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画上的人物多而且小得如蚁群，密密麻麻的布列成一个个特殊的图案，远处是山，近处有建物，古典风格的画风工整精细，敷设典雅，可是，画图中所呈现的世界和所流露的气氛却不是和谐的。

    仔细的观看着，探寻着这一幅幅画图的内容，四百年前的史事就宛在眼前；这幅“釜山战斗图”画的是丰臣秀吉所派遣的侵略朝鲜的部队攻陷釜山时的现况；这幅“龟甲船图”画的是朝鲜的抗倭名将李舜臣率领着他所亲自设计、训练出来的龟甲船队抵抗来犯的日军水师；这幅“天朝援军战斗图”画的是明朝的援朝抗倭主将李如松率领着大明官军在朝鲜协助抵抗日军——历史不能再现，我只是从画图中看到了历史的实况。

    我也看到了丰臣秀吉的画像，他穿着精致、讲究的服饰，一顶黑帽下，烘托着瘦脸上的一双长眼越发的锐利、有神；年纪已经不小了，皱纹很明显的呈现着，在脸上构成了岁月的线条；瘦小的身躯端坐着，手中持着一枝梅花——这样一个不太起眼的外貌，和历史上的许多英主或袅雄伟硕的外表比较起来，有着一大段的距离，几乎无法令人置信，这个人竟会是日本历史上叱吒风云的丰臣秀吉。

    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这个人就是丰臣秀吉，不但曾经在日本历史上傲视睥睨，更是四百年前这场跨国战争的发动者。

    西元一五九二年，在中国为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在朝鲜为宣祖二十五年，岁次壬辰，在日本则为后阳成天皇文禄元年——

    四月十三，日丰臣秀吉发动了他早已准备多年的战争，派出十六万六千多人的大军，兵分八路渡海攻打朝鲜；第二天，登陆的部队发出拂晓攻击，包围了釜山城，并且很快的攻陷了釜山；这一场在朝鲜历史上称为“壬辰倭祸”，在日本历史上称为“文禄之役”，停停打打、战战和和长达七年，牵连了中、日、韩三国的大规模战争于焉展开序幕。

    我逐一的阅读、比对着从各方蒐集来的包含了文字与图片的各种记载，企图从中探寻着这场长时间的跨国战争的整体性意义；于是，时间再往上追溯，一五九二、九一、九零——日本史上出现过的一个个的名字，丰臣秀吉、织田信长，乃至于足利义满和整个的战国时代。

    从统一政权崩溃之后，日本的历史很必然的走入了分裂——一如世界其他任何一个的历史——而这个分裂也很必然的为日本的苍生带来了痛苦；将近两百年的“战国时代”，烽烟四起，战乱遍地，民不聊生，是一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世界，直到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相继与起、历经一番努力之后，分裂的局面才又逐渐改变，而走向统一之路。

    但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固然是历史的法则，却仍然需要活在历史上的人们付出重大的代价；丰臣秀吉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完成了统一的霸业，统一之后的各种接踵而来的问题也还有待他花费更大的心力去解决，从经济、领土到惯于征战的将士的出路，在在都令他伤透脑筋，在苦思之际，他想到了往海外发展，侵略他国以解决国内问题的策略。

    史料中很明白的记载着，他所要侵略的对象是中国人，路线则由朝鲜进入——在战争发动前七年的一五八五年，他在大阪城向外国传教士斯巴尔·凯罗透露想要购买军舰的计划时，就已经很明白的说出了他想要侵略中国的野心了，第二年，他征讨九州，公开发表了这个意图；同年六月，他派茶道家千利休出使对马岛，要求岛主宗义调在他出兵朝鲜的时候派兵助战——

    而尽管他已经这样明白的昭示了他将假道朝鲜、侵略中国的野心，这被觊觎的两国却竟浑然不觉，任由他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从容的部署侵略的准备，甚至，直到战争已经发动了，釜山已经沦陷了，两国的朝廷还不知道情况。

