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个月的“三八线”防御战中，我坚持自己的决心，虚心地向大家学习。因而，我的进步也比较快。
此时，我们的炮兵部队比一年前在沙里院整编又有了很大的加强。除各师的炮兵团外，上级还为118师配属了炮兵第48团和炮兵第42团榴弹炮营一连，以及战车1团五连。为119师配属了炮兵第42团（欠榴弹炮一营一连）和战车1团一连。军配属有炮兵预备队，由炮兵第31团和第47团组成。后来在“三八线”防御战期间，包括军、师炮兵在内的所有炮兵装备都很快得到改善，缴获的美国大口径火炮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十分有意思的是利用缴获的美国大炮来打美国鬼子。炮兵的牵引工具也基本上改成了汽车，淘汰了骡马牵引。我们119师具体接替64军190师防务。190师司、政机关就住在元通山下。元通山主峰海拔高205.2米，山谷幽雅，满山都是茂密的树木，郁郁葱葱，很适合部队，特别是指挥机关隐蔽驻扎。因此，我们不需要另行选择驻扎地点，采取对口接收的办法，即司令部接收司令部驻地，政治部接收政治部驻地，以下部门均依次类推。全部机关都脱离村庄，而住于山上山下沟坡的防空洞里。防空洞基本上都是半地下式。它依山而建，沿着山坡往下挖坑，除留一条进出通道外，四面均利用山体当墙壁，就地取材，锯树作横梁、檁木、椽条，铺上细木材草，然后盖上厚厚的土层即搭建而成。这种防空洞，敌人的炮弹或炸弹只要不是正落在它的顶盖上就可以保证人员的安全，敌机扫射的子弹也难以穿透它的顶盖。防空洞根据所需单位人数及用途灵活建造，形状大小各异，依地形决定。机关科室一般都有一二个或三四个，不但住人，而且办公，办公桌是用木棍做支架，上面搭上从村庄里借来的门板或自己锯的木板做成的。每洞住一二人、三四人、五六人或更多不等。而一些重要的指挥部及师首长都钻山挖洞，修筑坑道，在山内几十米甚至一二百米的坑道里实施指挥。这种坑道无论坚固性及安全性都更加可靠。此外，如司令部所在地还依山而建了一个大会议室，十分隐蔽，能容纳几百人开会呢。
上午，我正在忙着收拾文件和行李的时候，我们的科长黎同真同志突然来找我谈话。他开门见山的说，组织上已决定调动你的工作，组织科缺干事，组织科孟继续科长早就点名要调你去，只是一时找不到接替你文书工作的人选，所以就拖了一段时间，现在找到了，他叫陈凤，已经来了，你今天就把工作交代给他，晚上出发时，你就到组织科去吧。黎科长还说，你在这里虽然是排级干部待遇，但是当文书只相当于班长，不算干部，属于士兵，调到组织科以后，就正式成为干部职务了。那是更重要的工作，是组织上对你的提拔和重用，希望你更加努力的工作，不要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和希望。黎科长还对我自部队出国入朝前夕于1950年7月30日调来总务科到今天为止，一年又九个月的工作给予肯定，说了许多表扬和鼓励的话。黎科长的突然谈话，让我感到十分意外，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变动。说心里话，我已经熟悉总务科的人和事，熟悉了文书工作，是很有一点感情和留恋的。但是这次调动工作确实是组织上对我的提拔、重用和信任。没有什么可讲的，只能服从。因此，我向黎科长表示，服从组织的调动，到了组织科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的工作，绝对不会辜负组织的提拔、重用和信任，也绝不会让他失望。同时，感谢他近两年来对我的关怀、教育和培养。谈话完毕后，我立即开始了向陈凤同志交代工作。陈凤同志也是一名学生兵，大约与我先后参军。他为人热情，谦虚谨慎，对工作认真负责。我先把文书每月必须要做的军事、政治统计表报及统计方法向他作了详细地交代，然后又把文书日常要做的工作也尽量详细地做了交代，同时也向他介绍了一些有关的情况。到中午，交代工作即告完成。下午，继续准备行装，并抽出时间向总务科的同志征求意见和告别。
我负责的另一项工作，烈士的抚恤工作，是一项令人心灵震颤的工作，我是怀着对英勇牺牲的烈士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责任心常常含着热泪来做的。具体的事情有：填发烈士证书、寄送烈士遗物和管理烈士安葬墓地等。
我们的防御阵地距离敌我两军进行停战谈判的地点——开城板门店仅有咫尺之遥。这场始于1951年7月的马拉松式的停战谈判实属美国当权者的无奈之举。欲打不赢、欲停不甘。因此，所谓的停战谈判就变成了谈谈停停，打打谈谈的马拉松。敌人企图在谈判桌上取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这是中朝人民绝对不会答应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赴前线来的。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守既有阵地，挤占敌人的阵地，让敌人拖延谈判不但占不到便宜，还要丢掉地盘损兵折将，彻底粉碎其灭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幻想，使朝鲜的停战得以实现，让朝鲜人民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
