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妻子范妮·沃尼克（自结婚之日起，她就不可避免地以“我亲爱的琪波拉”著称，或者是在客人面前以“克劳斯纳夫人”著称），把他们在敖德萨里米斯里纳亚的家变成某种社交俱乐部和聚会场所，招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文人墨客。约瑟夫伯伯总是流露出酷似孩子般的喜悦。即便他谈及他的忧伤、他深深的孤独、他的敌人、他的痛楚和疾病、非墨守成规者们的悲剧命运、他整个人生中不得不遭受的不公和屈辱，也在两只圆眼镜片后潜藏着压抑的快乐。他的一举一动，他明亮的眼睛，他粉红色的婴儿面颊放射出兴高采烈、乐天达观的活力，那是一种对人生的肯定，近似于快乐论。“我又是一夜没有合眼，”他对每一位客人都这么说，为我们民族忧心忡忡。为我们未来的恐惧，我们有些发育不全的领导人那狭隘的视角，在黑暗中压在我心头，比我本人的问题更要沉重，更别说我的痛苦，我气短，我患有可怕的偏头疼。”（要是你把他的话当真，那么他至少在二十世纪早期到1958年去世为止没有一刻会闭上眼睛。）1917年到1919年，克劳斯纳在敖德萨大学当讲师，后成为那里的教授。列宁的十月革命后，红白双方的血腥内战使得敖德萨已经易主。1919年，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加上伯伯年迈的母亲、我的曾祖母拉莎凯拉·布拉兹从敖德萨启程到雅法，乘坐的是“鲁斯兰号”。那是战后第三代阿里亚移民高峰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五月花”。那年的哈努卡节，他们就住在耶路撒冷的布哈拉人居住区。
然而，我祖父亚历山大和祖母施罗密特以及我爸爸和他的哥哥大卫却没有前往巴勒斯坦，尽管他们也是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生活条件在他们看来非常亚洲化，于是他们动身去了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纳。爸爸及其父母1933年抵达耶路撒冷，那时，维尔纳的排犹主义已经升至对犹太学生采取暴力活动。我的亲伯伯大卫是个执着的欧洲人，他迟迟没有行动，那时的欧洲似乎只剩下我的家人和他们那样的犹太人。其他的人都是泛斯拉夫人、泛日耳曼人，或者只是拉脱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爱尔兰人或者是斯洛伐克爱国主义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欧洲的惟一欧洲人就是犹太人。我爸爸经常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三个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比如说，犹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黑山人），但即使在那里，也居住着一群明显的南斯拉夫人；即使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里，有俄国人，有乌克兰人，有乌兹别克人和楚克奇人和鞑靼人，在他们当中有我们的同胞，一个苏维埃民族里的真正成员。而今欧洲彻底改变了模样，而今的欧洲从这面墙到那面墙满是欧洲人。顺便提一句，在欧洲，墙壁上的涂鸦也发生了变化。爸爸年轻待在维尔纳时，欧洲的每面墙壁上写着“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去”，五十年后他到欧洲旅行，墙壁上都在呐喊：犹太人滚出巴勒斯坦”。
