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讨论中，前面两个章节的内容现在看来十分相近。前一章讨论这样的信念：社会主义制度将完全摒弃通过价值形式进行计算的方法，取而代之的将是本质上建立在能量单位或某些物理量基础上的某种计算方法。虽然这种观点还没有消声匿迹，并且为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工程们所坚持，但它已被经济学家们明确地抛弃了。与此相似的第二章论述了这样一个建议，即价值应该由运用数理经济学方法的计划权威通过计算程序来发现，而不应该通过市场竞争来确定。关于这种观点，帕累托（非常离奇的是，人们竟常常认为他是坚持这类观点的人）已经说过一些也许是结论的话，他在说明怎样通过联立方程组决定市场价格的因素后，又补充道：

    “这里也许要说明的是，这种决定方式绝对没有要达到价格的数量运算的目的。让我们对这种运算做出最理想化的假设——假设我们成功地克服了搜集数据资料的一切困难；假设我们知道各种不同商品对个人的效用值以及所有商品的一切生产条件等等。这已经是一个荒谬的假设了。但是，有了它，并不足以使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已经看到，有100人和700种商品时，存在76099种不同的情况（实际上，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忽略的大量情形会使这个数目进一步增大），这样我们就必须解出含有76099个方程的方程组，这实际上超出了代数分析的能力。如果考虑一下从四千万人口和几千种商品得出的多得难以令人置信的方程数目，就更是如此了。若确实如此，数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色就要改变了——不是数学帮助政治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帮助数学。换句话说，如果人们确实能知道所有这些方程，那么人类能解决它们的唯一办法就是观察由市场所给出的实际答案。”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这个讨论的第三阶段。通过兰格教授和迪金森博士对竞争的社会主义之提议的详细论述，这个阶段争论的焦点现在已经非常明确。但是，既然过去的讨论结果之意义常常被解释得近乎于颠倒是非，而且我们所要讨论的两本书中至少有一本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倾向，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过去讨论进展情况的真正意义做进一步说明。

    首先是关于初期批评的性质问题，这种批评是直接针对直至1920年左右一直流行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更为原始的概念的。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对当时流行的这种思想（这种思想现在仍为一些人所倡导,如奥托·诺伊拉特）作了很好的阐述，他说社会生产计划“可以不通过引入著名的‘价值’这个概念而极容易得到解决”。正是针对这一人们普遍接受的信念，N·G·皮尔逊，米塞斯和其他一些学者指出，如果社会主义社会要合理地运行，那么它的计算就必须由与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相同的“正规”法则来指导。这里似乎有必要特别强调这种观点是由一些批评社会主义计划的人提出来的；因为兰格教授，尤其是他的著作的编辑，现在似乎倾向于认为，证明经济理论的正式原则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也就回答了批评家的责难。但事实上，除了社会主义者以外，从来没有人否定过这些正式的原则应该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米塞斯及其他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这些原则该不该应用，而是它们在没有市场存在时实际上能否应用。所以，当兰格及其他人引用帕累托和巴龙的话，并称这两位学者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价值实质上取决于与竞争性社会同样的因素时，就完全歪曲了原意。当然，很久以前就有人指出过这一点，特别是冯·维塞尔。但这些作者中没有一人曾设法证明，如何能找到社会主义社会合理运行所应该使用的价值，而我们已经看到，帕累托毫不含糊地否认了它们可以通过计算来确定。

    在这一点上，对早期社会主义方案的批评似乎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以至他们的辩护者除少数以外都感到不得不运用他们批评家的论点，并不得不建立一个前人所未曾设想过的全新方案。尽管这是针对那种认为不依价值计算照样能合理地计划的老思想的，但我们可以公正地认为这些方案在逻辑上不成立。这些想要依据某些其他的过程而不以建立在私人财产权基础上的竞争来决定价值的新建议又造成了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过，象兰格这样评论这些批评家肯定是不公平的，他说由于他们用一种新方法来对付为了迎合最初的批评所发展起来的新方案，所以他们“已放弃了基本的观点”并“撤到第二道防线”。这种说法不正是给这个问题制造混乱以掩护自己的退却吗？

    兰格对于这场争论现状的描述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使人误解的地方。拜读过他的看作的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印象：这种价值应该而且能够通过应用数理经济学的技术，即通过解出成千上万个方程来决定的思想，是批评家们恶意造出来的，他们企图

    以此来嘲弄现代社会主义学者所做出的努力。

    当然，兰格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事实：社会主义的学者们，包括迪金森博士，曾经不止一次郑重其事地提出过把这种方法作为解决困难的一种手段。不过，迪金森现在明确撤回了这种早期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