管理烈士安葬墓地。“三八线”防御战的战线稳定，战场固定。因此，师首长决定，由师里选择一块墓地，全师各部队所有牺牲的烈士都集中安葬在这块墓地里。根据师首长的指示，司、政机关两部门有关人员经共同勘察商定，烈士安葬墓地选择了司、政机关驻地元通山的另一面山坡上。此地距村庄较远，坡宽林密，能容纳许多烈士安葬。墓地由师司令部调派工兵营预挖若干墓坑备用并以团为单位划分区域使用。师政治部要求：所有牺牲的烈士，由烈士所属单位派人直接运送至墓地安葬，每一位烈士必须立一块木牌，要清楚写明烈士的姓名、籍贯省地县直至乡镇村庄的地名及所属部队番号（代号）直至某营某连的单位；必须很好地掩埋，墓堆至少要高出地面40公分以上，不得有裸露的情况发生。我主要是负责检查和督促这些要求的执行。从政治部驻地到烈士墓地要翻越两道岭走10几里远的密林山路。我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就去检查一次。那时，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总觉得到了烈士墓地就是到了英雄中间。他们昨天还生龙活虎地与敌人进行战斗，今天却到这丛山峻岭的密林深处来长眠了。他们的英勇精神在我的面前闪亮。这样的地方，我每来一次都受到极大的教育，激励我学习他们的英勇精神、牺牲精神。我没有任何畏惧，默默地眼含着热泪一个墓堆一个墓堆的进行检查。在检查中，我发现多数墓堆都填埋得比较符合要求，木牌也写得清楚；但也有少数墓堆填土很少，甚至少数有裸露现象，木牌写的字迹不清。所有这些我都做了记录。这时，我知道了我担负的重任，做不好这项工作即对不起牺牲的烈士，也无法向领导交代。我必须做好这项工作。因此，每一次检查回去都详细地向科长汇报。科长也很着急，对于那些做得不好的单位都个别发出指示，要求予以纠正。但是，这种指导和纠正的效果并不理想。情急之中，我开始了学习动脑筋。我从政治部向部队发的文件中，发现有一种是以通报的形式表扬好人好事，批评缺点错误的文件。于是，我试着写了一份表扬那些对烈士掩埋好的、木牌写得清楚的单位，批评了那些掩埋不好的、木牌写的不清楚的单位，并且要求立即予以改正的通报稿。这份通报稿交到科长手里以后，很快得到同意并呈报主任审批。主任也顺利通过，批示印发到全师营级以上单位。这是我第一次起草一份通报下发到全师。我高兴得难以抑制，暗下决心，今后要更加努力学习创造性的开展工作。这份通报下发后，果然起到很好的作用。通报中所指出的那些没有做好的单位都很快派人进行了返工弥补。我下次再去检查时发现，情况已大为改观。此后，这个墓地一直没有再出现通报中所指出的那些不好的情况。通过这一件事，使我也摸索到了一些经验，上级把工作交给了你，做的好与不好，上级指导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要靠自己动脑筋开展工作。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总能想方设法开展工作，把上级交给的工作做好。
自从部队进入阵地时起，大家就开始领教那非常熟悉的敌人的老一套战术故技，即凭借其优势强大的火力向我方阵地大量倾泻钢铁，全天24小时每时每刻都会不间断地听到敌人激烈的炮弹爆炸声，即使我们师的机关处于纵深地域，也在他的火炮射程范围之内，使我们时刻处在敌人炮火的威胁之下，至于敌人的飞机更不待言，每天24小时全天候地在我们的上空盘旋，并不时投弹、射击。尽管敌人很猖狂，但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说，却早已司空见惯，他不可能吓唬住我们，只能加深我们对敌人的仇恨，增强我们狠狠打击敌人的决心。
寄送烈士遗物。那时，烈士的主要遗物是立功奖章、勋章以及参加过重大战役的纪念章等。此外，绝大多数烈士没有什么其他遗物，他们用过的武器不属遗物，个人衣被极其简单，而且长期在坑道里或山岭上滚来滚去，基本上已破烂不堪了，也无法作为遗物。有其他遗物的也只是少数，主要是干部，如一块手表、一支钢笔等。烈士遗物要寄送给烈士家属。全师部队牺牲的烈士的遗物也都集中由师政治部组织科统一寄发。对于烈士的遗物，我是把每一份都精心的包好，写明地址，通过军邮寄给烈士的家乡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请代转发给烈士家属。这项工作同样令我时而沉重，时而轻松。
1952年5月10日，我们奉命出发重返“三八线”执行防御作战任务，结束了历时一年的战备整训和海防任务。这一年，我们在沙里院地区人民的支持下，顺利地进行了战备整训和保卫海防，并粉碎了敌人灭绝人性的细菌战。部队的全体指战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了新的提高，人员得到了充分的补充，装备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广大指战员早已摩拳擦掌，急切求战。我们是抱着彻底打垮敌人，为祖国人民增光，为朝鲜人民报仇的决心和信心重返“三八线”的。
