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派耶尔巴赫，雷伯跳下那辆只有一匹马拉的大车。那个农民不再往前赶车了。雷伯微笑着向他点点头。
“太感谢你了！希望你的孙子很快就回家来。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好孩子，但愿上帝能听见你的声音，”老农民回答。
雷伯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走去。他的正前方和右侧都是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山峰。雷伯不再穿那位英国将军的衣服和鞋。他把它们卖了，除了换得一点钱以外，还得到一件蓝衬衫和一条裤子，他穿起来还算合身；同样，一双系带的便靴虽然沉，倒也合脚，只是右脚的那一只靴尖上裂开了好几厘米的一道口子。
他是六月二十三日将近中午时分到达莱歇瑙的。清晨，他在维也纳搭上一辆吉普车。吉普车把他带到维也纳新城教堂附近的广场上，战争在那儿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在诺因基尔兴外四公里的地方，那个赶车的农民又让他搭上了马拉的大车，当时他两只脚都出了血，但还在走。
莱歇瑙是一个村庄。雷伯问讯的第一户人家就告诉他在哪儿可以找到埃玛·多宁。他穿过一片山间的小牧场来到一座在石头地上用圆木盖起来的房屋前。看起来这座木屋相当大，可以住好几个人。三个孩子年龄大约从两岁到六岁不等，都是金发碧眼，依次坐在屋前的石槽边上，乖乖地把手搁在裸露的膝盖，纹丝儿不动，安生得出奇，但是个个都脏得使人讨厌。空气中陈了春天潮湿的泥土气息，还有一股烟草味儿。雷伯微笑着和那几个孩子说话，他们却谁也不答碴儿，全用一种相同的恐惧眼光望着他。
雷伯绕着农舍转了一圈，总算找到那个女人。她的身体肥硕得很，一双结实的大手现出挺粗的青筋。雷伯告诉她，他叫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从维也纳来，是律师约翰·克立姆罗德的儿子。那女人听了，一点反应也没有。她那形似刮勺的粗壮手指，不停地碾去包谷的硬皮，把籽粒倒入一口煮汤用的锅，锅里已经盛着水、几只土豆和萝卜。雷伯站在她面前，只见她半秃的头顶上稀稀拉拉几缕灰黄色残发给汗水粘在一起。
“你曾经在我父亲的住宅帮过佣，”雷伯说：“我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她却反问雷伯为什么偏偏来找她。雷伯解释道，是波希米亚公署后面一条街上的一个木材商让他找到这儿来的。她听了这话，心里琢磨着，直到碾完两个包谷穗头，把锅捧起来——不让雷伯插手帮忙——端进屋去，架到炉火上，然后方始说：
“我从来没有给一个姓克立妈罗德的先生帮过佣。”
“但Q是你在他的住宅里干过活，在一九四一年九月。”
她这才第一次正眼看着雷伯。
“你是为那几个小鬼来的，对吗？”
“不。”
“你一定是为他们来的。那个娼妇又在抱怨了。她在维也纳到处和美国人鬼混，把这些小鬼寄养在我这儿，给我的钱却少得可怜，还要我把他们当龙子凤孙伺候。”
这时可以听到一阵赤脚走路的轻微声响。雷伯转过身去。那三个小男孩刚好出现在门口。其中一个的颧骨上有一块青紫，三个孩子的腿上个个都有鞭痕。
“我也是为他们来的，”雷伯说，“她要我来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现在，请你行行好，回答我的问题吧。”
她先是垂下眼帘，带着怨气说：“我实在很想往汤里放几片咸肉。”
“我正要你这样做，”雷伯说，他的双限仍盯着她瞧。
他开始提问题。一九四一年九月，是谁启用她在克立姆罗德的住宅当管家？她回答说，是一个名叫埃泼克的人。“这个埃泼克是这幢房子的主人吗？”“不是。”“那么，埃拨克的上司是谁？埃泼克听谁的命令？”她记不得那个人的名字了。雷伯微笑着摇摇头。“好象叫特……特……特……”她说，她确实记不起来——至久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她却记得那人的模样。他是头头。
“他个子很高，人很漂亮，长着一头金发。”
“他穿制服吗？”
“穿党卫军制服，”那女人说，“他至少是个将军，他不常来。”
“一九四一年九月，这幢房子里是否还有过去在那儿干过很长时间的仆人？多年的老佣人？比如说，一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当时还在不在？”
“在。”
“如今安东在哪里，你知道吗？”
“他死了，”她说，“就在那年的圣诞节前，他被军用卡车压死了。”
过去的仆人中再也没有别入留下吗？
没有别人了。她是和另外四个佣人同时受雇的。
“雇用她的是埃泼克吗？”
“是的。”
她从屋梁的挂钩上取下一块咸肉，切了一片，犹豫片刻之后，又切了一片。
“请再切一片吧，”雷伯说，“让每个孩子都吃上一片咸肉。我看，还可以让他们多吃三四只土豆。”
“你头一次走进克立姆罗德的住宅那天，屋里的家具是怎样陈设的？”
她没有听懂雷伯的问题。“家具？当然有的，”她诧异地回答。
“请加几只土豆，”雷伯说，“别挑太小的。”
