒的韵味，值得今天的我们予以本然的谈说。
四 手风琴
中文版的据说已有不少。我手头所藏三种：
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9月新1版，译者李时。版权页上有“内部发行”字样，在表明印数的下方还有五个代小括号的小字“原上海文艺版”。我猜想五十年代流行的大概就是这个版本。
2、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版，译者戴聪。书名不是而是《金玫瑰》。有趣的是，默默在《读书》杂志的文章，名义上就是为这个译本所写的书评式的随笔，但是文章的副标题仍为《重读〈金蔷薇〉》。
3、漓江出版社1997年月3版，译者李时、薛菲。同百花版相似，以巴乌斯托夫斯基晚年修订的俄文版为依据，除了上海译文版已有的译文篇目之外，数量不多的扩充部分由薛菲补译。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中译本，沪版显然更具影响力，李时先生的译笔也堪称美仑美奂。长久以来，这个版本的感染过两三代中国读者，它也一直伴随着我，从高中到大学，从读书到教书，它是我成长的镜子，镶嵌在精神内部心灵深处，须臾不层脱落。
对许多中国作家而言，或许已构成了“影响的焦虑”。八十年代中后期，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移植华土，先锋文学思潮迅猛上岸冲荡之时，势所必然地被看作“古典”或者“传统”文学的旧物，遭到策略性的诟病。当时洪峰等先锋作家代表人物就曾对相当不客气。但是时序转到九十年代初期，洪峰的中篇小说《离乡》和长篇小说《东八时区》等作品，在小说的内蕴和叙述色调上看，苏俄文学气质作为这位东北作家挥之不去的影响资源，为他的写作走向成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事实上，多种形式的苏俄文艺都与的情味相通，并对中国人都发生了深刻的文化和艺术心理影响。不仅仅是刘小枫这一代人深受俄罗斯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前辈以及后面的几茬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对式的爱与钟情抱有向往。
比如“苏联歌曲”的传唱，魅力历久不衰，其中一部分已经经典化，出入于与我们的心境相融的一个个瞬间。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它们的某个乐段某句歌词会忽然在心中响起，并脱口而出。随着年代更迭，流行的歌单中几乎已不太容易找到《让我们举杯》、《共青团员之歌》等合唱歌曲。经常在演唱会上由艺术家表演和被大众无数次卡拉OK的，是怀恋沧桑的老歌《三套车》，抒发爱的忠诚的《小路》，表露对恋人犹豫又由衷思慕的《红莓花儿开》、《山楂树》、《纺织姑娘》等等。特别是传达依依惜别的无限惆怅和殷殷祝福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简直就是爱感的音乐化的缩微------主角是巴乌斯托夫斯基，是安徒生，是你，是我，是童话之夜的天使之歌，是人间可触可感的相互照拂，是夜凉，是内热，是心疼……
我更想说的是，是向全世界存有善意的人群演奏的手风琴曲。风，掠过草尖、树梢和水波，被吸进手风琴宽敞的胸腔，经由巴乌斯托夫斯基音乐魔法师一样的手指，音簧颤动着筛出体贴的风声，再拂过我们的湿润的双眼，在柔和地击中我们的耳鼓的时刻，分明已经揪住了我们温热的心肠。
手风琴的旋律传过来，的书页仿佛被风之手轻轻捻开，锡制的墨水瓶也努着嘴吹起了口哨。时间在精神王国里遇到了知音，也在驻足，凝神，倾听。壁炉的炭火伴着伏特加的香味,巴乌斯托夫斯基微笑着……“童话落在纸上的时辰终于到了。”
2004年4～5月，写于济南——苏州——南京
作者简介
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苏联俄罗斯作家。1892年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是铁路统计员。祖父是扎波罗热哥萨克，祖母是土耳其人。
他在《小传》中说：“我的祖父是个和蔼可亲的蓝眼睛的老人。他总是用嗄哑的男高音唱古老的歌谣和哥萨克小曲，经常给我们讲‘往昔生活中发生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异常动听的故事。
“我父亲所从事的职业要求他头脑清醒地对待一切事情，可他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家。他受不了任何劳累和操心的事。所以他在亲友中是个出名的意志不坚的懒散的人，而且还是个空想家。用我祖母的话说，他是个‘根本不配娶妻生子’的人。显然，他有了这种性格是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久居的。
“我母亲是个糖厂职员的女儿，性格严峻，处事专断。她一生都‘固执己见’，尤其是在子女教育问题上。
“我们家人口很多，大家都喜欢艺术。家里常常唱歌、弹琴，全家都醉心于艺术。”
由此不难看出，作家自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他在进入基辅古典中学就读后，在文学、历史、心理学教师的谆谆诱导下，爱上了文学，并在这方面受到了系统的教育。他的同学中就有好几位后来成为名噪苏联文坛和艺坛的人物，如以《屠尔宾一家的日子》一剧和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驰名国内外的作家布尔加科夫，以及导演别尔森涅夫和作曲家利里多森斯基等。
他念到中学六年级时，家境日趋贫困。他只能靠给人补习功课挣钱糊口和交学费。
1911年，亦即他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写了第一篇小说《在水上》，发表在基辅的文学杂志《火光》上。从此他便立志当一名作家。
1912年，他考入基辅大学自然历史系。寒假和暑假则当家庭教师。1914年转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
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中途辍学，当了电车司机。后又志愿参加列车担架队和救护队。自1915年秋天起，他先后在布良斯克冶金工厂、新罗西斯克工厂、塔干罗克锅炉厂当工人，后又去亚速海渔业合作社当渔业工人，并在那里写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幻想家》。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他返回莫斯科担任记者。十月革命后，仍留报社工作，常常列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曾多次听到列宁的演说。后来他去基辅参加了红军。
由红军复员后，他一度在敖德萨的《海员报》工作。与他同事的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和诗人的卡塔耶夫、伊里夫、巴别尔、巴格里茨基等人。离开《海员报》后，他在塔斯社前身罗斯塔斯社担任编辑。
帕乌斯托夫斯基和他父亲一样，性好流浪，用他自己的话说，“漫游之神”常常支配着他。到30年代初，他已游历了苏联和波兰的许多地方。他把这种漫游视作“到生活里去，以便熟悉生活、体验生活、了解生活”的一种方式。他认为，没有生活经验，写作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他说过：“几乎我的每一本书都意味着一次旅行。换句话，说得更确切些，每次旅行之后，我总写成一本书。”
1932年，他的中篇小说《卡腊-布加兹海湾》问世。小说描写俄罗斯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将文献资料与艺术构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他的成名作，评论界称其为“科学小说”。此书出版后，他便辞去通讯社的工作，专门从事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