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个世纪里，在美国和其他经济上先进的社会里，普通工人的状况有了极大改善。今天，在上述社会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人从事那种繁重不堪的劳动，这种劳动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是常见的，而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现在仍然是不足为奇的。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工作时间也缩短了；享受假期和其他小额优惠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收入大大增加，使普通家庭得以享有早些时候只有少数富人才能享有的生活水平。
如果进行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向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促使全体工人状况得到改善的原因是什么？”多数人的回答很可能是“工会”，其次是“政府”——尽管作出“没有任何原因”或“不知道”或“没看法”的回答的人也许比前两种人要多。可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证明，这些回答都是错误的。
在大部分时期中，工会在美国并不重要。直到1900年，全体工人中只有３％是工会会员。甚至在今天，工会会员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仍然不到四分之一。很显然，工会不是促使美国全体工人的状况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
同样，在“新政”以前，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是最低限度的。政府所起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是保护自由市场的正常活动。但是，很显然，直接的政府行动不是促使全体工人的状况得到改善的原因。
至于有人说工人状况的改善“没有任何”原因，当前工人的状况正好证明这样回答是错误的。
工会
滥用语言的最惊人的事例之一是把“劳方”看作是“工会”的同义词——例如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词句：“劳方反对”某某提案，或“劳方”的提案如何如何。这是双重的错误。首先，在美国四分之三以上的工人不是工会会员。甚至在英国，那里的工会长期以来远比美国的工会强大，大部分工人也不是工会会员。其次，把“工会”的利益及其成员的利益等同起来是错误的。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多数工会与其成员的利益是有联系的，而且联系密切，但有许多事例表明，工会头头常常利用合法手段或非法手段如滥用和私吞工会基金，牺牲工会会员的利益而为自己谋私利。这警告我们不要不自觉地把“工会”的利益同“工会会员”的利益等同起来，更不用说把工人整体的利益与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
语言的这种滥用现象是由于过高估计工会的影响和作用而产生的。工会的行动是看得见的，并且是有新闻价值的。它们常常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晚间的电视节目也常常不加删节地加以报道。而决定美国大多数工人工资的“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亚当·斯密语），则不那么容易被人看到，也不大引起注意，其结果是讨价还价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
语言的上述滥用也导致了这样的信念，即工会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产物。事情决非如此。实际上，工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时期，追溯到封建时期城市和城邦内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特有组织形式，即行会。的确，现代工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更为遥远的年代，追溯到大约二千五百年前希腊的医生之间达成的协议。
公认的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于公元前460年左右出生在希腊的科斯岛上，该岛距离小亚细亚海岸只有几英里之遥。当时，科斯岛是一个繁荣的岛屿，已经是医学中心。在科斯岛上研究医学之后，希波克拉底邀游远方，他作为医生，特别是因为他消灭瘟疫和流行病的本事，逐步树立了崇高的声望。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回到科斯岛，在该地他创立并主管了一所医学院和一个医疗中心。他教导所有希望学习的人——只要他们付学费。他的医疗中心在希腊全境出了名，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病人和医生们。
