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迈的贝尔纳说得累了，让我们第二天接着听下去。到了预定时间，我们催促他践约，他继续叙述如下：

    这个时期在我的生活中标志着一个新阶段。在圣赛韦尔，我沉迷在爱情和学习中。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这两点上。一到巴黎，一道厚帷幕就在我眼前升起，几天内由于浅陋无知，我对无论什么都不感到惊异。我把舞台上出现的所有演员都看得异常了不起，但我同样过高估计，我不久就能轻而易举地同这种理想的力量相匹敌。我大胆而自负的天性处处遇到挑战，却没有遇到障碍。

    我下榻的那层楼不是我叔叔和堂妹居住的那一层，此后，我绝大部分时间要在神甫身边度过。对于我的处境在物质上的优越，我丝毫没有冲昏头脑；看到许多人境况很成问题，十分拮据，我开始感到自己处境的舒适。我理解了我的家庭教师出色的人品，我的仆人的尊敬对我不再显得不合适。我享受到自由，随便花钱，年轻力壮，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我没有沉沦，哪怕是嗜上赌博，其实这还是蛮适合我的好斗本能的。正是我对一切的无知使我杜绝一切；无知使我过分疑虑，而神甫眼光深邃，明白要为我的行动负责，善于巧妙地利用我不轻信人的野性。对于那些于我有害的东西，他便加强我这种秉性，反之则消除它。随后，他在我周围安排正当的娱乐，这些娱乐并不代替爱情的欢乐，但却减弱它造成的伤口的痛楚。至于挥霍浪荡的诱惑，我一无所知。我过分高傲，我觉得不如绝代佳人爱德梅的女人，不值得追求。

    晚餐时我们会聚在一起，晚上我们到上流社会去。不久，从房间的一角观察周围情况，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这是我在一年之内也无法推测和研究到的。我相信，我以前丝毫不了解社会，因为是隔开一段距离去观看的。在我的头脑和占据别人头脑的事物之间，建立不起任何明确的联系。一旦我处在这片混乱当中，混乱就被迫在我面前变得秩序井然，让我了解它的大部分因素。这条引导我通向生活的道路，我记得，从出发点开始，就并不是毫无魅力的。我没有什么要求索，要希冀，要从社会利益中博取的；好运自动找上门来。一个美好的早上，它把我从深渊中拉出来，让我坐在鸭绒被上，成为家庭里的一个孩子。别人的忙乱在我眼里只觉得好玩。我的心只通过神秘的一点，即我对爱德梅的爱情与未来休戚相关。

    那场病不仅没有减弱我的体力，反而锻炼了我的体力。我不再像一头昏昏欲睡、身子沉重的野兽，消化使它变得疲惫无力，而疲惫又使它变得昏头昏脑。我感到肌肉纤维在震颤，从我心灵里发出闻所未闻的和音；我惊异地发现自身的能力，而我却久久没想到运用一下。我善良的亲戚们对此感到欣喜，却不显出惊奇。他们对我早就作了原则上友好的预测，似乎他们平生没有别的事，只有驯服野蛮人。

    神经系统在我身上发展完备了，我在后半生为此经常付出剧痛的代价，以报答它给我的享受和好处；它尤其使我多情善感。这种感受外界事物作用的能力，由一种强大的肌体所支撑，而只有在动物或野蛮人身上才能找到这种能力。我惊异于别人肌体能力的衰退。那些戴眼镜的男人，那些身上的香水味因烟草味而减弱的女人，那些早衰的老人，未到老年便耳聋、得了痛风症的人，他们都令我难受。在我看来，上流社会是个医院，当我以健全的体魄处在这些体衰力弱的人们中间时，我觉得用一口气便能将他们吹到空中，好像吹飞帘籽那样。

    这就使我犯了错误，不幸沉湎在炫耀天生禀赋的愚蠢骄傲之中。这还使我长久忽略他们身上真正的臻于完善之处，这是奢华生活的一个进步。不久，我也去注意别人的无能，这就妨碍我提高到超出我以为今后会低于我的人。我看不出这个社会圈子由庸碌之辈组成，他们的安排非常巧妙，非常稳固，想插足其中，必须成为身体力行者。我不知道这个圈子中大艺术家的角色和熟练工人的角色之间没有中介地盘。然而，我两者都不是，说实话，我的所有想法一直没能摆脱陈规，我的全部力量像别人一样，只用于勉为其难地按常规去做。

    因此，过了几个星期，我对这个社会圈子就从极端赞赏转到极其藐视。一旦我了解它的原动力的作用，我便觉得这些动力受到虚弱的一代人可怜的推动，我的老师们会白白等待，虽然他们毫无党察。我没有觉得受到主宰，也没有力图消溶在这群人之中，而是想像只要我愿意，便能主宰这些人；我暗地里胡思乱想，回忆起来都要脸红。如果说我没有变得极其可笑，那是由于这种虚荣心在起作用：我担心表现出来会损害自己。