约瑟夫伯伯花费多年时间撰写论拿撒勒耶稣的巨著。令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均为震惊的是，约瑟夫伯伯在这部巨著中，声称耶稣生为犹太人，死为犹太人，从未打算开创一种新教。而且，他把耶稣视为最出类拔萃的犹太道德主义者。阿哈德·哈阿姆恳请克劳斯纳把类似这样的句子删去，避免在犹太世界里酿成巨大丑闻。当此书1921年在耶路撒冷发表时在犹太人和基督徒当中委实引起轩然大波：极端主义者指控他“从传教士那里收取了贿赂，为彼人大唱赞歌”；而基督教圣公会在耶路撒冷的传教士却要求大主教将《拿撒勒的耶稣》一书的英文译者、丹比博士解职，因为该书“受到异端邪说污染，把我们的救世主描绘成某种改革拉比，描绘成凡人，描绘成与基督教一点没有关系的犹太人”。约瑟夫伯伯主要因这本书以及几年后与之相应的续篇《从耶稣到保罗》，赢得了国际声誉。一次，约瑟夫伯伯对我说：“宝贝儿，我想象得到，在学校他们教你们憎恨可悲又杰出的犹太人，我只希望，他们没教你们每次经过背负着十字架的他时都要吐唾沫。等你长大后，宝贝儿，读读《新约》，不管老师怎么说，你会发现此人乃我们肉中之肉，骨中之骨，他是某种行神迹奇事之人，是犹太人的虔诚派教徒，尽管他确实是个梦想家，缺乏任何政治领悟，然而，他在犹太名人圣殿中拥有一席之地，与同样被开除教籍的斯宾诺莎不相上下。你知道吗，谴责我者乃昨日犹太人，目光狭隘，没用的可怜虫。可你呢，我的宝贝儿，万万不可像他们那样一事无成，一定得读好书，读书，读书，再读书！现在，请你去问问克劳斯纳夫人、亲爱的琪波拉伯母我的护肤霜、擦脸油在什么地方，请告诉她是旧擦脸油，因为新的连喂狗都不合适。你知道吗，我的宝贝儿，非犹太人语言中所说的‘救世主’和我们所说的弥撒亚之间的巨大区别是什么？弥撒亚只是受膏油者：《圣经》中的祭司和国王都是弥撒亚，希伯来语单词‘弥撒亚’完全是个平凡的日常词语，与擦脸油一词密切相关——不像异族人语言，把弥撒亚称为‘救世主’和‘耶稣基督’。可你是不是太小，理解不了这些？若是这样，现在就跑去问你伯母我让你找她要什么。是什么东西？我又不记得了。你记得吗？若是记得，让她仁慈地给我泡杯茶，正如拉夫·胡纳在《巴比伦塔木德》中《逾越节》篇里所写的那样，‘无论主人命你做什么，除非命你出去’，我的版本则是‘除非茶叶’。我当然只是在开玩笑。快去吧，我的宝贝儿，不要再窃取我的时间了，大家都来占用我的时间，没有意识到每时每刻都是我个人的财富，它就这样消失了。”到耶路撒冷后，约瑟夫伯伯在希伯来语言委员会做秘书，1925年希伯来大学建立后，他被任命为希伯来文学系主任。在这之前他希望并且期待让他去负责犹太历史系，要么至少去主管第二圣殿时期历史的教学，但是“大学里的大人物，从其德意志高处，小瞧我”。在希伯来文学系，用约瑟夫伯伯自己的话说，他感觉到自己像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因为他遭到阻碍，不能推动整个欧洲大陆前进，在遭到放逐的小岛上，他肩负着推动某种进步和井然有序秩序的使命。过了约莫二十年，才设立了第二圣殿时期（公元前536年到公元70年）历史系主任一职，约瑟夫伯伯终于前去主管这一学科，也没有放弃希伯来文学系主任的职位。“吸取异族文化，将其融入吾民族与人类之血肉，”他写道，这是我平生为之奋斗的理想，至死不会放弃。”他带着拿破仑式的激情，在别处写道：“要是我们民族渴望统治自己的国土，那么我们的子孙需要钢铸铁炼！”他经常指着起居室餐具柜上的两座青铜塑像——盛怒而充满激情的贝多芬和身穿庄严制服、紧闭坚毅双唇的杰伯廷斯基——对客人们说：“个体精神确如民族性格——二者均蓬勃向上，均桀骜不驯，摒除虚幻。”