当希波克拉底于一百零四岁（这完全是根据传说）去世时，科斯岛到处都是行医的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他的门徒。争夺病人的竞争是激烈的、因而毫不奇怪，必须采取一致的行动来解决有关竞争的问题——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使医生的行为“合理化”，以便消灭“不公平的竞争”。
所以，在希波克拉底去世大约二十年以后（这也是根据传说），医生们聚集到一起创立了行为守则。他们以自己老师的名字给守则命名为希波克拉底誓约。此后，在科斯岛上并日益遍及世界其他地方，每一个新培训的医生，在他开业之前，都要宣誓忠于上述誓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美国已成为大部分医学院校毕业典礼的一部分。
象大多数职业法规、商业交易协定和工会合同一样，希波克拉底誓约充满了帮助病人的美好理想：“我将用自己的力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判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无论来到哪一家，我都要帮助病人解除痛苦，而决不存心做损害或伤害人的事情。……”等等。
但是，该誓约也包含着一些同上述精神不相符的内容。例如誓约上有这样的话：“我将把医术、讲稿和所有其它学问传授给我的儿子、我师傅的儿子以及受过正式训练并宣过誓的人，而不传给别人。”今天，我们也许会把这称作封闭式雇用制度（即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的制度）的前身。
誓约还提到了患有肾结石或膀胱结石的病人，原话是这样的：“哪怕是结石病，我也决不动手术，我将交给具有这种技能的医生来处理此事。”①这可以说是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划分市场的极好协议。
①这誓言有各种译文，本文根据约翰·查德威克和.N.曼的《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牛津：布莱克威尔公司，1950年），第9页。
我们猜想，当医学院的毕业班宣誓时，希波克拉底在九泉之下定然不得安宁。当年，他曾经把知识传授给每一个对医学感兴趣并且愿意交付学费的人。他可能会强烈反对那种划分市场的做法。自从制定出希波克拉底誓约到今天，全世界的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竞争的危害，一直采用了这种做法。
美国医学协会很少被看作是工会，人们认为它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普通工会的范围。它向其会员及整个医学界都提供重要的服务。然而，它实际上是工会，而且我们认为，是我国最成功的工会之一。几十年来，它缩减了医生人数，抬高了医疗费用，同时阻止了来自外行业的人同“受过正式训练并宣过誓的”医生们相竞争——自然，这一切在名义上都是为了帮助病人。关于这一点，本书无须重复的是，医学界领导人确实真诚地相信，限制从医人数对病人有好处。现在，我们大家已逐步熟悉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为自己谋福利就是为社会谋福利。
随着政府在医疗事业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承担越来越多的医疗费用，美国医学协会的势力日趋衰落。另一垄断集团即政府官僚集团正在取代它。我们认为，这种结果部分地是由该协会本身采取的行动造成的。
医疗事业方面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未来将得到什么样的医疗以及为此将付出多少费用可能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本章讨论的是工人。不是医疗事业，因此我们只讨论与工会有关的医疗事业方面的一些经济问题，从而说明运用于所有工会活动的原理。我们将把医疗事业目前遇到的其他一些重要而使人迷惑不解的各种问题暂且放在一边。
谁得到了好处？
医生在美国属于享有最高报酬的劳动者。这种状况对于已经从工会得到好处的人们说来并不是例外情况。尽管人们经常得到的印象是，工会保护低工资工人免受雇主的剥削，但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最成功的工会总是这样一些工会，其会员从事的职业需要熟练的技能，不论有没有工会，他们的工资都比较高。这类工会只是使本来已经很高的工资更高。
例如在美国，航空公司驾驶员每周工作三天，1976年他们的平均年薪是五万美元，而且这以后又有相当大的提高。在一份题为“航空公司驾驶员”的研究报告中，乔治·霍普金斯写道：“今天飞机驾驶员惊人的高薪金，与其说来自他们承担的责任或他们掌握的技术，不如说来自他们通过工会获得的受到保护的地位。”①
①①乔治·E.霍普金斯：《航空公司驾驶员：对杰出人物工会的研究》（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1页。
在美国，最老的传统工会是行业工会，如木匠、水管工、泥水匠等工人组织的工会，他们同医生一样，也是技术熟练、工资较高的工人。最近，发展最快的工会——而且的确几乎是唯一有所发展的工会——是政府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中小学教师、警察、卫生工作者以及其他各种政府雇员）组织的工会。纽约市的市政工人工会，通过把该城市推到破产的边缘显示了它们的力量。
