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当他终于和痛苦万状的奶奶施罗密特一起抵达耶路撒冷时，他不再写诗，专心致志地经商。几年间，他把从维也纳进口的前年流行服装，成功地卖给向往欧洲情趣的耶路撒冷妇女。但是最后，另一个比爷爷精明的犹太人出现了，开始从巴黎进口去年流行的服装，爷爷和他的维也纳服装于是告败。他被迫抛弃生意，抛弃对服装的爱，开始为耶路撒冷供应霍伦洛德兹亚生产的针织品，还有拉马特甘一个小商号的毛巾。失败与贫困，使在他生意兴隆时期弃他而去的缪斯女神重新回到他的身旁。他又一次在深夜把自己关进“书房”，用俄语撰写热情澎湃的诗章，赞美希伯来语言的辉煌，赞美耶路撒冷的魅力——它不是贫困、乌烟瘴气、热得令人窒息的狂热者们的城市，而是街上散发着没药与乳香气息的耶路撒冷，上帝的天使在它每座广场上飘动。这里我以《皇帝的新装》故事里那个勇敢的小男孩的身份，走入一幅画面，用金刚怒目的现实主义攻击爷爷所写的诗：“你现在在耶路撒冷住了多年，你清清楚楚地知道街道是用什么铺的，锡安广场上究竟飘着的是什么，那么你为什么总写不存在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写一个真实的耶路撒冷?”爷爷亚历山大对我莽撞的话语大光其火，脸色一下子从令人愉快的粉红变得通红锃亮，用拳头敲着桌子，吼道：“真实的耶路撒冷? 像你这样的尿床娃娃竟然知道什么真正的耶路撒冷?真正的耶路撒冷就是我诗中所写的那样!”“你还要用俄语写到什么时候，爷爷?”“你什么意思，傻瓜，你这个尿床的小家伙?我用俄语算术!我用俄语骂我自己!我用俄语做梦!我甚至——”(可奶奶施罗密特确切地知道他下面该说什么了，便打断他：“你怎么回事?你疯了吗?你瞧瞧孩子就站在那里呢!”)“你还想回俄国吗，爷爷?去拜访一下?”“已经没了!”“什么已经没了?”“什么已经没了，什么已经没了——俄国已经没有喽!俄国死了。有斯大林，有捷尔任斯基，有叶卓夫，有贝利亚，有座大监狱，有集中营和刽子手！”“但是你肯定还是有点爱敖德萨的吧?”“咳。爱，不爱——有什么区别。
鬼知道！”“你不想再看见它吗？”“咳，嘘，尿床的小东西，不说了，啊？”一天，令举国皆惊的挪用公款和腐败的一个丑闻曝光，在他的书房里喝茶吃蛋糕的当儿，爷爷给我讲了他十五岁那年在敖德萨时，把“自行车骑得飞快”：我有一次拿着一份急件，一份通知，送到热爱锡安委员会成员利连布鲁姆那里。”(利连布鲁姆不仅是个著名的希伯来文作家，还在敖德萨热爱锡安组织里担任财务主管这一荣誉职位。) “他，利连布鲁姆，的确是咱们的第一任财政部长。”爷爷向我解释说。在等候利连布鲁姆写回信时，这个经常出没游乐场所的年仅十五岁的年轻男子拿出香烟，伸手拿客厅桌上的烟灰缸和火柴盒。利连布鲁姆迅速抓住爷爷的手，拦住他，接着走出房间，一会儿回来时，手上是从厨房里拿来的火柴盒。他解释说客厅里的火柴是用热爱锡安组织的经费买的，只在委员们开会时用，只能给委员们使用。“因此，你瞧，在那时候，公家的东西就是公家的，不是谁都可以用的。不像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过了两千年终于建立了一个国家，让人家去偷。在那时候，每个孩子都懂得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无主财产，什么不是，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然而不总是这样。