他非常喜欢丘吉尔式的表达方式，像“我们的血肉”，“人类的与民族的”，“理想”，“我把最好的年华都用之奋斗”，“我们不让步”，“以弱抗强”，“与同龄人格格不入”，“后来者”和“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1929年，塔拉皮尤特遭到阿拉伯人袭击，他被迫逃离。他的家，与阿格农家一样，遭到抢劫与焚烧，他的图书室，像阿格农家的图书室一样，遭到严重毁坏。“我们必须对年轻一代进行再教育，”他在《当民族为自由而战》一书中写道，“我们必须赋予其一种英雄主义精神，一种坚定不移的反抗精神……我们的多数老师尚未克服大流散时——无论流亡欧洲还是流亡阿拉伯国家时——那种卑躬屈膝的失败者精神。”
在约瑟夫伯伯影响下，我祖父母也成了新犹太复国主义者杰伯廷斯基，我爸爸实际上更接近于准军事地下武装的理想及梅纳赫姆·贝京的自由党。然而贝京实际上令心胸宽大、世俗化了的敖德萨杰伯廷斯基产生了较为复杂的情感，且夹杂有某种加以控制的优越感。由于贝京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小村庄，易动感情，所以在人们眼中显得有几分庸俗或者说土气，但他无疑是位勇敢而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尽管他也许够不上世界级的人物，不太具有足够魅力，缺乏诗味，缺乏伟人气质，但他精神高尚，有几分悲剧性的孤独特征，颇具雄狮与苍鹰特征的领袖风范。杰伯廷斯基在谈到民族复兴后以色列和各民族的关系时写道：“如同一只雄狮面对群狮”。贝京看上去不太像雄狮。就连我爸爸，尽管叫阿里耶，在希伯来语中是雄狮的意思，也不是雄狮。他是个目光短浅、笨拙的耶路撒冷学者。他没有能力成为一名地下战士，但是通过偶尔为地下工作撰写英文宣言，为斗争做贡献，在宣言中对“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人”的狡诈虚伪极尽讨伐之功。这些宣言秘密印刷成铅字，由动作敏捷的年轻人夜间贴到周围居住区的墙上，甚至贴在电话线杆上。我也是儿童地下工作者。我曾不止一次，用自己的部队左右包抄，把英国人赶走；经过英勇的海上伏击战，把陛下的军舰击沉；绑架最高司令官甚至国王本人，对他进行军事审判；我亲手把希伯来旗帜在恶意山总督府邸的旗杆上升起（如同美国邮票上的那些士兵在硫磺岛上升起星条旗）。将英国人驱除后，我会和被征服了的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签署协议，建立所谓的文明而富有启蒙色彩的民族阵线，抵挡（野蛮的）东方浪潮，他们有曲里拐弯的古老文字和短弯刀，他们冲出沙漠，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粗嘎叫声，屠杀、抢劫、焚烧我们。我想长成贝尼尼塑造的大卫像那样的模样，英俊潇洒、头发拳曲、双唇紧绷，约瑟夫伯伯《当民族为自由而战》中的扉页上再次沿用了这幅雕像。我想长成坚强、沉默的男人，声音缓慢，深沉。不要像约瑟夫伯伯那样声音尖利，有点哀怨。我不想让自己的双手长成他那双老太太似的柔软的手。
我的约瑟夫伯伯是个绝妙坦诚的人，满怀自爱与自怜，精神脆弱，渴求认知，充满孩子般的兴高采烈，一个总是佯装可怜的幸福人。他带着某种快乐满足，喜欢没完没了地谈论他的成就，他的发现，他的失眠，他的诋毁者，他的经历，他的书籍、文章和讲座，所有这些无一例外地引起了“世上轰动”；还谈论他的会谈，他的工作计划，他的伟大之处，他的重要性以及他的高尚精神。他曾经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自私自利，娇宠成性，像婴儿一样甜美，像神童一样桀骜不驯。