“你是否记得那里有好多书，成千上万的书？”“对，记得的。”“那么，还有画呢？”“是的，那里有很多很多画，如果你管他们叫做画的话；还有挂在墙上的毛织品；对，叫壁毯。还有不少雕像。”
雷伯挪动了一下位置。刚才步行走完的最后一段路程已经耗尽了他仅剩的精力。他深怕自己脸上露出精疲力尽的神色，会削弱他和埃玛·多宁打交道的地位。他走到光线较暗的地方。举起双手抓住那根挂咸肉的屋梁，使自己显得高一点。
“在那间全部是书的藏书室里，有一座小电梯，你还记得吗？”
她刚削好土豆。她的一只肉墩墩的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刀子，大拇指紧贴在刀尖上，这时停下来，她皱起眉头，在记忆中搜索。
“一个象送莱的升降机那样的东西吗？它是藏在一块上面有图画的木板背后的，对吗？”
这“木板”其实就是壁龛的嵌板。“对，”雷伯说。
她记得。有一次，她还偶然打开过那座笼子。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她提起过这台机器，所以那次发现吓了她一大跳。
“这是什么时候？”
“圣诞节前。”
“一九四一年的圣诞节？”
“对。”
“确切地说，那是在几月份？
“十二月以前。”
“十一月，还是十月？”
“十一月。”
原来那是她受雇以后才几个星期的事。雷伯的手指把屋粱抓得更紧了。
“你看见电梯里有什么东西吗？”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一把轮椅。”
这时，如果她扭头看雷伯一眼，就会发现他是多么虚弱，多么可怜，多么绝望。然而，她正忙着使锅子底下的余烬复燃，再添加柴火。雷伯走出屋子。
过了一会儿，雷伯把孩子们叫去。孩子们温顺地走到他跟前。雷伯在水槽前给他们脱去衣服。槽内有一股清水的细流，是用一条空心树干组成的管道引来的。雷伯一个个依次给他们洗澡。
“请你给我一块肥皂，好吗？”
“你还要什么？”她哼了一声，那腔调说明她正在镇定下来。
雷伯尽其所能为孩子们洗净伤口，帮他们穿好衣服。然后他转身对那个女人说，
“你什么时候辞掉工作，离开维也纳的？”
“二月份，在月底。”
“你离开的时候，家具、书和画还都在吗？”
她说，在她离去的前夕，这些东西都让人给搬走了。那天晚上，三辆由党卫军驾驶的军用卡车开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搬空。至少几乎搬空。第二天，维也纳的旧货商们又来，把余下的东西也带走了。除了一张桌子，因为太重太大无法从门口抬出去，才留了下来。
“埃泼克当时在场吗？”
“他是管这事的。”
“请你把他的模样说给我听听。”
她描述了一番。这个埃泼克很可能是那天雷伯去过瓦格纳的书店以后，紧接着赶到那里的三个人中的一个。
“还有你称他为“头头”的那一个呢？就是那个身材很高、很漂亮的人——他也在场？”
“那天晚上，他是坐一辆带旗子的轿车来的。他对埃泼克说，把这个拿走，把那个带去，并且吩咐埃泼克付清我们的工资，把我们打发走。”
“现在埃泼克在哪里？”
那女人耸耸肩，眼睛里露出一种可恶的嘲讽神色。她堵在门口，雷伯简直不得不把她推开，才重新走进屋里。又举起双臂，伸出长长的手指，握着房梁。
“你不过是个毛孩子，”她说，“我怕你什么？”
雷伯笑了。“你当然怕我，”他轻声柔气地说，“看看我的脸，再看看我的眼睛，你就会知道你非常怕我。你也应该怕我。”他垂下一只手，手里拿着被他拔下的那只钩子。“埃玛·多宁，我还会回来的。少则一星期，多则两个月。我一定回来，我要仔细检查孩子们的身体。如果再让我发现一道鞭痕，我非割破你的喉咙，砍掉你的双手不可。先砍双手，再割喉咙……你跟那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说过话吗？就是那个被军用卡车压死的。”
她用恐惧的目光看看那只钩子，也许用更加恐惧的目光瞧着雷伯伸到她面前的那只大手，点了点头。
“我们不常说话。他的话很少。”
“这我知道，”雷伯说。“但也许他对你或者别的新佣人说起过关于我父亲约翰·克立姆罗德的事儿。请你仔细回忆一下。”
三个小男孩还是那样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悄悄坐下，三张脸把视线从钩子移到那女人惊慌的脸上，对于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显示出一丁点儿兴趣。跟前这三个小男孩，他们的神态，他们的沉默，他们严肃的蓝色大眼睛，在这座森林环抱的农家屋内，令人联想起那些充满了妖怪和神仙的德国民间故事。
“有一次，”埃玛·多宁说，“他提起过一个疗养院。”
“你是说，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到九月之间，他们可能把我父亲送到那个疗养院去了，对吗？”
“对。”
她说，这个疗养院在林茨附近。安东曾经说起过那个地方的名字，但她再也想不起来了。雷伯从衬衫里边抽出一份从英国将军那里偷来的地图。他费了不少时间耐心地把地图上林茨周围六十公里以内的所有地名一个一个地读出来，包括毛特豪森在内……
……一直读到……她说“对”为止。那个地名是：哈尔特海姆。
原来是哈尔特海姆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