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2)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阿摩司·奥兹 本章:爱与黑暗的故事(2)

    我们多年来和特拉维夫的家人通过电话进行固定的联系。我们每隔三四个月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尽管我们和他们都没有安装电话。首先我们给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写信,信中写道,本月十九日星期三(星期三那天茨维在三点钟从健康诊所下班),五点钟我们会从我们这里的小药店往他们那里的小药店打电话。信提前许久就发出了,我们等待着回复。姨妈哈娅和姨父茨维让我们放心,本月十九日星期三那天对他们绝对合适,他们当然会在五点钟之前就等在小药店里,要是我们五点钟没打成电话也不要着急,他们不会走开。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小药店给特拉维夫打电话,但要是穿了也不足为奇。那是一项隆重的使命。早在星期天,爸爸就对妈妈说:范妮娅,你记得这星期要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吗?星期一妈妈会说,阿里耶,后天可别回来晚了,别把事情搞砸了。星期二,他二人对我说,阿摩司,千万别给我们弄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你听见了,不要生病,你听见了,别冻着,明天下午之前别摔跟头。头天晚上他们会对我说:早点睡吧,这样明天打电话时才会有力气,我不想让你被那边听上去像没吃饱饭似的。感情就这样酝酿出了。我们住在阿摩司街,离泽弗奈亚街上的小药店有五分钟的路,但是三点钟时,爸爸对妈妈说:“现在你别开始做什么新活计了,这样就不会把时间搞得紧巴巴的。”

    “我一点事也没有,可你,在读书呢,你可别忘得一干二净。”“我?我会忘?我一会儿就看一下表。阿摩司会提醒我的。”你瞧,我只有五六岁,已经承担了历史责任。我没有手表,也不可能有,所以每隔一会儿我就奔向厨房看看挂钟,接着我就会宣布,就像发射宇宙飞船倒计时那样:还有二十五分钟,还有二十分钟,还有十五分钟,还有十分半钟——那时我们就会起身,仔细地把前门锁好,走出家门。我们三人一行左转走到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右转到泽卡赖亚街,左转到马拉哈伊街,右转到泽弗奈亚街,径直走进小药店说:“您好啊,海涅曼先生,您怎么样?我们是来打电话的。”他当然知道,星期三我们会打电话给远方的特拉维夫,他也知道茨维在健康诊所上班,哈娅在劳动妇女同盟担任要职,伊戈尔长大要当运动员,他们是果尔达·迈耶森(即后来的果尔达·梅厄)和米沙·阔罗德尼的挚友,后者在这里被称作摩西·库勒,但我们还是会提醒他:“我们来给特拉维夫的亲戚打电话。”海涅曼先生会说:行,当然可以。请坐。”接下来,他会给我们讲经常讲的一个有关电话的笑话:“一次,在苏黎世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旁屋里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可怕响声。伯尔·洛克问哈兹菲尔德出什么事了,哈兹菲尔德解释说,是鲁巴晓夫同志在向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讲话。‘向耶路撒冷讲话,’伯尔·洛克说,他怎么不用电话呢?’”爸爸会说:我现在拨号。”妈妈说:还早呢,阿里耶。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分钟呢。”他会说,没错,可接通也需要时间。”(那时还没有直拨电话。)妈妈说:“是啊,可我们一下子就接通该怎么办,他们还没到呢?”爸爸回答说:若是那样的话,我们过会儿再试一次不就得了。”妈妈说:不行,他们会担心的,他们会认为没接到我的电话。”