在那里，在曾打算成为柏林花园郊区古耶路撒冷复制品的塔拉皮尤特，一座树木繁茂的宁静小山，红瓦屋顶在绿叶中若隐若现，每座别墅均给著名作家或学者提供了一个平静舒适的家。克劳斯纳伯伯有时会在轻柔的晚风中沿着小街漫步，小街后来便以克劳斯纳的名字命名，他纤细的手臂与琪波拉伯母丰满的臂膀缠绕在一起，琪波拉伯母是他的母亲、妻子、上了年纪的女儿和得力助手。他们迈着小碎步，走过建筑师科恩博格的门口，科恩博格偶尔会招租有文化讲礼貌的房客。死胡同的尽头也是塔拉皮尤特的尽头，耶路撒冷的尽头，定居地的尽头——朱迪亚沙漠那令人生畏的贫瘠山丘从这里延伸开去。远方的死海波光粼粼，如同一盘融化的钢水。
我看见他们站在那里，站在世界尽头，荒野边缘，二人都很纤弱，像两只玩具熊，手挽着手，任耶路撒冷晚风吹拂着他们的头。松涛阵阵，干爽洁净的空气中飘浮着天竺葵花的苦味，约瑟夫伯伯身穿西装外套（他建议希伯来语西装外套一词的说法应该是“夹克拜特”），系着领带，脚穿拖鞋，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逸，伯母身穿一条深色花丝绸长裙，肩上披着一条灰色披肩。死海上方，蓝蓝的摩押山岭覆盖了整个宽阔的地平线，脚下是通往老城城墙的老罗马路，就在他们眼前，圆顶清真寺变成了金色，基督教堂尖塔上的十字架和清真寺旁光塔上的新月旗沐浴在落日的余晖下。城墙本身正变得灰暗沉重，他们可以看见老城上方的守望山，令约瑟夫伯伯感到如此亲切的大学建筑占据了它的顶端；还可看见橄榄山，琪波拉伯母将会葬在橄榄山山坡上，约瑟夫伯伯本人虽希望也葬在那里，但没有得到允许，因为他死的时候东耶路撒冷将被约旦所管辖。暮霭时分的光照得他那孩子般的面颊和高高的前额更加粉红。他双唇上浮动着一丝困惑、有些不知所措的微笑，仿佛一个人敲开一家房门，他本是那里的常客，通常受到热情的款待，但当房门打开后，一个陌生人突然打量他，吃惊地退缩，仿佛在问，你究竟是谁，先生，你究竟来这里干什么？
爸爸妈妈和我会让他们在那里多站一会儿。我们不声不响地与之告别，走到7路公共汽车站，汽车肯定几分钟后就会从拉马特拉海尔和阿诺纳开过来，因为安息日已经结束了。7路公共汽车拉着我们开往雅法路，从那里我们乘3路汽车支线到泽弗奈亚大街，离家还有五分钟的路，妈妈会说：“他没有变化。总说一样的话，一样的故事和奇闻轶事。从我认识他之日起，他就在每个安息日重复自己。”爸爸会说：“你有时有点太挑剔了。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们有时都在重复自己。你也是。”我淘气地加上杰伯廷斯基的一句诗：“用鲜血和zhelezo，我们将升起g ezho。”（约瑟夫伯伯能够滔滔不绝详细讲述杰伯廷斯基怎样遣词造句。显然，杰伯廷斯基在希伯来语中找不到g eza“种族”一词的合适音韵，于是他暂时写俄文词汇zhelezo“钢铁”代替。因此就有了：用鲜血和zhelezo/我们升起一个民族/骄傲，慷慨和强悍”，直等到朋友巴鲁赫·克鲁夫尼克出现，把zhelezo变成了希伯来文词汇y eza，“汗水”：用鲜血和汗水/我们将升起一个民族/骄傲，慷慨和强悍”。爸爸会对我说：“真的。有些事情可开不得玩笑。”妈妈说：“实际上，我想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不该有的。”爸爸会插嘴说：“行了。我们不说了。今天就到这里结束。阿摩司，记住今天晚上你要洗个澡。洗洗头发。不洗，我不会饶过你的。干吗要饶你？你能给我说出不洗头发的理由吗？不能？既然这样，要是你没有任何理由，最好永远也不要犟嘴，从现在开始永远记住这一点：‘我愿意’和‘我不愿意’不是理由，只能将其定义为自我纵容。顺便说一句，定义’一词来自拉丁文‘结束’，限定’，每下一次定义表示在两者之间划分一条界限，把界限里面和界限外面的东西区分开来。实际上它或许和‘防护’一词有关，希伯来词汇也反映出这一特征，‘定义’（哈盖代尔）源于‘隔离墙’一词。现在请把手指甲剪一剪，把所有脏衣服扔进洗衣筐。你的裤衩、衬衣，还有袜子。然后呢穿上睡衣，喝杯可可，上床睡觉。今天就这么着了。”