在“三八线”八个月的防御战中，组织科的人员，除张春明同志调到了干部科以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我们的副科长梁克同志于1952年7月24日去上甘岭兄弟部队开会时遭遇敌弹袭击而光荣牺牲了。这使我们组织科遭受了重大打击和损失。如前所述，梁克同志是一位好领导。他有很多优点值得学习。他的牺牲给我们全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大家是眼含着热泪接受这个事实的。梁克同志牺牲以后，组织科就长期空缺副科长，只有一个孟科长带领我们4个干事担负起全科的任务。后来到1953年1月，我们奉命把“三八线”的防务交给兄弟部队46军转到朝鲜北部的西海岸准备反登陆反空降时，上级把孟科长也调到军政治部任组织处长去了，而从军后勤部政治处调来任昌桓同志接任我们的组织科长。任昌桓同志也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文化不高，但特别好学，工作积极肯干，在各方面都身体力行起表率作用。同时，干事也增加了二人，一是徐亚新同志，一是孙吉祥同志。他们二人都是从基层连队指导员的岗位上调来的，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我们大家在一起工作也都感觉很愉快很好。
我们经过5夜连续行军于5月15日到达“三八线”前沿。我们是来接替兄弟部队64军防务的。根据军首长的命令，118师进入新寺洞地区，352团和354团展开在前沿，119师进入元通山地区、355团和357团展开在前沿，两师接替了东起临津江边的古庄里北山，西至沙尾川边的黄鸡山南麓，共16公里的防御正面，120师则配置于纵深，进入三佳里地区，军部在盆洞。我们的部队进入阵地后，64军部队即撤离。7月上旬，按照上级的命令，阵地又进行了部分调整，主要是118师阵地西移至幕洞地区，119师只有357团阵地西移，西起后川洞，中经大德山，东至高旺山西侧之158.7高地共23.5公里之地段。全军与左右之兄弟部队39军和65军并肩作战。
因此，我们在战场上与敌人的较量是激烈而空前残酷的。钢铁在倾泻，火焰在燃烧。这就是阵地生活。经过夏季、秋季和冬季，我们的部队越战越勇，英雄辈出。1952年底，上级决定换防，调兄弟部队46军接替我们的防务，并命令我们紧急转移至朝鲜北部之西海岸博川、泰川、纳清亭地区立即进行反登陆反空降备战。但120师及军属炮兵第42团仍然留在“三八线”继续执行防御作战任务，归46军指挥。该师是于1952年12月13日刚刚接替118师前沿防线并由原纵深地域调往前沿的，炮兵42团则组成该师的炮兵群支援作战。该师在“三八线”继续执行防御作战，5个月以后于1953年6月19日奉命北上西海岸归回军建制。118师和119师自1952年5月15日进入阵地至1953年1月14日最后撤出阵地，在“三八线”进行阵地防御作战历时八个月计240多个日日夜夜。120师则延至1953年6月19日历时13多月390多个日日夜夜。这是可歌可泣的240多个和390多个日日夜夜。
队伍一上路，我即向总务科的领导和同志们告别，恭恭敬敬地给他们一一敬礼，然后就正式离开了我的文书工作岗位，离开了总务科的队伍，到组织科报到了。行军途中，没有正式谈话，科长孟继续、副科长梁克和干事徐敏敬、朱甦都对我的到来表示了热情的欢迎，还有两位干事张春明和李辉到连队去帮助工作了。在组织科的队伍里行军，虽然都不大熟悉，但我感到很轻松，不必像在总务科那样还要在队伍的最后负责收容，只管自己行好军就行了。经过五夜连续行军于5月15日到达“三八线”元通山下驻地以后，科长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明确了分工。科长指示，我接替朱甦的统计干事工作，负责全师的政治统计；负责烈士抚恤工作以及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等。朱甦同志则改任组织干事，与徐敏敬、张春明同志的职务一样，李辉为青年干事（李辉同志原本是青年科的干事，东里整编时，青年科合并到组织科了，所以他转任青年干事）。会议还研究了全师部队进入阵地以后加强党的工作和青年工作的问题，确定重点是抓基层连队的党支部工作和青年团支部工作。这是我调到组织科来的初次会议，会后有不少感想。现在，我的视野已经不能仅仅限于一个具体单位，而必须扩大到全师各团各营各连，并且是重要的党和青年工作问题。我虽然是一个初来的小干事，分工做具体的统计工作、烈士抚恤工作以及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重要的工作有正副科长及几位老干事承担着，但是，我还是担心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能否胜任工作，能否达到领导的要求，对此心中无数，有不少日子忐忑不安！
师所属的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及其他直属分队则在师指挥机关向南方向正面成纵深部署，在最前沿阵地的是355团和357团，356团和炮兵团则置于纵深。我师前沿阵地的对面是美国陆战第1师第7团、英联邦第1师第28旅和第29旅，可以说都是老对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