中小学教师和市政雇员的情况，说明了一条在英国已经清楚地得到了证明的一般原理。他们的工会不直接同支付他们会员薪金的纳税人打交道，而同政府官员打交道。纳税人和工会与之打交道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愈松弛，政府官员和工会相互勾结牺牲纳税人利益的趋势就愈益加强——这是某些人把另一些人的钱用之于第三者身上的另一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纽约等大城市中的市政工人工会比小城市中的市政工人工会强大的原因，同时也是随着政府对学校活动和教育经费的控制日益集中化，日益脱离地方政府，中小学教师的工会越来越强大的原因。
同美国相比，英国政府对更多的工业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其中包括煤炭工业、公用事业、电话和医院。在英国的国有化工业部门中，工会一般特别强大，劳资问题也最为严重。同样的因果关系也反映在美国邮政工人工会的力量中。
假定强大的工会的会员工资比较高，明显的问题就是：是因为工会强大，会员们才得到高工资呢；还是因为会员的工资高，工会才强大，为工会辩护的人宣称，会员的高工资可以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而且，一当全体工人都是工会会员时，所有工人都将领取高工资。
然而情况是复杂得多的。极为熟练的工人的工会无疑地能提高其会员的工资；可是，不论怎样都会得到高报酬的人，在组织强有力的工会方面是处于有利地位的。而且，工会提高某些工人工资的能力，并不意味着普遍实行工会制度会提高全体工人的工资。正好相反，这是产生误解的根本原因，强大的工会能为其会员赢得利益，首先是靠牺牲其他工人的利益。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了解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即需求法则：某种东西的价格愈高，愿意购买它的人就愈少。使某种劳动较为昂贵，这种劳动提供的工作机会就会减少。使木匠活较为昂贵，则建造的房屋减少，并且所造的这些房屋会采用木匠活不多的建筑材料和方法。提高航空公司驾驶员的工资，乘飞机旅行将变得更贵。乘飞机的人将会减少，因此对于航空公司驾驶员来说就业机会也会少一些。反过来说，减少木匠、飞机驾驶员的人数，他们就会得到较高的工资。缩减医生的人数，他们就能收取较高的酬金。
一个成功的工会可以减少它所控制的工作机会。其结果是，希望按照工会的工资标准获得这类工作的某些人，就不会达到目的了。他们被迫转向别处。更多的工人会寻找其他工作，压低了这些工作的工资。普遍组织工会不会改变这种局面。这对于找到职业的人意味着高工资，与此同时，对于其他人则意味着更多的失业。更为可能的是，会出现一些强大的工会和弱小的工会，强大工会的会员会象现在这样，在损害弱小工会会员利益的情况下得到较高工资。
工会领导人经常说可以通过减少利润来提高工资。这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富余的利润来提高工资。美国的全部国民收入目前约有80％用于支付工资、薪金和小额优惠。余额的一半以上用于支付租金和贷款的利息。公司利润——这是工会领导人常常提到的——总额不到国民收入的10％。这还是纳税前的利润。纳税以后，公司利润大约是国民收入的６％。即使全部利润都投放进去，也几乎不可能使所有人都领高工资。而且，这不啻于杀鸡取蛋。最低限度的利润，为投资于工厂和机器以及发展新的产品和新的方法，提供了刺激。这种投资和这些革新，近几年来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并为高而又高的工资准备了必要的资力。
提高某些工人的工资必然损害其他工人。将近三十年以前，我们当中有人曾经估计，在我国平均约有10－15％的工人，通过工会或者类似美国医学协会这样的组织，得以使他们的工资比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多提高了10－15％，而另外85—90％的工人挣得的工资则因此而减少了大约４％。最近的研究表明，现在的情况大体上仍然是这样。①高工资的工人工资越来越高，低工资的工人工资越来越低。
①①米尔顿·弗里德曼：《论工会对经济政策的影响》，见大卫·麦科德·赖特编的《工会的影响》（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51年），策204-234页。十多年以后，h．G．刘易斯经过更详细和更广泛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估计，见其著作《美国工会主义和比较工资》（芝加哥：乏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5页。
我们所有的人，包括由工会高度组织起来的人们，作为消费者，由于工会会员的高工资对消费品价格的影响而间接地受到损害。对于包括木匠在内的每一个人说来，房屋的售价太高了。工会阻挠工人运用他们的技能生产价值最高的东西，工人被迫从事那些生产率较低的活路。对于我们全体说来，可得到的物品的总量，比应有的数量要少。
工会力量的来源
工会为什么能够提高其会员的工资，工会力量的基本来源是什么？回答是：工会可以缩减可得到的就业机会，换言之，可以缩减适于从事某类工作的人数。通常在政府协助下，用实行高工资率的办法，工会得以缩减就业机会。同样在政府协助下，主要是通过发给许可证的方式，工会得以缩减合用者的人数。工会偶尔还同雇主相勾结，对其会员所生产的产品实行垄断，以这种办法来增加其力量。