有时，离开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家后，倘若时间不是太晚，我们会逗留二十来分钟或半个小时，拜访一下小街对面的邻居。我们像做贼似的潜入阿格农的住宅，没有告诉伯父母我们要去哪里，免得他们不舒服。我们去7路公共汽车站时，有时会邂逅从犹太会堂出来的阿格农先生。他会使劲儿拉住爸爸的胳膊，警告他说，要是他，即我爸爸，拒绝拜访阿格农的家，不让它一睹女士芳容，它，也就是说阿格农的家，则无缘享见她的风采。这样阿格农就给妈妈的双唇带来了微笑，爸爸会答应，说：“好啊，但只去几分钟，请阿格农先生原谅，我们不能久留，我们得回凯里姆亚伯拉罕，孩子累了，明天早晨还要去上学。”“孩子一点也不累。”我说。阿格农先生说：“请博士先生听听，乳臭未干的孩童口中证明了力量。”阿格农的住宅坐落在柏树环抱的一个花园里，但为了安全起见，它背向街道而建，仿佛把面庞藏在了花园里。你在路上可看见四五个狭长的窗子。你通过掩映在柏木中的大门走进，沿屋旁一条铺设的小径行走，攀上四五级台阶，在白色屋门前按响门铃，等候主人开门，等候邀请你右转身，登上半黑的台阶，走进阿格农先生的书房。从书房可去铺就而成的巨大屋顶平台，它俯视着朱迪亚沙漠和摩押山；不然就向左转，走进一个狭小而凌乱的卧室，卧室的窗子凝视着空旷的花园。阿格农住宅从来不会充满日光，总是处在某种黄昏暮霭的笼罩中，飘着淡淡的咖啡和奶油茶点的气味。
也许是因为我们只在安息日结束之前的傍晚才去拜访，至少直至三星出现在窗前他们才开灯。或许灯是开着的，但是耶路撒冷的电灯光是如此昏黄，有些吝啬，也许就是阿格农先生在节约用电，也许是停电了，那光是煤油灯光。我至今仍然记得那种忽明忽暗，实际上我几乎可以触摸到它，窗子护栏似乎将它囚禁起来，使之更加突出。造成忽明忽暗的原因现在难以说明，甚至那时就难以说明。不管是什么原因，无论阿格农何时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那书，仿佛一群拥挤的崇拜者，身着破旧的黑色衣裳，而阿格农的形体投下不止一个影子，是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影子。这就是他在我的孩提记忆里所留的印象，至今他在我心目中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在忽明忽暗中摇摆，走路时身边有三四个分离开的影子晃来晃去，那影子在他前面，右面，身后，头顶，或是脚下。偶尔，阿格农太太用一种威严尖利的声音说些什么，有一次，阿格农先生把头微微歪向一边，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对她说：“有客人在场时请允许我在自己家里做一家之主。一旦他们走了，你立刻就做女主人。”我清清楚楚记住这句话，不只因为它所包含着令人意想不到的中伤（而今我们将其界定为颠覆性的），而且主要由于他所使用的“女主人”一词在希伯来文中非常罕见。多年后当我读到他的短篇小说《女主人和小贩》时，我再次偶遇此词。除阿格农先生，我从来没有遇到任何人使用“女主人”一词表达“家庭主妇”的感觉，尽管在说“女主人”时，他的意思不是指家庭主妇，而是略有不同。难以知晓，毕竟，他是位拥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影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