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里，向来是家庭传统取代了爱。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很强烈的感情流露。不过逢到家族的聚会我们总是有会必到，足证我们对家都是……一片忠心的。一年四大节：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这三个佳节自是不在话下，还有一个，则是那金秋时分的隆重节日，可以名之为“神圣的周末”。不说也猜得出来，这最后一个大节就是那十足的“哈米吉多顿”①。《圣经》上的“哈米吉多顿”是天下善与恶两大势力的决战，是光明对黑暗的决战，我这里所说的则是一场球坛大赛：我们所拥戴的哈佛队跟耶鲁队之间的一场大决战。

    ①“哈米吉多顿”是句希伯来话，典出《圣经·新约·启示录》16章16节。原意为世界末日善恶两种势力的大决战，后即被引申为大决战之意。

    到了这一天可以大笑，也可以大哭。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到了这一天就可以大吼大叫，可以只管拿出野孩子的狂态来，而且还可以趁此痛饮一番。

    不过我们家过起这个节日来却要稍稍文静些。有些校友在开赛之前早早赶到，就在停车场上放下车后的挡板作餐桌吃午饭，“红玛丽”①你一杯我一杯的灌，而我们巴雷特家的人则不一样，我们对待哈佛的体育运动，采取的是一种比较稳重的态度。

    ①一种混合酒，由伏特加或杜松子酒加番茄汁调制而成。

    我小时候，只要军人体育场有球赛爸爸总要带我去看。他可不是“一年赶一次会”的那种人，我们看得简直就是一场不漏。他给我讲解得也细致。所以到我十岁那年，场上裁判的手势做得再希奇古怪，我也一眼就能看懂。而且，我还学会了喝彩应当怎么个喝法。爸爸从来不大声狂叫。哈佛打了好球，爸爸至多只会来一句“好样儿的！”“这球精彩！”反正大不了就是诸如此类的一声赞叹，简直就像自言自语似的。有时候要是我们的绿茵斗士发挥不出水平，比如有一次我们就曾输了个五十五比零，碰到这种时候他也只是说一声：“遗憾！”

    爸爸以前自己就是个运动员。他当年是哈佛的划船队选手（而且还参加过奥运会的单人双桨赛艇比赛）。他脖子里那条红黑条纹相间的荣誉领带，就表示他具有哈佛校队俱乐部的会籍。他因此也就有权利在橄榄球比赛时买到特等的座票。就坐在校长的右首。

    年复一年，哈佛一耶鲁橄榄球大赛的那份光彩却始终没有减色，那份隆重也始终没有变。变了的是我的身份。由少而长，我如今也有了哈佛校队俱乐部的会籍（我是冰球队出身）。因此我也就自己有了坐五十码线处特座的资格。从理论上讲，我也就可以带上自己的儿子，教给他裁判员怎样的手势就是判“背后绊人犯规”了。

    不过，除了我在大学里求学的时期，以及婚后的那几年以外，这场哈佛一耶鲁橄榄球大赛我总是跟爸爸一起去观看的。妈妈一辈子就是在这一件事上表现得很专横，她在多年以前就声明不再参加这项例行的重大活动了。“这一套我也看不懂，”她是这样对爸爸说的，“再说坐在那里我的脚冻得受不了。”

    大赛在坎布里奇举行时，我们的晚饭就在波士顿的百年老店洛克一奥伯餐馆里吃。如果决战的地点在纽黑文，爸爸总喜欢上凯西饭店去吃一顿——这家馆子虽然没有那么古色古香，烧出来的菜倒是比较出色。今年我们就坐在这凯西饭店里，球赛已经看完，我们母校的代表队今天输了个7：0。比赛一点也不精彩，因此球事方面也没有多少可谈的。这就很可能要谈及体育以外的一些话题。我打定主意决不提起玛西。

    “遗憾哪，”爸爸说道。

    “那也大不了就是输了一场橄榄球，”我已经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对爸爸的看法总要采取对立的态度。

    “对方马西的传球今天还不算发挥出色呢，”爸爸说。

    “哈佛防传球还是有两下的，”我说。

    “是啊。你说的恐怕也有道理。”