实行高工资率。如果工会可以设法使承包人支付给水管工或木匠的工资不少于，比如说每小时十五美元。那将会减少这方面的就业机会。当然，这也将增加愿意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数。
假定目前可以实行这种高工资率。那么，必须采取某种办法来在寻求这种有利可图的工作的人们中间分配有限的就业机会。已采用过的许多方法包括：搞裙带关系，即把工作保留给家庭成员；按照资历和学历招工；超额雇用工作所需要的人员，即随便安排工作；以及不折不扣的行贿受贿。由于牵扯到很多利害关系，因而采用哪种方法对于工会来说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某些工会不允许在公开会议上讨论有关资历方面的规定，因为这种讨论常常引起殴斗。为了优先获得工作而向工会官员们付酬金，是一种普通的行贿形式。工会采取的种族歧视措施虽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但仍然是分配工作的另一种方法。如果申请工作的人过多，供分配的工作有限，则招工方法必定是武断的。用偏见及类似的不合理的方法来解决把谁关在门外的问题，这种做法常常得到“已入会者”的大力支持。种族和宗教歧视也渗入到了医学院校的入学方面，原因同上面一样，即可接受的申请者过多，因而需要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
让我们再来看工资率，工会采用什么方法实行高工资率呢？一种方法是采取暴力行动或以暴力相威胁：宣称如果雇主雇用非工会会员，或付给工会会员的工资低于工会指定的工资率，将毁坏雇主的财产或者殴打他们；宣称如果工人同意为较低的工资干活，就揍他们或破坏他们的财产。这就是工会在进行工资调解和谈判时，为什么经常伴随有暴力行为的原因。
一种更为容易的方法是取得政府的帮助。正因为这个缘故，工会都把总部设在华盛顿美国国会的附近，而且在政治活动上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霍普金斯在有关航空公司驾驶员工会的研究报告中特别提出：“该工会得到了联邦立法的充分保护，使职业航空公司驾驶员实际上成了受国家保护的人。”①
①霍普金斯：《航空公司驾驶员》，第2页。
政府帮助建筑工人工会的主要形式是戴维斯一培根法案，该联邦法令规定，凡是同联邦政府签订有价值二千美元以上合同的承包人，支付的工资率不得低于有关地区由劳工部长决定的“同等工人和技工普遍享有的”工资率。实际上，“在决定工资的绝大多数场合……不论建筑面积和种类如何，普遍享有的工资率”往往被规定为工会的工资率。①②后来，这一有关工资率的条款写进了其他许多有关联邦政府援建项目的法令，写进了三十五个州（截至1971年）颁布的有关建筑开支的法令，从而扩大了上述法案涉及的范围。②实施这些法令的结果是，政府对于大量建筑活动实行了工会的工资率。
①约翰·P．古尔德：《戴维斯-培根法案》，第15号专题研究（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1971年11月），第10页。
②同上，第1、5页。
甚至使用暴力暗中也包含有政府的支持。一般说来，在劳资争议中公众是同情工会的，这导致了政府当局容忍在其他情况下决不会容忍的行为。在劳资争议中，某人的小汽车被推翻，工厂、商店或住家的窗子被捣毁，甚或有人遭到殴打并严重受伤，肇事者不大可能被罚款，更不用说去坐牢了，但如果在其他情况下发生同样的事情，情形就不一样了。
政府实行工资率的另一套措施是最低工资法令。颁布这些法令据说是为了帮助低收入者。其实，它们损害了低收入者。要求颁布最低工资法令的压力，来自那些在国全面前作证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这些人不是贫苦人民的代表。他们主要是劳联－产联以及其他劳工组织的代表。在这些工会中，没有一个会员挣得的工资接近法定的最低工资。尽管有一套关于帮助穷人的漂亮话，但他们主张提高最低工资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其工会的会员免受竞争的危害。
最低工资法令要求雇主们歧视技术低的人。没有人这么明说过，但事实确实是如此。且以受教育很少而没有什么技能的青少年为例，其劳务比如说每小时仅值二美元。他或她也许渴望为这种工资干活，为的是掌握较多技能，从而得到较好的工作。但最低工资法令宣称，只有雇主愿意付给他或她（在1979年）每小时二点九美元，这样的人才能受雇。也就是说，除非雇主愿意仁慈地把九十美分加到青少年劳务所值的二美元上面，否则他们是不会被雇用的。青年人因不能得到每小时二点九美元而失业，反而说这种境况比接受每小时二美元的工资而就业要强些，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青少年特别是黑人青少年的很高的失业率，既是一种耻辱，又是社会动乱的一个严重根源。青少年失业率的增加主要是最低工资法令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低工资是每小时四十美分。战时的通货膨胀曾使这个数目低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此后最低工资急剧上升，1950年升至七十五美分，1956年上升到一美元。五十年代初期，全体工人的失业率大约为４％，青少年的失业率平均为10％——对于刚加入劳动大军的人们说来，10％的失业率也许比人们预料的稍微高了一些。