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然，在此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俄国试验的具体结果进行检验，但是却有必要提及一些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细致的专门性调查，尤其是布鲁思卡斯的研究成果。此刻，我们仅仅关心更一般的问题，即对具体经验作这种检验之后得出的结果，如何与进一步的理论方面的讨论相适应？或者，先前推理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被经验的证据所证实或者所否定？

    或许我们应该提醒读者，这里所关注的并非是能，否“作计划”，这个问题在有关一般性的考虑当中已经提出来过。我们所讨论的是计划成功的可能性，以及是否能够实现计划所规定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据以判断成功与否的检验方式，或者对应该料到的无法证明其自身的形式保持清醒。我们并无理由预料（在计划经济下）生产会停止，或者中央当局会在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过程中发现困难，或者甚至料想其产出量会永远比计划开始以前的水平低。我们应该预期的是：在可利用资源的使用由中央权威加以决定的地方的产出量，将会低于市场价格机制启动运行而其他环境相似的地方。这恐怕得归因于以损失其它生产线为代价的某些生产线的过度发展，和某些在一定的环境下并不适当的方法的运用，我们应可望发现，花了一定的代价过分发展某些行业，却没有因其在增加产出量方面的重要性而被证明是合理的。我们也可望能看出，工程师们对于应用其它地方最新成果雄心勃勃，却不考虑在某种情况下这是否经济。在许多情形下，最新生产方法的运用——若无中央计划它们就不可能被运用。——将会成为资源乱用的症兆而决非成功的证明。

    因此，从技术观点看俄国在工业设备某些方面的重大成就，常常会给偶尔到达那里的观察者以强烈印象，人们通常也以此作为计划经济成功的证据。但是，它却对于回答我们所关心的一切问题都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是否能够证明新的工厂是工业结构中为增加产量而建立的有用的环节，不仅要取决于技术上的考虑，而且甚至更依赖于一般的经济条件。如果拖拉机所替代的劳动力，比制造拖拉机所耗费的原料、劳动力再加上利息还要便宜的话，那么，最好的拖拉机工厂也许算不上是资产，对这种工厂的投资也是纯粹的损失。

    但是，只要我们不使自己陷入对俄国所拥有的庞大生产设施的错误迷恋（那些设施可能会给缺乏批判力的观察者以强烈感染），那么，只有两个合理的方法可以检验成功与否。第一，这种体制实际提供给消费者多少产品以及中央权威所作决定是否合乎理性。毫无疑问，这种检验目前无论如何将会导致否定的结论，起码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如此，而不见得适用于有特权的小集团。实际上，所有的观察家们似乎都认为，即使与大战前相比，大多数俄国人民的处境已经恶化了。这种比较的结果显得十分令人赞同。可以承认，沙皇俄国并没有给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令人满意的条件；如果在更现代的社会制度下，它本来可以获得巨大的发展。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是，俄国过去十五年内的磨难——“巨大的饥饿”（它被设想成是为了以后的进步）．现在应该结出果实来了。如果我们假定对消费施以同样的限制，这实际上已通过征税做到了，这些收益出于投资的缘故提供给竞争性的工业企业，那么，我们的比较将会有一个更为恰当的基础。简直无法否认，除了某些目前不可企及的事之外，这种做法会使一般生活水平迅速地大大提高。

    于是现在只剩下对计划权威的行动原则进行检验这一任务了。尽管不可能追溯往事（甚至简短地），但我们所知的（尤其是来自于上面提到布鲁思卡斯教授研究成果的认识）已发生变化的体制实验的进程，完全使我们有权利说，建立在一般推理基础之上的预见已完全得到证实。“战时共产主义”同样由于在缺乏货币的经济中不可能进行合理的计算这一原因而失败。这一点米塞斯教授和布鲁思卡斯教授已经预见过。伴随着政策的屡次倒退，发展的过程只是表明，俄国的统治者不得不从经验中了解在系统分析问题当中已被揭示出来的所有障碍。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新的重要问题，更不必说提出解决办法了。对于所产生的几乎一切困难，官方的责难仍然加在不幸的个人头上，这些人因为妨碍计划的执行（没有遵守中央权威的命令或在执行过程中过于刻板）而受到迫害。虽然这意味着计划权威只不过承认使人民忠实地遵循计划有明显的困难，但是毫无疑问，更为严重的令人沮丧之处还得归因于任何中央计划的内在困难。事实上，从类似于布鲁思卡斯教授提供的资料可知，目前的趋势远非朝着提高计划合理程度的方向，而是放弃了过去曾使用过的相对科学的方法来快刀斩乱麻。取而代之的是对专门问题更加武断和孤立的决定，就像它们是每天偶然地确定的。就我们所关心的政治哲学而言，俄国的经历也许非常富有启发性。但对于学习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生来说，这除了提供一些已知结论的图解之外并没有更多的东西。这也无助于我们去回答理智上的问题——由重建理性社会的愿望所引起的问题。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将不得不对不同的设想的体制进行系统的考察，只是从理论建议的角度看，这些制度都很有必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