一次，大概是五十年代末期，发行了一张面值十里拉的精美钞票，上面印有诗人比阿里克的照片。当我攥着我的第一张比阿里克钞票，径直走到爷爷家里，给他看看国家如何尊敬他在年轻时代就认识的人。爷爷确实非常激动，双颊染上了喜悦的红晕，他把钞票翻过来掉过去，举到灯泡底下，仔细查看比阿里克的照片。(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在朝爷爷顽皮地眨眼，似乎在说“咳?”)爷爷眼里闪动着小小的泪花，可是当他沉醉于精神快乐时，把新钞票折起来，塞进了夹克衫的内兜里。十个里拉那时是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像我这样的基布兹人。我惊呆了：爷爷，你在干什么呢?我只是把它拿来给你看看，让你高兴高兴。你过一两天，肯定会有自己的。”“咳，”爷爷耸耸肩膀，“比阿里克欠我二十二个卢比。”话说敖德萨，爷爷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年时，爱上了一位令人敬重的姑娘叫施罗密特·列文。施罗密特喜欢舒适的东西，喜欢上层社会。她热衷于款待社会名流，与艺术家交友，过“文化生活”。那是场可怕的恋情：她比她的小型卡萨诺瓦大八九岁，而且她碰巧是他的嫡表姐。
最初，惊愕不已的家庭不愿听到成熟女子和小男孩之间有什么婚姻联系。不光是二人年龄差距大，有血缘关系，而且，小伙子没有受过可赢得功名的教育，没有固定职业，除倒买倒卖之外没有固定收入。除这些灾难之外，还有一点尤为重要，沙俄法律禁止嫡表亲通婚。根据照片，施罗密特·列文——拉莎凯拉·克劳斯纳(娘家姓布拉兹)姐姐的女儿，是个身材结实肩膀宽阔的年轻女子，不是特别漂亮，但是文雅，高傲，并保持得体的严肃和克制。她头戴软毡帽，精致地在额头上分出一条线，右帽檐耷在整齐的头发和右耳上，左帽檐的翘起部分像船尾，亮晶晶的女帽饰针把一小束水果别在帽前，左边插着的一根羽毛骄傲地在水果上，帽子上，以及所有这一切之上舞动，像傲慢自大的孔雀尾巴。女士左臂上戴一只时髦的山羊皮手套，拎着个长方形的皮手包，右臂紧紧地和年轻的亚历山大爷爷的胳膊交织在一起，而她的手指，也戴着手套，轻轻地在他黑大衣袖子上盘旋，不加掩饰地触摸他。他站在她右边，衣着整洁，笔挺，装扮得漂漂亮亮，尽管厚鞋底增加了他的高度，尽管他头上戴着顶霍姆堡毡帽，但他还是显得比她瘦小。他年轻的面庞严峻，坚毅，近乎忧郁。他悉心修饰的胡子驱不掉脸上孩子般的稚嫩。他的眼睛狭长，忧郁。他身穿一件文雅宽大带垫肩的半长大衣，上过浆的白衬衫，戴一条丝领带，右胳膊上夹着甚至摆动着一只时髦的拐杖，杖柄上雕刻着花纹，金属包头发着光，在旧照片里，它像剑锋一样闪亮。
震惊了的敖德萨对这对罗密欧与朱丽叶持反对态度。两位母亲，她们是一对姐妹，投身于一场世界大战之中，它以指控犯罪开始，又以无尽的沉默宣告结束。于是爷爷把他那一点点积蓄提取出来，四处倒卖货物，一个卢比一个卢比地攒，两个家庭都愿意出点血，只要把丑闻从眼前和心中驱走。我的爷爷奶奶，一对为情所困的表兄妹，像成百上千的俄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那样，启程前往美国。他们打算在纽约结婚，得到美国国籍，要是那样的话，我可能会出生在美国布鲁克林，纽沃克，新泽西，撰写洋洋洒洒的英文小说，反映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移民们的感情和压抑，以及他们饱尝痛苦的后代们那神经质的苦难经历。