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大致相等。在最低工资率急剧提高之后，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扶摇直上。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在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之间出现了差距。目前，白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15－20％之间，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35－45％之间。①我们认为，在所有法令中，最低工资率法令是最歧视黑人的一项法令。政府先是开办中小学，其中许多青年人，特别是黑人青年，所受的教育很差，以致他们未能掌握必要的技能从事工资较高的工作。随后政府再一次惩罚了他们，阻止他们为了得到在职训练而为低工资干活。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帮助穷人的名义下进行的。
①参看耶尔·布罗曾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最低工资率》（美国首都华盛顿：自由社会协会，1966年4月）；菲尼斯·韦尔什：《最低工资：争议和证据》（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1978年）；《总统经济报告》，1979年1月，第218页。
限制人数。实行工资率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限制可能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数。当雇主众多，难于实行某种工资率时，这种方法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医疗事业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某工会的大量活动是以限制开业医生为目的的。
正象实行工资率一样，要想在限制人数方面获得成功，通常需要政府的帮助。在医疗事业中，发放医生开业许可证是关键问题：凡想要“行医”的人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不用说，只有医生有可能被认为有能力判断医生候选人的资格，因此各州（在美国，发放许可证的工作在州政府的管辖权限之内，联邦政府不管此事）签发执照的部门通常由清一色的医生组成，或者医生占优势，这些医生一般又是美国医学协会的会员。
上述主管部门或州的立法机关提出了批准许可证的各项具体条件，实际上是让美国医学协会来左右获准开业的人数。条件包括：必须受过长期的训练，必须毕业于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并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医院担任过实习医生。绝非偶然，“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和医院的名单，一般是与美国医学协会的医学教育和医院委员会公布的名单完全相同的。任何学校如不得到美国医学协会的医学教育委员会的批准，是建立不起来的，或即使建立起来，也不能维持很久。得到批准有时需要按照该委员会的意见限制医生人数。
在经济压力特别大的三十年代萧条时期，有组织的医学界显示了限制从医人数的巨大力量。尽管当时从德国和奥地利（那时都是先进医学的中心）涌入了大批受过严格训练的难民。但希特勒上台后的五年中，获准在美国开业的外国医生，并不比前五年多。①
①参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西蒙·库兹内茨：《独立职业行当的收入》（纽约：国家经济研究局，1945年），第8－21页。
营业执照的发给被广泛用来限制各种职业的从业人数，特别是医学等职业的从业人数，在这类职业中有许多单个的开业医生，他们同大量的个别主顾打交道。象在医学中一样，主管发放执照的部门，主要是由该行业持有营业执照的成员组成——不论他们是牙医、律师、整容专家、航空公司驾驶员、水管工，还是殡仪业者。没有哪个职业如此冷僻，以致无须用发给执照的办法来限制从业人数。据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说：“在某州议会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各职业集团纷纷要求发给执照，其中有拍卖人、采矿者、房屋改建承包商、宠物饲养人、电学家、性病医生和性生活顾问、数据处理者、估价人以及电视机修理人。夏威夷州签发文身艺术家执照。新罕布什尔州签发避雷针推销员执照。”①签发各种执照的理由总是一样的：保护消费者。然而，要发现真正的理由，我们得看一看在各州议会里是谁在为实行或巩固营业执照制度进行游说。游说者一律是有关从业人员的代表，而不是顾主的代表。千真万确，水管工也许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地知道如何保护他们的顾客。然而，当水管工在背后竭力谋取合法权力以决定谁可以当水管工时，就难以把他们对顾客的利他主义的关心看成是主要动机了。