    这样的史料，读来令人不能不感慨万千——有这样荒唐的朝廷，难怪会遭致外侮！

    万历二十年是万历皇帝即位的第二十年，是大政治家张居正去世的第十年，大明朝盛极而衰的趋势已经走得非常明显了。

    这一年，三十岁的万历皇帝在《明史·本纪》中所下的第一条纪录是“春正月丙戌，给事中孟养浩以言建储杖阙下，削籍。”——他把上疏向他要求册立皇太子的官员孟养浩，施以本朝最折辱士大夫尊严的“廷杖”，来处罚这个说了他不喜欢听的话的官员。

    “春正月”里北京城中还是飘雪的日子，鹅毛般的细雪挟带着彻骨的森寒，扑打着满城的居民，地上厚厚的积了一层雪，足迹踏过，每每把雪与泥踩混成一片污泥；而一个自幼饱读诗书、两榜进士出身的言官，就在细雪中被押到午门前的御路东侧；在他的面前，左边是万历皇帝派来监杖的司礼太监，右边是锦衣卫官校，以及数十名臂带袖套，手执木棍，负责行刑的旗校。

    司礼太监上来神气活现的高声宣读着圣旨，结语一句“钦此。谢恩。”的尾音拖得老高，摆明了在羞辱受刑的官员；然后，旗校上来，用麻布兜将受刑官员的肩脊以下束起来，用绳子绑住两脚，四面牵曳的把人如牲畜般的絏倒在地，俯卧在酷寒、污秽的雪泥中，大腿则整个露出来，准备受杖。

    一切就绪了，旗校们一起扯开嗓门发出如雷般的暴喝声：“搁棍——”

    很快的，一根木棍被搁上了大腿。

    接着，又是一声暴喝：“打——”

    霎时间，一幕惨绝人寰的画面和声音一起登场，旗校们的暴喝声，木棍击打声混合着受刑人的呼号——络至于血肉模糊的受刑官员奄奄一息的挣扎于生死之间，而天上的雪花依旧无情的飘落了下来，四周观看的民众也继毫不以为奇——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了，“廷杖”这种刑罚明太祖时代就立下了，专门用来整治不听话的官员；两百年了，别说被刑过的官员已经多到数不清了，就是当场杖死的官员也已经多到数不清了。

    大明朝的皇帝不尊重读书人，不但是习，还是制度、传统——一如大明朝其他多种的不合理的制度——官员们受到杖责的也不一定是犯了错，有很多人就与孟养浩一般，只是上了个拂逆了皇帝的心意的奏疏而已。

    这一次，孟养浩上疏要求册皇太子而被杖责，丢官其实是一件很冤枉的事；因为，为了册立皇太子的事，万历皇帝早已不知道与大臣们发生过多少次冲突了，倒也不是每一个上疏请求册立皇太子的大臣都被廷杖；孟养浩的受责也许只是“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而已；但是，从这一件事揭开万历二十年记事的多幕，后世的读史者已经不难探究到这个时代的整体性病态了。

    本来，做为丈夫和父亲的万历皇帝如果只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大明朝的皇帝，那么，他偏爱郑贵妃和她所生的皇三子常洵，不喜欢王恭妃和她所生的皇长子常洛，问题和冲突就不至于闹得这么大，甚至，根本没有问题和冲突；但是，不幸的是，他“生在帝王家”，他对儿子们的态度将影响到下一任皇帝的人选；而明朝的士大夫们却又非常固执的拘泥于传统的伦常、宗法观念，坚持着“立嫡立长”的原则，喋喋不休的向万历皇帝进言，而引发了一连串的后续事件。

    而这还仅是表面上最激烈的冲突，实际上所存在的问题更千倍、百倍于这“立储”的纷争；自张居正死后，内阁首辅的人选一个不如一个，使得政治日益腐败、财用日益不足，万历皇帝个人日益荒淫；短短的十年下来，一个原本富强康乐的大明朝已经百病丛生了。

    《日本外史》中很明白的记载着丰臣秀吉的心态：

    明民有来投者，言明主朱翊钧失政，武备不具，秀吉益思窥之。

    ————若非万历皇帝失德，怎会引起丰臣秀吉这个“有机可乘”的念头呢？

    而当时的朝鲜国情，那更是十足的合乎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历史法则——

    生在一五九二年以前的朝鲜人民是幸运的，因为，这座紧邻着中国的半岛上已经将近两百年的时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了；但是，就另外一个层面看，这份幸运却也是一种不幸；因为，长久的安逸会使人失去忧患意识和斗志，“民多不知兵”的后遗症是既容易引起野心国的觊觎，一旦有战争发生，更无法抵抗。