    当时，巴黎展现的景象我不想向你们描绘，因为你们不用说在目击者以通史或专门回忆录的形式描绘的出色图景中，孜孜不倦地研究过多次。况且，这样的描述超出了我叙述的范围，我只答应向你们叙述我在精神和哲理方面的经历的主要事实。为了让你们对我在当时的思想活动有个概念，只消对你们说，在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①，伏尔泰在巴黎获得了最高荣誉，新的政治宗教的预言者富兰克林给法国宫廷内部带来了自由的种子。拉斐特②暗地里在准备他传奇般的远征；大部分贵族青年对时尚、新颖事物、并不危险的异议所固有的趣味趋之若骛。①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于1775年，于1783年结束，为时8年。

    ②拉斐特（1757—1834），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曾援助美国独立战争。1777年7月抵达费城，胜利后才返回法国。

    反对派具有更庄重的形式，在年老的贵族身上和议员那里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联盟的精神重新出现在这些老朽贵族和傲慢的官吏的行列中，这些官吏在形式上还支撑着摇摇欲坠的王朝，同时给启蒙哲学的渗透以大力帮助。社会上的特权阶级由于不满国王对他们的限制，竭力促成他们的特权即将来临的崩溃。他们在立法原则中提高他们子孙的地位，想像着要建立一个新王朝，那时，人民会促使他们重新处于比王位更高的地位；正因如此，在巴黎声名最煊赫的沙龙里，表现出对伏尔泰最高的赞赏，对富兰克林最热烈的好感。

    这样异乎寻常的进程，必须说，是人类精神并非自然而然就具有的，它给路易十四宫廷人与人之间冷漠矫饰的关系以全新的推动，注入易起磨擦的活跃因素。它给摄政时期①的轻浮举止掺入严肃的形式，充实的外表。路易十六时期淳厚而平凡的风俗算不了什么，也不能给人以丝毫东西；从来没见过这样板起脸孔说废话，这样多空洞的格言，这样多自炫其美的才智之士，这样多的言论和行动相脱节，当时在所谓开明的阶层中这类现象比比皆是。①指法国1715至1723年路易十五未成年时由菲利普?德?奥尔良摄政的时期。

    必须对你们提起这一点，才能让你们明白，我起初对一个表面上这样无私、大胆、热烈地追求真理的社会圈子十分赞叹，继而对如此多的装模作样和轻挑，对如此滥用最神圣的字眼和信念感到厌恶。在我这是真情实感；我在哲学方面的热情，当时所谓崇尚理性的刚兴起的自由情感，都建立在不可变更的逻辑基础上。我很年轻，体格健壮，也许这是头脑正常的首要条件；我的学习并不紧张，但很扎实；老师向我提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容易消化的食物。我所知道的一点东西足以使我看到，别人不是不学无术，就是在互相欺骗。

    起初，到骑士那里的人并不多。他是杜尔果①和几个显赫人物童年时的朋友，从不与他那个时代的纨绔子弟们来往；他在战争中表现出色，随后明智地生活在乡下。他的社会圈子由几个庄重的穿袍贵族、几个老军人和几个本省的领主组成，这些年老和年轻的领主像他一样，由于拥有殷实的财产，每隔一年就要到巴黎去过冬；不过，他虽跟更显赫的社会圈子保存疏远的关系，但爱德梅一出现在那里，她的美貌和优雅举止便受到注意。作为独生女，相当富有，她受到一些有身份的家庭主妇的追逐，她们类似高等媒婆，总是保护着几个负债的年轻人，他们要靠外省人家来建立家庭。后来，大家知道她是一个几乎泯灭的名门望族的后裔德?拉马尔什先生的未婚妻，便格外欢迎她，久而久之，她为父亲的老友选择的小客厅，对那些有身份地位的才智之士和具有哲学头脑的名媛淑女来说，变得太狭小了，他们渴望了解这位年轻的公谊会女教徒，或者贝里的萝丝（这是当时的一位名媛给她起的名字）。①杜尔果（1727—l781），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主张自由贸易。