加强对本行业就业人数的限制，同时增加领有执照的开业者的业务，各有组织的职业集团总是千方百计使其业务活动范围规定得尽量宽一些。
①迈克尔·佩茨丘克：《需要和收入》，载《管理》杂志，1979年3月/4月。实施脊柱按摩疗法和整骨术。
通过签发执照限制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数，其结果之一是创造出了一些新学科：例如在医学中出现了整骨术及脊柱按摩疗法，这些医疗科目试图采取发给执照的办法，限制其人数。美国医学协会已提出许多诉讼，指控一些脊柱按摩医生及整骨医生非法开展其他医疗业务活动，企图把他们限制在尽可能狭小的营业范围之内。而脊柱按摩医生和整骨医生则控告其他医生没有得到执照就实施脊柱按摩疗法和整骨术。部分地由于新的高度精密的手提设备的出现，最近在各类居民区中发展起一种新的保健服务项目，即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提供急救服务。这类服务有时由市政府或市政府的一个机构提供，有时由不折不扣的私人企业提供，这类机构的人员主要是医务辅助人员，而不是持有执照的医生。
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个附属于城市消防队的上述私人企业的老板乔·多尔芬，描述该企业的效能如下：
在我们服务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地区，这是一个拥有五十八万人口的县，在提供急救服务以前，因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通过住进医院而活过来并且病愈出院的不到１％。提供急救服务以后，仅在头六个月中，23％的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被成功地救活了，他们病愈出院并且回到了社会生产岗位上。
我们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实说明了一切。然而，说这同医学界有关系有时是很困难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更为一般地说，导致工人停工一个最经常的原因，是所谓管辖范围争议，即有关各职业业务活动范围的争议。曾采访过我们的一个广播电台记者，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强调采访要短，以便在他的盒式录音机的录音带上只录一面。翻录音带的工作必须留给电工工会的一个会员去做。他说，如果他自己把它翻过来，当他回到广播电台时，录了音的磁带会被洗掉，采访就白费了。这种行为正同医生反对辅助医务人员提供急救服务一样，并且其动机也是一样的：增加对一个特殊集团的服务的需求。
工会和雇主的勾结。工会有时通过帮助工商企业联合起来规定价格或者分配市场来增强自身的力量，而规定价格或者分配市场等活动在反托拉斯法令条件下对工商企业说来是违法的。
从历史上说，三十年代的采煤业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事例。当时的两个格费伊煤炭法案试图为煤矿经营者共同规定价格的行为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当三十年代中期第一个法案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法案时，约翰·Ｌ·刘易斯以及他所领导的美国矿工联合会挺身担负起了重担。每当开采出来的煤炭量多到似乎将迫使价格下跌时，刘易斯就与采煤工业进行默契般的合作，通过号召罢工或停工，控制产量并从而控制价格。正如一个煤业公司的副董事长在1938年指出的：“他们（美国矿工联合会）已做了大量事情来稳定烟煤工业，并尽力使该工业能够继续盈利。虽然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实际上他们按上述方式所作的努力……比起煤矿经营者自己的努力……要稍许更加有效一些。”①
①瓦利·坎普煤炭公司执行副经理威廉·泰勒，引自梅尔文·杜波斯基和沃伦·范‘蒂恩的《约翰·L．刘易斯传》（纽约：方形丛书和纽约时报图书公司，1977年），第377页。
利益在经营者和矿工之间被瓜分了。矿工得到了高工资，这自然意味着更多的机械化和较少的矿工被雇用。刘易斯明确承认这种结果，并且更愿意接受这种结果——他把受雇的矿工的高工资看成是对受雇人数减少的一种充分补偿，假如受雇者都是该联合会会员的话。
矿工联合会之所以可以起这种作用，是因为工会不受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限制。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从事非法活动的工会，与其说是工人组织，倒不如说是出售使整个行业卡特尔化的劳务的企业。卡车司机联合会也许是最受人注意的工会。关于詹姆斯·霍法以前的卡车司机联合会主席戴维·贝克（两人都已入狱），有一个或许不足凭信的故事。当贝克与华盛顿州的各啤酒厂就啤酒厂卡车司机的工资进行谈判时，他被告知他所要求的工资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东部啤酒”的价格会因此而低于华盛顿州的啤酒价格。他问东部的啤酒应该是什么价格，才能接受他要求的工资。有人回答说，东部啤酒每箱的价格应该是Ｘ美元。据说他当时许下愿：“从今后东部啤酒每箱的价格保准会变成Ｘ美元。”