    我们点了龙虾。这个菜做起来是很花时间的，何况今天顾客又那么多。店堂里挤得满满当当，尽是些醉醺醺的耶鲁货。有如一群哇哇乱叫的叭喇狗，都在那里欢呼胜利，为他们在橄榄球场上的彪炳战功大唱赞歌。总之，只有我们的餐桌上算是还比较安静，对面说话还听得见——假如我们真有什么实在的话题可以谈谈的话。

    “近况如何啊？’爸爸问。

    “还跟以前差不多，”我回答说。（说实话，跟他谈话我是只有泼冷水的份儿。）

    “你平时……也出去走走吗？”他是用足了脑筋在没话找话。我得承认他的用心是够苦的。

    “偶尔出去走走，”我说。

    “那就好，”他说。

    今天我发觉爸爸这种不自在的样子又更甚于去年了。就是今年入夏以前跟我在纽约一起吃饭的那一次，他都没有这样不自在。

    “奥利弗，”从他这个口气听得出来，他下面就要谈什么重大的问题了，“我可以谈些个人的事吗？”

    他难道还有什么正经大事可谈？

    “请只管说吧，”我说。

    “我很想跟你谈谈今后的事。”

    “我今后又怎么啦，爸爸？”我一听内心就警惕起来，全身上下的防御部队都奉命进入了阵地。

    “不是谈你，奥利弗。是谈我们家今后的事。”

    我脑子里蓦地掠过了一个念头：莫非是他得了什么病了？还是妈妈得了什么病了？碰到那种事情的话他们是会摆出这种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告诉我的。甚至还可能写封信来（我这是说的妈妈）。

    “我已经六十五了，”他说。

    “要到明年三月才满六十五哩，”我马上接口说。我故意这样说得连一个月都不差，目的在表明我对他可不是一点都不关心的。

    “话虽如此，我还是得未雨绸缎，先作这样的打算吧。”打算什么？难道爸爸还等着拿社会保险金用？

    “按照合伙契约的规定……”

    他这话头一开，我就懒得再听下去了。因为就在十二个月前，也是这样一个场合，也是这样一个话题，我已经领教过他的一番长篇大论了。他要传递给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已经有数了。

    今天唯一的不同，是我们这两个“角色”赛后的“舞台规定动作”跟上次不一样。去年，跟一班哈佛精英聊了一通以后，我们就去了波士顿，上我们吃惯的那家饭店。爸爸特意把车子就停在州府大街他的办公大楼旁边，这里是“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资银行”的总部所在，我们家公开亮出自己姓氏的企业也唯有这一家。

    我们下了车，再步行去那家饭店，正走着，爸爸向大楼上黑洞洞的窗口一指，说道：“瞧，到了晚上就怪安静的，是不？”

    “你的专用办公室里一直是很安静的，”我答道。

    “那可是个飓风眼哪，孩子。”

    “只要你喜欢就好。”

    “对，我喜欢，”他说。“我就是喜欢，奥利弗。”

    他所喜欢的，自然不会是金钱。也不会是手里那耀眼的权力，地方发行债券，公用事业或者大公司发行股票，一发就是千千万万，在这方面他就有不小的权力。不，依我看，他所喜欢的是责任二字。如果责任二字也可以用到他身上的话，那我觉得激发爸爸那份劲头的就是这责任二字。无论对纱厂（没有纱厂就办不起银行），还是对银行，对银行奉为精神导师的神圣学府哈佛大学，他都不忘记自己的责任。对我们这个家自然也是如此。

    “我已经六十四了，”整整一年以前，看过了上届的哈佛一耶鲁大赛，当天晚上在波士顿爸爸就曾这样说过。

    “要到明年三月才满六十四哩，”我当时就这样说，我就是要他知道他的生日我是记得的。

    “……按照合伙契约的规定，满了六十八岁我就得退下来了。”

    两人好半晌没有说话。我们只是默默走在波士顿中心区安静的大街上，看这街道的气派确实不愧为一州首府的所在。

    “我们真应该好好商量商量，奥利弗。”

    “商量什么呀，爸爸？”

    “谁来接替我当这主要负责人……”

