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床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不习惯予以它应有的重视。我们生在一张床上，死在另一张床上，我们生命的一半是在床上度过的。床庇护我们的疾病，是我们梦想的穴巢，爱情的战场。是我们最私秘的空间，是我们体内那个动物的首要藏身之处。对弗里达·卡洛——墨西哥女画家、壁画家迭戈·里维拉①的妻子——来说，床代表了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避难所，刑讯台，圣坛。但弗里达自然是一个受伤的动物。那个永恒的伤口，那个伤得可怕的肉体（常常虚弱得只能躺在床上），变成了她生命和作品的绝对主人公。
①迭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画家，其大胆和巨幅的壁画促进了拉丁美洲和美国壁画艺术的复兴。1909年定居巴黎，成为毕加索、布拉克和其他现代画倡导者的朋友——译注。
1954年7月13日，在满四十七岁后的一个星期，弗里达逝世。几个月后迭戈·里维拉把他妻子的家变成了一个博物馆，至今仍可参观。弗里达去世的那张床就在那里（她可能就出生在那张床上，科约阿坎那座漂亮的蓝色房子是她童年的家），是一张带有四根柱子和华盖的大床。有那张床的照片，弗里达最后几年就栖息在那床上。那时床头摆满了她所爱之人的照片，床顶装饰着一块光荣榜，上面有她的伟大英雄：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他们占据着宗教版画的位置。对她来说，他们终于成为一种神。
此外天棚上悬挂着一个纸板骷髅，是一直纠缠她的那个死神的讽刺性备忘录；在华盖的光滑表面曾有过，现仍有一面镜子，弗里达在那镜子里观察自我以创作她著名的和使人不安的自画像。弗里达·卡洛是一位作品不多的艺术家，一生不到两百幅画，并且大部分是再现她自己的形象：有许多目光逼人的半身像和全身出现的主题油画，肢体撕裂，躺在一堆血泊里，脊背敞开：“我画自己，因为我常常孑然一身，因为我是自己最了解的主题。”
为了赋予绝对混乱的生存一种秩序的表象，人类怀有加工自身传记的感人渴望。出于这种愿望，弗里达一直认为她十八岁时因为无聊而开始绘画，之前一场可怕的车祸碾碎了她的腿，压断了她的脊背，她的腹部穿孔。在极其漫长的恢复过程中，她母亲把一面镜子放在床头，她可能就这样开始把自己当做模特。但这不是真的：有一幅弗里达出车祸前一两年的自画像，一幅年轻、粗糙但可辨认的画像，具有同样的姿势，同样的目光。所以她在身体受伤之前就绘画（和自画）了。
这不是弗里达操纵的惟一传记细节：她用心把自己塑造成拥有丰富想像力和极大意志力的人物。结果，她一辈子都说自己出生于1910年，那年正好爆发了萨帕塔①和潘乔·比利亚领导的著名墨西哥大革命，一场动摇了这个国家旧的寡头政治并采纳了印第安主义的浪漫而悲惨的冲突（死了一百多万人）。弗里达自认为是大革命的女儿，但实际上她出生于1907年。她父亲是一个匈牙利裔的犹太摄影师，母亲有一半印第安血统。
①萨帕塔（1879-1919）：墨西哥革命时期（1910-1917）南方农民起义的领袖——译注。
尽管如此，卡洛的生活仍富有神秘的巧合，好像她奇怪的命中注定如此。例如她六岁时患小儿麻痹症，很早就遇到身体的伤害：“我记得右腿疼得受不了。”那时她就在床上躺了九个月（通向残废的分娩），躺在那张将成为她生活中心的无所不在的床上。作为生存和苦难的遇险者，她将在那条孤寂和痛苦的小船（那些床单——船帆被发烧汗湿，被鲜血和眼泪沾湿）上航行，直到生命的最后。那场小儿麻痹症给她留下了更细的右腿和轻微的瘸拐，她像一只瘸腿的小鸟。