工会可以而且的确经常为其会员提供有用的服务，例如：就会员的就业条件同雇主进行谈判，反映会员的疾苦，以及使会员感觉到有所依附，有所作为。作为自由的信仰者，我们赞成给予人们最充分的机会，自愿组织工会，并且认为工会可以提供会员所希望并愿意为此出钱的任何服务，只要工会尊重其他人的权利而且不使用暴力。
然而，工会以及职业协会等组织，并没有依靠严格自愿的活动和全体会员来达到其公开宣布的主要目标，即提高会员的工资。工会及类似的组织在使政府给予它们特权与豁免权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些特别权利使他们在牺牲其他工人和全体消费者利益的条件下，得以让它们的某些会员和官员受益。总的说来，受益者的收入要比受害者的收入高许多。
政府
除了保护工会会员之外，政府还通过了旨在一般地保护工人的大批法令：向工人提供补偿费的法令，禁止雇用童工的法令，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法令，建立保证实行公平就业的各种委员会的法令，促进积极行为的法令，建立调节就业的联邦安全和卫生管理局的法令，以及其他不胜枚举的法令。
某些措施对工作条件的改善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大多数法令，如工人补偿费法令和童工法，在它们颁布以前，就已体现在人们的自觉行动中了，颁布这些法令也许只是对边远地区具有实际意义。其他法令，你知道后不要感到惊奇，既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害处。它们在减少普通工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同时，却为某些工会和雇主提供了权力的来源，为官僚们提供了官职的来源。安全和卫生管理局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是一个可怕的官僚主义机构，人们已对它怨声载道。正如最近流传的一个笑话所说：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知道需要多少美国人安一个电灯泡吗？另一个人回答说：需要五个人，一个人安灯泡，四个人填写环境影响报单以及安全和卫生管理局要求的各种报告书。
政府确实在很好地保护一类工人，即由政府雇用的工人。
马里兰州的蒙特戈梅里县，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半小时的路程，是许多高级文职人员的住宅区。在美国所有的县份当中，该县是家庭平均收入最高的。蒙特戈梅里县每四个就业人员中，就有一个是为联邦政府工作的。他们不担心失业，有同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的薪金。退休后，他们享有文职人员养老金，这种养老金也同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并且不依赖于社会保险。许多人又极力取得领取社会保险金的资格，成了所谓拿双份养老金的人。
上述高级文职人员在蒙特戈梅里县的许多邻人，或许是大多数邻人，作为国会议员、院外活动人员、同政府订有合同的公司的董事长，也与联邦政府有某种联系。同华盛顿周围的其他住宅区一样，蒙特戈梅里县的发展是迅速的。最近几十年中，政府已变成了一种十分可靠而且发展很快的行业。
所有文职人员，甚至低级文职人员，都受到了政府的良好保护。根据大多数的研究报告，他们的平均薪金要高于同等私人企业雇员的薪金，并且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享有大量的额外优惠，而且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职业安全感。
正如《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所说：
当（文职人员）管理规章激增，录满二十一大本，堆起来高达大约五英尺的时候，政府主管人员感到越来越难于解雇雇员了。与此同时，提级和增加工资则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几乎没有刺激、不受任何人控制的官僚统治机构。……
去年符合增加工资条件的一百万人当中，只有六百人的工资没有增加。几乎没有一个人被解雇；去年丢掉工作的联邦工作人员不到1％。①
①卡伦.埃利奥特.豪斯：《推不动的司局：文官条例可能埋葬卡特提高效率的努力》，载《华尔街日报》，1977年9月26日，第1页，第1栏。
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事例：1975年1月，环境保护局一名打字员上班一贯迟到，以致他的上司要求将他解雇。这件事办了十九个月。如果把记录有关步骤的纸张连在一起，足有二十一英尺长。为了满足所有规章制度方面的要求，满足所有劳资协议上的要求，缺少哪一步骤也不行。
卷入这一过程中的有这个雇员的顶头上司、局长和副局长、人事处长、局内该部门的主管人、两名雇员关系专家、专门的调研办公室以及该办公室主任。不用说，这一大串官员为此而做工作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的。
在州和地方政府各级，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在许多州以及象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大城市中，情况或者同联邦政府相类似，或者比联邦政府还要糟糕。纽约市落到它目前实际上的破产状态，主要是由于市政雇员工资的急剧增长，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对提早退休人员给与优厚的养老金。在拥有大城市的各州，政府雇员的代表常常是州立法机关中的主要特殊利益集团。