但是，在纽约和敖德萨之间某地，在黑海或是西西里海岸线，要么就是当他们在黑夜中平稳地向直布罗陀海峡那闪烁的灯火行进，或许他们的爱之船正在驶过消失了的大西洋大陆时，在轮船甲板上，发生了又一幕戏剧，情节陡转，爱情又抬起了令人生畏的龙首：春日里，少年之心，为爱思悠悠。长话短说。我爷爷，那个年龄尚未满十八岁的准新郎又一次坠入爱河，如醉如痴，惊心动魄，死去活来，就在轮船的舱房里，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另一个船客，据我们所知，也比他大上十来岁。但是施罗密特奶奶，我们家就是这样一个传统，从未产生放弃他的念头。她立即揪住他的耳垂，握紧拳头，夜以继日丝毫没有放松，直至纽约的拉比按照摩西和以色列律法为他们主持了婚礼。(“揪住耳朵，”我们大家会兴高采烈地叽叽咕咕，“她一直揪住他的耳朵，直至举行了婚礼。”有时他们说：“直至举行婚礼?她从未放弃过他。直至她生命的尽头，甚至比尽头还要长，她紧紧抓住他的耳朵，有时拽拽。”)接着，巨大的谜团随之而至。一两年之内，这对怪异的伴侣再次支付旅途费用——或许他们的父母又帮了他们——登上另一艘轮船，头也不回地回到了敖德萨。简直是闻所未闻。从1880年到1917年，两百万犹太人从东方移民到西方，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定居美国，除了我的祖父母返程外，其他人做的都是单程旅行。可以想象，他们是惟一的乘客，因此我感情充沛的爷爷无人所爱，在整个回返敖德萨的路上，他的耳朵安然无恙。为什么回去? 我从来没有从他们那里索取到清醒的答案。“奶奶，美国怎么那么不好呢?”“没什么不好。只是太拥挤了。”“拥挤?美国拥挤?”“那么多人生活在那么小的一个国家里。”“谁决定回去的，爷爷，是你还是奶奶?”“咳，这是什么话?你问什么呢?”“你们为什么决定离开?你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喜欢。咳，怎么，到处是马，还有红色印第安人。”“红色印第安人?”“红色印第安人。”除此之外，我从他那里什么都掏不出。
这里是爷爷另一首诗的译文，也是用俄语写的，叫作《冬天》：春天已远，只有冬日，风暴狂怒，黑天沉沉，我阴郁的心没了欢乐与喜悦，我想哭，但泪已干。我灵魂疲惫，精神凄然，心如头顶上苍天看不到光线，我韶华已逝，春天和爱的欢乐，去而不返。1972年我第一次到纽约后，我寻找，并找到一个样子像美国印第安人的妇女。记得她正站在列克星顿和第五十三街的拐角散发传单。她既不年轻，也不老，颧骨宽大，身穿一件老头穿的外衣，披着件披风抵御刺骨的寒风。她递过来一张传单微笑着，我接过来谢谢她。“爱情在等待着你。”它承诺，在单身酒吧地址下写着，“不要再耽搁了。现在就来。”
在1913年或1914年摄于敖德萨的一幅照片里，我爷爷打着蝶形领结，灰色帽子上飘着亮闪闪的丝带，三件套西装，从敞开的西装外套里，露出一道闪亮的银线，穿过扣得紧紧的马甲，显然是根怀表链。黑丝结贴在华丽的白衬衫上，皮鞋油黑发亮。他时髦的手杖刚好夹在胳膊肘下，像平时一样悬在那里。他右手拉着一个六岁男孩，左手牵着一个四岁的漂亮女孩。男孩长着一张圆脸，精心梳理过的一缕头发令人喜爱地从帽下探出头，沿额头形成一条线。他身穿一件高贵的双排扣类似军服的外套，扣子又白又大。外套底下露出短裤，一窄条雪白的膝盖隐约可见，随即被似乎用袜带吊着的白色长袜覆盖。小姑娘朝摄影师微笑。那神态好像意识到了自己的魅力，故意对着照相机镜头表现自己。她柔软的长发披到肩膀，舒服地散落在大衣上，整整齐齐地右分。