    “西摩先生不是很好吗，”我说。信笺上，招牌上，都写得明明白白：银行可毕竟还有两位合伙人哩。

    “西摩他们家的股份只占百分之十二，”爸爸说，“沃德更少，只有百分之十。”

    老天有眼！我可没有问他这些情况啊。

    “海伦姑奶奶也有一些象征性的股份，那都是由我代管的。”他歇了一口气，又说：“其余的，就都是咱们的了……”

    我真忍不住想当场提出异议，好免得他顺着这个思路再说下去。

    “……其实归根到底也就是你的。”

    我真巴不得能换个话题，可是我心里是再明白不过的：爸爸在这番话里倾注了多少感情呵。为了这个节骨眼儿上的谈话，他肯定是用足心思作了准备的。

    “由西摩当主要负责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问。

    “那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不过那除非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假如我们巴雷特家的股权没有人……来亲自负责掌管的话。”

    “那假如由他当了主要负责人，又怎么样呢？”言下之意就是：假如我坚决不干呢？

    “那样的话，根据合伙契约的规定，他们就有权把我们的股份全部买下。”他顿了一下。“当然那也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他这最后一句可并不是承上而下的推论。那是他在恳求了。

    “怎么？”我问他。

    “我们这个家……也就难免要发生困难了，”爸爸说。

    他知道我懂。他知道我也了解我们这一路来何以步子走得那么慢。可是路短话长，转眼我们就已经到了洛克一奥伯餐馆。

    脚已经要跨进店门了，他只来得及匆匆补上一句：“好好考虑考虑吧。”

    尽管我点点头表示可以，心里却是斩钉截铁，拿定了主意绝不考虑。

    那天晚上饭店里的气氛不太平静。因为当天下午哈佛队创造了天大的奇迹。上帝在最后一分钟叫耶鲁队栽了跟斗，我们队里一个名叫凯姆皮的年轻四分卫如获神助，在终场前的五十秒钟里连获十六分，耶鲁小子一路占尽优势，结果哈佛健儿居然把比分扳平了。这个平手打得真是扬眉吐气，值得大庆祝而特庆祝。因此店堂里到处都飘荡着美滋滋的歌声。

    我们的健儿所向无敌，

    如狂飚向球门奋勇奔袭。

    我们愿为哈佛的威名搏斗不息，

    要冲过最后一道白线去建立我们的丰功伟绩。

    那一次我们就没有再谈维系家庭传统的事。张张餐桌上都在谈橄榄球。大家对凯姆皮，对加托都是一片赞扬，也夸奖哈佛队的锋线了不起。我们为哈佛队本赛季的不败记录干杯，从爸爸还没进大学校门的那个时代算起，哈佛有这样的成绩还是破题儿第一道呢！

    而今天，又是十一月里的一天，情况却完全不一样了。空气好沉重！这倒不是因为我们输了球。说实在话，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时间已经过了整整一年，而那个问题却还拖在那儿，悬而未决。岂但悬而未决，如今竟是不得不决了。

    “爸爸，我是一个律师，我认为我有我应该做的事。如果可以称之为责任的话，也就是责任。”

    “我明白。不过你就是把你日常工作的据点移到了波士顿，也不见得就会根本无法从事你的社会活动。正相反，你在银行里工作，你倒是可以认为这是对方阵营里也有了‘行动派’①的势力了。”

    ①“行动派”：60年代美国反越战运动中开始流行的一个名词，指当时的反战积极分子。

    我实在不忍心伤他的心。所以我就没有说：他所谓的“对方阵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斗争的目标所在。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说，“不过说实在话……”

    说到这儿我犹豫了，我停了好大一会儿，好把激烈反驳的言辞都磨去棱角，变成一些不刺人的话。

    “爸爸，承你来征求我的意见，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实在不大……说真的，我是很不……很不很不愿意。”

    我想我这话是说得够明确的了。爸爸也没有再像往常那样，劝我再考虑考虑。

    “明白了，”他说。“我很失望，不过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

    在高速公路上驾车回去，我只觉得心头好大一块石头落了地，高兴得还自己挪揄了自己一句：

    “一家子里有一个金融巨子就够了嘛。”

    我心里只希望玛西此刻早已到了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