    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当口,时间差不多就五点钟了。爸爸拿起电话听筒,站在那里,对接线生说:下午好,女士。请接特拉维夫648。”(要么就是诸如此类的话,我们还是处在三位数字的世界。)有时接线生会说:“请等几分钟,先生,邮电局长正在打电话。”要么是西顿先生,要么则是纳沙什维先生。我们有些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他们在那边会怎么想呢?我能够想象,这样一条单线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连接在了一起,又通过特拉维夫与世界相连。倘若这条单线占线,实际上它总在占线,我们同世界的联系则被切断。这条线蜿蜒而去,穿越荒野和岩石,穿越小山和峡谷,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我颤抖起来——要是野兽夜里来咬线会怎么样呢?要是坏人把电话线切断会怎么样呢?要是雨水渗进去会怎么样呢?要是着火会怎么样呢?天晓得。这条线曲曲弯弯,那么脆弱,没有人把守,遭受日晒,天晓得。我对架设这条线的人充满了感激,那么勇敢无畏,动作那么灵巧,从耶路撒冷往特拉维夫架条线,可不是件容易事。我从自己的体会中得知这件事有多难:一次我们从我住的房间向爱里亚胡·弗里德曼家拉条线,中间只隔着两家住户和一个花园,那是怎样的一个工程,要经过树、邻居、棚屋、篱笆墙、台阶、灌木。等了一会儿之后,爸爸确信邮电局长要么就是纳沙什维先生一定说完话了,于是就再次拿起听筒对接线生说:“请原谅,女士,请再给我接特拉维夫648。”她会说:“我记下来了,先生。请等一等。”(要么就是:“请耐心一点。”)爸爸说:我等了,女士,等很正常,可别人也在电话那头等着呢。”他这样来对她加以礼貌的暗示,尽管我们是真正的文化人,但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很有修养,但我们不是好欺负的。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那种谁都能对犹太人为所欲为的想法,已经彻底结束了。接着,药店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响声总是那么激动人心,那是个奇妙的瞬间,谈话基本是这样的:“嗨,茨维?”“讲话。”“这是阿里耶,耶路撒冷的。”

    “是的,阿里耶,我是茨维,你们好吗?”“我们一切都好。我们在药店里给你们打电话。”“我们也是。有什么新情况吗?”“没什么新鲜的。你们那边呢,茨维?有什么情况吗?”“一切都好。没什么特别的。就那样呗。”“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这里也没有新情况。我们都挺好。你们呢?”“也挺好的。”“太棒了。现在范妮娅要和你们说话了。”还是那套:你好吗?有什么新情况吗?接着:现在阿摩司要说几句。”那就是整个谈话。你好吗?挺好!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再聊天。很高兴跟你们聊聊。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写信约定下次打电话的时间。我们再聊。好啊。肯定要聊的。再见。希望不久的将来。再见。好好照顾自己。一切顺利。你们也是。但这不是开玩笑: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将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的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那些谈话现在显示给我的则是,当时对他们——对所有的人,不光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表达个人情感多么艰难。对他们来说表达公共情感没有丝毫困难——他们是有情人,他们知道如何说话。啊哈,他们多会说话啊!他们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谈论尼采、斯大林、弗洛伊德、杰伯廷斯基,能将所知道的一切倾囊而出,掬同情之泪,声调平板地论证殖民主义、反犹主义、正义、“农业问题”、“妇女问题”、“艺术对生活问题”,但是一旦他们要表达私人情感时,总是把事情说得紧张兮兮,干巴巴,甚至诚惶诚恐,誗①杰伯廷斯基(1880—1940),生于乌克兰敖德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这是一代又一代遭受压抑与否定的结果。事实上是双重否定,双重约束,就像欧洲资产阶级行为方式加强限制宗教犹太社区。似乎一切均遭到“禁锢”,或“不得如此”,或“不雅”的否定。除此之外,还有语词的巨大缺失。希伯来语仍旧不算足够自然的语言,它当然不是一门亲密语言,当你讲希伯来语时,难以知道说出之后的真正含义。他们从来不能确保说出来的事情不滑稽可笑,滑稽可笑是他们日里夜里所惧怕的。怕滑稽可笑真是怕死了。即使像我父母那样希伯来语好的人,也不能说完全掌握了希伯来语。为追求准确,他们讲话时放不开。他们经常改变主意,再次系统阐述刚刚说过的话。大概近视眼的司机就是这种感觉,深夜开着生车在陌生城市里试图驶出弯弯曲曲的小路。一个星期六(安息日),妈妈的一个朋友前来看望我们,她是老师,名叫莉莉亚·巴萨姆哈。每当客人在谈话时说“我胆怯”或者说“他处在胆怯状态”时,我就放声大笑。在日常希伯来俚语里面,她所用“胆怯”一词意为“放屁”。他们不知道我干吗要笑,也许知道,却佯装不知。爸爸在说“军备竞赛”或者抗议北约国家决定重新武装德国以威慑斯大林时,也是一样。他不知道他所使用的书面语“军备”在时下希伯来俚语里是“性交”的意思。爸爸在我说“搞定”,一个绝对无辜的词汇时,总是把脸一沉,我总也不明白这个词干吗让他那么紧张。他当然从来没有解释过,我不可能问。多少年过去,我知道了在三十年代,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搞定”是指使一个女子怀孕又不跟她结婚的意思。有时习语“搞定她”似乎就是指睡了她。“深夜在货仓里,他把她搞定了,早晨某某人方知他与她素不相识。”于是,要是我说“乌里姐姐给搞定了”什么的,爸爸便会噘起嘴唇,耸耸鼻梁。他当然不会向我解释什么——怎么能解释呢?他们私下相处时,从来不讲希伯来语。大概在最私下的时刻,他们什么话也不说。一言不发,因为害怕看上去滑稽可笑或者听上去滑稽可笑,这给一切蒙上了阴影。

