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傅作义在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华北战场上决不仅是只有谈判，各方面包括军事战线上的斗争都是相当激烈的。为什么傅作义一直在与我党和平谈判，又一直对和平谈判不能作出决断呢？这也是和当时各方面的斗争情况分不开的。
当我党在做各种工作争取傅作义走和平之路时，蒋介石并没有睡觉，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也并没有睡觉，他们也在用各种方式争取傅作义，要傅作义继续跟着他们走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之路。
当战争的进程发展到中共已经占据主动时，蒋介石心中很清楚，他在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集团虽然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仍然被粟裕紧紧包围着，已经没有胜利的可能，被消灭已是迟早的事。华北战场上的傅作义集团也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再拖下去，不是被林彪和聂荣臻消灭，就是全部投降共产党。可是，傅作义手下还有50多万军队，如果被共产党吃掉的话，他蒋介石要想保住半壁江山也就更难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要傅作义把军队撤到南方，哪怕在南撤的过程中损失一部分，也比全部被消灭要好得多。为此，他曾几次给傅作义发电报，傅作义都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他又打算将傅作义召到南京面谈施压，不行就将其软禁起来，另派大员到北平去指挥，可是电召几次傅作义都以军务繁忙、大战在即无法分身为由而置之不理。他如果直接派大员到北平去接管傅作义的军权，又怕激起事端，无法收拾。在多方考虑之后，蒋介石只有一条路，就是派最恰当的人员到北平去，一边劝说，一边施压，看能不能把傅作义说动。蒋介石的这一想法和当时还在支持着他的美国政府的想法基本一致。为此，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先后派出了四个不同身份的特殊人物。
最早的一次是在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出当时的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到北平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派徐永昌蒋介石是经过了一番选择的。
徐永昌是山西原平人，与傅作义是同乡。他曾在直系军阀孙岳部下任团长、旅长，最后任代理第三军军长，进入山西，成为阎锡山手下的大将，他的部队也成为晋绥军的一部分，从此时起，徐永昌与傅作义就成为好朋友。1928年，徐永昌担任了绥远省省主席，1931年8月，徐永昌调任山西省省主席，傅作义接任了绥远省省主席一职。与此同时，徐永昌是三十三军军长，傅作义是三十五军军长。1934年，徐永昌离开阎锡山，投靠了蒋介石。1938年，傅作义也离开了阎锡山，投靠了蒋介石。所以，徐永昌和傅作义不仅有着相似的经历，也有着不浅的交情。
在蒋介石身边的军政大员中，徐永昌是和傅作义关系最深的一个。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蒋介石特地让徐永昌到了北平。
这次蒋介石给徐永昌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劝说傅作义率领部队南撤。蒋介石给傅作义安排了两条南撤之路：一部分走海路，从塘沽新港上船，先开往青岛，再投入华东与中原的战场；另一部分走陆路，即走津浦线，也是先到山东，再投入华东与中原战场。由于这时傅作义考虑到他的部队全是北方人，完全无法习惯南方的生活，又考虑到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到了南方就完全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如果仗打不好，就会成为蒋介石的替罪羊，弄不好就是卫立煌第二，甚至比卫立煌更糟，因为自己是杂牌，而卫立煌是嫡系。到了南方哪怕就是没有打什么败仗，万一蒋介石把丢失华北的罪名一下子加在自己身上，那也就成了全国都会群起而攻之的最大的替罪羊，自己也是吃罪不起的。不管怎么样，他现在还控制着几十万人马，就是和共产党谈判，也还有些本钱。
所以傅作义是打定主意不南撤的，无论徐永昌怎么劝说，他也不干。他向徐永昌陈述的理由是：平津已被林彪和聂荣臻完全包围，现在根本无法突围。就算拼死突围出去的话，出海之路已被切断，何况海路上的船只也不够，陆路上又必须通过共产党控制区的层层包围阻截，部队加上家眷，怎么冲得出去？傅作义的这些理由的确也有道理，徐永昌明知傅作义心中是怎么想的，但也无法与傅作义争论，说服傅作义。于是，徐永昌只好带着傅作义所说的“请次宸兄（按：徐永昌字次宸）禀告委座，我傅作义定当像当年死守涿州那样，带领部属固守平、津、察、绥，以守待变，报效委座”的话回南京去了。