她圆圆的脸庞丰满而快乐，双眼细长，有点斜视，像中国人的样子，圆润的嘴唇微笑着。她在裙子外面穿一件双排扣的小外套，在各方面都与哥哥相像，只是小了一号。脚上的鞋子引人注目地装着可爱的弓形扣。照片里的男孩是我的伯伯大卫，人们总管他叫兹尤兹亚或者兹尤兹因卡。女孩呢，那个迷人而卖弄风情的小女人，小姑娘，是我的爸爸。从婴儿到七八岁——尽管有时他告诉我们说直至他九岁——施罗密特奶奶经常在外层给他穿带领子的裙子，要么就是穿她自己给他做的百褶裙或者直裙，经常穿女孩穿的红鞋。他那一头迷人的长发泻到肩头，系着一只红、黄、浅蓝或者粉色的蝴蝶结。每天晚上，母亲用香气扑鼻的溶液给他洗头，有时早晨再洗一遍，因为夜间油脂出了名地损害头发，剥夺头发的活力、光泽，成为孕育头皮屑的温室。她给他的手指戴上小戒指，给他胖乎乎的小胳膊戴上手镯。当他们前去游泳时，兹尤兹因卡——大卫伯伯——和爷爷亚历山大到男更衣室去换衣服，而施罗密特奶奶和小利欧尼赫卡——我爸爸——径直走进女浴室，在那里浑身上下打一遍肥皂，是啊，那里，也是在那里，专门请到那里，洗两遍澡。是施罗密特奶奶生下兹尤兹因卡后，铁了心要生个女儿。她得知没生下女孩后，立即决定，她自然有不容置疑的权利把这个孩子，她骨中之骨、肉中之肉，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选择和品位抚养，这世上任何力量也没有权利干预并命令她罗尼亚或者利欧尼赫卡的教育、打扮、性别和举止。
亚历山大爷爷显然没有找到理由反叛。关在小房间里，置身于自己的小天地，爷爷享受着一种相对的自治，甚至允许他去追求个人志趣。与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王子一样，他从未想过干蠢事而遭人耻笑，不想对他小人国领地四周的强大邻国进行内政干预而影响自己岌岌可危的主权。至于我爸爸，他从来没有抗议。他很少回忆和女人一起洗澡以及其他女性体验，除非他打算和我们开玩笑时才这么做。可是他的玩笑在我看来永远像目的宣言：瞧一瞧，看一看，像我这样严肃认真的人是如何为了你们而乱了方寸，主动逗你们发笑。母亲和我通常冲他微笑，仿佛在感谢他的付出。而他，激动，几乎感人地把我们的微笑解释成继续逗我们乐的邀请，他会主动给我们讲两三个我们已经听过上千遍的笑话，讲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火车上的故事，讲关于斯大林和叶卡捷琳娜女皇会晤的故事，我们都已经笑出了眼泪，而爸爸为把我们逗乐了而沾沾自喜，又大讲斯大林在公共汽车上坐在本古里安和丘吉尔对面，讲关于比阿里克和另一个希伯来语诗人史龙斯基在天堂相会。当他讲史龙斯基和一个女孩幽会时，母亲温柔地对他说：“你今天晚上不做点工作吗?”要么就是：“别忘了你答应要在孩子睡觉前和他一起贴邮票。”一次他对客人们说：“妇人之心!伟大的诗人们尝试反映其内在秘密的努力算是白费了。瞧，席勒曾在哪儿写过，万物中没有比妇人之心更为深邃的秘密了，没有女人曾经或将要向男人显露整个女性的神秘世界。其实他尽管问我好了——毕竟，我曾在那里待过。”有时他用某种并不可笑的方式开玩笑：“当然，我有时追逐裙钗，像多数男人那样，甚至更甚，因为我过去拥有自己足够的裙钗，忽然间她们都离我而去。”有一次他这样说：“要是我有女儿的话，她一定会是个美人。”他还加了一句：“将来，在未来的一代，性别差异将会缩小。这一差异总的来说是个悲剧，但有朝一日它可能蒸发，但那只不过是个错误的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