    表面看来,在那些日子,拓荒者站在声望之梯的最高端,然而拓荒者住得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住在山谷,加利利,以及死海岸边的荒野里。犹太民族基金会海报上展示了他们那吃苦耐劳、忧心忡忡的影像,镇定自若地站在拖拉机和犁过的土地间,令我们钦佩不已。站在拓荒者下面一级云梯上的是其“隶属成员”,他们穿着背心在夏日阳台上看社会主义者报纸《达瓦尔》,是劳动者同盟、先锋队和健康基金会成员,身穿卡其布服装,自愿为公共资金交款,吃色拉就炒鸡蛋和酸奶,严格约束自己,有责任感,生活方式扎扎实实,是土生土长的产品,工人阶级,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别具特色的一罐产品里,是温和的橄榄,“上蓝蓝,下蓝蓝,我们在这里建造港湾,建造港湾”。与这一既定团体相抗衡的是“不隶属者”,别称恐怖主义者,以及住在梅·沙里姆的虔诚的犹太人、仇视犹太复国的极端正统主义者;还有一群混杂的乌合之众,包括行为古怪的知识分子、野心家,以及以自我为中心见多识广的浪迹天涯之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弃儿、个人主义者和犹豫不决的虚无主义者、未曾设法恢复德国生活方式的德国犹太人、亲英的势利小人、富有的法国式黎凡特人,他们具备着我们视为骄横自大男总管的夸张方式。接着是也门人、格鲁吉亚人、北非人、库尔德人和萨洛尼卡人,他们绝对都是我们的兄弟,他们绝对都是大有可为的人类资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需要在他们身上投入大量的耐心和努力。除去这些,还有难民,幸存者,我们对待他们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选择坐以待毙等候希特勒而不愿在时间允许之际来到此地,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却不组织起来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了,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荣耀之事。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要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对过去,倘若我们重提过去的话,那么从《圣经》和哈斯蒙尼时代,我们肯定有足够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不需要用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去玷污它。犹太历史不过是堆负担。(他们总是用意第绪语词汇tsores来形容,脸上流露出厌恶之情,于是孩子意识到这些tsores是某种痼疾,属于他们,而不属于我们。)在幸存者中,有利赫特先生,周围的孩子们管他叫作“百万孩子”,他在马拉哈伊街上租了一间小房子,夜间睡在床垫上,白天卷起铺盖做“干洗和蒸汽熨烫生意”,总是耷拉着嘴角,露出轻蔑和厌恶神情。他习惯性地坐在小店门口等候顾客的来临,每当邻居家的孩子经过时,他总是朝一旁吐口唾沫,噘起的双唇间挤出几句话:“百万孩子被他们杀了!你们这样的小崽子!屠杀了他们!”他说此话时,并非含着悲伤,而是带着仇恨,憎恶,仿佛在诅咒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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