一个星期以后，即12月23日，蒋介石又派人来了。这次来的不是什么高官名将，而是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蒋纬国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来见傅作义，信中说：回想当年，我在西安的“双十二事变”中上了共产党的当，同意与共产党搞第二次国共合作，乃是我生平的一大教训。
现在，你因处境关系又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又可能上当。所以我要借此一劝。今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
蒋纬国向傅作义面陈的是什么？还是上次徐永昌来谈的那一套，要傅作义率军南撤青岛。并说只要到了青岛，将由美国海军舰队援助南撤江南。傅作义对蒋纬国的答复与上次徐永昌来时的答复相似。蒋纬国乃是送到德国学过军事的，还是一位指挥装甲兵的少将军官，从军事上来讲，他是无法驳倒傅作义的，这一点蒋介石早已考虑过。但是，蒋介石这次派蒋纬国来，给傅作义抛出一个大绣球：傅作义南撤江南之后，将任命他为东南军政长官，统率江南所有国民党军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蒋介石的话十分诚恳，希望傅作义一定前往江南就任。
这时，傅作义心中已经打算要与共产党和谈了，更何况，今天这种局面还说什么就任东南军政长官，统率所有国民党军队，谁还会相信？
谁还会对此感兴趣？淮海战场的失败已成定局，国民党的精锐力量已经被解放军消灭了一大半。现在还剩余的两支主要力量，一支是白崇禧，那是桂系的军队，是连蒋介石也指挥不了的；另一支是胡宗南，那是蒋介石的御林军，除了蒋介石，哪一个也指挥不动。所以，所谓“东南军政长官，统率所有国民党军队”完全是一句空话，如果是指挥东南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东南地区已没有多少军队；如果是指挥江南的所有国民党军队，又根本不可能。傅作义对蒋介石这一套骗人的把戏，只好在口头上做了个以假对假的客套，表示谢意。但对于率军南撤，则是很坚决地回答说：“现在已是四面楚歌，根本不可能南下了。我只有与古城共存亡，以报委座厚爱。”
蒋纬国无可奈何，只好回南京了。
1949年1月6日，也就是傅作义派周北峰和张东荪出城进行第二次和平谈判那天，蒋介石派来了第三个大员。此人的来头比徐永昌更大，他就是在国民党时期可谓尽人皆知而且让人闻名即恐的大特务头子郑介民。
蒋介石把一个特务头子派到北平来，当然是有一番用意的。从表面上看，他仍然是来劝说傅作义南撤。实际上，蒋介石和郑介民都知道这时傅作义是不可能南撤的了。郑介民来北平有以下几个目的：一是以军统特务手段威胁傅作义。他公然对傅作义说：“在北平的军统人员可以密切配合傅总司令指挥军队南撤。”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不南撤，不听蒋介石的话，军统就会给你颜色看。二是找中央军嫡系将领谈话，了解傅作义与我党的和谈情况，布置对和谈的破坏行动。三是布置军统特务对呼吁、奔走和谈的民主人士进行暗杀。
郑介民来北平，对傅作义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郑介民到北平后，还未与傅作义见面，就与他手下的北平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军统北平站站长王蒲臣、徐宗尧，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惕园等密谈了一夜。郑介民根据他手中的情报可以肯定傅作义已经在与共产党进行和谈，更知道北平城中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所以他反复压傅作义，要傅承认关于和谈的真相。可傅作义无论如何也不承认，甚至以“如果总统不放心，我马上可以辞职”的话相要挟，因为郑介民手中没有直接证据。而当傅作义最后说出愿意陪郑介民在北平进行调查的话时，郑介民也不敢同意，因为他虽然在北平有一个军统特务网，但只能在暗处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要公开出来搞调查，是无法与完全控制着北平的傅作义较劲的。
万一出了问题，傅作义将他扣下甚至采取更严厉的手段也未可知。无可奈何，郑介民只好不再谈傅作义是否在与共产党和谈的问题。关于南撤的问题，傅作义更是坚持他的绝不南撤的立场，毫不动摇，对郑介民的暗中威胁也以佯装不知顶了过去。所以，当郑介民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他北平之行的结果后，蒋介石知道傅作义无论如何也不会再跟着自己走了。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到北平来拜见了傅作义，不过不是蒋介石派来的，而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他就是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海军中将。
当时的美国政府已经清楚地看到蒋介石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无可挽救，但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蒋介石政府就这样迅速失败，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接管中国政权。所以，美国政府中的一部分人主张在尽可能保存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的同时，寻找其他有能力的人物来代替蒋介石，或者由一批人来组成新的统治集团，至少维持国民党对中国半壁江山的统治。特别是美国国会中的少数共和党人对美国总统杜鲁门所执行的民主党对华政策攻击得很厉害。杜鲁门派白吉尔到北平，就是来摸傅作义的底。因为这时傅作义还是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还控制着几十万军队。