    爱德梅至今还未为这个社会圈子所熟悉，如今这么快就获得成功，丝毫也没使她晕头转向；她的自持力很强，尽管我惴惴不安地窥伺她的一举一动，但我无法知晓她是否对产生这样大的效果洋洋自得。我所能注意到的是，令人赞叹的理智主宰着她的言行举止。她的态度既天真又含蓄，混杂着随便、谦逊和自豪，使她在有口皆碑和最善于引人注目的女子中熠熠生辉；这里应该说，起先，我对这些负有盛名的女人的口吻和衣着不以为然；我觉得她们造作的优雅十分可笑，那种上流社会的装腔作势使我产生难以忍受的傲慢的感觉。我内心十分大胆，不久前举止还十分粗野，在她们身边感到很不舒服，非常窘迫；非要爱德梅责备和告诫我，我才不致深深蔑视那种目光、衣着和媚态中的巴结意味，这种巴结意味在上流社会被称作可容忍的风雅、可爱的讨好人的愿望、和蔼和优雅。神甫赞成我的见解。客厅人走空以后，分手前我们全家在炉火旁待上一会儿。这时，大家感到需要总结一下散乱的印象，告诉亲近的人。神甫同我站在一起，跟我叔叔和堂妹争论。骑士是女性高雅的赞美者，不过很少发表这类言论，作为真正的法兰西骑士，他保卫所有被我们无情抨击的美女。他笑盈盈地指责神甫对妇女的一番议论，认为就像寓言里的狐狸吃不到葡萄那样。我比神甫的批评走得更远；这是一种热烈地向爱德梅转述的方式，表明我多么喜欢她，而不喜欢其他人；但她显得受宠若惊，严厉地责备我热衷于找碴儿，她说，根源在于我目空一切。

    她宽容地保护所有受到指责的贵妇，随后，说真的，一旦我们手捧卢梭的作品，告诉她，巴黎上流社会的妇女神态傲慢，死盯住那些在圣人眼里不可容忍的男人，这时，她便站在我们的意见这一边。当卢梭说话时，爱德梅就无可反驳了；她乐于赞同卢梭的意见，认为一个女人最大的魅力在于能谦逊而明智地倾听严肃的讲话；我总是对她引用这一对比：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有如一个漂亮的孩子，大眼睛充满感情、温柔和细腻感，怯生生地提问，洁难含有深意，为了让她从这幅看来是按她本人描画的肖像中认出自己。我比书上的话走得更远，继续描绘这幅肖像：

    “一个真正出类拔萃的女人，”我钟情地瞧着她说，“要十分练达，从不提出一个可笑的或不合时宜的问题，从不与有才学的人对峙；这样的女人善于保持沉默，尤其是当她面对她可能要嘲弄的笨蛋和可能要侮辱的无知的人；她容忍荒唐的事，因为她坚持不卖弄学识，她留意善行义举，因为她想从中受到教益。她渴望的是了解，而不是传授；她的本领（既然承认交谈需要本领）不在于让两个高傲的见解相反的人凑到一起，急于显示各自的学问，不在于支持讨论一个谁也不希望找到解决办法的论点，以此为在场的人助兴；她的本领在于廓清一切无用的争论，让凡是能及时澄清问题的人都加入进来。从那些人人交口称赞的主妇身上，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才干。在她们家里，我总是看到两个受欢迎的律师和一些膛目结舌的听众，却看不到法官；她们有本领使天才出丑，使平庸的人哑口无言，呆立一旁；大家出门时说：‘口才真棒，’如此而已。”

    我认为自己是对的；我还记得，我对这些女人义愤填膺，因为她们不屑一顾那种自认为有才学却默默无闻的人；这种人正如你们所能想像的，就是指我。另一方面，至今我毫无成见，虚荣心没受伤害，但仍然这样想：我确信这些女人对公众喜爱的人有一套奉承的本领，这更像一种幼稚的虚荣心，而远远不像真诚的赞赏或坦率的好感。她们宛如谈话时的出版商，坚起耳朵谛听，向听众威严地示意，要毕恭毕敬地倾听出自名人之口的蠢话，而她们却压下哈欠，听到每一句话都弄响扇骨，不管说得多么出色，只要这句话没有盖上一个名流的印记。我不知道19世纪的才女的神态；我甚至不知道这种人是否还存在：我已有三十年没到上流社会去；至于过去，你们可以相信我关于她们的话。有五六个女人我觉得委实可憎可恶。其中一个很幽默，乱说俏皮话，这些俏皮话随即被贩运到所有沙龙去，一天之内我得听到重复二十次；另一个看过孟德斯鸠的作品，并且对最老的法官侃侃而谈；第三个会拙劣地弹奏竖琴，不过得承认，她的手臂是法国最美的；必须忍受她的指甲在琴弦上刺耳的拨弄，才能让她怯生生地、稚气地脱下手套。别的几位我怎么说呢？她们在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方面争奇斗胜，而每个男人都会幼稚地同意甘愿受她们的欺哄。只有一个真正标致，一言不发，举止的慵倦令人赏心悦目。她竟然感到我很优雅，因为她毫无才学；但她以此为荣，以令人别扭的天真同别人比美。有一天，我发现她很尖刻，便开始憎恶她。

    惟有爱德梅焕发出诚挚纯真的自然妩媚的光彩。她坐在德?马莱塞尔伯①先生身旁的沙发上，同我多少次在夕阳下，帕希昂斯茅屋门口的石凳上所凝望的她一模一样。①德?马莱塞尔伯（1721—1794），法国政治家，曾庇护启蒙运动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