十八岁时她乘公共汽车去上学（她想学医），这时一辆有轨电车撞上他们。那是一次严重的车祸，死了好几个人；据在场的目击者说，那是一次奇怪、缓慢、几乎无声的车祸，有轨电车无法停止，一点一点地，以噩梦的可塑性压碎了公共汽车的侧部。弗里达裸体出现在铁柱中——扶手穿透了她（栏杆从她身体的一侧插入，从阴道穿出）。某人携带的一瓶涂料洒在她身上，她全身涂满了金粉，好似一座由肉体、鲜血和金子制作的痛苦的塑像。总之，甚至她的车祸都像一场恶梦，灾难仿佛传染了床上的梦呓世界，那个使她的画作也充满了奇怪而强大的象征物的梦呓世界。
撞车使她的脊梁三处断开，打碎了她的股骨盖和肋骨，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小儿麻痹症的那只坏脚）。当她母亲得知女儿的状况时，惊异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一个月里无法去看女儿；患癫痫的父亲病了，二十天后才出现在弗里达的医院。弗里达孤身一人，一具被毁的肉体面对无法忍受的痛苦。车祸发生在1925年9月17日；可以说，弗里达·卡洛那时就已开始死亡，一个二十九年后才在科约阿坎告终的漫长垂死。我们体内都带有自己的死亡，一切生命都是逐渐死亡。弗里达在将近三十年不断和可怕的恶化后，正是死于那次撞车所受的伤。
然而，在此期间她做了很多事。她具有如此的意志力，如此的勇气和如此的生存意愿，以至于两年后，在经历了一身的手术、做牵引、加挂件、穿紧身胸衣后，她得以过上一种基本正常的生活，尽管她常常感到疲惫，背部和腿部感到疼痛。“我不得不忍着，因为绝望更糟糕，”她在从医院写来的信里反复说，已经显示了那种使她在别人会死去的地方幸存下来的英雄气概，“我正开始习惯苦难。”
当弗里达回到世上，她开始频繁出没一个左派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圈子。在共产党人女摄影师蒂娜·莫多蒂的家里正式把她介绍给迭戈·里维拉，那天晚上他开了枪并打碎了一个留声机。弗里达从第一刻起就喜欢上他，尽管quot;他吓着我了quot;。或许喜欢上他是因为他吓着她了。他们随即结婚，在婚礼聚会上画家又开了火，伤到一个客人；弗里达哭着回到父亲家，在那待了几天，直到她的新丈夫去找她。她二十二岁，他四十二岁。
迭戈·里维拉那时已是墨西哥最有名的画家，创作了一些革命题材的巨幅壁画，今天虽然它们仍保持着色彩和笔触的活力，但在它们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风格里已显出有点僵硬；我本人对卡洛的作品更感兴趣。他是一个大腹便便、模样吓人的魁梧男子，长着鼓胀的眼睛和青蛙的脸庞（“你的青蛙-蛤蟆”，他在给弗里达的信里这样署名），可是他在与女性交往时享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威望。迭戈有过两任妻子，与所有能弄到手的女人有染。与卡洛结合后继续干这事，让她非常绝望。据说迭戈的知名情人中有演员波莱特·戈达尔和玛利亚·费利克斯。另外他还跟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同床，那次不可原谅的伤害导致他们离婚，但两年后两人又复婚。
此外迭戈是一个无法加以分类的人物。从很多意义上讲，他的行为令人作呕：由于他的空泛，他当主角的渴望，他的残酷。他的政治历程是一种令人厌烦的不连贯；首先属于共产党，随后是托洛茨基派，多亏了他托洛茨基才在墨西哥得到避难权，之后又尽一切可能让共产党再次接纳他（这是在斯大林主义最盛行的那些年），他甚至吹嘘把托洛茨基带到墨西哥的惟一目的是暗杀他：一种不因撒谎而让人不那么反感的吹牛。