白吉尔来北平，还有着一个借口。1948年11月初，白吉尔曾经明确宣称，美国海军可以参加对上海的保卫战。当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将这一消息告诉傅作义时，傅作义曾经让杜建时和驻在青岛的白吉尔联系，希望美国西太平洋舰队能以保护侨民的理由出兵天津，用美军的力量支持国民党军队对天津的守备。当时，白吉尔在向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请示之后，给杜建时复了信，表示此事是可以考虑的。可是当12月中旬杜建时再与白吉尔联系，要求白吉尔采取具体行动时，白吉尔在给傅作义的信中却说：“奉政府之命转告阁下：在现在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无益的。”可是，这一次白吉尔却是来商谈军事援助的。
当白吉尔来到北平见到傅作义以后，就明白地告诉傅作义：美军不仅可以支持傅作义，而且美国政府还愿意在今后绕过蒋介石，直接支持傅作义。美国海军将在渤海、黄海和东海沿岸的有关港口布置力量，帮助华北“剿总”部队南撤，以保存这几十万军队的实力。
这时的傅作义也很清楚，到了这种已经兵临城下的危险时刻，美军的援助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所以他很巧妙地回答白吉尔：
“我是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地方军政长官，怎么好直接接受贵国的援助？”这时，白吉尔只得直截了当地说：“蒋介石先生已经不中用了，中国需要傅将军这样的军人。”对于这种事关大局的言论，傅作义显得格外小心，虽然他对美国政界的内部争论早有所闻，但他不知道白吉尔的这种言论是何居心，又是否与蒋介石有关。所以，他对白吉尔的话不作任何表态，仍然说“我是中国的地方长官，不能直接接受贵国的援助”。
白吉尔进一步强调说：“今后我们将绕过蒋介石，直接支援傅将军，这是杜鲁门总统的意向。”傅作义还是那句话：“我很感谢贵国的一片好心，不过这方面问题还是请与南京方面商谈为好。”
白吉尔知道傅作义在这一敏感问题上不愿表态，就将话题指向更为具体的问题，他说：“傅将军，目前中国的局势，更具体地说，华北的局势已经很严重了……”
傅作义顺着白吉尔的话说：“中国的局势，华北的局势，是很严重了。所以，无论贵国政府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无益的。不过，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吧。”傅作义在这里所说的“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无益的”，正是不久前白吉尔在给傅作义的信中的原话。这种回答，当然就是告诉白吉尔：美国还要想在华北做什么文章，已经没有希望了，傅作义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白吉尔不愿再自讨没趣，只好十分扫兴地飞回青岛去了。
单从以上这四次对傅作义的拜访，也就可以从中见到当时傅作义的处境是相当复杂而艰难的。老朋友来了，用的是劝说；蒋公子来了，送的是高官；大特务来了，给的是威胁；美国佬来了，是要他直接投入美国人的怀抱。他们来北平的最终目的，都是要阻止傅作义投向共产党、走和平起义的光明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一直不为所动，坚持不再与蒋介石和美国合作，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他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对和谈进程有所拖延，有其疑虑，不能决断，也是可以理解的。
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在与傅作义多次交谈之后，曾经归纳出傅作义在和平道路上有五怕：一怕被人看作叛逆，二怕得不到共产党的真正谅解，三怕蒋介石会轰炸北平，四怕对不起中央军，五怕控制不了中央军。经过这段时间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接触和谈判，傅作义对前两怕有所缓和，但对后三怕还依然存在。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有一块大心病，就是属于他的三大主力都已覆灭，属于他自己的20来个师已经被消灭大半，现有的军队基本上都是属于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单就在北平城中的军队来说，李文兵团和石觉兵团的中央军有十几万人，而属于他的部队总共只有四个师。如果中央军系统的军队不愿跟着他走和平之路，他的和平进程不仅举步维艰，连他本人的生命安全都会成问题。
这一问题，傅作义在考虑，毛泽东和平津前线司令部也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