没人提供保护
以下两种工人是得不到任何人保护的：一种是仅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工人，另一种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雇主的工人。
那些实际上只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人，往往可以得到很高的报酬，因为他们的技能实在罕见，价值极高，只有一个雇主能够加以充分利用。
我们三十年代学习经济学时，教科书中的标准例子是棒球大王巴比·鲁思。他作为棒球之王译名叫做“最佳击球手”，他是那个时代最最受人欢迎的棒球选手。当时有两个主要的棒球俱乐部，不论鲁思为它们中的哪一个打球，都能使运动场卖满座。纽约扬基俱乐部恰巧拥有最大的运动场，因而它可以比任何其他俱乐部付给鲁思更多的钱。结果，扬基俱乐部实际上成了他唯一可能的雇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巴比·鲁思不能获得高薪金，但确实意味着没有人保护他；他不得不同扬基俱乐部讲价钱，把不为他们打球作为他进行威胁的唯一武器来使用。
没有可能选择雇主的人大都是政府措施的受害者。其中一类人我们已经提到过，即那些由于法定最低工资而找不到工作的人。正象前面已经指出的，他们中间许多人是政府措施的双重受害者：低劣的教育加上高额最低工资，后者阻碍了他们获得在职训练。
依靠政府救济的人多少处于相似的境地。只有当他们能挣到的收入足以补偿救济金或其他政府补助的时候，就业才对他们有利。但他们的劳务也许对于任何雇主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七十二岁以下的依赖社会保险津贴生活的人，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他们可以挣得超过某一限额的收入，他们就会失掉其社会保险津贴。这就是近几十年超过六十五岁而仍然工作的人所占的百分比，为什么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对男性来说，这一比重由1950年的45％下降为1977年的20％。
其他的雇主
许多雇主的存在，可以为大多数工人提供最可靠而且最有效的保护。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只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人，几乎或者根本得不到保护。保护工人的是那些愿意雇用工人的雇主。雇主对工人劳务的需求，使得他们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向工人支付其工作的全部价值。如果某一雇主不愿交付，另一雇主会支付。真正保护工人的，正是这种争夺工人劳务的竞争。
当然，其他雇主的竞争有时激烈，有时不激烈。一些机会会相互冲突，而另一些机会却不被人们所知。雇主要找到理想的受雇者，受雇者要找到理想的雇主，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们的世界并非尽善尽美的世界，因而竞争不能提供十全十美的保护。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工人说来，竞争是迄今被人们所发现或发明的最好的，也即害处最少的保护。
竞争的这种作用是我们一再提到的自由市场一种特性。其他雇主的存在保护了工人免受其雇主的剥削，因为他可以到别处干活。其他工人的存在保护了雇主免受工人的剥削，因为他可以雇用别人。其他卖主的存在保护了消费者免受某一卖主的剥削，因为消费者可以到别的商店买东西。
我们的邮政服务质量为什么低劣，我们的长途火车服务质量为什么低劣，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质量为什么低劣，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就是我们实际上只能从一处得到上述服务。
结论
当工会用限制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办法来为其会员获取较高工资时，这种较高工资是通过损害其他工人的利益获得的，这些工人发现他们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当政府向其雇员支付较高工资时，这种较高工资是通过损害纳税人的利益获得的。但是，当工人们通过自由市场获得较高工资和较好工作条件时，当工人的工资由于各厂商为得到最好的工人彼此进行竞争，由于工人们为得到最好的工作彼此进行竞争而增加时，这种较高工资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这种较高工资只能来自较高的生产率、较大的资本投资以及更加广泛推广的技能。整个馅饼是增大了——不仅工人得到的份额增大，而且雇主、投资者、消费者乃至税收官员得到的份额也增大了。
这就是自由市场制度在全体人民中间分配经济进步的果实的方式。这就是过去两个世纪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巨大改善的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