    能够在安逸中产生警觉的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但是，当这少数的先知对举国上下提出忧患即将降临的警告时，却没有多少人肯置信；更甚者，朝鲜国王李因为承平日久，耽于逸乐，对醇酒美人的与趣已经超过了政治，更何况于眼前还看不到的忧患？而朝中的贵族、重臣则正分成东、西两派的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当西派的官员提出日本怀有蠢蠢欲动的野心时，东派立刻为反对而反对的予以否定了，而就在这样的内斗兀自不休的时候，日军早已老实不客气的登陆了朝鲜的领土，一路长驱直下的攻陷了王京，如大梦初醒的朝鲜君臣既无力抵抗，当然只有弃京逃窜仓惶出走，一面派使向中国求救。

    朝鲜既是中国的属国，有事求援，中国当然是义不容辞的出兵援助；于是，一批批的大明官军被派遗到朝鲜的战场上——这场战争衍成了三国会战。

    可是，声势浩大，且在名将李如松率领下的大明官军竟然先胜后败的奈日军不得——战争被拖延了七年，直到日军因丰臣秀吉病逝而撤军，这场跨国战争才总算结束。

    整整是四年前的史事了，无论是战争的发动者还是参与者都早已化为一堆枯骨，我仅能根据保留下来的文字和图片来做为探究与思考的依据；小至战争的实况，大至战争的前因、后果和影响，终至于这一场战争所带来的启示。

    阅读史料，我常在反覆思索之后发生慨然的叹息；人类的历史上载满了各场各种不同的战争，而这每一场战役，除了时间、地点和人员的名称不同之外，其成因全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出自于人性的贪婪、权欲、愚昧和丑陋。

    我仔细的观看着复印到书籍上的“釜山战斗图”，一道长长的城墙隔开两个世界，城里是朝鲜的官军驻守御敌，城外则是排山倒海般的日军在奋力攻城；现场的情况不过是人杀人而已。

    而后呢？

    这场仗还没打完，这场战争的发动者丰臣秀吉就病亡了，走的时候，他的两手都是空的，既不能把他在人世间所建立的霸业带走，更不能把这场战争中的侵略所得带走；更甚者，在他死后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原先效忠于他的德川家康就逼死了他的儿子丰臣秀赖，取代了他的霸业。

    在他手持梅花端坐着让画师画像的时候，可曾想到过这样的身后事呢？

    而在一五九二年，开春第一件事就下令廷杖官员的万历皇帝呢？他当然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身后会发生一些什么——甚至，他连第二年所发生的历史大事都不曾预想到，那便是努尔哈赤以寡击众的打败了九部联军，奠下了女真统一、建国基础——不过短短的数十年之后，祖先所留给他的大明江山传到他的孙子崇祯皇帝手里就结束了。

    当然，朝鲜的情况又更坏了；做为战场，战后当然满目疮痍、元气大伤，而且“不堪一击”的真相为人所窥见，此后便不免一再的遭受侵略——更可悲的是，朝鲜的君臣们根本没有因为受到了侵略而自醉梦中觉醒，发愤图强、团结一致的共御外侮；在战争进行的七年中，已然面临国土大部沦陷，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了，国王依然昏庸如故，大臣依然一有机会就展开内斗，小人排挤君子——读着这样的记载，谁能不感慨呢？

    一场战争，即使在结束之后，后遗症仍然无穷，更遑论是消耗在战场上的人力、物力与生灵了。

    历史总是一则则活生生的教训，我在史料中不停的探究、追寻，试图把历史的教训提出为未来的启示；无论是怀着狼子野心的战争发动国，还是因为不思自强而遭外侮的被侵略国，所组合的就是一个人的世界。

    由战火燃过的一五九二年出发，历史的烟云中呈现着人性的多种面貌和朝代的兴亡。

    不独是战争本身，或者是使用万历、壬辰或者文禄的年号记事，一五九二年，无论对中国、朝鲜还是日本来说，都是一个失败的纪录；因为，透过这场战争，我所看到的是这三个国家内部的腐化；即使没有战争，留在历史上的也将是失败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